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伦敦经济学院和财政部

第20章　伦敦经济学院和财政部

1936年8月底，罗伯特森几乎是在人生的两个对立面之间踌躇不决：一边是他暂时离开的以英国剑桥为代表的人生，另一边是他将要到达的目的地——以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剑桥所代表的人生。他在纽约港登上了冠达—白星邮轮公司的“田园诗号”客轮，此时，他深深地感到需要倾诉内心的压抑。他在自己逃离的路上——在这艘大船上——写给凯恩斯的信中就很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顾虑。

那是《通论》发表仅数月之后，由于罗伯特森没有支持它所代表的凯恩斯经济思想的革命，这造成了他与凯恩斯马戏团成员的疏远，剑桥学术圈也因此分成了两大对立阵营。虽然罗伯特森和凯恩斯的私人关系很紧张，但从未破裂。然而他与凯恩斯的一些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就不同了，尤其是与罗宾逊夫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她开始苛刻地公开谴责可贷资金理论，而罗伯特森则在回复她的邀请——就公开争论的学术问题达成共识时，运用自己的睿智巧妙地予以反击。

在给罗宾逊夫人的回信中，罗伯特森极不情愿地同意了演讲题目安排，因为他觉得罗宾逊夫人过分地强调经济学中首次出现的凯恩斯主义思想。还有一点就是出于个人方面的考虑。他当时正就自己持续的心理问题寻求凯恩斯的建议。他急切地需要得到帮助，甚至有人想知道，他的这种急迫感，是否是由于《通论》的发表对他脆弱的心理状态所施加的压力。[1]

然而，他人生的另一方面就明朗得多。此时他正在去美国哈佛大学的途中，作为特邀嘉宾参加该校将于9月份举行的哈佛大学成立三百周年纪念庆典活动。在全世界众多的大学和其他学术机构的代表中，罗伯特森作为英国社会科学院的代表（他于1932年成为该院的研究员）名列其中。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他受到了双重的尊重，有一群应邀在三百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讲的著名学者陪伴，而且还受到了前所未用的待遇，被哈佛大学授予了荣誉博士学位。

这无疑是对他的国际地位的尊重，以及对他所做出的贡献的肯定。在授予他学位的讲话中，哈佛大学非常得体地提到，他是“一位对工业和银行问题有着深刻思考的学者，他的著作在现代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印记”。而且在这里，他可能还获得了比资深的地质学家还高的待遇：“他对有关苏格兰高地问题娴熟的发问，引发了极具启发性的回答”[2]。他在“当局与个人”专题研讨会上发表的演讲，被认为是“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经济、社会、政治及理性因素，通过社会制度和广为认可的观念来影响个人”[3]。

然而，对于罗伯特森的长期而友好的辩论对手保罗·萨缪尔森——这个当代观察家来说，却有一丝不得意，这不是由于与会的经济学家分量不够，而是因为有些具备资格的经济学家未在被邀请之列。萨缪尔森认为，罗伯特森之所以受到邀请，可能是由于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认为他的观点与庆典活动的主题比较相符，然而当时他的观点却正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

除了这一个方面，（哈佛大学的）决定还是非常好的。罗伯特森修养极高、温文尔雅。他做了一场精彩的演讲，指出了经济周期与长期经济停滞之间的区别。他反对不作为，但更反对过度干预。有人怀疑哈佛更赞同罗伯特森的第二个主张，因为那些住在纽卡斯尔（Newcastle）的人总是喜欢引进有希望给他们带来煤（多此一举。——译者注）的人。作为汉森之前的哈佛大学的学生，我可以证明，对失业干预过多的警告，在1936年的剑桥大学就已不是什么稀有的声音了……流言蜚语不是关于最终受邀出席的人的。1936年秋，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大学的流言蜚语的是关于那些没有出席的人的。事实上，每位读者都会知道他的名字，这个事实肯定了我的判断的公正性。而且，我的判断并不是事后之见。[4]

