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周期理论中的货币

第11章　周期理论中的货币

在《工业经济波动研究》一书中，货币的角色绝对不仅仅是跑龙套，但其作用仍然相对较小，与决定周期的主要因素相比，货币只是一种补充性因素。正因如此，罗伯特森只是在最后一章回顾货币对工业周期的影响时提到了货币的作用。这种处理方法，完全符合罗伯特森的最新阐述：“必须把货币放在适合它的位置上”[1]——应该说，这种决心不是简单地建立在有利于“挖掘事物表面下的问题”的假设之上的，而是由以下因素所推动的：

我想我发现了一些证据能够证明生产行为与消费行为在很多情况下是存在分歧的。贸易周期学说的基础是货币条件或者一个行业通过货币购买力的变化对其他行业的“反应”。我对此表示极度怀疑。[2]

正是因为注意到了这一点，罗伯特森才告诉读者，他不但能够不借助于特定的货币影响就可以解释贸易，而且，也许是更好的，他没有表达最终会被动陷入货币条件的意图：

显然，货币尤其是信用货币，对贸易过程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除了极少数曾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作出过贡献的人以外，甚至所有人都或多或少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我们长期以来为这一问题所牵制，我们的讨论也十分复杂，也比较成熟，但还没有触及其中特有的货币现象。克莱蒙特·朱格拉和霍特里在货币对工业波动的影响方面有单一而充分的解释，但这一事实却正式驳斥了他们的观点。我们一直在货币表象下挖掘，但却容易在所有关键阶段陷入货币条件之中，我们希望我们可以从巴兰诺斯基等人的命运中跳出来。[3]

这些观点的第二部分，罗伯特森曾在1914年出版的书评中提到过。[4]然而罗伯特森很快就承认，他的苛求并没有使其适当地“把当前的实际理论变动引入到货币体系中”[5]。在现代条件下，这意味着在信用货币经济中，工业将会运转，波动也会发生。他清楚地认识到，其中的关键角色是银行，因为银行能够通过提供贷款增加资本家阶级对资源的控制力。同时，这些贷款的增加将会对价格水平，进而对储蓄价值产生影响。20世纪20年代，罗伯特森在其货币经济周期理论中尽力明确了货币、投资、储蓄的实质关系。之后，这些观点与随之产生的银行的政策角色理论一起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展。

罗伯特森后期研究的另一个主要特色是将货币效应引入到经济波动的研究范畴中。[6]这一特色最初体现在《工业经济波动研究》一书中。他发现在繁荣时期，由于信心和银行信贷扩张，货币供给和价格水平将增加和上升，诱因价值将会提高，金融中介、储蓄、劳动投入的成本将会降低。这转而将刺激经营扩张，导致过度生产。

一个阶段以后，诱因价值将会下降，低迷的工业活动将会继续萎缩，因为金融中介和储蓄成本均将增加。另外，由于银行家们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减弱，银行内部的现金可能会枯竭并恶化。由于萧条的发生，这些消极影响将会因企业瘫痪而增强；由于信心崩塌，物价也进一步下跌。而调低货币工资存在的时滞现象，增加了非自愿失业的可能性。[7]

罗伯特森在写《工业经济波动研究》的这部分内容时，其灵感又一次来自于庇古的《财富与福利》[8]一书的第四部分。在该部分第4章，庇古研究了造成货币购买力变化的原因——这些变化影响到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收入，进而影响到他们的福利。[9]庇古的研究方法建立在所谓的货币数量理论的现金余额说基础上。他继承了马歇尔的观点，并在一篇著名的文章（Pigou，1917）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权威阐述。庇古的现金余额方法不同于欧文·费雪的，庇古把注意力放在货币需求而不是周转速度的决定因素上。这种以个人选择作为切入点的想法，影响了牢固建立在已有价值理论基础上的货币处理方式。他认为，价格水平和货币购买力是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的。它为后来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以及再后来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数量理论提供了切入点。

