第21章　剑桥教授之一：院系政治、公共事务和讲座

第21章　剑桥教授之一：院系政治、公共事务和讲座

1943年，庇古从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的职位上退休后，凯恩斯显然是接替这个职位的最佳人选。然而，凯恩斯谢绝了这个职位，一方面是因为他没有必要得到这个职位，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对重返讲台不再感兴趣。于是，他就推荐了罗伯特森。罗伯特森几经踌躇，最后接受了这个职位。这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丹尼森十分客观地叙述道：

从性格上讲，（罗伯特森）做出重返剑桥大学的决定，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也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当然，他也咨询过凯恩斯，尽管凯恩斯被其他很多事情分散了精力，但他还是对这件事给予了相当多的重视，并极力鼓励罗伯特森重新回到剑桥大学。[1]

换句话说，这还不能被看做是罗伯特森从逃离中解脱出来的好机会。罗伯特森被安排到如此显赫的位置，众同事认为他不仅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学者，而且还把他看做是一位与他们的气质相投的一员。在剑桥大学待了短短的一段时间之后就离开，然后又回到这个凯恩斯主义明显处于上升势头的地方，是冒着冲突与烦恼重现的危险的。他没有想到的是，凯恩斯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之后不久就在这里消失了。另一方面，这个位置是他的榜样——马歇尔曾经担任过的，而且他可以回到自己所熟悉的三一学院的生活中去。他的离去被认为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巨大损失，同时他也收到了剑桥选举者和祝愿者的安慰和祝贺。

罗伯特森在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这个职位上的整个任职——从1944年接受这个职位到1957年最终退休——期间，可以说是非常有趣的；同时，或许完全可以预料得到的是，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可以说他获得了巨大的荣誉，有大量明确的证据表明，他的成就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者与可贷资金理论学派之间的战火重燃，结果反而掩盖了罗伯特森多年来的成就的光芒。

从他接替这个职位一开始，各种荣誉就接踵而至。我们还记得，当时他已经是位英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1932年）了。由于他在战时谈判工作中的出色表现，1944年他被授予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CMG），1953年又被封为爵士。从他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荣誉博士到现在，他已经获得了一长串来自国内外大学的荣誉学位：阿姆斯特丹大学商业荣誉博士，杜伦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及谢菲尔德大学文学荣誉博士，卢万公教大学计量经济学荣誉博士，伦敦大学计量经济学科学荣誉博士，哥伦比亚大学希伯来文学荣誉博士。1948年他被推举在伊顿公学做研究员，这使他感到极大的满足。在其它代表荣誉的认可当中，还有他被推举为皇家经济学会主席（1948～1950年），1953年3月维吉尼亚大学邀请他作佩奇—巴伯讲座，1960年在他70岁寿辰之际，他收到了来自“美国的朋友”——其中包括许多世界级的杰出的经济学家——的祝贺信[2]。

显然这位智者从来都不缺少荣誉的光环，然而，在自己的国家是个例外。作为剑桥大学院务委员会主席，他不得不与一些在关键问题上的敌意、阻挠作斗争，例如任命问题或教学大纲问题。其中反对声音最大的是罗宾逊夫人，他俩在性格上水火不容。罗宾逊夫人在教学和研究中，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机会强行推广凯恩斯主义的影响，而罗伯特森一有机会就力图排斥这种做法，并阻止她以及院务委员会中她的同党继续这么做。双方谁也不让一步，相互指责对方的“恶行”，不管是真的还是想像出来的。哈里·约翰逊是罗伯特森后来请回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他对战后初期在剑桥大学的学院生活至今记忆犹新。虽然他的评判并不是全都可信，但下面这段话却可以作为曾经身在其中的人对当时情况的真实感受。我们注意到罗伯特森不是没有自己的支持者，只是他的支持者没有与凯恩斯主义者实力相当的学术水平：

