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凯恩斯革命与罗伯特森异议

第18章　凯恩斯革命与罗伯特森异议

凯恩斯凭借《通论》这本著作让世人记住了他，但这本书并不是他的代表作，他的最初代表作是《货币论》。作为一本专著，该书从理论和应用的角度全面论述了关于货币经济的权威性观点，凯恩斯也认为该书会为自己赢得声誉。这本书共两卷，花了他“断断续续共七年”的时间，终于在1930年10月底出版（Keynes，1930）。

有趣的是，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罗伯特森分两步建立了货币经济的波动理论：首先是利用货币、储蓄、投资和价格水平，而后是利用利率；而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却是一步到位。也就是说，《货币论》肯定了价格稳定——进而经济稳定的贡献——无论是从储蓄与投资的角度，还是从利率的角度。储蓄和投资之间或（维克塞尔式的）自然利率和市场利率之间的差别一方面表明消费品和投资品的产出与这些产出的收入之间的差额，另一方面表明在消费和储蓄之间分配那些收入的矛盾。这些差异与矛盾又反过来影响消费品生产商的收入与成本，因而可能造成“意外”横财或损失进而影响产出和雇佣决策。

作为价格总水平的一部分，投资品价格水平由“看跌函数”决定，进而储蓄积累面临着金融资产和银行存款之间的投资组合选择。这一概念的重要作用在于它是《通论》中流动性偏好理论的前身。

在他的著作中，凯恩斯总是很谨慎地承认其他经济学家对他的帮助和启发，包括他认为具有先锋作用的罗伯特森。但首先，关于储蓄和投资的区别，他认为：

但对于我来说——我认为在讲英语的国家里对于其他经济学家也是这样——引领我的思想走向正确方向的线索是罗伯特森先生于1926年发表的《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对此我很感激。[1]

其次，关于储蓄、投资和货币之间的关系，凯恩斯急切地希望把罗伯特森的贡献与其他著名经济学家的贡献区别开来：

但这些经济学家中没有一个能真正理解储蓄、投资与银行系统的作用对价格失衡的直接影响，这方面的先驱贡献应归功于罗伯特森先生的《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2]

最后，他两次对罗伯特森的观点——与经济周期上行阶段相联系的价格上涨应比通货紧缩更有利于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表示支持，但他不认为经济周期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认为普遍的通货膨胀可能更为有效。但最终，他提出的政策建议与罗伯特森阐述的政策主张非常接近，尽管他自己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因而我断定，罗伯特森先生的结论虽然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但不足以推翻原则上为了稳定购买力而不是熨平信用周期波动的初始假设。[3]

《货币论》的发表，在剑桥学派内部及其他学派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而罗伯特森是众多经济学家——庇古、卡恩、卡尔多、肖夫、霍布森、霍特里及哈耶克——中唯一一位与凯恩斯进行过讨论的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具有实际效果并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是“剑桥学术圈”里凯恩斯的一群年轻同事们：奥斯汀·罗宾逊、琼·罗宾逊、理查德·卡恩、皮埃罗·斯拉法以及不久即回到牛津大学的詹姆斯·米德。这个学术圈的聚会由凯恩斯的门徒理查德·卡恩主持并将讨论内容转达给凯恩斯。在凯恩斯的《通论》的写作过程中，就是这位理查德·卡恩代替罗伯特森成为了他中肯的批评者。积极而热爱生活的态度，使得他成为凯恩斯的适宜而有益的合作者。

剑桥学术圈对凯恩斯的最富有成效的批评是关于假设条件和定义方面的批评。凯恩斯理论的核心是“基本方程式”，虽然这些方程式纯粹是为了理论需要，但它们在实践中却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由于它们涵盖了价格决定机制，因而成为了批评的焦点。霍特里指出了它们重复的本质：如果按照凯恩斯的古怪的定义方法，投资的定义应包括价格超出成本部分的利润，那么促使价格上涨的原因就不能归因于投资大于储蓄，因为储蓄的定义中不包括利润。

对凯恩斯的“源源不断的谬误”批评最多的是“剑桥学术圈”的成员：奥斯汀·罗宾逊指出基本方程式的假设条件是产出不变——通过价格水平变动进行的调整是必要条件，而其夫人琼·罗宾逊则为这个方程式命了名。反过来，如果经济波动引起存货变动而不是引起价格变动，凯恩斯的价格决定机制就没有实际意义。这与当时对《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的批评非常相似，但罗伯特森选择了逃避批评，而凯恩斯却抓住了这次批评的机会，从而使得自己的理论得以继续发展。