罗伯特森为时半小时的演讲的题目是“国家与经济波动”。这个题目就是我们先前提到的，分别造成当前经济衰退的两种可能原因：蛇（经济周期）和虫（由于流动性陷阱，利率无法下降到充分就业时的水平而造成的长期经济停滞）。罗伯特森后来把这篇文章改成了发表的形式，题目是“蛇与虫”。它反对轻易接受《通论》中的观点，一方面因为，凯恩斯主义式的刺激增长以达到理想的后达尔文主义的境界，将会引发各社会阶层间不合理的分配效应；另一方面因为，那些被认为是“虫”出现的证据，实际上是由于周期性衰退效应，而经济结构变化阶段的周期性衰退会更加严重，合理的解决方法完全不同于“刺激与支持”所采取的方法。这一点也是罗伯特森在《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1928b）及麦克米兰证据中的观点重提，即银行提供营运资本的作用下降，因而它们作为引导节俭的传统职能（在罗伯特森理论的框架下）被削弱了——以至于到了储蓄被浪费的地步，并由于地方性“虫”的出现，出现了地方性的经济衰退。

无论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我们应该还记得罗伯特森主义的谨慎，这虽然使得他的纯理论研究半途而废，但是也有其更为积极的一面：他是坦率的现实主义者；与显然更精于世故的凯恩斯相比，他对人性的理解更为深刻。正因为如此，他的政策主张才具有权威性。

因此，与凯恩斯相比，罗伯特森的视野中庸而平淡无奇，但结合在一起却很现实、有用。如果凯恩斯所期望的公众的“布鲁姆斯伯里乐园”应该建立，那么诺埃尔·考沃德（Noel Coward）的主张（来自20世纪20年代末期他的经久不衰的流行歌曲《可怜的富有女孩》）的可能性——当人们拥有无穷尽的休闲时间时，他们会越来越显示出对娱乐（而不是对学习、美学欣赏及哲学辩论）的热切需求——则应成为行为准则。[5]

无论如何，哈佛大学的姿态应当是对他们日益困惑的客人（罗伯特森）的一种热心安慰。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当忘记罗伯特森的立场其实没能得到任何人的支持。如果他发现自己将作为一场思想革命的带头人来引领学术潮流时，他将如何行事还很难预测。

虽然不情愿成为委员会成员，但罗伯特森还是值得信赖地、尽职尽责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的。30年代后期，他在许多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1930年，政府宣布成立经济咨询委员会，其目的，总的来说，是“为了国家的繁荣，对民族和国际经济各方面的问题”向政府提供建议[6]。在该委员会成立后不久，罗伯特森就成为了其中的一员。1935年他在经济信息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为了解决失业问题）工作，1936年至1939年在经济信息委员会本部工作。另外，1936年至1938年他还是国际联盟金融部门的咨询师，尤其是参与了对经济学家简·丁伯根关于贸易周期的经验性论证。1939年他还成为财政（菲利普斯）委员会的成员，从事储蓄与投资控制的相关工作。

尽管罗伯特森天生不喜欢这类工作，但这些工作，事实上成为他从与凯恩斯主义革命者针锋相对的争论中转移注意力的有益尝试。由于剑桥大学的气氛逐渐变得冷漠、不友好，他是否应当寻求更为永久的友好氛围这个问题便被摆到了眼前。但罗伯特森总是抵制换个环境的想法：1924年他有机会成为曼彻斯特文理学校的校长（但当他看完该职务每天的工作日程安排时，他不无讽刺地说自己还没有考虑过“更舒适的职位”）。更为现实的可能性是，当他正陷入剑桥的争论时，1937年他又有机会成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经济研究室的价格主席。但总而言之，他最后考虑的结果都是：尽管待在剑桥大学有诸多不便，但他留在那里会更好一些。

然而，当时的经济研究工作还有另一个领导中心，该中心的很多学术成员都是志趣相投的，罗伯特森也与他们保持着长期而友好的联系。这个中心就是伦敦经济学院。伦敦经济学院由社会改革家西德尼·韦伯于1895年创建，并致力于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多年来，伦敦经济学院吸引了许多国内外的重要学者和学生。它的学术能量，总是能够通过访问教授以及了解研讨会上的演讲者的学术贡献，得到及时补充。虽然它的创建者是一个坚定的社会改良主义者和费边社成员，但伦敦经济学院却从未拘泥于费边社的影响，反而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参与者。

