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社会改良的经济学

第5章　社会改良的经济学

罗伯特森非常刻苦地从事研究工作，这为他的研究员申请论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许多年以后，他小心翼翼地用一些比较谦虚的话来描述他当时努力工作的情形，他表示自己“有很长时间在《经济学家年鉴史》和类似材料中摸爬滚打”，已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这些事实和数字上”[1]。作为回报，经过修改以后，他的工作产生了一本重要的专著。虽然删减掉了1913年获得科布登俱乐部奖那个版本中的“连贯的工业叙事”部分，1915年版的《工业经济波动研究》的主要内容仍旧达到了254页，还有27页的统计图表和插图。在令人吃惊的非常短的时间里，他提出了一个基于广泛的经验事实的贸易周期理论，这为他以后在该领域内的所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当这本书在1948年被伦敦经济学院再版印刷的“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再版书系列”列为丛书的第8本书时，这本书也作为一本经典的教科书而为人所知。这本书对于罗伯特森自己的学术生涯的重要性在32年后得到了承认，当时他在一个公共场合提到这本书是“我唯一真正重要的书”（1946年对院务委员会的讲话，B2/3 RPTC）。

这个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通过它的主题反映出来，很明显罗伯特森精心挑选了这个题目：《工业经济波动的研究：探寻所谓的贸易周期性运动的特征和原因》。换句话说，他将检验这样一个观点，即经济活动受到有规律的经济波动的影响，这些波动被认为组成了一个可以识别的交替进行的周期。在我们继续探寻罗伯特森实现他的目的，进而得出他的结论所采取的方法之前，对他要进入这样一个与他内心的美学性情完全不搭边的陌生领域的动因进行一番了解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已经了解了他为什么在1910年选择经济学这门新学科，因为它可以比较好地解决他生活中的困境。我们也已经解释了为什么有理想的年轻的剑桥学子们会对经济学情有独钟，以及为什么罗伯特森会选择研究贸易周期理论。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探究，为什么罗伯特森要在经济学研究这个特定领域下这么大的功夫。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这项工作对于罗伯特森本人的重要性，以及这项工作的贡献对于经济学知识发展的重要性。

普雷斯利在《罗伯特森经济学》一书中阐述了罗伯特森的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以及他作出这个选择的合理性：

工业经济波动理论是罗伯特森研究的重点，他的工作对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而罗伯特森与凯恩斯之间的分歧也主要集中在这个领域。[2]

罗伯特森自己的观点也与这一致，因为他对自己的研究方向坚信不疑。我们可以从他1946年在校务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以主席身份所作的一次发言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下面我来谈一谈经济波动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不得不说几句。对于我个人而言，这一直是经济学中我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对该领域的研究是我对经济学做出的唯一贡献。我的唯一真正重要的作品是32年前出版的关于产出波动方面的书。[3]

值得注意的是，普雷斯利认为罗伯特森经济学包括很多研究主题，例如总产出和就业的波动、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投融资、货币和利息率等。在现代经济学中，所有这些研究都与对经济波动的研究有关，它们反过来印证了罗伯特森工作的重要性。它们不仅是罗伯特森和凯恩斯之间曾经密切合作过的研究主题，而且也是后来引发了罗伯特森—凯恩斯之争的研究主题。他们两人之间的争论掩盖了罗伯特森在经济波动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以至于后人经常将罗伯特森看做是一位货币经济学家。然而，对于罗伯特森而言，这两者之间并不冲突。他的经济波动理论的发展势必会牵扯到对货币事务的讨论，然后出于对抗凯恩斯提出的“货币产出经济理论”的需要，对于货币事务的讨论又会牵涉到经济学研究的其他领域。

关于经济波动和货币之间的关系，主要反映在他的《经济学原理讲义》一书中。在书中，罗伯特森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写道：

我现在不得不讲一些关于货币，关于经济活动中的波动，关于“来自充分就业的问题”的事情，即“货币、信用和就业”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是马歇尔曾经规划过的研究方向，但是至今仍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这一直是经济学中我最感兴趣的领域，对该领域的研究也是我期望能被后人记起的唯一的个人贡献。[4]

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他的表述中找出最终引领他从事经济学相关研究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失业问题的重要性、经济波动的影响和马歇尔的遗产这三者共同决定了他的经济学研究方向。马歇尔的观点的确对罗伯特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歇尔坚信经济学研究应该产生一个预期的实用结果，即社会状况的改善；经济学家，尤其是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应该有一种神圣的责任感，即使用他们的专长来减轻社会上无处不在的贫穷和剥削。马歇尔使他相信英国可得的经济资源不足以供养大量人口从事学习和发展智力等休闲活动。

