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20世纪20年代：声名鹊起

第9章　20世纪20年代：声名鹊起

罗伯特森在1919年夏天重回三一学院，就任他五年以前就已经获得的研究员职位，从教授一年级学生开始（米迦勒学期），并最终“沿着马歇尔的足迹开启了自己的教学生涯”。当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无论他对于自己未来的职业有着怎样的疑惑和思考，只要看看过去他所走过的路，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必将回到那块真正属于他的地方。他曾经从自身的优缺点出发考虑他应选择的道路，考虑的结果是除此之外，他没有其他的选择。事实上，考虑到以前的那些可识别的发展趋势，一个人在未来几十年的职业发展通常是可以预测的。也就是说，他将让自己跻身于一流经济学家之列，并成为一位杰出的业余演员；他将学会如何将科学与艺术完美地结合起来，从而成为一位文采出众的经济学家；当他挣扎着寻找爱的时候，他的感情世界是混乱的；他将继续寻求逃离，无论是暂时寻求从压力中解脱，还是长久寻求解决自己内心所面临的责任和意愿之间的矛盾；最后，最重要的是，当他和凯恩斯开始进行对于两个人都有好处的合作的时候，他将继续开展与凯恩斯的合作。

20世纪20年代是罗伯特森学术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期间，他发展和深化了自己的工业波动理论。尤其是，他开始强调货币因素对于经济周期的影响，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他的一些重要的出版物中看出这一点。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罗伯特森为自己赢得了国际声誉，在20世纪30年代，他被认为已经达到了他职业生涯的顶峰，在当时仅次于凯恩斯，排在第二位。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已经在货币经济学家的文献引用排行榜上位列第六。[1]同样，在他为剑桥手册系列所编写的两本书——《货币》（1922年）和《工业管理》（1923年）——中，《货币》一书特别重要。在写作《货币》一书的过程中，罗伯特森深入地思考了货币在当今世界中的本质作用，从而为他最重要的作品《银行政策和价格水平》奠定了基础。后者明确地将货币因素引入到工业经济波动理论当中，在分析储蓄与投资问题时，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货币分析方法。

《银行政策和价格水平》被指责为“晦涩难懂”，除了一些最坚定的读者外，几乎很少有人看过此书。这本书的思想经由一些衍生的出版物得到广泛传播，尤其是两本书《银行政策理论》（1928b）和《货币》的1928年版及其以后的各个版本。

然而，货币理论和波动理论并不是他专业研究的唯一领域。他也在经济学的其他领域里作出过重要贡献，包括工业组织、企业理论、财政政策和国际经济学等领域。为此，他曾经出版过专著《工业管理》（1923年），还在主流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文章。[2]

而且，尽管他天生反感委员会的工作，但是他依然通过各种官方组织、听证会和其他组织尽心尽责地参与一些经济问题的研讨。例如在1921年，他被邀请参加克拉彭（Clapham）调查委员会（不列颠协会），该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思考当前的政策问题，力图回归金本位制度。在这里，罗伯特森与其他三个来自于次级委员会的会员不同，因为他对重返金本位制度持保留态度，他更倾向于维持一个稳定的价格水平。1922年11月，在凯恩斯的支持下，罗伯特森被选举为星期二俱乐部的成员，这是一个私人餐会性质的俱乐部，其成员来自于学术界、银行界、政府和新闻界，他们可以在伦敦的皇家咖啡餐厅里无拘无束地谈论经济学和财政学问题。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和凯恩斯一起主持伦敦剑桥经济服务组织的工作，直到该组织解散，在此期间，他帮助建立起了《月报》。他也一直保持着和自由党的联系，参加一年一度的暑期研习班。从1926年起，他开始为自由党产业听证会作准备，并于1928年提交了报告《英国的产业前景》。他也为皇家国际事务协会（查塔姆研究所）的讨论和刊物出版作出过贡献。最后，在1930年，他被邀请向财政和产业委员会提供一份书面的“证据备忘录”，后来，他还因为此事而接受了口头问讯。

伴随着罗伯特森在经济学界的声名鹊起，他在大学里的教职也节节高升。他最早在三一学院谋得了一份研究员职位。1924年，他被从助教提升为讲师（此时学院募集了更多的资金可以增加教师的编制），从1928年起，他获得了格德勒讲师席位（这个讲师席位是由格德勒公司提供财政支持的）。最后，1930年他被推举为审稿人，因此他也就获得了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之下的最高学术职位。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的创始人是马歇尔，当时由庇古继任，在1944年的时候由罗伯特森接任。

在20世纪20年代，罗伯特森还在另外两个方面建立起了自己的声誉，一个与他的专业工作有关，另一个与其无关，但是这两个方面都表现出了他内在的艺术家气质。在第一个方面，他是一位知名的文采出众的经济学家，他的著作和论文的写作风格自成一派；在第二个方面，他在业余舞台表演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为了全面地理解他的成就，我们需要对这两个方面都作一个考察，让我们先从他的演员生涯开始说起。