相对于庇古的写作目的而言，《财富与福利》一书使用的研究方法十分基础。他在货币供给和需求、货币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的基础之上分析了价格水平的决定。从货币需求方面看，由于假设了货币需求弹性单一，货币需求随着国民总收入和相对于商品边际效用的货币边际效用的变化而变化。但是，考虑到罗伯特森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兴趣并不在于货币分析，因而他对货币需求的任何思考肯定都是臆测。他的兴趣集中在庇古对货币供给方面的处理上，因为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罗伯特森许多后期思想的起始点。总之，庇古的结论是，货币价值将会更加稳定，货币供给的变动越小，货币供给的弹性就越大。

庇古对基础货币（money proper）[10]和银行票据之间的区别作了重要说明，因为前者是掌握在公众手里，并且提供货币储备，以防范银行家通过信用扩张进行的银行票据创造带来的风险。由于储备率既定，货币供给将随着基础货币的可获得性以及组成结构（不可兑换的纸币和黄金等）的变化而改变。储备率执行得越严格，货币供给弹性就越小。货币供给弹性也会随着货币存量的构成而变化，基础货币与银行票据两者之间的比率越大，货币供给弹性就越大。从福利的角度看，货币供给弹性受到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支付方式的影响，因为随着经济繁荣，工人阶级对基础货币的需求将增加，这将限制银行票据的任何扩张，并因而降低货币供给弹性。因而，交易中受到基础货币影响的比率越小，价格稳定性就越强。

罗伯特森在后来的作品中效仿了庇古的两种见解。第一，政府控制法定货币供给（由国家承诺而不是由贵金属所支持），可以用来挤出平民百姓的无息贷款（也就是挤掉实际价值）。第二，当平时出现公众对基础货币需求的短期增加时（因为当基础货币储备稀释掉了圣诞节或其他节日支出的融资时，人们增加了预付款，以确保他们将在短期内偿还），银行家允许银行票据供给自动增加的惯例，事实上提供了一个代偿机制，其运行将有助于限制价格变化。因而在庇古看来，随后的事情是不应该让这个有益的机制自发运行，而应当适时建立一个权威的、合法的代偿机制，以明确稳定价格水平。实际上，这一观点是由李嘉图提出来的，费雪将之作为一个框架详细进行了阐述。[11]

总的来说，在《工业经济波动研究》中，罗伯特森已经认识到了庇古关于货币的观点的潜在价值，并通过研究银行在提供融资、决定价格水平和储蓄价值方面的作用发展了这些理论。之后，在《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1926年）中他将更加具体地运用储蓄挤出和补偿性融资工具，而将它们置于对货币、投资和储蓄关系的突破性分析的中心。

然而令人疑惑的是，为什么在他20世纪20年代的作品中货币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他并不是一个货币经济学家，他在《工业经济波动研究》中仅仅是顺便引入了货币，并且宣称他将把货币放在适合它的位置上。我们应当想到，他对货币的密切关注以及后来在理解货币理论方面的进步，来自另外一个人（凯恩斯）的影响，这个人在许多方面都有自己明确的发展规划。我们也应当想到，豹没有变换身上的斑点[12]，他后期的分析虽然有相当明显的进步，但实质上与他人得出的货币具有相对重要性的结论是一致的。

我们也应当清楚，罗伯特森对货币现象的研究并不是出于对货币本身的兴趣。相反，他只是把它作为研究与人类福利相关的贸易周期的一部分。

一战前，他的研究揭示了贸易周期是一个真实的现象，工业波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本身固有的特征。因为经济增长包括资本形成，周期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经济增长由“生殖的冲动[13]”（人类急切想要惠及子孙后代）所驱动，因而将习惯性地导致牺牲“当前利益以满足将来利益”。进而，由于储蓄被吸收到投资领域，考虑到消费被抑制，无论是从长期（通过经济增长需求）来看，还是从整个回归周期（由于经济繁荣时期过度投资，衰退时期存货储备）来看，公众都将遭受不可逆转的经济福利损失。因而，《工业经济波动研究》的政策建议是，人们必须注意他们所做选择的性质，注意周期的成因以采取措施降低波动的幅度。