甚至在那个时候（1945～1946年），流动性偏好理论与可贷资金理论两派之间的争论还在继续。罗伯特森有一小群志同道合的同行，他们也支持可贷资金理论。但可惜的是，他们都不是睿智的理论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只是在一些边缘性学科，例如产业组织理论（这方面向来是英国的弱项）、劳动经济学以及其它类似的学科里发展，所以他们所能做的，仅仅是公开宣称自己的学术信仰，在当时的学术政治背景下采取策略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并孤立他们的竞争者。而凯恩斯主义者都是敏锐的理论家，罗伯特森的支持者们只能通过讽刺嘲弄正统理论来宣传自己的立场，他们当中没有旗鼓相当的人（罗伯特森除外）能与凯恩斯主义者相抗衡。[3]

上面描述的情景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学术冲突，而且还是一个长期消耗战开始的序幕。这可以从下面的材料中判断出来。1946年，罗伯特森以主席的身份在院务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力图为自己辩护，因为有人指责他试图给（剑桥大学）荣誉学位考试的本科生提供的教材限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覆盖范围。在他发表的文章中，他辩解道，虽然他自身的研究兴趣和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经济波动和货币领域，但对该领域的普及主要是由一本书（《通论》）来完成的。在这方面，该书充满了歪曲的观点和混乱的思想，还对经济波动具有强烈的偏见，这对理解经济、教学和政策制定是非常不利的，时间将会证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正确的。

然而凯恩斯主义者似乎还是占了上风，这可以从9年后发生的一件事中判断出来。罗伯特森在他65岁高龄时，决定推迟两年退休——这是他的权利，因为在院务委员会举行公开投票选举中，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涉及到任命教学人员及设计教学大纲的委员会中，他被排除在外。这就是他晚年生活的环境。

然而，除了这些内部的学术纷争，他在世界其他地方还是很受欢迎和重视的。他依然是为政府机构工作的最佳人选之一，当他没有合情合理的理由来拒绝邀请方时，他往往就答应前去任职。起初（1944～1946年）他任职于“皇家同工同酬调查委员会”，后来在50年代，当克林·雷德格雷夫注意到罗伯特森在经济圈里的重要地位时，罗伯特森正任职于价格、生产力与收入委员会（1957～1958年）——其第一任主席是科恩勋爵。正是在这里，在他离职之前，他成为了“三位智慧之士”之一，后来他在一场题为“一位先智者的思考”[4]的演讲中，阐述了自己对履行职责的看法[5]。这件事发生在该委员会发表了两篇以罗伯特森为主要负责人的委员会报告之后，当时罗伯特森是该委员会的经济专家委员会的主席。

“一位先智者的思考”主要是针对大多数对上述两份报告怀有敌意的反响而作的，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在一个“凯恩斯主义”为正统理论的时代，他重申了新古典主义中罗伯特森主义的思想。在凯恩斯主义正统理论中——很少与《通论》中的经济学有关——价格被认定为每年都在上升，以刺激生产者扩大产量，过快的价格上涨被认为是工资推动的结果，而工资增长是由工会而不是由需求拉动的，因为总需求水平已经过高。这就是罗伯特森对收入政策效验进行质询的原因。长期以来，关于货币供给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被明确认为是不相关的（拉德克利夫委员会成立于1957年，主要研究关于货币供给和货币周转速度的问题，它在1959年发表报告称：它发现既要定义货币供给又要假设货币周转速度的限制是非常困难的）。

因而在“一位先智者的思考”中，罗伯特森论及了这两个主要问题。价格总水平政策和工资政策。针对第一个问题，他从批评尼古拉斯·卡尔多——他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成为剑桥大学的凯恩斯主义者——开始谈起，卡尔多曾宣称罗伯特森错误地引用了《货币》（1922年）中的叙述，暗示罗伯特森当时是主张价格持续上涨的，现在却又提倡价格稳定。如果我们回忆《货币》一书中的观点，就会记得，罗伯特森在把价格稳定作为折中政策之前，采用的解释方法是，既提倡价格上涨政策又提倡价格下降政策。

