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贸易周期理论

第6章　贸易周期理论

那些第一次接触《工业经济波动研究》的读者将会很快意识到，即使是在它获得科布登俱乐部的奖项以后，它还是有修改的余地的。罗伯特森承认，“其他责任（战时服役）的压力”阻止了他的进一步修改的工作：

一定数量的技术手段和详细的统计材料，更加适合于写一篇给学者们看的论文，它们可以为研究提供证据，而不适合于一项向一般公众表达一个特定的清晰的结论的工作。[1]

换句话说，这项工作所包含的理论并不是通过书本内容推理得出的，而是根据相应的确定的证据归纳得出的。这与我们前面的讨论是一致的。但是作为一个开始，罗伯特森对于“大概从1870年直到大战前夕”（p.ⅹⅷ）的工业数据的观察分析和推理结论是非常有用的。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除了在文中引用庇古的《财富与福利》之外，庇古作品的精神同样弥漫在整个《工业经济波动研究》一书中。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行动上，它都试图告诉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来增加人类福利的总和。

其次，罗伯特森认为由自由放任的工业无序状态产生了一个非凡的经济凝聚力和经济繁荣，而“没有任何直接权力的指导”（p.7）。

然而，他认为经济系统会产生波动，而这种波动会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经济波动主要是由两个互补的因素引发的：（1）现代资本主义（资本使用）生产的本质；（2）一个明显的不懈地推动经济增长的意愿。

由于习惯、习俗，以及对人类欲望后果的盲目接受的影响，经济系统已经在年复一年地不仅产生好的产出，而且产生不好的产出。

然而，由于可能使国家面临遭受破坏的可能性，战争已经迫使统治阶级向公众寻求有效的治理之道，这种情况（令人感到好奇的是！）仅仅会在这种情形下发生，即“当国家的安全，而不再仅仅是它的成百上千的居民的福利危如累卵的时候”（p.ⅹⅸ）。换句话说，罗伯特森认为：

就像在其他领域一样，在工业领域，至少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即我们正面临着那些确定的社会生活的变迁之一，即人类集体的力量决定了人类的最高希望（p.ⅹⅹ）。

其结果是：

从某些方面讲，公众对于工业问题的研究分析要比以前更容易为政府所接受。几乎没有人怀疑剧变的发生。无情的现实已经打破了无用的教义，撕掉了虚伪的面纱（p.ⅹⅸ）。

来自金融系统的案例已经提供了一个最有价值的先例，传统的信仰正遭遇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

高度复杂的融资体系已经表现出无限的脆弱性，表现得比那些想要有意识操纵和控制它的人们更加顺从（p.ⅹⅸ）。

与金融领域一样，整个经济体系同样是这样的：

战争的打击正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唤起人们的经济现实感，这或许会开启一个更加深思熟虑的、有秩序的工业时代。（p.ⅹⅹ）

罗伯特森在《工业经济波动研究》中预示了人们态度和行为方面可能会出现的变化，并将它们清楚地表达了出来，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方法，借助这些方法，人们就能够利用这些机会来增加人类的福利水平。看起来十分矛盾的是，由于战争的发生，罗伯特森在和平时期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和政策建议更有希望被采纳了。

非常不幸的是，罗伯特森没有机会将他在《工业经济波动研究》里的观点推广开来，并对国民意识产生一个更大的影响——就像凯恩斯通过1919年的《和平的经济后果》所实现的那样。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凯恩斯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他总是时刻准备着利用自己的写作能力和社交能力来实现他的政策目标；而罗伯特森从来都不是。