马歇尔成为了剑桥大学的经济学之父，同时他也是经济学学士学位考试的创始人。1885年，在他被任命为政治经济学教授的就职仪式上，他发表了一个按照现在的说法叫做使命宣言的演说：

我内心深处的抱负就是尽我所能，以我微薄的能力和有限的精力，通过剑桥大学这个精英的摇篮，为社会输送越来越多的具有冷静头脑和热心肠的有用之才，他们愿意全力帮助身边的正在遭受不幸的人；他们下定决心，永不满足，直到他们已经尽其所能，帮助所有人都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5]

这是一个救世主般的号召，是对一个人生命中的责任、义务和行动的号召。虽然实现目标的手段是笼统的，但是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将科学应用于实践，以“建立起经济理论的工具论”，来减轻“社会问题的经济方面”[6]。当1913年启动经济学学士学位考试的时候，这个新学科的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也随着各项工作的相继到位而变得清晰起来。到罗伯特森涉猎该领域的时候，该领域内的每一个人似乎都知道了自己的努力方向，都在忙着掌握由马歇尔提供的方法论工具：

经济学研究是一个什么样的研究？它的研究内容是什么？这是我1910年在剑桥大学开始研习经济学时经常会问到的问题。我想，我敢说，在我们中间，拥有我这样想法的人比前几年要少很多。那时，经济学还没有像夏娃的肋骨那样从道德科学学士学位考试中分离出来……现在，我们认为，我们知道自己想要了解什么，我们都很高兴我们采纳了马歇尔本人在《经济学原理》开篇里的建议，“我们越少关心诸如经济学是否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笔稳定的收入这样的问题，我们在该领域就会做得越好”，我们就会快速翻阅完导读章节的内容，进入到需求理论的部分。[7]

这些理论对于一个聪明的、善良的年轻人开启经济学研究事业或许是足够的，但是如果要实现社会状况改善的目标，就需要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而对策建议如果想要产生实际效果，就必须基于坚实的实践基础。这就迫切需要在经济学与引发社会不安的问题之间建立起明确的理论联系。此时，仿佛是上天的安排，庇古的书《财富与福利》[8]及时出版了，当时罗伯特森仍处在他经济学研究的早期阶段：

发生了一件使我们能够形成一些更锐利的观点的事情，那就是在1912年，庇古的著作《财富与福利》问世了。从那以后，我们有了明确的努力方向……[9]

这本书后来逐步发展成为非常有名的《福利经济学》（1920年及以后的版本）。仅就当时的剑桥大学而言，该书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达到了福利经济学研究的顶峰。下面，我们开始介绍《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庇古的研究方法也贯穿其中。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的物质需求和满足该需求的手段的科学（也就是说，是一项系统化的研究）。依此定义，经济学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面：实证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它以经验为基础，不涉及价值判断——旨在回答“是什么”的经济学；规范经济学（normative economics），它是规定性的，涉及价值判断——旨在回答“应该是什么”的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属于规范经济学，规范经济学与政策建议有关。在剑桥大学，亨利·西奇威克、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庇古对福利分析的功利主义方法作出了重要贡献，功利主义方法与庇古的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福利分析的功利主义方法可以拿来与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非功利主义的、欧洲大陆的分析方法相比较。帕累托的理论取代了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而成为占据主流的经济学流派，因为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是建立在基数效用论（效用可以用绝对数值来测量）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效用可以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比较。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问题并没有困扰到罗伯特森，因为他旗帜鲜明地、坚决地反对基数效用论。[10]

庇古的《财富与福利》一书为马歇尔在1885年发出的行动召唤与罗伯特森在1915年从事的贸易周期理论经验研究两者之间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联系。我们或许会说，庇古的工作是一个开创性的尝试，目的是为了发展一个对别人有好处的科学，它为社会改良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工具。庇古的工作为罗伯特森选择自己的论文研究主题提供了理论支持，在罗伯特森的《工业经济波动研究》中有好几处明确地提到了这本书。[11]具体情况如下。