凯恩斯对价格决定机制的定义是，利润中被用于消费的部分越多，利润就会越大（寡妇之坛利润原理）。当利润减少时，越节俭利润就会更少（达那伊得之罐理论）。罗伯特森认为，虽然卡恩在这方面具有理论优势，但由于凯恩斯对储蓄和投资的定义，当经济萧条造成利润损失时，储蓄必须总是大于投资，这种不均衡结果将会持续。因而，萧条不能归因于储蓄过度。相反，如果分别把利润或损失加到收入中或从收入中减去，则投资和储蓄之间的不均衡就会随着“正常”收入水平概念的提出而消失！但这会导致必须把收入/产出水平作为变量来决定。

最后，哈耶克发现了其他评论家所强调的缺点，并进一步宣称凯恩斯不懂（澳大利亚）资本理论所以没有自然利率理论。[4]

起初凯恩斯试图捍卫自己的观点，但他自己也发现书中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而他又在极短的时间里寻找到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来表述他的直观想法。结果在这一系列工作完成后的第五个年头即1935年年底，《通论》问世了（Keynes，1936）。凯恩斯早期著作的连贯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后期的转变却是剧烈的。特别是，凯恩斯现在主张的收入决定论摒弃了正常（古典经济学完全就业）收入水平，代之以任何收入水平的均衡可能性。为了推出这个结论，新旧变量和概念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不清晰。《通论》（相对）主要的特点有以下几点：

就业（近似地）成为实际收入和产出的函数，而不是实际工资的函数。收入由总需求水平决定，在自由放任的经济条件下，收入等于消费加投资。投资是更活跃的组成部分，与支出和收入之间的乘数关系的变动结果相关，乘数是一个“令人震撼”的概念，收入经过乘数作用能够持续创造更多的收入，而支出经过每一次乘数作用都减少一部分储蓄直至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均衡收入水平。乘数大小及收入变动的幅度由边际储蓄倾向（mps）决定；也就是说，每一次乘数作用中收入增加的部分都是一个固定的数值。例如，边际储蓄倾向为0.25，乘数值k=1/mps=4。设自主投资变动量是100万英镑，则收入变动量是400万英镑。

有效需求理论取代了萨伊定律，根据有效需求理论，企业主基于自己对利润最大化产出的预计（或预期）来雇用劳动力和增加其他要素投入。这里的产出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目标，预期的难度导致了经济波动和失业。

利率不再由古典的生产率与节俭来决定，也不再作为平衡资本市场上投资流量和储蓄流量的工具。相反，投资和储蓄通过收入变动来达到均衡，投资和储蓄相等成为收入均衡的条件。由于投资和储蓄不相等时无法达到均衡收入水平，因而自然利率的概念被弃之不用。相反，利率由货币市场决定，并几乎成为一种使货币供给和需求达到均衡的货币现象。货币需求或“流动性偏好”反过来又由持有货币的动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投机动机和融资动机）来决定。

凯恩斯对货币的探讨，源于他坚持认为，货币经济的运行不能被理解为是在物物交换经济条件下运用适合的理论。货币不再是一层“面纱”，而是一个强劲而又有潜力的工具并具有资产需求。货币经济是现实世界中的不确定性经济。不确定性通过影响投资计划和货币资产需求而影响经济活动。

利息与货币在凯恩斯的持有货币的投机动机中被联系在了一起，进而作为影响未来利率变化过程的因素，不确定性引起投机者在持有货币和金融资产之间来回变换，并决定市场利率的实际变化过程。

还有一个特殊的例子可以解释西方国家的经济萧条状况。由于资本的稀缺性决定了资本价值，拥有丰富资本的传统经济将面临资本报酬率递减的问题。而主要由保险费用和借贷资本家的预期所构成的长期利率，将会阻止资本报酬率持续递减。因为财富积累的驱使是永无止境的，这样一来储蓄就会持续下去。由于资本形成率为零，持续的储蓄将会降低收入水平，进而经济萧条也会继续保持。这就是“萧条论”。