现代战争的恐怖和战争所造成的死亡规模，改变了人们的认识，因而增加了人们对当前生存的渴望，这导致了对消费需求的增加，威胁到了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储蓄的可得性。因此，战后首先要保证经济释放出必需的储蓄量，来完成政府所设定的经济增长率（在这里，劝告政府选择一个增长率成了他后来在这个领域的研究的一个特色。例如，见他的《经济学原理讲义》一书中《稳定与发展》部分，1956年，p.457），保证以尽可能低的消费损失的成本来达到增长的目的。这实际上意味着周期管理，意味着一旦现代货币组织的重要作用被考虑进去，银行将被赋予关键的管理者角色。因而，罗伯特森的战后研究的主题是在发展的货币经济中，提出了一个短期管理理论。

同时，他的渐进的或者说是逐步性的理论发展方法，意味着不能推翻古典假设，新的视野必须建立在已确立的基础之上。这个要求强有力地限制了模型的建立，对研究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然而，无论有什么样的缺陷，《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1926年）一书代表了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研究成果，是现代“宏观经济”思想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某些方面我们应该仔细研究一下。

这个占据了罗伯特森余下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的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并不是由他独自承担的，而是被置于剑桥学派专注于短期调整和价格稳定问题[14]的大背景之下的。而且，至关重要的是，他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与凯恩斯进行合作，而凯恩斯，作为他的老师、研究导师和同事，作为他个人和财务事务中的朋友和知己，对罗伯特森的生活和工作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也许毫不令人惊奇的是，当我们想知道罗伯特森是如何开始理解分析货币运用现象的意义时，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凯恩斯的影响。

凯恩斯是“剑桥经济学手册系列”的发起者和总编辑，这个系列的目的是：

向普通读者和非经济类学科的学生灌输一些经济学家目前应用于经济问题的一般思想、原理和概念……（并）向以前不熟悉该领域的聪明的读者解释经济方法的最重要的要素。[15]

该手册系列的所有作者都忙于剑桥大学的教学，分配给罗伯特森的任务是该系列中的两本书：《货币》（1922年）和《工业管理》（1923年）。其中，《工业管理》一书并非罗伯特森的兴趣所在，因此也就很容易解释罗伯特森为什么在芭芭拉·吴顿首先提出又放弃它之后，把它当做一项不受欢迎的、令人疲倦的工作。然而《货币》一书，他却很感兴趣。凯恩斯作为一个货币专家，首选的题目应该是关于货币方面的。然而，他却让罗伯特森担此重任，声称他自己没有时间来做这项工作。根据后来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一种可能性，即凯恩斯精明地估计到了潜在的好处，为了寻找合作者，[16]他故意选择罗伯特森代替他做这项工作，作为训练他的途径之一。

当然，考虑到他们各自的地位，凯恩斯是主要人物，居于绝对支配和开拓创新的地位，罗伯特森很可能只能心甘情愿地服从。无论如何，如果没有这次集中精力思考货币问题的机会，罗伯特森对凯恩斯的作用将会大打折扣，罗伯特森自己的学术生涯可能就会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它打开了一条新的可能之路，罗伯特森将在这条道路上获得相当多的荣耀。

虽然留给准备的时间很短暂（该系列是在1920夏开始筹划的，序言的日期是1921年3月，see Money，pp.ⅶ，ⅷ），但《货币》一书中看不出任何仓促准备的痕迹。相反，整本书的写作都采用了一种深思熟虑的、沉着冷静的、受人欢迎的风格。但是无论如何，这都是罗伯特森首次尝试向大众阐述如此复杂的主题，并且成为他最为成功的著作（它在60年代经过多次修订和重印）。文风独特而古怪，每一章的开头都引用路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系列作品中的一段话，这本书得到了无论是初级还是高级读者们的喜爱。庇古写信说他发现整本书“格外地才华横溢和令人着迷”，他“从未指望一本关于货币的著作能如此地‘取悦’读者”[17]。同样地，《佩尔美尔街报》（Pall Mall Gazette）的评论家也发现：