罗伯特森通过深入挖掘问题的本质，更进一步地认识到，在技术细节的复杂表象之下，周期问题的实质是储蓄和投资问题——它们由什么组成，以及它们是如何发生联系的。后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里，储蓄和投资，以及货币问题，成为当时经济学家们关于国民经济决定问题的争论的焦点。罗伯特森关于这三个变量（Robertson，1926）之间的关系的创新性研究对于这个主题的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伯特森在《工业经济波动研究》中所使用的来自现实世界的工业数据为这项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十分重要的是，罗伯特森对于工业过程的研究首次强调了短期分析的重要性，他认为经济系统正是依靠短期的不断调整而趋向于长期均衡的。[2]在这里，罗伯特森的短期的概念与以前剑桥学派的短期的概念是不同的。对于罗伯特森而言，表现为周期性波动的短期，由于它与人的生命跨度，进而与经济福利水平实际相关，因此变得十分重要。它是通过存在于周期和增长之间的关系而与长期发生联系的。因此，《工业经济波动研究》实际上也在探讨在一个增长的经济中，经济福利的决定性因素到底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而且，《工业经济波动研究》中还提出了一些让周期所产生的成本与经济增长的需要保持一致的方法：也就是说，采用这些方法，可以使周期与趋势保持一致。

具体来讲，罗伯特森寻求解决的问题又产生了两个新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接受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以当前福利的损失为代价的观点，就会引发两个新问题：（1）对于任何既定的增长率而言，我们有可能使这个经济增长的必要成本最小化吗？（2）即使必要的成本已经被最小化了，以牺牲当前利益来换取未来对经济繁荣的承诺的做法可取吗？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占据了《工业经济波动研究》的大量篇幅，其中也包括罗伯特森的贸易周期理论。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试探性的，因为罗伯特森认为这是一个伦理学问题，可以试着从哲学或者文学的角度，而不是经济学的角度去寻求答案。

对于作为一位经济学思想家的罗伯特森而言，所有这些都是具有两面性的。首先，在首次强调短期的重要性的时候，罗伯特森这位先驱者当时正在参与凯恩斯的工作，他的思想通常都与凯恩斯的名字相联系。第二，他所提出的未来经济增长的要求需要以当前一代人的福利损失为代价的观点，以及人类生生不息的发展欲望等观点，已经超越了庇古，这使得《工业经济波动研究》不再仅仅是庇古研究方法的一个简单应用。而且，那种经济学家们能借之为经济现象提供一个更加完备的解释的思维方法在以后的70多年的专业文献中再也没有出现过。

或许相当令人吃惊的是，《工业经济波动研究》中有一个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杜撰的理论”的例子，罗伯特森非常喜欢这个例子，将它作为抵御各种批评和讥讽的有效武器。同样，《工业经济波动研究》中还有一个或许可以看做是“最讨厌的东西”的例子，这或许来自于一些个人倾向的影响。最后，纵观以上这些分析，我们可以在罗伯特森的作品中发现一个很少见，但是却非常突出的暗示，即他正准备在以后的理论阐述中改变他的思想。相应地，在这个改变过程中，前面的那个“最讨厌的东西”承担着主导因素的作用，而“杜撰的理论”则改变了它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

罗伯特森“杜撰的理论”是关于农业的持续重要性的探讨的，他后来承认“全书大约有1/3的篇幅致力于研究农业对于工业活动的影响”[3]。在这点上，他从他十分尊敬的杰文斯父子的作品中获得了灵感，虽然他并不接受农业能够为工业波动提供一个完全的解释的观点，但是他认为农业是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建议对杰文斯父子关于周期的太阳黑子理论进行完善，后来他要求对太阳扰动对于经济活动过程的影响进行一个更加专业的调查。[4]

然而，有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罗伯特森对农业的重要性的强调甚至在它被提出的时候就是有问题的，因为到1913年的时候，农业部门的产值在规模上已经大不如前了。一位表示同情的评论家认为罗伯特森在强调农业的作用时“表现出勇气”，因为当时“如果有人哪怕对有关天空或粮食的理论表现出任何倾向的话，他真的就会被给出这样的建议：你应该去看看医生”[5]。而且，对于经济学职业而言，证据之间的系统性关系是难以被找到的。回想起来，一位很少有同情心的评论家使用了一篇讣告文章来表达下面的意见：

时间允许我们过滤掉罗伯特森所过度强调的一些因素，例如农业。经验表明，农业与商业周期之间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关系了。[6]