价格稳定政策作为基本准则，它同时又具有适应特殊情况的弹性，这成为了罗伯特森的确定性思想。这是基于“工业经济波动研究”一文的结论并在后来的《货币》一书中加以修改之后得出的结论，随着《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和《银行政策理论》的发表，该观点最终得以确立。作为罗伯特森自己分析的明确反映，第一份报告认为价格在经济周期中的变动路径是这样的：经济繁荣时期价格将会上涨（货币将会贬值），而在经济萧条时期价格上涨将会得到抑制，进而价格下降（货币重新升值）。因而，为了使价格总水平保持稳定，避免经济急剧下滑的最好方法是适度控制，避免经济过度繁荣。

价格、生产力与收入委员会指责需求膨胀是战后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并指出“充分就业承诺和战后货币体系疲软”是造成需求膨胀的主要原因。要判断工会工资要求和生产者定价行为在整个经济过程中的作用，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经济行为主体分别实现各自预期的条件下，经济形势对经济行为的约束达到了何种程度？

为了论证这个问题，罗伯特森运用了他在《货币》中成功地运用了比喻的方式，假设面包师先生是一个面包商人，在通胀期间，他首先受到的影响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然后他尽可能地提高面包售价。为了支持这一论点，罗伯特森非常兴奋地发现，道尔虽然在英国皇家统计学会杂志发表的文章中，对罗伯特森的报告提出了明确的批评，但他也承认需求的影响比他预期的要大。罗伯特森还引用菲利普斯的著名文章（Phillips，1958），该文章假设货币工资变化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着反向关系——也就是说，这可以作为需求压力测度的方法之一。令人欣慰的是，菲利普斯的结论是价格稳定——在工资增长速度不快于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牺牲2.5个百分点的失业率来达到。

从“一位先智者的思考”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结论，价格稳定不需要很高的失业率，而“仅仅是经济环境的有明确界限的改变”。[6]然而，随着抽象的数学公式在经济分析中的地位越来越高，罗伯特森的现实主义感觉，使得他很难接受在此基础上得出的任何结论。鉴于弗里德曼后来对菲利普斯曲线作为可靠的政策依据所提出的质疑，罗伯特森在这方面算是一个先知了。

正如在“一位先智者的思考”中所评价的，价格、生产力与收入委员会的前两个报告，对理解罗伯特森的经济政策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它们是对已经建立起来的传统价值体系的最新的、最明确的主张，但在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圈里，它们对提高罗伯特森的知名度没有任何作用。

罗伯特森除了向麦克米兰委员会提供证据外，还为专家咨询提供证据。1948年他为地理价值评估委员会和加拿大皇家银行财政委员会提供证据。这是与他的兴趣最接近的工作，也是他最后一次被委派的主要任务[7]。他的证据备忘录写于1962年（出版于1963年，在他逝世后不久），他还于1962年9月前往加拿大提供口头证据。其实，这些已经是罗伯特森生命后期发生的事情了（1961年他在谢菲尔德大学被授予荣誉学位时拍的照片显示，虽然那时他才71岁，但照片上的他看起来却很老）。

证据备忘录没有显示出任何缺乏影响力的迹象，它只有短短的不到八千字，但却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而且，这份文件中没有我们所预想的深奥难懂的技术性阐述，只有一国负责安排经济事务的人所需要注意的系统的且易于理解的纲要，是一本政治家们的政治经济手册而已。

凭着从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中多年来汲取的思想和经验——《工业经济波动研究》、《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和《银行政策理论》，以及布雷顿森林会议中所达成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条款协议”、“一位先智者的思考”和他最近的“雷德格雷夫报告”评论[8]——他开始着手各种政策制定所需要的主题、每一种政策行为可供选择的方法以及相关的论点，然后分别就每一种政策提出建议。虽然这里也有必要参考罗伯特森的分类方法，但此时他的心情是放松的，也不存在对非专业人士的警告。