他的书之所以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是因为他的启迪性，并因此而使得出自某些人之手的最为枯燥的所有科普读物变得如此有趣……（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罗伯特森先生的方法很容易理解，而且用最为一般的词汇表达却丝毫不失科学性。[18]

换句话说，无论它的娱乐性有多么强，这本书的目的还是很严肃的。

也许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它问世的年代，当时社会关注的焦点是如此突出。例如，罗伯特森探索了1914～1920年间价格急剧上涨的各种可能的解释，和作为成因的国库券一“布拉德伯里债券”[19]（Bradbury），其发行是为了代替退出流通领域的英国金币——的作用；价格水平上涨和随之而来的英国经济急剧下滑的影响；金本位制度的实施及英国是否应退回到货币与黄金挂钩的时代（与凯恩斯一样，罗伯特森对此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些问题彼此之间没有必然的相关性，但是罗伯特森的处理方法引起了人们对于货币本质和货币经济运行问题的探索。

然而，这些如此有趣的问题却都不构成本书的核心。相反，这里又与庇古的《财富与福利》联系起来了，罗伯特森主要关注的货币问题是，提供一种方法，分析决定货币价值（价格水平）的因素和货币价值变化对社会经济福利的影响。

换句话说，对货币的作用的研究，是从货币对更本质问题的影响这个角度进行的：“实际经济福利的创造与分配”和“实际财富的创造与分配”[20]。在这里，罗伯特森认为，货币价值的变化会造成非常有害的影响，它不但导致“实际财富”主观随意的分配，而且严重阻碍“实际财富”的创造，其中对后者的影响是由于价格变化对合同价值——商业协议的根本基础——的消极影响。他还讨论了建立索引码，以作为克服衡量货币价值变化难题的方法之一。

关于该理论的成因问题，作为剑桥学派成员的罗伯特森，着重强调“货币理论是一般价值理论中的特殊形式”（p.ⅶ）。这意味着，价格水平由影响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的因素决定并诠释了数量理论，如果进一步解释的话，即意味着价格总水平将直接随着可获得的货币数量的变化而变化，就像“单调的陈词滥调”和“过时但却有用的陈词滥调”[21]。

与他在《工业经济波动研究》中的研究相比，他现在更热衷于对“需求条件”（p.28）和后来对“一切领域在特定时期内所发生的、有货币参与的商业活动总量”（p.28）的研究，而“需求条件”部分依赖于货币运用方面的“社会品位和习惯”。反过来，这些交易总量在某种程度上又依赖于商品/服务在特定时期内转手率的变化（重要的情形是，投机进入采购和转售领域），但主要还是取决于“要处理的商品或服务的实际流动”（pp.28～29）。

然而，这仍然是等式中的供给一面，即在“特定的需求条件下”提供利息来源的可获得的货币数量。罗伯特森不失时宜地注意到，可获得的货币数量与单位时间内的平均周转速度所体现的货币数量不同，它既是社会支付习惯又是预期未来货币供给的影响的函数（供给影响需求时的情形）。

至于存在的货币量，罗伯特森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货币种类分类系统（分类系统是罗伯特森擅长的解释工具）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货币供给的各种不同构成中，他不仅强调了银行票据——作为银行信用扩张结果的货币创造——的重要作用，而且还强调了法定货币作为银行经营的储备基础的作用。因此，这里，银行的战略地位又一次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

在这个关键点上，我们应当注意这本书所引出的结论，即：

从根本上说，货币毕竟不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对于那些让我们紧张的不和谐的现象，我们认识到既不能依靠最革命性的又不能指望最“彻底的、健康的”货币政策来提供对策，因为这些现象已经深深根植于当前的工业结构当中，也许还有人类本性之中。（p.ⅶ）

