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争论的解决

第19章　争论的解决

罗伯特森与凯恩斯之间的争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罗伯特森）对凯恩斯理论中将实体因素排除在外的做法进行检验；

2.（罗伯特森）对凯恩斯在1930～1936年间发展其理论的先后顺序进行调查。

关于第一个问题，在罗伯特森看来，事情的前因后果是这样的：

1.凯恩斯试图通过引入“乘数”的概念来排除古典学派所坚持的生产率与节俭因素对利率的影响作用。但是，现实情况是，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平衡是由收入的变动，而不是利率的变动造成的。

2.乘数发挥作用的过程仅仅引起了为投资而融资的自愿储蓄量的相应变化，并没有引起强迫储蓄量的变化及利率的变化。

3.凯恩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不理解事前（ex ante）与事后（ex post）的区别，因而他能够假设乘数的作用是瞬间完成的。

4.他用自己的概念来证实这样一个观点，即“在均衡时，储蓄不仅等于投资（I=S），而且恒等于投资（I≡S）”。

5.在现实经济运行中，乘数作用具有滞后性，以至于储蓄只有在投资发生之后才能够被提供；这就需要补充货币供给，而且，为支持未来投资而自愿放弃即期消费的做法将会引起被迫储蓄行为的发生。

6.为了回避这个问题，凯恩斯引入了“融资动机”的概念，即在企业家制定投资决策和他们实际实现投资之前，“融资动机”引起了暂时的融资性货币需求。

7.面对罗伯特森的批评，凯恩斯做出了如下改变：

（1）他把希克斯的IS-LL（后成为希克斯-汉森IS-LM）模型引入自己的理论，将他的理论变成了流动性偏好理论与可贷资金理论的复合体，但是，在该理论中，古典可贷资金理论占据主导地位。对于罗伯特森来说，这表示凯恩斯接受了生产率与节俭因素的影响，这可以从IS曲线（代表投资和储蓄）向右倾斜看出来，这样当收入增加时利率会被迫上升。因此，在该阶段，利率和投资之间的联系是间接的，是通过收入的变动相互联系的，而不是像罗伯特森的理论中所说的是直接的联系。

（2）然而，随着“融资动机”概念的引入，投资和利率之间开始直接发生联系，“融资动机”直接增加了对货币的需求。

8.面对来自可贷资金学派的压力，凯恩斯对可贷资金理论做出了让步，但是他还是尽力维护自己的观点：

（1）为回应对他重新引入强迫储蓄概念的批评，凯恩斯假设在未充分就业条件下的产出具有完全弹性。

（2）为回应对他承认生产率与节俭因素的影响的批评，他提出了流动性陷阱（这是罗伯特森创造的名词，目的是把凯恩斯到目前为止无法找到流动性偏好例证的情形，作为一般事件来概括）理论，也就是说，当一定时期的利率水平降低到不能再降低时，此时无论货币数量如何增加，利率再也不会下降。这一现象的经验性效力也因此成为人们判断凯恩斯流动性陷阱的标准。

9.凯恩斯为维护流动性偏好理论，提出流动性偏好仅解释短期现象，而可贷资金理论及其实体因素解释长期现象，为回应这一观点，罗伯特森指出，交易商在形成预期时更容易依赖凯恩斯引入的“安全”利率或“普通”利率的概念。他认为，这一定代表了生产率与节俭因素，否则没有生产率与节俭因素的支持，利率便无法得到解释。[1]

以上就是从罗伯特森的视角所看到的问题。正如这些一连串的事件所描述的，乘数的重要性是极大的。它否定了个人的储蓄决策权，进而否定了萨伊定律；它也毅然把主动权交给了投资。它可以被看做是摩尔的有机统一原理的理论表现，因为它达到了通过个人因素加和所无法达到的效果，因而把实体变量和货币变量从他们的传统安排上替换了下来。