因而他提到了国家经济目标的因势而变，由价格水平稳定让位于充分就业，而充分就业又让位于经济增长，这对于罗伯特森来说当然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同时这也是各国人民和政府所赖以完成原定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依据之一。相应地，在提到人口因素，因而提到劳动供给的增加以及（对加拿大重要的）宗教因素以后，他还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资本形成率——这是政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地方，和技术进步——当然它有自己特定的发展进程。

之后，《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和《银行政策理论》的分析被引用来证明，政府可以通过维持货币平衡的政策以最低短期成本（周期）来达到经济增长的目标。这就意味着，银行的信贷扩张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以促使储蓄者的储蓄意愿发挥作用；另外，即使允许人口、资本和产出增长，维持最终的平均价格水平稳定仍然是最实际的目标。

为了实施这一政策，预算决定必须注意税收与财政赤字的平衡，因为英国案例中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政府不愿意支付足够高的利率以鼓励公众长期借贷。这就导致了过分依赖通过国库券进行的短期借款，而国库券是政府的非商业贷款行为，不会像传统的控制货币供给量的方法那样，随着短期贷款成本的上升而相应减少（正如雷德克里夫委员会所指出的，1959年）。

当罗伯特森讨论对最终产品与服务所需的货币流量进行规制的方法的时候，外界对罗伯特森早期的货币分析方法的反应开始变得强烈。我们还记得，在决定价格水平时，货币流（“就像从水管中流出的水一样”）的概念是与产品和服务流相联系的。在这里，银行对货币周转速度的影响，是通过政府强制实施可能的比率控制，存款准备金和预付款控制来实现的。相应地，也要密切注意需求方，因为其货币贮藏行为，会不合时宜地降低货币流通速度。这些观点适用于以下特殊的情形。

在通货紧缩条件下，当需要采取措施刺激经济行为时，信贷松动也许是不够的，还有必要借助于公众的行为（罗伯特森长期提倡的对策）。相反的情况，即在发生通货膨胀时，限制货币需求水平可能会受阻于预期利润上升时的利率无效性、闲置余额（货币贮藏）的流动性及作为借款资金来源的非银行金融中介的发展。罗伯特森发现（具有预言性质的，根据竞争及信贷控制条例，解除管制尚未超过十年）继续强调银行操作控制，非但是没有效率的，而且还会滋生不公平待遇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更大范围内的信贷控制、中央银行贷款利率的操作及财政政策的作用，需要加以考虑。

作为一位“智者”，罗伯特森把其任职期间所获得的智慧与他自身的理解力结合在了一起。他认为虽然工资成本推动——无论由于何种原因——可能会变成一个自发的影响因素，但通过改变货币需求赖以存在的“空气”，如此一来“很多蒸汽”都跑出去了，很多目标也就可以实现了[9]。作为其他政策的辅助政策，收入政策虽然有缺陷，但如果能有效激励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精神，还是有用的。

当然，加拿大，还有美国，曾经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与以凯恩斯为首的英国代表团就货币可兑换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最终与罗伯特森达成了一致意见。然而现在，尽管罗伯特森还记得加拿大代表团所作的努力，但他不得不承认，加拿大很快就被迫放弃了维持与其他货币之间保持汇率稳定的责任。当然罗伯特森承认在特定的情况下，政府有必要对进出口实施管制，但他明确重申了他对自由贸易基本原则的推崇，并且在汇率政策中，他不赞成重新回到20世纪30年代盛行的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无政府状态。

罗伯特森大胆尝试研究加拿大的案例，以试图改善政府、中央银行与其他金融系统之间的协作与沟通，最后他惊喜地发现经济形势正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总之，这份写于他有限的职业生涯即将结束时的文件，可以被看做是他长期坚持和积淀的信仰的真实反映。罗伯特森再次被证明是传统而自由的信仰和价值的发射器，在政策措施的实践领域，他显示出作为创新者的本色，他所提倡的观点可以被认为是新颖的、异端的而又激进的。