罗伯特森的主旨要义是，尽管一个受损的货币体系必须得到修复，但它无法克服人类本性的恶果和生产过程中的技术结构。因此，货币本质上扮演着被动、促成的角色：

对通往市场之路的修补，并不能代替对这些领域的精心培育。胡乱修补凹下去的缺陷将无法使得我们顺利创造一种新的工业体系——这个工业体系既能对那些敢于冒险和拥有充分计划的人提供充分的激励，又能给那些辛勤劳动和忍受艰苦的人带来内心的平静（p.178）。

这无疑很有道理，但另一方面，如果货币仅仅被看成是在一条铁路（或者也许是19世纪的英国铁路或北美铁路）的办公室里发挥作用，那么它被引入一个地区所达到的效果将比罗伯特森所承认的更活跃、更易于变化。也许是罗伯特森反对的太多了？但他对货币作用的清晰阐述和他对货币进行分析的意义两者之间的对照，表明了他这么做的道理。

特别地，这些都包含在了被他称之为“真实储蓄和银行票据创造的两个过程”（p.79）之中。也就是说，在写作《货币》的时候，罗伯特森发展了具有潜在革命性结果的传统思想、储蓄和投资的关系以及已确立的实体因素层次和货币因素层次之间的关系。萨伊定律本身就存在令人质疑的地方。

我们还记得鲁滨逊漂流记的案例，创造资本资产以打算在未来获得收益（投资）的决定，必须先有一段没有消费品的时期（储蓄），其目的是在新资产孕育时期规定一种生存方式。如果把这个过程放大到古典阶段，鲁滨逊就代表一切经济代理机构，他们被授权独自决策（去选择）拒绝即期消费以期望获得更加辉煌的未来。

然而现在，我们发现事实是，“银行家完全能够胜任”[22]。罗伯特森阐述了这一机制，通过这个机制，部分储备银行的经营将通过从事日常商业活动轻易地颠覆这一已有的先后顺序。概括来说，他认为，通过信用扩张，银行能够支持投资发生而不用考虑储蓄的可获得性；必要的没有消费品的生活状态大部分将被随意地强加于社会。而银行将从未偿贷款中获得利息。

罗伯特森充分意识到了评论传统理论的意义。他承认：

这足以使学生们愤怒到极点。他们刻苦地学习，却依然对“利息是储蓄的回报”这一观点感到困惑——把真实商品堆积起来并且不管不顾：但是在这里，银行确实通过创造货币的服务得到了利息，这应该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服务，但它的确不是储蓄。（p.76）

在传统思维看来，这相当令人震惊，但本质上却是正确的。在罗伯特森所提出的案例中（pp.76～78），有四个主要角色：银行家、农场主、店主、鞋匠。银行家为农场主提供透支贷款便利，农场主拿着银行家开出的支票到店主那儿购买消费品，而店主转而为自己的银行存款增加一笔存款，可以作为采购之用（数额等于农场主的贷款额）。农场收获之后，农场主将他的粮食卖给店主，店主用他的销售收入来支付采购款。农场主偿还银行的贷款，银行现在能够增加一笔新的贷款，这次是贷给鞋匠。农场主的粮食代表以实物形式表现的储蓄。这将为鞋匠提供一笔等于新增贷款额的实际储蓄。就这样，实际储蓄和银行票据创造被联系在了一起。

在“更接近现实生活条件”的情形中，问题就出现了：“新增贷款对借款者总是有用的，但必须在他的额外货物能够被销售之前创造出来……无论如何，当货物即将被生产出来时，基于这些货物而创造的货币，也在被创造的过程当中，从一个支票存款变成另一个支票存款。”（p.89）换句话说，

没有必要提前积累相应的货物，例如……农场主的粮食。如果没有积累的货物，任何储蓄都是由一般公众在贷款流通的过程中产生的，似乎可以说是事先毫无准备的。在最后时刻，他们才发现手中的货币的价值减少了，而被迫放弃了本来可以享受到的消费。实际上，由于额外的购买力进入借款者手中，社会被迫与他共享实物以及他所囤积的实物的当前收入。（p.90）