在古典条件下，乘数要发挥作用，必须被看做是瞬间完成的。然而，从罗伯特森的分析来看，现实经济运行中乘数作用的发挥必定有一个时滞，因而乘数无法完成它被赋予的职能，接下来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凯恩斯试图通过引入“融资动机”这样一个权宜之策来完善他的理论；罗伯特森又论证出，凯恩斯的这种处理方法将会使得经济理论重新回到古典主义的结论上；最后，凯恩斯为了否定罗伯特森的结论，不得不进一步采用权宜措施，假设了不充分就业条件下产出的完全弹性和流动性陷阱。

虽然罗伯特森否认乘数概念的有效性，但他明显感觉到了乘数的潜力，因为他对乘数的批评，从这时开始直到最后，都没有停止过。他把边际储蓄倾向——顺便提一句，他永远也分不清边际储蓄倾向和储蓄率之间的区别——仅仅看做是“一块有潜在作用的小砖头”[2]，把乘数本身看做是“带着我们从一个机会飞到另一个机会的魔毯”[3]。更多不以为然的评论见《有效需求与乘数》[4]及《经济学原理讲义》[5]。

令人奇怪的是，这两位在一起合作多年的老搭档，对同一问题的解释竟会有如此大的分歧。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实体因素和货币因素之间关系的本质，及罗伯特森所真正看重的东西，事情就变得容易理解了。

在凯恩斯看来，实体因素与货币因素如果放在一起考虑将会是另外一种关系。其核心思想是，投资不是通过储蓄来融资的（用最传统的概念来说，储蓄是乘数产生的收入中未被消费的部分）。相反，投资及消费的资金来源于周转的货币存量。因此，由货币供给所派生的货币需求来决定利率。

这就意味着，不再有任何必要通过单独的储蓄渠道，来引导收入形成储蓄进入投资领域。相反，所有经济活动都由货币存量乘以周转速度来融资。而且，储蓄与投资确实影响了利率，但仅仅是通过影响收入水平进而影响货币需求来影响利率。根据这一理论，凯恩斯试图通过引入“融资动机”的概念来修补理论，以及在两种思想模式中间搭桥的做法是草率的，这导致了外界对他改变论调的批评。

因此对两位主人公之间的不同评价，就取决于我们之前所注意到的，他们如何回答关于储蓄的实质、投资与储蓄的关系、投资融资、利息的实质及利率的决定等问题。在凯恩斯看来，罗伯特森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是由于其思想混乱。1937年，凯恩斯在评论两人关系的破裂问题时，曾写道：

罗伯特森对流通中的货币资金周转问题与新储蓄流量问题的难以纠正的混乱理解，是他在所有理论发展上的障碍。[6]

混乱指的就是投资是否由储蓄或货币来融资。对于罗伯特森来说，在他的概念里，如果要在已经形成的理论中增加新的见解，我们必须总是从储蓄开始。这就是可贷资金概念的基础，而可贷资金是由储蓄和市场上的货币净余额共同组成的。对于凯恩斯——这个不拘泥于传统思想束缚的人来说，罗伯特森的这种思维方式是“所有问题中最糟糕的”[7]。

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差别也出现在他们对“财政部观点”中某些问题的理解上。例如他们都反对公共工程能够缓解失业压力的观点，但两人所持的理由却完全不同。

对于罗伯特森来说，根据传统的理论，财政部观点意味着储蓄短缺。也就是说，通过利用稀缺的储蓄，公共工程投资将会优先于（后来称之为“挤出”）私人部门投资。在罗伯特森看来，挤出效应不会发生，因为在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储蓄意愿受到打击，因而不会产生资本品创造的结果。早在《工业经济波动研究》（1915年）中，他就明确表示，霍特里攻击那些可怜的法律委员们在仅有的几份报告中所提出的支出建议，是毫无价值的：