罗伯特森年轻的时候就展现出了作为一名演员的过人天赋，他曾经演出过许多著名的古典角色和轻喜剧角色，战后十年正是他舞台潜力充分绽放的十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曾经出演了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三个角色：潘达洛斯（《特洛伊勒斯与克蕾西达》）、夏洛（《亨利四世》第二部）及美尼涅斯（《科利奥兰纳斯》）。每一个角色都对他的生活产生了相当长时间的影响。他还通过在许多其他戏剧中的不同风格的表演展现了他的多才多艺，例如，在欧里庇得斯的《独眼巨人》中饰演西勒诺斯；在本·琼森的《福尔蓬奈》中饰演科巴西奥；在林顿·斯特来彻的《真龙天子》中饰演大太监李；在学院文化复兴活动中编排的《普通人，还是重罪犯，或者是国王和恶棍》中饰演王后学院的主人。

考虑到他在战前的声誉，罗伯特森的表演[3]或许并不出人意料，关于这一点，有充分的线索可以追寻。人们普遍认为他的天赋要远远超过其他业余演员。人们对他所扮演的潘达洛斯这一角色的赞美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

他是最出色的——实际上真正是最棒的——他对潘达洛斯的扮演太成功了，因为他的表演达到了其他演员完全无法企及的高度，让其他演员的表演看起来显得更加业余了……马洛戏剧团的潘达洛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十分精妙和格外有趣的表演。[4]

这些赞美长时间地激励着罗伯特森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去实现更大的抱负。

无论他是否想要在专业领域谋求一席之地，罗伯特森所扮演的角色都有一个模式，而且他的同事们对这种模式都有着比较清晰的认识。奥斯汀·罗宾逊认为，罗伯特森“善于表演戏剧”，而罗伯特森在三一学院里的好朋友巴特勒则敏锐地注意到：

他逐步开始专门从事古代人物的表演——（虽然）他所扮演的所有古代人物，本来应该，或者不应该，都是相当有同情心的人。[5]

这些特征集中表现在他所扮演的贾斯廷斯·夏洛先生身上，这个角色被认为体现了罗伯特森本人的特征。他让这个人物表现出同情心这一点被巴特勒的评论所证实——“一个真正感人至深的表演”[6]。而且，在1930年前后，当罗伯特森完成了亨利四世的第二部分的表演之后，我们发现，他仿照戏剧中的做法，邀请一些“不同等级”（原文如此）的人到他在三一学院大广场的房间里，来“共同分享用茴香子烹饪的鱼（等）（与贾斯廷斯·夏洛的做法相似）”[7]。

在这些年里，罗伯特森建立起自己声誉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他被公认为是一位文采出众的经济学家。因为他的文采与他的专业工作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一点更为大家所熟知。

经济学界对于罗伯特森拥有“文采出众的经济学家”的声誉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批评者认为罗伯特森缺少一位现代经济学家所应该具有的基本能力。相比之下，赞同者认为他恰恰拥有一些现代经济学家们所缺少的能力；然而，赞同者中的一些人也对于罗伯特森的一些观点表现出了不安。

对于批评者而言，他们认为罗伯特森在他的理论分析中不会恰当地使用数学方法。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罗伯特森在极为有限的程度上使用数学方法来为他的文字阐释提供支持。坦率地讲，在这一点上，罗伯特森确实做得不够好。希克斯认为罗伯特森的代数学是“蹩脚的”[8]，而萨缪尔森则非常遗憾地指出（in BPPL）“他的基本数学方法使用不当”[9]。同时也有一些态度问题。希克斯注意到罗伯特森“（炫耀）自己缺乏数学知识”。[10]，同样，萨缪尔森痛惜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不能理解e=2.718……的含义，并且一辈子都对这一事实感到荣耀”（原文如此）[11]。当罗伯特森公然表达自己对于理论阐释工具和方法的蔑视的时候，批评家们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在这方面，罗伯特森既无能力，又无兴趣。他们温和的嘲笑只能是在其伤口上撒盐。

然而，评论者们也认识到，罗伯特森对于研究方法的不信任或许也有积极的一面：他实际上非常害怕他认为对数学分析方法的过分依赖将会淡化研究主题，甚至导致分析的错误。在希克斯看来，罗伯特森“反对将经济学研究简化为数学分析”[12]。奥斯汀·罗宾逊将罗伯特森的做法看做是“重创了那种将经济学研究通过数学模型自负地简化为缺少耐心和同情心的归纳总结的做法”[13]。同样，古德哈特的评价是，“丹尼斯是一位古典学者和人文主义者，他喜欢嬉笑调侃那些数学经济学家们所得出的一般性结论的矫揉造作和胡言乱语”[14]。