罗伯特森与伦敦经济学院的联系是通过伦敦剑桥经济服务组织每月举行的会议——从1920年开始，剑桥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两家学术机构之间的外部探讨与咨询工作的定期交流——来进行的。20世纪30年代，罗伯特森因此结交了莱昂内尔·罗宾斯爵士，他是罗伯特森的热情的仰慕者。此外还有亚瑟·里昂·鲍利——1933年至1934年间他曾与罗伯特森一起在印度担任统计调查工作；休·道尔顿——他们彼此非常了解；哈耶克——1932年至1949年是该学院经济学与统计学的讲座教授，他与罗伯特森都是不可调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辩论对手。

罗伯特森与伦敦经济学院的关系终于在1938年修成正果。那一年他被聘为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经济学讲座教授（作为货币与银行业方面的特别顾问），填补格雷戈里退出后的空缺。然后，几经劝说和深思熟虑，他才同意把他的名字列进讲席教授名单并正式任命。这时，罗伯特森至少可以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工作了，而且还可能把在剑桥大学的诸多人生烦恼搁置一旁。

他发现克利福德旅馆——其前身是宫廷旅馆，在1934～1935年才被重新装修改为公寓楼——看起来似乎是理想的住处，但交通噪音大，于是他就换到了维多利亚街SW1号炮兵大厦。然而这个新家却给罗伯特森带来了不便，而且这种不便让他苦恼至极：他所钟爱的小猫不允许被带进来，但它以前在剑桥大学的时候他的猫却是可以自由出入的，门下方专门挂的一片帘子就是它的出入口。罗伯特森于1939年元月份开始上任，但由于时局有变，战争爆发，他在学院只待了两个学期就被调到财政部去工作了。为了完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伦敦经济学院搬到了剑桥大学。

在财政部，罗伯特森被任命为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的“临时行政官”、第三秘书及金融司司长，但一些观察家认为财政部给他分配的工作低估了他的实际能力。起初他只是做一些外汇的计算工作（根据他自己的判断，经常不是很精确）。希克斯极力地吹捧他，但罗伯特森显然不以为然：

观察并尽力控制英国与其他非英镑国家的国际收支（单独的国际收支）后发现，尚存在着未完结的交易。这一做法的目的是管理国家日益萎缩的黄金和外汇储备。这项工作对经济分析的要求比它乍看之下的要求要高得多；它对国家的重要性也无需强调。有人认为在这项特殊的工作中，罗伯特森被大材小用了，但他本人却不这么为。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他非常乐意去做。[7]

至于罗宾斯，他是罗伯特森忠实的支持者，他认为让罗伯特森来做这项工作纯粹是浪费人才，他相信当罗伯特森的工作重心转向华盛顿时，人们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出于一些原因，平常负责协调世界经济发展的菲利普斯，对罗伯特森的潜力的评价则不像他的职业声望所表现的那么高（G11/24，25 RPTC）。罗伯特森自己也确认了这一观点，在他从美国写来的信中称，在菲利普斯离开的数星期内，他不是唯一的负责人（Al/11/61 RPTC）。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我们只能靠推测认为，罗伯特森在美国又一次成了自己性格的受害者：他的睿智与天马行空以及“爱丽丝”式的暗喻，正是这些使得他成为“风云人物中最受人喜爱的经济学家”[8]的个性，在一些严肃认真的人眼中，导致了对他，像对待其他某些人那样的，“没有被十分认真地对待”。他成了一个“轻率地”研究经济学的人[9]。

但是，罗伯特森通过参与英美之间的重要金融谈判，对力图结束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罗伯特森在这次谈判中所扮演的角色，赢得了凯恩斯的高度评价，同样也正是由于凯恩斯，罗伯特森后来又遭到了冷落，从而留下了终生难以抚平的心理创伤。