霍特里先生的攻击……几乎不值得正式反驳。他宣称“政府为这种支出所进行的借贷，实际上是从投资市场上抽掉了本应被用于资本创造的储蓄”。他们的主要观点就是，在萧条时期储蓄并不像在其他时期那样有用。[8]

当罗伯特森后来修改他的“实体因素”分析，以考虑“货币因素”对于银行的货币创造活动及对于个人持有货币的需求的影响时，说：

针对农民贮藏货币的行为，从一般性的常识到正式的结论，都认为，在特定条件下，个人储蓄过程很难成为积累有用资本的途径，或许会完全失败。[9]

这句话的含义是，由于罗伯特森所使用的“渐进式”分析方法，为投资而融资的储蓄是最真实的因素（消费品的储备），然后才是实体的和货币的因素（银行新增货币和货币贮藏将会推动或阻碍储蓄者的储蓄意愿）。这就构成了凯恩斯所批评的“混乱”及“难以纠正的混乱”的基础。

对凯恩斯来说，财政部观点所提出的问题有些不同。他认为由于自己的理论发展沿着完全相反的路径，他已经避免了罗伯特森所陷入的困境。就拿《通论》来说，凯恩斯认为储蓄是实际收入中未被用于消费的部分。投资的融资问题可以通过获得货币余额来解决。这意味着乘数在战胜财政部观点上的作用，不是提供投资所需的融资正好需要的储蓄额。这是从古典主义的思考方式中所得出的错误解释。相反，这个问题是由货币需求增加引起的，而货币需求增加又是收入增加造成的结果，这就引起利率上升并阻止了私人部门投资。换句话说，

投资市场可能会因为现金短缺而变得紧张，但它绝不会由于储蓄短缺而变得紧张。这是我在该领域所得出的最基本的结论。[10]

据作者推测，这句话的含义是，投资市场的紧张程度可以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量得到缓解。这样的结论让罗伯特森有机会利用“传统的K和V方法”对市场进行分析，在该方法中，货币因素将持续发挥作用，直至其从系统中完全撤出，“因此视情形而定来影响价格或就业”[11]。另一方面，对米尔顿·弗里德曼来说，同样的论点将会在后来为他的——用来解释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观点提供理论支持。

为什么罗伯特森和凯恩斯对投资的融资问题会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更确切地说，为什么凯恩斯如此彻底地与古典主义思想决裂），对此的解释是，他们对以节俭悖论为表现形式的合成谬误的重要性所持有的立场不同。

在罗伯特森的储蓄理论中，对个人单独决策行为与大家集体决策行为进行区分是罗伯特森的深刻见解和具有深远意义的贡献。这形成了罗伯特森自己高度原创性的节省概念，即个人储蓄不同于那些受他人储蓄行为影响而进行储蓄的情形。然而，这一新的见解，在古典主义思想铜墙铁壁般的局限下，适用于储蓄—创造—投资的先后顺序以及货币与价格水平的数量理论关系。无论是由于何种原因——我们认为是与性格有关的原因——罗伯特森从未考虑过对凯恩斯的新思想进行一次赞同性的解释。也就是说，罗伯特森的“难以纠正的混乱”源于他没有看到节俭悖论的一般适用性。在评论凯恩斯对投资和储蓄之间关系的处理及罗伯特森对此的不理解时，普雷斯利注意到：

在经济萧条时期，鼓励节俭不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总收入不变、储蓄倾向增加……降低了乘数的重要性，导致了在既定投资水平下产出的减少和失业的增加。节俭也没有引起利率的下降进而刺激投资。如果可任意支配收入减少，则消费水平将会下降……同样由于可任意支配收入的减少，储蓄总额也相应减少。罗伯特森不理解这一现象[12]，也不赞同节俭悖论。[13]

“罗伯特森没有看到节俭悖论的重要性”的观点，这在作者弗莱彻的书中曾经作过探讨并给予了支持[14]。对该问题的文献综述见作者的其他著作。[15]