注意把维持价格水平稳定作为一个标准的含义：

当然，额外的贷款不久将增加实际货物的流通，从而证明自身的正当性；新货物准备和贷款偿还之前的时间越短，贷款创造的货币泛滥的余地就越小。但只要它是未偿贷款，它的本质就是强加于借款者和银行共同组成的一般社会之上的重负或强迫储蓄。如果贷款是货物的预期价值额，这批不变的货物将不会对价格下降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基于这些货物而创造的货币已经间接地引起了价格的上涨。（pp.90～91）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必须再次考虑银行家给鞋匠的贷款，这笔贷款看起来是正当的，因为，与它所代替的贷款——给农场主的贷款——相比，它将保持“可获得的货币与可获得的货物”（p.92）之间的稳定关系。这是因为，根据罗伯特森的研究，这里涉及到两种关系，考虑到结论，我们可以把这两种关系看做是他后来所阐述的经济的稳定条件的基础。它们就是从货物装上火车的那一刻起到运给消费者的那段时间以及贷款未偿还的那段时间。现在，靴子比小麦生产得快，因此贷款也能够更快地偿还，但靴子转手比小麦要慢，从这个意义上说，靴子的市场表现相对不够频繁。因此，与农场主贷款的情形相比，靴子有增加或减少价格总水平的竞争压力（p.92）。

很明显，罗伯特森表面上是将《货币》一书作为一个引导性的纲要撰写的，但事实上他对货币的思考是很深入的。当代的一些颇具洞察力的读者会发现，该书包含了一些极具启发性的思想，同时也包含了一些令人困惑的观点。尽管罗伯特森在论证货币的重要性时，很谨慎地得出了一般性结论，但我们仍然发现这些结论并非完全站得住脚，或许连罗伯特森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

《货币》一书出版后，罗伯特森对其学术观点进行了颇有价值的总结，这些观点在1923年罗伯特森在自由暑期学校[23]作讲座时已经为我们所熟知。“失业的周期性波动”的主题是与社会福利有关的贸易周期。“工业的不稳定性”通过失业的周期性打击和财富分配的明显不公平，直接引发了社会的不满情绪。罗伯特森相信，能否成功解决这一问题，事关资本主义制度的成败。在寻找出路时，罗伯特森指出，尽管常识告诉我们经济繁荣比经济衰退好，但是要得出需要延长经济繁荣的结论，则是一个“危险的错误”。

他根据自己提出的一组组相互冲突的动机，得出了上面的结论。当人们参与工业活动时，这些动机对人类是有影响的。其中的一组冲突是对享乐和节俭的选择。这引出了他在《工业经济波动研究》结尾部分所强调的伦理困境，因为它涉及到人类有必要使自己甘心接受这样的观点：虽然负有责任，但仅仅是作为人类的临时成员：

人作为一种短暂的存在，生命会像蜉蝣一样终结在夏末的某一天；人又作为未来崎岖而不明朗的人生之路上的唯一依靠，在这个永恒的族群中，他所拥有的只有生命的利益；这两种利益之间无时无刻不存在着冲突。[24]

现在回忆一下《工业经济波动研究》中所说的关于“在经济繁荣时期……所作出的牺牲”。[25]，在整个经济周期中，繁荣的特征是节俭与享乐并存：

未来的节日夜晚，是这样一个时刻：工业领袖们在高瞻远瞩，工业资本设备每天都在增加，建造的房屋将屹立数百年之久，定制的轮船将承担整整一代人的全球贸易，商人们的货架上储藏满了货物。[26]

过度投资及对其不可逃避的惩罚——经济衰退，这是繁荣的结果——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意味着，早先被迫卖命工作以最大限度地把工厂和机器变成价值，不料如今竟会被解雇，因为需求下降，他们不得不享受被迫的娱乐。

