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十年中罗伯特森的理论和政策

第16章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十年中罗伯特森的理论和政策

对于罗伯特森来说，20世纪30年代是另一个紧张忙碌而又意义非凡的十年。在这十年当中，英国政府成立了金融和产业委员会，以寻求可能缓解英国工业大萧条状况的金融政策，这打开了罗伯特森作为一名专家听证人的新的一页。罗伯特森发表了两篇文章，分别完善了他的储蓄行为观点，在利率条件下他重新改进了自己的波动理论。他又一次旅居国外，虽然这次是因公出行。当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时，他遭受了最大的专业和个人的挑战。同样也是在1936年，罗伯特森事实上被称为世界经济学领军人物之一。国内和国际官方机构采纳了他的政策建议。因与处于狂热中的凯恩斯革命决裂，导致他身陷冲突，从而离开剑桥，到英国其他地方寻找更好的机会。他与凯恩斯不可避免的争论为这十年间的学术之争增色不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凯恩斯的长期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最终为罗伯特森所追随的思想蒙上了浓重的阴影。然而，这还不是整个十年的全部，正如上面所提到的，还有更有意义、更重要的事情。

罗伯特森向调查委员会之一——金融和产业委员会（又称麦克米兰委员会）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麦克米兰委员会成立于1929年11月，当月召开第一次会议，1931年6月形成报告（Cmnd 28897），该委员会被提名成立时，英国所面临的情况是经济形势持续恶化：作为经济指标的失业率，在20年代连续六年是平均10%多一点，但在该委员会成立时已骤然上升至21%。而且，价格连续十年持续下滑，有发生持续恶化的通货紧缩的危险。这次经济萧条发生的原因，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英国特殊的工业经济形势，二是世界经济大萧条。然而，政府对此次经济萧条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了银行、金融和信用的作用以及它们运行的约束条件上，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以及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途径上。

对这些问题罗伯特森可能最有发言权。他的储蓄、投资和周期理论（《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比他的政策早四年与公众见面，而且他还在《银行政策理论》中以更加易于接受的形式把要点简化。凯恩斯则相反，作为更知名的公众人物和决策者，他主持委员会工作，并把委员会作为发表他最新思考而形成的观点的论坛，而且他还要继续完成他已承诺过的出书任务。如此一来，罗伯特森“自己的信用理论”作为一个货币理论专题于1926年发表，“出版得很快”[1]，并没有像凯恩斯那样，到30年代后期他的理论才得以发表。

对于罗伯特森来说，作为经济学领域公认的先驱者和著名的专家，这是一个把他的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机会。1930年4月份，他提交了一份十分重要的证据陈述，但委员会发现它太深奥了，不得不又请他在5月份用连续两天的时间来口头解释他的论述。罗伯特森承认不但自己的思想是超前的、勇于创新的，而且他的政策建议也是激进的。这对他的观点是一个重要的考验，因为委员会主席麦克米兰（后被封为勋爵）多次要求他解释清楚他的理论中所蕴含的实际方法。[2]除此之外，熟悉罗伯特森作品的人，对其理论中所出现的特有的新术语和钟爱的文学典故一点儿也不会感到奇怪。在发展中的货币经济中，关于整个周期理论框架及决定价格水平的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剑桥现金余额方程式），罗伯特森的观点如下所述：

公众储蓄引起投资的产生。公众通过变动他们在银行的储蓄总额，能够影响银行存款的周转速度并因此影响价格水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储蓄意愿的增加将降低银行存款周转速度并引起价格水平下降。银行的作用是制定有效的储蓄计划，抵消价格水平的下降以防止原本节俭的人们因价格水平下降而大幅增加消费。如果银行不能制定有效的储蓄计划，则对公众而言就不会为未来必不可少的投资而放弃即期消费。银行总是试图通过贷款和投资等信用扩张方式抵消价格水平下降的影响。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应该想方设法创造这样的贷款，因为这些贷款将使创造出来的货币快速、便捷地与商品发生联系，无论是通过消费方式还是其他有效的方式”。[3]

银行所面临的问题是，信用扩张在不利的经济环境中如何实践的问题。也就是说，除了遵守国际金本位制（顺便提一句，金本位制被英国政府作为开脱对本国经济问题责任的主要根据）的约束条件或限制性的储备要求，银行“贷款可能会受限于购买消费品和有特殊利率的资本品的融资需求的缺乏”。这是罗伯特森在《银行政策理论》中主要关注的内容。1927年，考虑到工业发展已经大大缩短了生产时间，并因而减少了资本家们对周转资本的需求和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他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美国联邦储备设法提高价格水平的难易程度上。