试图解释罗伯特森的困惑感是徒劳的，因为在研究了凯恩斯新的理论著作之后，罗伯特森发现这些著作毫无新意：

当我试图寻找你所谓的新理论或至少是对现有理论的重新安排（这似乎是你的优势）时，《货币论》这本书以及这本书中的内容让我经历了真正的智力折磨。[16]

当然，合成谬误是新思想，并且引起了对现有理论的重新安排。

罗伯特森对罗宾逊夫人在次年发表的关于新经济学原理的一本小书进行了评价。书中，罗宾逊夫人解释了以节俭悖论为表现形式的合成谬误对凯恩斯的投资与储蓄理论的重要性。[17]罗伯特森对该书的评论再次表明他对当时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的不理解。[18]

最后，我们可以指出，如果罗伯特森能够认识到这一特殊的思想构成了现代宏观经济学（凯恩斯新思想的成果）的基础，他也不至于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被“20世纪30年代盛行的假说，即‘产出作为一个整体’行为，首先吸引了经济学家的注意力”所蔑视。现代宏观经济学作为一个体系，产生了与简单的个人决策结果加总完全不同的总决策结果。[19]

完全相反，20世纪30年代前期，凯恩斯的突破性理论的本质就是看到了合成谬误对构建整个经济理论的重要性。[20]正是这种洞察力决定了他的理论构建风格，因为此时有必要根据这种洞察力来重新安排现有的经济变量。结果，凯恩斯不得不面对理论构建的先后顺序问题，如果凯恩斯解决了一个问题，他就不得不转而解决其他问题。正是由于这一次序问题，我们才进入到解决罗伯特森—凯恩斯之争两个阶段中的第二阶段。

我们回忆一下，对于罗伯特森来说，流动性偏好理论是凯恩斯新经济学的核心，这一方面是因为流动性偏好理论在假设中过分强调货币的作用，并否定了古典主义理论中生产率与节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流动性偏好理论是其他理论赖以存在的关键。这就产生了在理论结构的先后顺序中优先考虑流动性偏好的观点。该观点的例证如下：

凯恩斯对古典学派的攻击直指（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创立的剑桥学派的）利率决定理论。通过用“在充分就业条件下计划投资与储蓄的均衡”取代利率调整，他发展出了流动性偏好理论，指出是货币供求关系决定了利率……（在货币供给在短期内不发生改变的前提下）由于利率由流动性偏好单独决定，那么建立以收入和产出总水平作为变量，通过乘数作用、加速原理及其他的总量调整机制来平衡计划投资与储蓄的思路就打开了。[21]

因而，如果这个次序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成败就取决于流动性偏好的实证效果。另一方面，如果这个次序被证明是错误的，比如流动性偏好被证明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并在这个次序产生之后才出现，则反对凯恩斯的证据就会失效。

事实上，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第二种结论的可能性更大，这一理论结构的发展顺序与罗伯特森的假设相反：

有证据清楚地表明，凯恩斯从收入与消费的关系入手，首先认为储蓄完全是投资的衍生品，根据“节俭悖论”，通过前期增加储蓄来提高投资率是不可能的；而且，考虑到投资、收入与储蓄的关系，均衡条件下应该不存在储蓄不等于投资的利率。这……使得凯恩斯放弃了利率理论。他告诉我们他后来才领悟到了这个解决办法，即从每天都见到的、教科书中的利息定义开始，把利率作为货币统治市场的流动性费用来处理。[22]

从《货币论》到《通论》，在凯恩斯的思想转变的过程中，关于这种转变的实质和时机发生了很多讨论。正是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产生了这一非正统的观点。对这个大讨论做出贡献的人，为理论进步提出了各种识别标准与时点标准［主要参见戴蒙德（Diamond，1988）和克拉克（Clarke，1988），还有帕廷金（Patinkin，1993）和戴蒙德（Diamond，1994）］。克拉克指出，对标准的选择，主要介于两种策略之间，即寻求以适合专业读者的形式来阐明理论进步的证据的策略（正如帕廷金详述的那样）；和被克拉克所采用的、通过寻找原创者的创造性见解（对于他来说这种灵感可能是转瞬即逝的）的证据来判断理论发展的策略（Clarke，1988）。