对付工业波动及其伴随的种种后果，只能依赖于稳定的政策：

我们得到的教训就是，如果我们想要熨平贸易周期，我们就必须认清利益和冲动的真实冲突，在这种冲突中，人类为自己的商业行为所束缚，试图阻止自己过度放纵、违背经济的一系列特性——它把自己的烦躁不安和进步带进了西方文明中。由此得出结论，我们挽救性的思想和努力，不仅要针对经济萧条采取刺激措施，还要对经济繁荣采取抑制措施。总结来说只有一个词……稳定。[27]

除了一系列“实际”措施，包括国家所采取的作为稳定工业经济波动途径之一的措施，罗伯特森最后还提到了“货币稳定”问题。在这里，他肯定货币是“第一重要的”，但与实体因素的影响力相比，它在实质上又是第二重要的；货币通过“极度”加剧“工业所遭受的内在张力和反复无常”而影响工业波动；造成加剧的近似动因是价格水平的不稳定，因为：

我们所承认的价值标准是……非常不稳定的……不仅价格总水平持续波动，而且没有人清楚它波动的中心水平在哪里。[28]

然而我们注意到，根据《工业经济波动研究》中的理论，“熨平贸易周期”可能会熨平经济增长，因为周期是增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当代对经济增长的需求似乎不可避免地要造成波动。这是一个困境，也是在罗伯特森的职业生涯中，困扰着他的研究的一个问题。这个矛盾，在他于1956年在国际经济协会的会议上进行的题为“稳定与增长”的演讲中有所反映。下面几点是非常有意思的：[29]

1.“似乎没有理由怀疑传统观点所认为的资本存量与产出比率的增加……不仅仅是一个征兆，而且还是扩大人类兴趣和减轻人类劳动的主要工具”（p.461）；

2.国家应该对增长率有一定的概念，这样他们将会期望国民收入以什么样的速度增长以及当前收入中多大比例将用于储蓄和投资以获得想要的结果，这完全是值得的（see p.457）；

3.国民未必会自发地提供所需要的储蓄，即除了政府和工业提供的储蓄外，所需要的那一部分储蓄（see pp.463，464）；

4.在考虑这些问题的原因时，罗伯特森又退回到《工业经济波动研究》中的结论和他的享乐与节俭的问题上，他认为必须注意由经济理论所假想出来的机器设备的固定总量与真实人类的繁衍生息之间的不对称：

拉姆齐方程式（Ramsey，1928）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之上的，即企业的效用函数与它的收入与消费的持续增加相关。但普通人都清楚地知道，一退休他的个人收入就会开始减少，但直到死他的个人消费才会停止。看来他的储蓄决策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的储蓄决策，虽然也会受到继承人的观念的影响，但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上述观念的影响。（pp.458～459）

这些形成于40年前的主要思想，仍然在指导着他的思想与主张。然而现在，即期消费不再主要被看做是从“努力推动、推动又推动”中获得自由的手段，而是成为对经济增长的约束。罗伯特森清楚地看到，与1914年相比，人类人生观的改变已经影响到了人们的储蓄行为。如果要完成设定的经济增长率，则必须实施积极的政策措施。

这是罗伯特森对进一步发展“稳定”理论和政策的论证——短期管理。这是一个令人钦佩的转变。任何成功的政策都必须确保提供充足的储蓄，以满足设定的经济增长率的需要；以牺牲消费的最小代价来满足当前生产的需要；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价格水平的管制上面；承认这本质上是货币政策的任务，在现代条件下，银行将发挥主要作用；根据他对银行给工业提供融资的研究发现，及储蓄—投资先后顺序和萨伊定律的潜在研究意义，我们有必要把储蓄以及个人储蓄者的自由决策作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罗伯特森试图为短期管理提供适当的理论和政策，这就是他下一步和最具创新性的研究主题——《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这本书问世于1926年，这意味着他在1925年完成了研究。当然，由于有前期研究的基础，很多相关的分析已经是现成的了，但他想要在这本书中继续发展这些分析以符合必要的标准以及列出一个充分综合、条理清晰的大纲，这个任务将是一种智力上和情感上双重磨难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