随着商业贷款需求的减少，银行对公众购买消费品的贷款陡然增加。如果这是经济繁荣时期所需要的，那么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如果对枝繁叶茂的大树还做这么多事情，那么我们该对枯枝败叶的大树做些什么呢？”[4]美国“即使总是能够大量建造汽车和50层的大楼”又能怎么样呢？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本身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更多激进的经济刺激措施，例如公共工程建设：“我们的思考空间在于，政府及其他部门对建设工程大量需求的时代到来了。”[5]这种观点是有先见之明的，因为在第二年，华尔街股票市场就崩溃了，这预示了世界大萧条的开始。

我们注意到对银行信贷需求的减少，源于对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减少，而不是其他方面的原因。这取决于市场——至少是暂时的——的饱和度。市场的吸收能力有一定的限度，人类的需求——至少是暂时的——也有一定的限度。为描述这种情形，罗伯特森遵循自己一贯的风格，举了一个他偏好新术语的例子，而不是使自己取悦所有人：

［主席：］我想，您创造了一个我在英语字典里见过的最不雅的词——很荣幸地说，这对我来说是很新鲜的——“过剩”。我猜您指的是人类需求已经到了饱和的极限？

［听证人：］——是的。[6]

作为工业萧条的原因之一——过剩，罗伯特森对这一概念给予了高度重视。对于消费品来说，可能会出现因产量大量增加而暂时大于市场吸收能力的过剩情况。但对于在他的周期与发展理论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资本品来说，问题就变得复杂了，因为投资“供给的不连续性——无论是在萧条时期还是在复苏时期”（para.11）。银行的任务，首先是刺激新的需求模式出现，其次是抛弃它们一贯的对流动性和储备的关注，勇于尝试信贷政策，找出“为固定投资融资的方式”（para.7）。正如我们前面注意到的，这对银行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收益减少和风险增大的情况下，为了追求高的就业率，银行的负担会大大加重，这里唯一的理论根据就是罗伯特森的储蓄理论。在罗伯特森看来，储蓄是不可持续的。除非储蓄被创造出来就立马被利用掉，否则只能被消费浪费掉。因此，当储蓄和投资需求发生时，银行必须积极承担这一任务。

至于其他可能的应急刺激措施，罗伯特森受凯恩斯的影响，认同低利率将促进投资的观点。但罗伯特森的结论是不应过分重视利率，因为在萧条时期对借款方的长期低利率，必定与贷款方的相对长期高利率相联系，这样就无法达到均衡。[7]至于工资及其无效率问题，他不像其他人那样重视货币工资刚性效应，他更重视的是工会不断施加的压力。另外，高工资率在理论上满足了工人的产品需求，但它同时又减少了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工资水平和总的消费能力可能会更低。

这里，凯恩斯对罗伯特森脱颖而出的论证表示了饶有兴趣的关注。这是罗伯特森具有潜在深远意义的见解，如果由委员会全体人员共同决策，其结论未必正确。

凯恩斯：罗伯特森先生所说的内容的极端重要性是无可争议的，虽然他与其他听证人所说的刚好相反……也许那些认为我们应该大量增加出口（由于工资成本降低）的听证人是站在单个厂商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Q.5009）

正是这一见解，给了他在《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中关于匮乏概念的灵感。这里他又把该见解用于解释工资和支出的关系。当然，有趣的是，这一见解从未上升至对节俭悖论的认识程度。

总之，罗伯特森也许不赞成把工资作为刺激措施，但可能会同意减薪，比如10%（这个幅度据说是英镑在国际上被高估的幅度），前提是这个幅度是由工会自愿提出的。[8]最终，当国家遇到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也可能遇到的问题时，他不像其他人那样重视国际因素在英国不利的经济环境中的作用。

因此，考虑到传统的经济措施具有局限性，罗伯特森在《失业的周期性波动》和《银行政策理论》中试图寻求更为激进的措施。当资本资产的商业需求水平由于过剩而处于低谷时，就只能依赖于公共工程（para.13）：

假如你愿，在一切抛弃他的瞬间，

你仍然可以使他死里逃生。[9][10]