“福利”意味着“好处”，而“好处”到底是什么，则很难再进一步给出定义，虽然伦理学研究允许我们决定什么事情属于福利范畴，以及在哪些方面属于福利范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能够提出关于福利的两个观点：“首先，福利的要素是一些意识，或者说是意识之间的关系；第二，福利可以置于较大或较小的范畴之下。”福利的一部分是经济福利，经济福利“与那些直接或间接地以货币来衡量的国民收入相关”。更进一步，经济福利仅仅包括来自于国民收入的消费中的心理回报的那部分，这种回报被称为“满足的心理回报”[12]。正如所料，虽然将经济福利的变化与福利的变化联系起来通常会产生一定的问题（包括满足—效用的测量——一方面是货币，另一方面是好处），但是有一个假设——“埃奇沃斯（Edgeworth）教授称之为‘未经证实的可能’，即如果一个经济原因对于经济福利产生影响，那么它将也会对总福利产生影响”[13]。

下一步是理解，在大部分情况下，影响经济福利的原因，仅仅是通过国民收入的变化间接地影响经济福利的。这里出现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国民收入的测量问题。在这里，庇古遵循马歇尔所采用的方法。他用货币来测量国民收入，他在消费商品（服务）和资本商品（服务）之间作出了非常重要的区分：也就是说，前者能够直接带来满足，后者被作为工具来使用以生产商品和服务，这些商品和服务在未来能够带来满足。这些项目的总和被称为国民总所得，从这个国民总所得里减去将“足够维持国家资本完整（即折旧和中间产品消耗）”的部分，就得出了净国民收入的具体数值，或者说是得出了当前的“心理收入”。[14]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国民收入的规模和分配问题，以及它与经济福利的关系。在这里，庇古提出了三个观点，实际上，这三个观点为政策措施的制定提供了一个基础。这些观点是，任何原因（a）导致国民收入规模增加；（b）减少国民收入在不同人之间分配的不平等；（c）减少“国民收入的可变性，或不平等，尤其是对于社会贫困阶层而言”，都将从整体上增加社会的经济福利[15]。

我们应该注意到，庇古的第一个观点是与经济增长相关的，第三个观点是与经济波动（周期）现象相关的，这两个主题与罗伯特森的理论紧密联系，形成了罗伯特森的研究员申请论文和《工业经济波动研究》的主题。我们还应注意到在和第三部分的联系中，关于定义和证明的问题出现了，庇古在他的书中的第四部分用很长的篇幅来处理这个问题。[16]后来的事情证明这个处理对罗伯特森的影响很大。许多年以后，罗伯特森提醒他的读者们，他已经选择了把国民收入（总所得）“而不是价格、利润，或者甚至是就业的波动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这件事情发生在凯恩斯革命声称是他们提出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产出”的概念，并把其作为一个独特的凯恩斯现象之前很多年。他认为，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因为在那时“庇古的《财富与福利》的第四部分正在我的手中”[17]。

福利和经济波动之间的重要联系能够被做出如下解释。庇古使用边际效用（代替了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的概念）的概念作为测量社会福利水平的基础。这是因为消费者是根据效用或满足的程度来决定消费水平的，福利的测量是根据消费者从消费中获得的效用或满足感来进行的。而且，销售水平受收入水平的限制，而收入水平又受到就业水平的影响：

一般来讲，消费的变动不仅仅造成当前满足感的损失，也给未来的福利带来了有害的后果……社会贫困阶层的消费变动通常起因于不同程度的就业变动（失业被看做是贫穷的一个原因，对于工人的健康和道德品质也是有害的）……在大多数的产业中，是企业家需求的改变引起了就业的变动。[18]

就业和收入与国民收入的变动相关，特别是与“大自然的慷慨”（收获）的变动，还与商业信心[19]密切相关。因此，福利水平的波动、消费的波动、收入的波动，以及经济活动的波动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正是依靠这种联系，庇古来判断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合理性，这其中既涉及到人与人之间分配的合理性，也涉及到在时间顺序上分配的合理性，其理论基础是消费平等的程度越高，效用水平就越高，（经济）福利水平也就越高（p.401）。

所有这些事实表明，作为一个剑桥人，他希望对马歇尔发出的责任召唤作出回应，虽然他身处剑桥大学，且从未离开过他的研究，但是他通过研究贸易周期的内在规律和熨平手段，比那些正如马歇尔所指的活跃在企业界和政界的人，默默地为减轻社会的痛苦做出了更多的贡献。因此，罗伯特森给自己制定的任务，虽然已经很充分了，但是却包含着更大的社会意义。相应地，在《工业经济波动的研究》中，他主要关注的是由于贸易周期所导致的福利损失，以及福利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同时，他对减少这种福利损失的措施也进行了研究。