英美之间的谈判，源于英国想要达成四个相互关联的目标，依次是：（1）抵制纳粹党以沃塞·芬克为代表所主张的欧洲“新秩序”宣传活动，后者向全世界的人们宣传比20世纪30年代更美好的生活前景；（2）以各种可能的形式确保控诉战争的材料的供应；（3）设计战后推动贸易增长与国际繁荣的全球制度安排；（4）在可能延长的战后经济恢复与重建阶段，确保英国的外汇负债能够如期偿还。

然而问题出现了。一方面由于英美两国对这些目标实现的方式存在不同意见，另一方面由于谈判双方的地位悬殊，英国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并有求于盟国；而美国经济实力很强——是从战争中崛起的最强大的国家——它拥有最终制定规则的权力。英国的困难纯粹是因为战争规模被扩大了。英国把自己当做苏美两国的主要盟友，并不屈不挠、不计代价地维持这个定位，造成了当时及后来抵押的大规模资产与市场的损失。由于丘吉尔，这个马尔伯勒家族的后代和继承人，要部署他的竞选活动并筹划他的战争回忆录，于是经济学家们便被留下来继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整个谈判进程中，英国的谈判团队都是由最优秀的人员组成的，但可惜的是这个国家的后盾太弱，谈判过程中许多成员都牺牲了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

我们可以从谈判策划者自身的观念来认识整个谈判阶段的设计。整个谈判过程被设计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打败纳粹德国；第二阶段是对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第三阶段是向和平经济时期过渡。时间计划表完全允许第三阶段的经济计划开个头，因为此时战争的焦点已经从欧洲转到了远东——责任范围逐渐缩小，目标最终能够实现。但由于第一阶段持续时间延长，第二阶段由于原子弹的出现时间又大大缩短。战争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加剧，经济危机正加速到来。

这是因为，根据所谓的租借援助协定（Lend-Lease）的安排（与加拿大互助），英国提供战争物资，但不要求支付现款（谈判目标2）。但是，这个安排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打败德国之后）英国的经济没有机会过渡到恢复阶段，本来英国是计划在这个阶段继续对外兑现军事及其他承诺的。在一系列令人不快的选择条件中，来自美国的贷款被认为是相对最好的国家的生存办法（谈判目标4），而且虽然获得的金融条款是有利的，但英镑可兑换为外国货币（逐渐源于所有的4个谈判目标）的责任，却意味着经济处于长期短缺阶段，过度劳累的英国人民还要继续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正是在最后一个问题——可兑换问题——上，罗伯特森和凯恩斯之间产生了分歧。

1943年至1944年间，罗伯特森共参加了三次重要的谈判。第一次是关于租借援助协定中众所周知的第七条款内容的非正式讨论，“考虑”要求归还提供的战争物资。潜在地，这些话题都与几个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与货币兑换问题有关。然而目前，在英美两国成为国际谈判的主体之前，它们正试图解决两国之间特定的利益问题。相应地，1943年秋，一支强大的英国代表团也横渡大西洋，去参加将要在华盛顿举行的大国会谈。罗伯特森也是这支代表团中的成员，他当时隶属于英国大使馆。

作为战后国际货币安排基础的两个重要方案，利益问题自然是焦点问题：国际收支清算组织，也被称为凯恩斯计划，是以这个方案的倡议者、英国代表团的领导者——凯恩斯的名字命名的；（与复兴银行联系在一起）的国际稳定基金，或者被称为怀特计划，是以美方谈判领导哈利·迪克特·怀特的名字命名的。罗伯特森与他美方的谈判对手亨利·摩根索进行了一次非正式讨论，但这次非正式讨论也是首次全面地对不同意见的公开讨论。为了加快谈判进程，谈判小组分成几个小分组，各小分组讨论不同的问题，然后在全体会议上汇报。罗伯特森被分在了货币组，这个小组由凯恩斯代表英国来负责。

不可避免地，经修改后的怀特计划，成了国际金融秩序安排的基础。怀特的建议也产生了战后世界经济贸易的两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来的世界银行）。1944年6月底，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怀特山脉的布雷顿森林召开的44国会议通过了这些机构的细节问题。通常认为，起草委员会在美国新泽西州大西洋城举行的小型会议，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必要的开端。