过剩说反过来证明了公共工程的正确性，因为它否认了财政部的观点，即公共工程仅仅是吸收了那部分可能会被私人部门利用的资源，从而造成资源运用无效率（para.13）。这样的公共工程是否可行不应根据其获利能力而应根据它是否有利于创造就业和提高资本资产的正常公共供给水平来判断。而且，公共工程也不应被看做是治病的良药，而应该被看做是久病复原期间的一日三餐（Q.4983）。虽然在很多情况下公共工程只是暂时发挥作用——直到私人部门开始投资——但考虑社会利益，其发挥作用的时间可以更长，有的甚至可以长期存在。

我不同意公共工程仅仅是应急措施的观点，在现代条件下至少有些公共工程是需要由政府来承担的。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主要是站在社会的角度而不是某些群体的角度。例如，对于政府的住房建设政策，我无法预见不远的将来它会发挥应有的作用。[11]

关于他打算提倡的公共工程的范围，他很清楚他“必须非常谨慎”（Q.4897），并且他承认“在某种程度上”，委员会主席对他的观点“政府花钱比我们自己花钱好？”（Q.4932）持理解态度。这实际上就是他在《银行政策理论》中所建议的激进措施。[12]

当然，麦克米兰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解决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罗伯特森曾六次受邀，在一个名为“为什么我们仍然贫穷”的系列广播对话节目中，力图解释广大听众所关心的问题，这个节目的内容后来在1931年11月和12月的《听者》杂志上发表。[13]

对于罗伯特森作品的理论方面，由于他在利率条件下重新安排了对《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的分析，他的理论在凯恩斯十年的前期得到了重大发展。如此一来，他就和当时的研究趋势不谋而合了，即根据自然利率和市场利率来分析经济波动，是“凯恩斯《货币论》（1930年）和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1931年）中的一般（维克塞尔）理论”。[14]这对于罗伯特森来说是个新领域，他通过两篇文章谨慎地完成了向这个领域的跨越。他在“储蓄与贮藏”（1933年）的基础上，在“工业波动与自然利率”（1934年）一文中对他的分析重新进行了安排。这两篇文章风格不同，但都很重要。

“储蓄与贮藏”一文涉及重申与改良问题。他重申了对《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第5章的分析（关于“储蓄的种类”），重新启用了写作《银行政策理论》时已经抛弃的“特有的古怪而不规范的语言”，用传统分析方法来精确表达他的思想。[15]“储蓄与贮藏”的发表，展示了他在政策优势方面的信心，奠定了他在目前正广为讨论的概念的发展上的优先地位。而且，通过匮乏与非匮乏、节俭与挥霍的概念设置个人理论的界限，该文为罗伯特森的思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储蓄与贮藏”一文的主题是储蓄的概念，他对储蓄概念的准确界定，对处理整个经济理论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对自己理论的细微修正，为他的分类倾向的实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涉及到在罗伯特森主义“日”的基础上对储蓄的动态分析的理解。“日”是度量时间的理论间隔长度的工具，既控制对劳动收入的管理（根据罗伯特森的时间间隔理论，劳动收入在一天的时间间隔里被分配完毕），又控制货币的周转速度。

另外，与以前的阐述相比，他现在更注重货币贮藏的作用。因而，任何一天价格水平的下降，必定被看做是一些集团或个人在同一天进行货币贮藏的结果。这也可以被定义成当天储蓄大于当天投资的那部分货币，而期间投资为零。[16]我们也许也注意到了，“节俭”是关于消费水平下降且低于本来应该消费的水平，现在这一定义由于借助于“如果其他人不改变他们的支出，消费行为……将少于本来应该发生的消费行为”[17]而变得更加清晰。

这一思想对凯恩斯和哈耶克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们二人的作品中都把这一思想当做了背景。其中两点尤其有趣。第一，由于不同意凯恩斯—卡恩的“简单思维”的储蓄定义，以及认为储蓄和投资“必定相等”会产生“令人担忧的结果”，罗伯特森重申了他自己的观点，即：

储蓄和投资并不必然是相等的，而且正是由于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区别才导致了价格水平的波动（而不是像凯恩斯理论中所阐述的，价格水平的波动是正常现象）。[18]