罗伯特森采用经验主义法和归纳法来研究贸易周期，因为他寻求在大量事实和数字的基础上推导出理论。令人感兴趣的是，他在以后的研究中再也没有从事过如此雄心勃勃的经验性研究工作，但是却一直沿用了从特殊到一般，从部分研究到整体研究的归纳研究方法，这形成了罗伯特森作品的特点。在他的研究员申请论文中，他起初仅仅打算依据比较容易得到的统计资料对现有的贸易周期理论提出批评，但是后来，他却沿着庇古的思路，提出了他自己的理论，并使用数据和实际工业经验作为证据和实例。然而，他的理论自从提出来以后，就遭受了很多责难，直到许多年以后，才峰回路转，当时，希克斯表示自己“完全同意和欣赏”罗伯特森关于贸易周期产生原因的分析，然而，他却对罗伯特森独特的研究方法感到惊叹：

（罗伯特森）……在《工业经济波动研究》中提出的周期理论是第一个有预见性的周期理论……在那时，它更多是通过归纳研究方法，而不是夸张的理论得出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能从如此杂乱无章的事实中提炼出这样一个结论，对于我而言，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20]

难道希克斯想要表达的是，罗伯特森提出他的理论，就像是从帽子里变出一只兔子吗？在希克斯对罗伯特森的评论中，经常会出现讽刺性的记录，这或许是希克斯在这里写这段话的原因。或者，也有可能的是，希克斯不知道这本书从何而来，他对罗伯特森成功地运用马歇尔—庇古研究方法得出结论真的感到吃惊。如果是这样的话，希克斯的答案是，抛开事实和数字，罗伯特森并没有得出一个以前并不存在的周期理论。当时已经有大量的关于周期的理论，罗伯特森只不过是第一次尝试着用系统的经济学方法来对它们进行筛选。

关于现有理论：

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在不同的国会委员会上曾经提出过大约180个关于危机和萧条的原因，其中包括铁路自由畅行的问题、妇女选举权的保留等。这份名单一直保持没变，直到伯格曼在1895年出版了德语版的著作，在书中他详尽地讨论了危机和萧条产生的8大类，230个原因。事实上，工业波动问题已经在过去的一整个世纪里引起了商人、经济学家和实践改革者们的极大关注：仅仅在过去的五年里，就有六本重要的专著——从280页厚的到742页厚的都有——已经在英国、美国和法国等地相继出版。[21]

如果所有重要的理论贡献都有其闪光点，那么就没有人能够对这些理论作出公正的评价。其结果是：

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一个单独的综合性的解释被公认为是无可替代的。因此，我认为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对这些现有的不同的，而且经常是相互冲突的观点进行发展和融合。[22]

相应地，罗伯特森的贡献就在于在这些可选理论的基础上，提炼出了一个关于贸易周期的经验性的、经过验证的、综合性的理论解释。

这些可选择理论的内容极不相同。很长时间以来，没有人能够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系统来对它们进行分类。在最近几年里，罗伯特森经济学的第一个重要的学生——普雷斯利——根据贸易周期产生的原因对现有理论进行了分类。他将对贸易周期理论的研究划分为七个流派，其中包括英国本土的、欧洲大陆的和泛大西洋的流派等。罗伯特森的选择受到了他后来称之为幸福的无知的“大量的欧洲大陆文献”[23]的限制。由于这个限制，他的工作给人留下的是强调创新无用的、有时被人轻蔑地称为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传统的印象，虽然他本应该被看做是英国当时在该领域的思想开创者。

罗伯特森的工作进一步受到了限制，这一限制来自于他的研究前提，尤其是他“从庇古那里学来的，坚持在事物的货币表面下发掘问题……找出引起经济波动的‘真实’原因”[24]的做法。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与英国主流的经济学家作对，因为后者支持贸易周期的货币解释和心理解释。虽然他遵循的是“马歇尔博士的方法”，然而，他的理论明显地偏离了剑桥学派的思想。

在一些基本现实的表面下发掘问题的想法很明显打动了罗伯特森。接下来，在《工业经济波动研究》中，这种想法产生了两个不同但是相关的含义。第一个含义是关于寻求对经济波动的解释的，罗伯特森认为，在除去了货币影响和心理影响的泡沫后，经济波动深深地根植于生产过程的基本结构之中。

他的理论还暗示一定程度的经济波动是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因为它包括着收入之中的储蓄而不是消费，这又引出了挖掘基本现实表面之下的问题的第二个含义：发现人类活动的主要原因，也就是那些控制人类行为的主要力量。