英国代表团与其他国家的代表团一起，再次横渡大西洋，并在途中分别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安排问题起草并最终达成了两项草案协议。1944年3月，英方代表团成员之一罗伯特森回到英国，被任命为剑桥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泰晤士报》曾于1944年3月9日报道了此事）。

作为美国高级谈判专家，怀特控制了整个谈判。他使大家信服他是一个经验老到的阶段管理者。在大西洋城会议上，他与凯恩斯的合作共同促成了英美协议临时文件的签署，作为布雷顿森林全体会议的备选方案。但对于该方案来说，每个盟国的地位已被预先设计好了。然而当各国代表团前往新罕布什尔州时，对讨论的问题的准备工作被相应地分到了三个独立的委员会中。在最重要的两个委员会中，怀特负责协议达成前的国际货币基金问题，由第一委员会讨论，怀特任主席；凯恩斯任第二委员会主席，负责银行问题的讨论。因而，凯恩斯的精力被大大地分散了，从而没有足够的精力来反驳美国对有待决定的问题的意图。国际货币基金问题将通过汇率政策、货币兑换及国际货币基金来源这些渠道，直接影响英国在第三阶段的经济境遇——凯恩斯本来打算在这些问题上竭尽全力据理力争——因为这些问题需要精明的斡旋调解才能解决。

这个问题只能依靠第一委员会中的英国代表团成员罗宾斯和罗伯特森了。要讨论的问题都是技术性强、难度大、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罗伯特森发挥了他真正的价值。罗宾斯曾经暗示说凯恩斯被“说服”吸收罗伯特森进英国代表团[10]，虽然对凯恩斯的劝说是必要的，但也许仅仅是因为罗伯特森已经回到了剑桥大学。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罗伯特森完全没有辜负凯恩斯对他的信任。他的专业能力以及对细节问题的把握，使得他成为一个令人畏惧的谈判专家。同时，他也与他的美方谈判对手——来自美国财政部的爱德华·伯恩斯坦——相处得非常愉快。凯恩斯在他的一封嘉奖信中，对罗伯特森的毫无保留的称赞溢于言表：

如果要特别表扬一个人，我认为这个人一定会是丹尼斯·罗伯特森，他绝对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他独一无二的专业敏感性、不厌其烦的性情以及不屈不挠的个性使得他能够深刻领会并紧紧地抓住每一个细节问题，据理力争地与伯恩斯坦（他是罗伯特森的崇拜者）相抗衡，因此，我对这种情形非常满意，虽然我经常被其他问题所缠身。[11]

凯恩斯还给他的母亲写信说“丹尼斯·罗伯特森也许是所有人中最得力的一个——一流的头脑确实有用！”（1944年7月25日）

在国际货币基金问题上，罗伯特森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协助作用。这一重要性在于，英国代表团像往常一样人员配备不足，人人都要超额工作。需要完成的工作量及工作性质和连续不断的会议，意味着代表团成员之间以及代表团与国内很难在谈判期间保持完全沟通。而且，时间安排被严格限制，因为组织会议的宾馆将要在预订时间到期之后（延期的弹性很小）安排其他的客人。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谈判气氛开始变得激烈，因为日益劳累的谈判代表们还在坚持着解决最后一个棘手的问题。英国代表团还没有看到最后协议的完整草稿就离开了。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错误与误解的几率无疑是很大的。对于罗伯特森来说，这种可能性却是灾难性的。正当他与凯恩斯之间相互尊重与彼此赞赏的关系重新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并因此构成两人私人与职业关系和谐的基础时，所有的努力都化为了泡影。总的来说问题如下：

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的主要目的是确立国际贸易安排的明确性、有序性、稳定性以促进国际贸易发展与增进繁荣。其中的核心问题是贸易自由化和货币可兑换两大基本原则。贸易商出口商品必须确信他能够收回以本国货币表示的货款。存在国际收支平衡问题的国家，根据指定的条款，有权利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在缔结协议的时候，各盟国期待美国成为债权国，而英国成为债务国。这些预期决定了各国对政策的态度。