从罗伯特森的观点来看，萧条远没有上述情况糟糕。凯恩斯的理论颠覆了已确立的传统因果关系，对萨伊定律的挑战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根据基本原理，而且完全颠倒了传统理论中的先后次序——在所有的关键变量中，按其作用大小排序，作用小而温和的变量的作用被夸大了——罗伯特森不得不开始注意这一无法摆脱的困扰。但从当代评论家的评论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从这些评论家的角度看这些变化是很不明显的。但早在1938年，庇古就曾经写信给凯恩斯：

丹尼斯·罗伯特森数年来一丝不苟地检验并批评您的各种各样的理论，而忽略了他自己在理论方面的建树，我认为他要是自己发展的话会比现在好得多。[5]

回顾希克斯在1942年写的一封信中对罗伯特森的描述，他解释说：

我确实为他写过评论，劝他从我认为不会有结果的争论中退出，在我认为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转向更为有建设性的工作。[6]

后来，1953年威尔逊回应该观点时说：

凯恩斯利率理论的缺陷，使得罗伯特森教授倾注了多年的注意力——太多了，也许是因为他试图忽略自己的重要理论，即经济发展与贸易周期的关系。[7]

然而，对于罗伯特森来说，实际原因是很明显的。从全心全意的合作者到成为凯恩斯的最固执、最坚持不懈的专业批评者，先是在与凯恩斯的私人通信中与期刊杂志上，然后在与凯恩斯的门徒之间痛苦的沟通与交流上，然后在他的文章及《货币论》的改版上，最后是他给大学本科生作的讲座上，罗伯特森都对凯恩斯主义方法的已知缺陷和对它的误解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他从未动摇过对凯恩斯的看法，他认为在经过多年的合作之后凯恩斯选择了错误的方向：

在20世纪前10年早期及20年代，我确实做了很多努力想接近（经济思想）领域，以便能与（凯恩斯）这样的天才人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时，我大胆地想，我甚至比他还要超前一些；但最终他超过了我，正是我的信念——我知道它是不受欢迎的，但我还是忍不住——使得他从错误的轨道上略微回转，把旗帜插到了注定不平静的地方。[8]

罗伯特森认为，他这样做释放了不利于经济理论发展的力量。然而从个人的角度看，他这样做却造成了直接威胁自己情感安全的变化。

威尔逊明确认为利率是争论的主题，这一观点被一些非正式的评论家所赞同。[9]原因——冒着由于重复而使读者感到厌烦的风险——在于货币的本质是作为破坏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状物物交换的统一要素，而这又是剑桥微观经济学存在的基础。当罗伯特森在利率条件下重新安排他的理论——可贷资金法——时，他很谨慎地再现了早期著作中的基础性（实体）因素和附属性（货币）因素之间的层级关系。结果在新的条件下，投资等于储蓄时的自然利率，由实际生产率与节俭来决定；而围绕自然利率上下波动的市场利率，则由货币因素来决定。

罗伯特森对凯恩斯所从事的工作的态度及他对此的反应，可以从他1936年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文章中明显地看出来。第一，关于利率的战略地位，他认可凯恩斯的理论中所阐述的内容以及他自己对此所持的怀疑态度，他用“蛇”和“虫”作比喻来解释20世纪30年代的大量失业。前者代表我们所熟知的贸易周期阶段，虽然它明显地被夸大了并被结构调整阶段扩大了；后者代表大概是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深层次发展趋势。《通论》出版后没几个月，罗伯特森就发现萧条论引领全书，这一点只能被看做是他对新经济学的直接质疑。

那些仍然认为周期波动是管制资本主义有待减弱的最大敌人的人，与那些认为他们发现了一个隐忧更深的敌人潜伏在盘绕的贸易周期之蛇下面的人，他们之间的观点是非常矛盾的。这个所谓的敌人长期而缓慢地导致地方性企业缺少活力、节俭漏出（leakage of thrift）及整个系统的运行不畅——一种寄生在我们社会的制度与心理基础的心脏部位的虫，随着财富的增加而逐渐肥胖但却无法预防。它是一条真正的虫，还是一个受历史上大萧条悲剧所折磨的、利用丰富的想像力虚构出来的虫？[10]

这个暗示很明显，它属于后一种。

在罗伯特森看来，利率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而且利率应被坚决地放在适得其所的位置上，下面的话很清楚地阐述了该观点：