第二，他批评凯恩斯理论没有区分公众所承担的、由信贷刺激引起的两种通胀负担：一是由于新雇用工人（创造额外的人力资本）的劳动收入支出所造成的通胀；二是由于前期价格水平上升，劳动合同被扭曲，实际工资低于名义工资从而消费水平降低，这使得“企业主签订合意的合同以增加储蓄和投资的正常行为被扭曲了”。[19]

关于哈耶克，罗伯特森推崇哈耶克使用历史研究方法来研究强迫储蓄概念，并认为以前的一些作者对强制性负担的真正内涵并不清楚，“必须弄明白‘强制储蓄’的真正含义，否则我不会放弃我自己那些不太雅的术语！”[20]

罗伯特森为自身立场极力辩护的原因，在我们考虑到第二篇文章时就清楚了，这篇文章就是“工业波动与自然利率”，以及他在文章标题下引用《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的话：

“这一定是那个让人丢失名字的树林了，”她对自己说，“我在想，当我走进去以后，我的名字会丢到哪里去呢？我可不愿意丢掉自己的名字呀，因为那样人们会另外给我取一个名字的。那准是个怪难听的名字。但是随后的乐趣是，我应该去找那个捡到我名字的人！”[21]

我们从上面这段引文中得到的启示是，当世界上的事物和它们的名字之间并没有联系时，除了那些赋予它们名字的人之外，给物体赋予名字是这个世界从“无”到“有”这一过程的一部分。因此，创造一个各种事物都有自己的名字、对人类来说都有具体含义的世界，是人类建立认同感并寻求安全感的基础。那么，如果进入别人命名的世界，那么就有失去自己的认同感和安全感的风险。因此必要的辩护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字以及这些名字的含义。

罗伯特森对于自己立场的一致性充满信心，因而他继续使用利率概念重申了他的理论。在第7章分析“工业波动和自然利率”时，我们研究了周期的过程，在研究《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时也做了跟踪研究，但是现在我们却要使用全新的术语进行研究。在1933年的文章中，他还重申并提炼了他的归类和定义，但很显然在1934年的文章中这些词汇都不见了。这些词汇包括匮乏与非匮乏、节俭与挥霍、贮藏与减少贮藏。我们猜测，这是因为罗伯特森觉得这两种表达模式是等价的，是并行不悖的两种方法。他没有试图将二者结合在一起，尽管我们已经意识到无论我们选择什么，理论本身都会在既有的选择框架中自动运行。

罗伯特森十分欣赏自己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能够使我们认识更多不断发展中的货币经济的基础知识，比如储蓄、投资以及最重要的价格水平波动。我们可以从罗伯特森在《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一书中的观点中看出端倪。此书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书中可贷资金的利率决定理论与凯恩斯稍后提出的流动性偏好理论针锋相对。

不过，他的执著是建立在古典数量论和剑桥现金—余额方法上的，罗伯特森认为这种方法更具有启迪意义。1933年4月，当罗伯特森就《货币论》与凯恩斯争论时，就对凯恩斯没有采用他认为的高级方法而感到遗憾：

我知道我已经不可能转变你的观念让你采用传统的K和V方法了，但是我还是要说明这种方法作为公共研究的初步条件是多么合适……名义货币曾经被有效地引入到货币循环中（因而影响价格或就业），并以一个接近于真实货币的周转率运动，除非或者直到税收和通货紧缩等因素将其从循环中提出来。[22]

罗伯特森对波动的新“维克赛尔式”的分析体现在两个利率的相对变化上：一个是代表性的真实利率，其变动受银行活动的控制，另一个是均衡的自然利率。这就是古典数量论的所谓“间接机制”使用的理论工具。在这里，货币数量的变化通过影响利率来影响价格。维克赛尔的贡献在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解释了经济中的扩张（签约）依赖于真实利率（或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的比较以及物价水平的稳定性。通过这种方法，罗伯特森才能在吉布森悖论的基础上，应对外界的批评，因为我们能够观察到，利率在物价上涨时是上升的。[23]

可以借助图形分解来说明问题。图16.1中的两条曲线分别代表生产率和节俭：D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利率函数（在每个时间点上，工业都能在各种利率水平上借到贷款）；S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函数（在各种利率水平上，每一个时间点所能提供的新储蓄）。在利率均衡点（r0）上，工业将新的可用储蓄吸收干净。