罗伯特森与凯恩斯之间的主要矛盾是关于货币可兑换问题。英国支付外汇以兑换英镑的义务，可能会由于商品或劳务贸易以及积累英镑余额而发生。在英国境内，英国是英镑区的中心，在英镑区的各贸易国家可以持有英镑作为货币储备，不必用本国货币结算。除了那些在战争期间以及和平经济时期的贸易活动获得的英镑以外，保持英镑可兑换的义务，与商品或劳务贸易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一个赤字国家将向国际货币基金求助的权利用尽了，在这种情况下该国的义务是什么？这种情形被列在了国际货币基金协议第八条，其措辞有待进一步解释。一旦这个问题上升到政府层次，根据英国政府承认的协议，英国要对该问题的推迟进行长达数月的担保，问题就变得十分严重了。当含有协议中的条款的议案被提交到国会时，或者当任何些微的异议有可能导致该议案被否决时，英国财政部将不得不一次次面对同样的问题。

布雷顿森林会议时，这些问题被分配到第一委员会讨论，罗伯特森自然而然地承担了技术谈判的任务。在与美国代表团讨论时，他收到了来自战时内阁要求确保英镑地位的指示，但考虑到草案条款的模糊性，这个问题转而变成了关于一个国家约束商品和劳务贸易中货币可兑换的单方（也就是说，不再涉及国际货币基金问题）能力的问题。罗伯特森对此的理解是，尽管一个国家拥有货币结余兑换的权利，但强制约束也不应当延伸至商品和劳动贸易领域。基于这种理解，罗伯特森与美国、加拿大代表团达成了协议。而凯恩斯却相反，他假设并坚持认为，整个过程中如果一个国家用尽了它的“特别提款权”，或者不再有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的资格时，则该国将免除保持货币余额和商品及劳务贸易的货币可兑换的责任。

为避免谈判计划流产，罗伯特森按照他自己的理解同意了当前的世界格局安排。这不但是一个现实的行动方针，而且他相信凯恩斯会赞同他的做法。由于会议期间沟通的难度很大，不得不寻找一个第三方参与进来一起达成协议。由于与凯恩斯有印刷方面的生意往来，所以这个第三方基本不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因此，罗伯特森义无反顾地向前推进，“确信（凯恩斯）会赞成[12]”。然而凯恩斯非常恼怒，他在后来给（财政）大臣的便条中抱怨道“他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的注意力没有放在这个问题上，罗伯特森只是后来才告诉他的（这个断言深深地刺伤了罗伯特森）”[13]。罗宾斯在与其他人的通信中，表达了他对此的强烈不满：没有任何警告地，凯恩斯竟然当着罗伯特森的面对财政大臣宣称“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团队背叛了他，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必须立即着手与美国重新进行谈判”[14]。凯恩斯还对普雷斯内尔说罗伯特森“深深地伤害了他”[15]。

事实上，寻找能够使财政大臣接受的观点始于英国代表团回国的路上。令人出其不意的是，罗伯特森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笔记”一文中就此事发表了个人的观点，文中提到他在解释可兑换概念时，面临的两方面的约束、草案条款本身的模糊性以及凯恩斯对此的反应。结果，问题的最后解决带来了长期纠缠不清的后果。最终，当美国代表团有意避开英国代表团的观点时，英方的谈判人员在考虑到未解决的贸易问题仅仅缺少一个类似的解释后，就放松了对观点的坚持。然而，在第二年，对于谈判中关于美国贷款给英国的条款，前期的解释被重新确认并付诸实施[16]。

对我们目前的目标更有意义的是，这段插曲告诉我们罗伯特森是一个拥有极强洞察力、坚韧不拔的现实主义者，同时他还是一个敏感而脆弱的人。虽然有人向凯恩斯解释了罗伯特森的无辜，但凯恩斯却从未改变当初对罗伯特森的看法。对于罗伯特森来说，凯恩斯对他——作为同事和前任合作者，而且对这次会议的成功作出了十分巨大的贡献——的态度，使他的后半生蒙上了阴影。回到剑桥大学后，甚至瑞兰德都感觉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访谈，1994年2月），但对罗伯特森来说，任何回忆都是痛苦的，而且他从来都对此事只字不提。这实在是最大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