面对着普遍的怀疑态度，罗伯特森显得无所畏惧，偶尔他也收获一些来自其他一些作者[7]的支持的声音。

对于他“杜撰的理论”，他一直坚持到底。在他的《经济学原理讲义》[8]中，他依然坚持他的信念：

大自然的慷慨的波动扮演着一个依然可以辨识的角色，考虑到太阳黑子的作用，要将危机减少到一个有规律的周期模式或许是不可能的。

虽然在罗伯特森的感情中，农业始终保留有一个位置，但是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它的作用被弱化了，它改变了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在《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1926年）中，农业被认为既影响周期的各个阶段的发生时机，又影响危机的程度，但是并不能够“为工业产出的周期性提供一个完全的解释”[9]。很明显，农业在罗伯特森的波动理论中的作用改变了，这个改变伴随着一个事实，即他以前的“最讨厌的东西”逐步得到了大家的认同。这个“最讨厌的东西”就是加速原理，或者是他在1915年所讲的“反应”（repercussion）。虽然罗伯特森基于以前的思想建立起了一般规则，并且对他所使用的规则保持忠诚，但是由于他的工作与当时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背道而驰，最后，他自己也不得不逐步作出改变，甚至于对于以前完全排斥的“反应”的概念也几乎完全接受了。

人们通常没有注意到，罗伯特森使用专业术语“反应”一词来表示加速原理，也表示凯恩斯后来所使用的“乘数”[10]的概念。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虽然罗伯特森逐渐接受了加速原理，并且看上去并没有把它当做是对自己观点的威胁，但是，他却轻视乘数理论，很明显，事实上他把它看做是一个威胁。[11]然而，在1915年，他已经很难轻视乘数理论了，但他依然声称：

正如被莱斯库尔（M.Lescure）所流畅地解释的那样，整个“反应”理论好像正在编造一些无中生有的东西，整个理论好像建立在流沙上一样。[12]

同样，在接下来的几页中，他谈到了他要抛弃“‘反应’这个术语”[13]。

罗伯特森与和与他同时代的许多经济学家一样，认为由于缺乏内在的约束机制，“反应”很明显将会是一个无尽的过程：

（有一个观点认为）在一个无尽的链条中，从一个产业到另一个产业相继繁荣、互相促进。难道是因为思想混乱才会产生这样的观点吗？[14]

问题在于即使是在凯恩斯已经将偏好的概念引入消费和储蓄分析中，从而为他的乘数理论提供了科学的基础，为节俭悖论提供了一个更加简明的解释以后，罗伯特森还在继续思考这些术语。这将为他（或许是故意地）误解凯恩斯的新经济学提供理由，同时，这也是罗伯特森与凯恩斯两个人之间产生争论的根源。

虽然他继续诅咒乘数的概念，但是在他以后的工作中，他却从加速原理中受益，以至于到1973年，他能够说：“我发现我自己与哈罗德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即乘数原理在对贸易周期的任何分析中都应该被放在首要的位置”[15]。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对加速原理的感情与日俱增。等到他在该领域的研究工作得到承认的时候，他确信“我总是感觉，在一个人关于周期的思想中，加速原理应该被放在首要的位置”[16]。

当这些改变正在发生的时候，罗伯特森的理论研究的另外一个基石也发生了动摇。在《经济学原理讲义》中，他并没有提到“需求的努力弹性”的概念，这个概念在表达《工业经济波动研究》中所包含的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用这种方法，当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下降时，整个努力会增加。取代这个概念，罗伯特森应用了一些宏观层面上的结论（尤其是关于农业收入和投资之间的关系方面的结论），这些结论是在他早期对微观层面所作的观察的基础上得出的。[17]

现在，如果我们要考虑农业和“反应”这两个因素的发展情况的话，我们或许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即当罗伯特森逐步接受“反应原理”或者说加速原理的时候，对《工业经济波动研究》而言最重要的相对边际效用的观点，就变得没有什么必要了，甚至能够与“需求的努力弹性”一起被舍弃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