克拉克强调了在这一过程中合成谬误的重要性，指出它是建立在灵感与整个研究架构的基础之上的[23]。

他提到了凯恩斯于1936年8月份写给哈罗德的信，连同手中的其他证据来印证凯恩斯的“转型时刻”。这先后分为四个阶段[24]：

1.1932年5月：消费职能（基本心理规律）

2.1932年夏：有效需求—整体产出的供给与需求

3.1932年10月：利率与流动性偏好理论

4.之后：资本边际效率

在此基础上，凯恩斯的利率理论继承了投资、实际收入与储蓄三者之间的创新关系。储蓄的本质从逻辑上要求它必须追随而不是引导投资，投资所需的融资必须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获得，而不是通过之前的储蓄获得。

莫格里奇提出了一个限制性条件，他降低了合成谬误的重要性，把它仅仅作为这一过程中的创新因素，并且拒绝接受克拉克所提出的标准。采用谨慎的方法，莫格里奇找到证据以证明，转瞬即逝的灵感确实是值得信赖的理论发展的向导，而不是一系列使人误入歧途的幻景[25]。

以帕廷金先前提出的标准来判断，莫格里奇所寻找的证据标志着凯恩斯的进步（1976年），即“有效需求理论的发展，最为突出的是，乘数本身所包含的收入变动的均衡性作用”[26]。在这个基础上，莫格里奇倾向于认为《通论》开始写作的年代是1933年而不是1932年，并放弃了对于凯恩斯理论发展顺序的严格假设条件的质疑[27]。

接受在某种程度上不同的标准似乎有偏袒调查研究结果的嫌疑，但有充分的理由让我们来重视凯恩斯—克拉克所开创的时代。

第一，在1973年写给哈罗德的信中，凯恩斯证实了自己在1937年的《利率的非正统理论》（1937b）一文就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的部分思想[28]：

……最初的新颖性在于，我坚持认为，不是利率，而是收入水平确保了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均衡。引发这种新颖性结论产生的根据，独立于我的利率理论衍生出来的理论，事实上，在那些衍生理论产生之前，我就已经提出了这一根据。然而，结果却造成了利率理论被搁置在了一边。

无论公认的有效需求理论究竟产生于何时，凯恩斯很清楚他的利率理论要晚于投资与储蓄理论。根据哈罗德的叙述，利率理论的产生要“略晚一些”。

第二，虽然凯恩斯在大学时代可能就已经意识到了合成谬误的重要性，以至于正如莫格里奇所指出的那样，“很难说它对《通论》而言是‘新的’”，但是，莫格里奇承认凯恩斯“再过几年应该能够更好地认识到经济学有机统一理论的重要性”。另外，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将合成谬误这个成分加入到经济有机体这个大杂烩中，对凯恩斯的理论见解具有转型效应。它使凯恩斯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思考传统的、熟知的观点，并赋予它们新的生命力。这样，储蓄的实质就变得更加清晰，以至于投资和储蓄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生了逆转。而且，一旦有必要对利率理论进行重新思考的话，那么，利率理论就摆脱了在《货币论》中粗笨的形象，被赋予了完美的形式。

第三，接受以节俭悖论为表现形成的合成谬误，以及支出—决定—收入的必然结果，就是支持凯恩斯—克拉克的论述。从强调凯恩斯思想革命的创始性、突破性阶段开始，其他理论变革相继发生。相反，莫格里奇—帕廷金的论述，强调了这一过程的完整性；也就是说，它强调了“其他衍生理论的改变”，正如莫格里奇找到的证据所表明的那样，“便士发生了大幅贬值”[29]。