如果让我表达对这些问题的异端思想，那就是近年来同样在学术、金融和政治圈里，我们听到了太多的关于实际（利率）与贸易复苏和衰退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声音。[11]

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举例乐观主义者、悲观主义者和平衡主义者（经过著名高空钢丝艺术家的平衡后）的观点来简单地加以阐述：

因而平衡主义者不像乐观主义者那样，对货币当局决定目标利率的力量保持乐观，也不像悲观主义者那样，本能地贮藏货币，惴惴不安地抵制利率长期下降，因为节俭和生产率的力量可能会决定利率。这是最接近我本意的表达。[12]

这引出了更多关于利率决定因素及其相对重要性的根本问题。也就是说，当我们用货币供给的变化效应与人们的货币需求的（以备不时之需）变化，来修改仅仅建立在生产率与节俭之上的结论时，理论是否更接近现实。至于为预防动机而持有的货币，即使以牺牲收益为代价，罗伯特森还是明确表示，他更倾向于流动性偏好理论。[13]他的答案当然是强调实体经济而不是货币经济的重要性，这可以清楚地从以下引言中看出：

第一，1939年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次讲座上，他急忙向支持他的观众重申他与凯恩斯的交流没有产生修正主义观点：

在我们的一次小小的争执中，凯恩斯认为我成了一个不愿意接受利率“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观点的人。恐怕这是个误解。[14]

十多年以后，1951年，罗伯特森对实体因素和货币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仍然十分清楚。在《〈利息理论〉笔记》中，他肯定地说自己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古典”方法：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古典”这个词不是指某一特定时期的作品而是代表了一种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假设货币体系运行是理性的，它诠释了而不是扭曲了实体因素的影响。[15]

赞同完全建立在实体基础上的理论，意味着要怀疑不是完全建立在实体基础上的理论。从这个角度来说，罗伯特森对凯恩斯的批评不仅仅是由于凯恩斯夸大了货币的作用，还因为他把实体因素的作用排除在了理论之外。由此可见，流动性偏好——预期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必定被看做是既模糊又不恰当地充当了具有如此重要作用的货币变量的理论基础。我们注意到，在罗伯特森看来，流动性偏好理论的重要性源于他对货币的解释：作为一个纯货币利息理论，货币对消除实体因素的决定作用具有重大影响。他可以通过把货币供给量仅与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联系在一起，并忽略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产生的货币需求（这两项需求由实体因素决定）来完成这一理论。

这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讲座中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后来又以“凯恩斯先生与利率”为题发表。虽然罗伯特森认为只有在长期中实体因素才能起到更大的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有骑墙之嫌，但他也认为“从货币市场的视角看，凯恩斯的理论否认了生产率与节俭应有的贡献”。相反，这里凯恩斯的投机动机需求占据了绝对优势。来自AAW的相关引言如下：

因而利率就是利率，即使人们期望利率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果人们没有期望利率承担更多的责任，就没有理由解释为什么利率就是利率。试图掩盖这一事实的理论架构是不健全的，而它却依然存在（突兀地咧嘴嘿嘿傻笑）……如果我们问，最终影响财富所有者判断的因素是什么，为什么未来的利率与当前的利率不一致，无疑我们需要重新回到生产率与节俭这个基本问题上。[16]

这是一个不正确但具有强大影响力的解释。第一，它意味着由于利率及货币在凯恩斯的失业均衡理论中被赋予了战略性地位，罗伯特森对凯恩斯革命的挑战不得不集中到凯恩斯的利率理论上。第二，应该看到凯恩斯革命挑战的主要对象是罗伯特森自己的利率理论，其中实体因素在该理论中发挥了更多实质性的作用。第三，应该看到凯恩斯试图否认任何影响利率的古典生产率与节俭因素（投资与储蓄形式）。被释放出来的实体因素因而可以被用来弥补所谓的萨伊定律的无效性。

其含义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流动性偏好理论成为了凯恩斯主义体系的枢纽，并且如果流动性偏好理论被认为无效的话，那么凯恩斯其它所有的理论也将随之失效。出于同样的原因，在凯恩斯的理论中，流动性偏好必须优先考虑，而且只有优先形成流动性偏好理论，才可能有从《货币论》到《通论》的发展。只有在这些主张的有效性问题上，罗伯特森和凯恩斯之间的分歧才趋于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