罗伯特森的贸易周期理论能够被归类为这样一种理论：

一个非货币的、过度投资的理论……依据是，危机被看做是由于过度投资引起的，产生危机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非货币的，而且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内在特征密切相关。[25]

过度投资理论在英国是新颖的，但是在欧洲大陆却并不新颖。罗伯特森反对杜干-巴兰诺夫斯基（Tougan-Baranowski）的观点，后者认为导致投资过度的原因在于资本品的需求相对于购买资本品所需的信用供给是过量的。罗伯特森更愿意接受拉伯德尔和斯庇托夫的观点，他们认为导致投资过度的原因在于以消费品形式表现的“真实储蓄”相对于投资水平显得不足。罗伯特森后来对拉伯德尔的工作致以迟到的感谢，[26]并且将储蓄短缺理论作为解释经济危机发生的次要原因。然而，由于过度投资理论得到了更好的证据支持，罗伯特森将它作为了自己的经济波动理论的基础。为此，罗伯特森十分感激阿夫达里昂（A.Aftalion）。对于阿夫达里昂而言，过度投资理论意味着在经济繁荣期末的资本品供给相对于对它们的需求而言是过量的，结果导致资本品的边际效用下降，这会“合理地诱导消费品生产者限制他们的供给量”，从而导致劳动雇佣水平下降，最终引发了庇古所言的劳动阶层的福利水平的下降。

虽然剑桥大学以外的世界不得不等到1915年《工业经济波动研究》出版以后，才能够对罗伯特森对于贸易周期的研究有一个比较充分的了解，但是在《工业经济波动研究》出版前的几年里，他的一些重要的结论就已经为人所知了。这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原因是他为欧洲大陆学者的书所写的两篇评论，另一个原因是他在皇家统计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宣读的一篇论文。由于那本书要在1914年出版，所以评论必须要在那之前写出来。另外，他在皇家统计学会宣读论文的时间是1913年，当时宣读的论文是他研究员申请论文的第一稿，那是在他研究生学业开始后仅仅一年就写成的。这些事实进一步证明了罗伯特森在智力上令人惊叹的早熟。在着手处理已成名经济学家的作品时，他既表现出了对于材料的熟练把握，又表现出了超出他年龄的自信。

很明显，罗伯特森的书评[27]令人耳目一新。在书评中，罗伯特森是真正地在倡导和实践他的“挖掘事物表面下的问题”的理念，他对于有很多经济学家公开表示支持的、仅仅限于货币层面分析的方法保持着高度的敏感。罗伯特森发现这个方法的缺陷严重地破坏了他所评论的第一本书里面提出的理论。这本书的作者是杜干-巴兰诺夫斯基（M.Tougan-Baranowsky），书的内容是1894年英国经济危机的事情，书名叫做《英格兰的工业危机》（1913年）。当时，该书正要由俄文翻译成法文。在这本书中，有一些观点与罗伯特森的周期理论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观点。

首先，作者认为危机与生产的资本主义系统，或者是与生产的“迂回”（Roundabout）系统密切相关，虽然罗伯特森注意到一个明显的矛盾，这个矛盾存在于这一个观点之中，即随着时间而逐步缓和的危机与消费品生产的成比例增加密切相关。

其次，作者注意到工人阶级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这一点可以从失业与货币工资、救济资格等因素之间的传统相关性的减弱中看出，他把这归因于工会力量的增强。虽然罗伯特森承认，从庇古福利的意义上讲，这种情况是会带来一些好处的，但是他也恰如其分地指出，这种情况可能会产生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货币工资的稳定是通过以就业水平的不必要的大规模波动为代价而获得的；另一种是，正如作者所承认的那样，失业期与犯罪率的激增密切相关。

杜干-巴兰诺夫斯基十分正确地把资本品的过度投资看做是产生“现代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而且他还意识到，就投资和储蓄而言，资本品和消费品是密切相关的。然而，他并没有把自己的逻辑观点应用于结论中，因此没有能够认识到过度投资的产生是与以消费品的形式存在的，而不是与以锁定在银行账户和政府债券的货币购买力形式存在的可得真实储蓄密切相关。很明显，作者没有更进一步地发掘问题的真相。

罗伯特森对于他写书评的第二本书更感兴趣。这本书是阿夫达里昂的《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1913年）。罗伯特森认为“总的来讲，该书是现有的关于这个最重要问题的最具有建设性和创新性的作品”，他还评论道，“这或许是除了杰文斯以外，对经济波动理论所做出的最具有建设性的贡献”[28]。像前面一样，在这里，我们将我们感兴趣的一些观点罗列出来。