换句话说，凯恩斯—克拉克对理论的论述比莫格里奇和帕廷金的论述要好得多，因为前者强调支出—决定—收入的先后顺序，而后者强调上述先后顺序的完整性，收入变动是为了恢复均衡。

尽管这一结论意味着罗伯特森的理论发展出现了真正的障碍，但我们不能像古德哈特那样认为罗伯特森实际上“假设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论顺序”，“在他的理论假设构架中，罗伯特森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吗？可惜的是，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因为罗伯特森的价格—产出调整机制有一个缺陷，这个缺陷是研究罗伯特森理论的学生所早已知晓的，古德哈特本人也曾提及过[30]。

这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罗伯特森最终相信了产出是变动的，但他的正式理论中却假设产出是固定的。我们还记得这个问题在《货币论》中曾经困扰过凯恩斯，只有在凯恩斯“马戏团”认为产出是一个“寡妇的坛子”之后，凯恩斯才得以在数量调节条件下继续发展他的理论。罗伯特森经济理论的脆弱的稳定性却没有经过这样的动态发展的检验。

第二，在罗伯特森的模型中，经济调整过程是通过价格水平波动来实现的。因而，其操作性取决于罗伯特森坚决拒绝承认的（霍特里所强调的）产成品库存变动的抵消效应。

第三，罗伯特森假设了一个二元阶段进程，需求变化只在第一阶段影响价格水平，价格变动又产生了调节机制（包括强迫储蓄），并在第二阶段引起产出变动。古德哈特不得不承认说：

罗伯特森理论主张的缺陷是，他没有充分认识到需求的最初变动将会被既定价格水平下存货的相应变动所抵消，而不是直接由价格水平变动所抵消……我认为，他自己将会因此而受到批评，因为他没有充分考虑到存货调整的重要作用，存货调整（例如霍特里和哈罗德认为的那样）将造成名义支出波动，然后影响实际产出而不是价格变动。[31]

这一个悲伤的故事。一个人做了很多事情想要重新定位自己的思想，但由于无法释怀传统的确定性因素，只得把自己的思想从主轨道转到了侧轨道上。在与罗伯特森的一次邂逅中，凯恩斯感慨地说：

“即使最泥泞的河道也能安全地流向大海”，这是一个不错的题目。当我看完以后我发现，我们之间的严格的学术分歧实际上可能是很小的。但我始终在寻求自我解脱的办法，而你却希望自己陷到里面不出来。可以说，你决心退回到你母亲的子宫里，而我却像一条狗那样在干旱的土地上颤抖。[32]

然而，罗伯特森的很多理论都处于被挑战的地位。在罗伯特森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长期攻击中，他始终坚持认为是储蓄决定投资，却对自己核心理论中的缺陷只字不提。1954年，他重新发文肯定了自己的这一观点，并在1963年发表的演讲中重复了这一主张，那一年罗伯特森也与世长辞[33]。从下面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罗伯特森总是紧紧抓住每一根可能的稻草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储蓄的增加，可能会引起资本支出的增加……我们知道，高人一筹的思想，就像一只被捕猎的野兔；如果你站在原地，或者站在原来的位置上足够长的时间，它就会围着你转圈。没有人比卡莱斯基的思想更高深的了，他……提出了下面的思想：“对收入水平和投资决定之间相互关系的合理解释，我认为应建立在与高收入水平相联系的高储蓄水平，以及一系列新增储蓄刺激投资这一事实之上，因为新增储蓄使得投资无需负担额外的债务。”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如果你确实想要跟上时代潮流，你现在就可以说，支配储蓄的投资额没有支配投资的储蓄额那么多。但是，如果你要把卡莱斯基作为权威，你最好谨慎一些，否则你可能会被质疑犯了中学生犯的低级错误。[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