罗伯特森的另外一个经济学智慧库是他的《经济学原理讲义》。这些讲义，写于1945～1946年和1956～1957年两个时间段，作为剑桥大学荣誉学位考试的第二部分内容，分三卷出版，分别涉及价值理论，即微观经济学的效用与需求理论、企业与市场结构理论等；分配理论，即国民收入对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资本家才能）的分配决定；还有他最感兴趣的货币和波动理论。各分卷分别于1957年、1958年、1959年问世，全卷合订本在他逝世后于1963年出版。

哈里·约翰逊保存有一张罗伯特森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是一位腼腆而紧张的演讲者，他总要把所要讲的内容全部写到纸上（为保持自我肯定，每年9月他都要重写一次），这样他就可以以一种正式的、戏剧演出的形式读给学生听[10]。其实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众所周知，罗伯特森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业余演员，曾经参与整场戏剧的演出。对于他来说，讲课不用讲稿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经常修改、润色他的讲义，为的是能达到出版所要求的最终效果。

结果，总的来说，出版的讲义与罗伯特森的经济学观点的最终表述是最为接近的。作为给大学本科二年级学生的讲义，这些讲义似乎带有某些欺骗的性质，因为这些讲义非常精炼，而且还收录了大量本来是给专业读者准备的他本人的期刊论文和讲稿。而且，在讲义还没有分卷出版，同时缺乏现代革新工具——例如高射投影仪和幻灯片制作——的情况下，这些讲义仅仅是以口语的形式以及——根据一位旁听生的说法——以一种罗伯特森所特有的（使人注意力分散的）慢吞吞的、“有气无力的……旧式同性恋的”的举止方式来表达的。[11]

事实上，他们对罗伯特森的评价是众望所归的：在罗伯特森职业生涯即将结束时，历史将记录罗伯特森对经济思想的贡献。作为评论家，他们再现了很多与研究罗伯特森前期作品的结论相似的思想、观点、词汇和短语。通过阐述，我们可能要提到两个问题：罗伯特森对经济学本质的评价，以及罗伯特森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评价。首先，他不喜欢枯燥乏味的经济学，与其他学科比起来，经济学的美感和激情要逊色很多：

但当经济学因而成为或即将成为一个研究目标时，从纯粹学术兴趣的角度看，它是一系列研究目标中处于次等地位的一个，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承认这一点，对于很多人来说，经济学是向着我们的追求开放的。如果我们想想现代物理学创造的奇迹，或古希腊的辉煌，或现代英语文学，我们就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学术游戏，经济学实在是单调乏味的，是二流学科。如果说它值得追求——当然是值得的——主要原因不是在于它本身，而是在于它的实践价值。[12]

正是由于上述引文中的最后一句话，罗伯特森才成功逃避了公众对他作为一个经济学破坏分子的谴责：出卖过去并奇迹般地带来光明。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替经济学研究辩护，他回顾当初自己对经济学的兴趣源于他的前辈——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庇古对福利经济学的详细阐述，以及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学骨干之一埃德温·坎南对福利经济学的评论。

至于他如何评价我们现在所谓的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者的作用，除了他的很多中伤“罗宾逊夫人”的冷嘲热讽外，罗伯特森对凯恩斯本人——这个曾经造成他人生起伏跌宕的人，还有一段真挚的、充满惋惜和深情的称赞：

我很抱歉……我不得不说的一些话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争议，对我宽宏大量的朋友和才华横溢的老师——梅纳德·凯恩斯的工作来说也是一种挑剔。毫无疑问，现代社会之所以对经济学这一系列学科发生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贡献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的贡献。但是如果你看过我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你就会发现我的明确的观点是，在凯恩斯后期的工作中，虽然他仍然在为经济学作出贡献，但他也被各种各样的扭曲和夸张所玷污，凯恩斯这个曾经的硕果累累的学术的化身，是由许多人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浇灌而成的……然而我很自豪我曾经做过他的学生，也永远记得他如何认为我们对他的后期学说缺乏理解力，但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霍特里和我分别是他“犯错道路上的祖父母和父母。”[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