首先，阿夫达里昂的观点与罗伯特森的观点一样，都是建立在统计数据的基础上的。

其次，他驳斥了当下流行的经济波动理论，例如危机的后果、消费不足和信用的可获得性。在总体赞同之中，罗伯特森唯一做出的附加说明是阿夫达里昂对于储蓄的本质的解释相当模糊，他或许还是仅仅停留在货币层面上看问题。

第三，阿夫达里昂预见到了在资本品和消费品的生产方面存在过度供给的可能性，这种过度供给是由于长时间的强烈的需求引起的。考虑到资本品的生产总是滞后于总产出和价格，以及生产周期（这个概念在罗伯特森的贸易周期理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存在，在资本品和消费品的生产方面存在的过度供给可能会更加严重。不幸的是，在罗伯特森看来，阿夫达里昂没有能够很好地理解社会需求的本质，他的理论中也没有能够包括农业和发明对经济危机的影响，这必然限制了他的成就。

第四，然而，阿夫达里昂的另外一个观点却帮助了罗伯特森，即从边际效用下降的意义上讲，经济扩张会导致过度供给。结果，由于货币工资保持相对稳定，产品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之间的不平衡会引起企业主削减产量，随之会引发雇佣工人数量和消费（福利）的减少。对于罗伯特森而言，过度生产的含义变得清晰了，即“没有能够实现在各个时点上的消费品的边际效用的均等”[29]。

正如罗伯特森选择的标题《贸易波动研究的一些素材》所明示的那样，罗伯特森在皇家统计学会上宣读论文的公开目的是，提出关于经济波动的一个适当的理论解释。在可得到的统计数据的基础上，“素材”包括两个观点，这两个观点在解释“所谓的贸易周期性波动”方面很有帮助。这两个观点都不是罗伯特森的原创，他把功劳记在了阿夫达里昂和尤尔（G.U.Yule）的身上，后者是剑桥大学的一位统计学家，他给了罗伯特森非常有帮助的建议。[30]而且，每一个观点都是单独进行讨论的，并没有提出一个总体的理论框架作为背景。

第一个观点——在《工业经济波动研究》一书中，罗伯特森把这个观点看做是过度投资的一个诱因——是阿夫达里昂提出的“孕育期”的概念，在“孕育期”内，“贸易繁荣迟迟没有到来，经济萧条因恢复生产尚需要一段时间而加剧”[31]。阿夫达里昂运用了来自法国的统计数据，罗伯特森的贡献在于证实了前者的研究，他沿用了阿夫达里昂的研究方法和相关概念。所不同的是，他使用的是来自英国工业部门的“具有相当准确的特征”的证据，这些工业领域包括：铁路、生铁和煤炭、货运和造船、棉纺及咖啡。

第二个观点——在《工业经济波动研究》中，罗伯特森将其称之为萧条的恶化——是卡尔·马克思的观点，即“经济危机表现出十年一次的特征主要是由于世界上的固定资本每十年就需要更新一次”[32]。尽管这个观点可能是为了解释看到的事实而作出的一个猜想，但是罗伯特森感到它一直没有“得到后来的经济学家们的足够关注”（p.165）。此外，罗伯特森还用英国工业的数据，包括铁路、棉纺、造船、建筑、咖啡、生铁、煤炭以及石油等行业的数据，检验了设备寿命的重要性。

最后，从对论文的讨论中可以看出，罗伯特森提出的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他用来为其提供证明的统计数据是有缺陷的——它们遭受到了来自讨论者们的真正的挑战。人们认为，这篇论文为马歇尔在长期和短期之间作出的重要区分提供了解释，“价值和在努力及牺牲方面所进行的投资之间的一致性”只会在长期出现，而短期则为马歇尔的超额利润（quasirent）（当资本供给是固定的时候，回报超过了机会成本）现象所支配。

总之，《工业经济波动研究》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虽然按照现代的标准来看，它所采用的技术是粗糙的和业余的，但是它将调查的方法应用于贸易周期理论，这个方法后来变成了经济学研究的规范方法。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研究，考虑到罗伯特森在一年之内提出创新性的想法，然后在两年之内从数据中提炼出了自己的综合性的理论，它所完成的速度令人印象深刻。他所提出的对贸易周期的解释使他后来被公认为是一位经济学界的伟大的思想家。他所提出的贸易周期理论将是我们下一章讨论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