如果发生外部“冲击”，比如发明柴油发动机、发现南美洲或其他，需求曲线都会整体向右移动（D1）。那么在r0水平上的资金需求增加。这部分资金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得到。如果银行介入的话，那么信贷总额将超过储蓄，货币供给将增加。相反，如果允许利率自由活动，那么需求增加将拉动利率水平上升，这将使储蓄自身产生流动性，新增的流动资金将对银行信贷产生替代作用。这样，必然将贮藏货币释放出来进入流通领域。然而罗伯特森也指出，如果货币供给可以自由变动，那么收入将增加，同时资本家的储蓄将重新进行分配（这是因为“冲击”会引导资本家进行扩大再生产）。这反过来将会使储蓄曲线向右移动（S1）。

下面就是罗伯特森的特殊兴趣之一。他发现两条“真实利率”曲线出现了交叉，他将交叉点称之为“准自然”利率（r1）：

在这一点上，工业的资金需求得到了满足，同时新条件下产生的储蓄也将发挥价值，真实利率将可能提高；如果达到“准均衡”，那么将不会出现新的货币创造或者已有储蓄的流动化。[24]

准均衡点还是不稳定，任何流动性的力量都会使其发生变化。

现在我们回忆一下罗伯特森的周期理论，经济膨胀必将导致过度投资、危机和萧条。在新条件下，可以看到两种力量将会产生如下效应。第一，工资将上升，利润将减少，（资本家的）储蓄也将减少。储蓄曲线将会回移，准自然利率将提高（至r2），并拉动真实利率紧随其后。工具产品需求下降，随之信贷收缩。第二，工具产品的大幅过度供给将会显著降低其边际产品，投资需求曲线将会大幅向左移动（D2）。这将使收入降低并产生有利于非储蓄者的再分配。一些厂商和家庭也会出现“紧急借贷”的情况。储蓄曲线向左移动了。准自然利率已经降至一个低的水平（r3），只要真实利率保持高于这一水平，那么必将产生超额供给的储蓄。结果是，银行信贷必将紧缩，银行账户中的储蓄必将增加（也就是贮藏）。

如果真实利率降至准自然利率的水平，那么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准均衡。新的准均衡比原来的准均衡可能会更持久，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资本的长寿命（边际生产率将维持在低水平），另一个是挣工资者对收入进一步降低的忍耐程度（储蓄倾向将显著降低）。

如此，罗伯特森在原来条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可持续的周期理论，并在新条件下进行了修改。罗伯特森看起来已经为所有的批评准备好了。不过，由于凯恩斯对整个经济分析的相关变量的革命性秩序重建，经济学理论已经出现了更多基础性的发展动向。

这一发展过程随着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而达到高潮，《通论》的发表直接挑战了罗伯特森经济学的适用性，以及他的情感安全赖以存在的基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罗伯特森的研究，尤其是在他重新安排的利率条件下的研究逐渐为人所熟知时，凯恩斯的新书中却没有出现自然利率的踪迹。令哈耶克大为惊愕的是，凯恩斯放弃了从《货币论》到《通论》转变过程中的所有概念。

然而，在罗伯特森的两篇论文发表的间歇，他得到了一次旅居印度三个月的暂时离开的机会。印度政府邀请他参与一个“在对印度的经济条件产生影响的现有组织、统计信息及其他信息范围内”[25]的学术调查。其特别要求是建立一个中央统计部门，以进行生产调查的可行性研究，建立国民收入和财富的测度方法，规定合适的工资指数和价格指数等。

这无疑是一项令人畏惧的工作，罗伯特森起初不情愿答应也在意料之中。然而，除了他持久不变的责任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一点作用之外，促使他改变主意的信心来自他的合作者对该项工作的了解。他就是亚瑟·里昂·鲍利，一位水平一流的经济统计学家，他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经济学统计数据的整理和汇编工作，他正好曾经做过这项调查所涉及的领域中的前期工作。

对印度财政部提供的大量资料整理完毕之后，他们于1933年12月动身前往印度，当月22日到达目的地。他们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进行询问工作，又花了几乎一半的时间到相关各个部门进行调查。虽然他们得到了许多来自印度的经济学家和行政官员的大力支持，但他们独立发挥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他们在1934年3月20日完成的报告中所取得的成就是极其引人注目的。[26]

或者，如果考虑到这两位搭档的真实水平的话，也许未必那么引人注目。但无论如何，他们的报告为该领域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