为了支持这个观点，不仅罗伯特森的仰慕者提出了很多支持性的证据，而且罗伯特森本人在坚持自己的观点的同时，还包含了一种自我否定的因素：

（虽然）很明显，丹尼斯比他表现出来的要更精通数学，特别是在理解其他人的数学分析方面，但是他对数学在经济学分析中地位的日益提高持严重的保留态度。他感到有必要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化，但是便捷的数学系统通常会导致经济学家过分地关注有限的解释要素。[15]

他的门生和知己，斯坦利·丹尼森，也是态度鲜明：

他特别不信任数学方法，特别是当它们被运用于“预测”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的时候。他否认任何数学知识，虽然他并非像他表现得那样无知，他的怀疑态度并非出于他没有能力使用这个工具，而是他相信数学方法是理解经济现象的一种不适当的方法，因为经济现象是以人类对于变化着的形式作出的反应和行为为基础的。[16]

虽然，根据他的疑虑，他采取了在自己看来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这的确是一个损失。由于没能充分利用当时经济学研究中通用的研究方法，罗伯特森无法将他全部的经济学贡献都写入经济思想史之中。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没有能够在经济学界得到他应得的地位。当我们评论一位经济学家的贡献的时候，这就成了一件大事情。萨缪尔森一直致力于批评他的老对手，然而他也不得不承认，没有使用数学方法是罗伯特森最大的遗憾，因为他：

能够公正地声称自己是周期分析（例如，动态差分方程和市场“日”的定性分析）的创始人，周期分析在20世纪30年代在伦德伯格、希克斯、J.M.克拉克及梅茨勒等人的手中成为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工具。他还声称——至少有五个人——他们是几何学进步的发起人，他们在我们生活的黄金时代里已经变得非常有名气，他们是哈罗德和多马等。[17]

古德哈特提出了一个比较没有说服力的观点，他认为罗伯特森没有能力来建立自己的模型，这导致了他没有能够独立地提出一个积极的、建设性的经济学愿景，进而因此导致了他只能消极地、批评性地展开自己与凯恩斯的论战[18]；虽然在这里，更加可能的解释是，凯恩斯的成功对罗伯特森产生了巨大的心理打击，也让罗伯特森的创造性陷入了瘫痪状态。罗伯特森的失败也给了那些寻求将他描述成为一个绅士经济学家和一个可怜人物的人留下了发挥空间。约翰逊将注意力放在了因“用一个敏锐的但是毫无希望的文学思维来处理严肃问题”的无能而引起的困难上。[19]

因此，人们通常认为罗伯特森缺乏写作现代经济学论文的能力，然而，当他在1910年夏天开始涉足经济学的时候，并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他发现自己在这方面处于劣势。他在那时读的两本“经典著作”[20]没有一本是依赖于数学分析方法的，而且这两本著作都表明经济学思想可以通过纯粹的文字方式得以表现（虽然马歇尔使用图表，但那是为了解释概念）。而且，马歇尔实际上还对过度依赖数学的危险提出过警告，他的理由是“处理经济学假设的一个好的数学定理很有可能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原理”，他同样告诫统计学家鲍利“在英语语言表达与数学表达同样简短的情况下，尽可能地让人们不要使用数学方法”[21]。而且，庇古的《财富与福利》（1912年）主要是用文字阐释的方式写成的，全书使用了很少的数学分析，而且仅仅将它们局限在脚注里。

虽然所有这些都是十分令人误解的，但是罗伯特森已经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虽然没有任何理由来解释他为什么会选择经济学研究作为自己的职业——这或许是他作出的一种自卫的选择。他或许已经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的两位榜样，马歇尔和他的研究主管凯恩斯在成为经济学家之前都是极具天赋的数学家。而且，那个曾经被马歇尔提出过告诫的鲍利在上中学的时候就被看做是一位数学天才，并且在剑桥大学的最后一学年里，他还荣获了数学荣誉学位考试的第十名。甚至是有着历史学和哲学背景的庇古，也逐步认识到数学是研究经济学必不可少的工具，因为数学能够淘汰滥竽充数者。好像在数学的思维模式中有某些东西能够让读者一目了然，即使是当论点完全是通过文字方式表达出来的时候。例如，埃奇沃斯将马歇尔的作品描述为“由一组他认为恰当的简介的语言表述出来的，‘在文学的外表下穿着数学的盔甲’”[22]。这里包含着一种能力，即一方面可以在恰当的时机熟练地驾驭数学工具，另一方面在数学模型日益充斥于经济学文献的大背景下表现出难得的同情心。罗伯特森既没有能力，也不愿意那样做。

然而，考虑到他在自己上大学的时候就给凯恩斯留下的深刻印象，以及上研究生时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再加上他怀有社会改良的强烈愿望，他是能够自信地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他了解自己的实力，获得研究员职位的事实更是增强了他的自信心。即使如此，直到20世纪20年代，他都感觉自己缺少必要的数学能力，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招致了批评，获得了一个不怎么好的名声，他被认为是一个“不严肃”的经济学家。之所以获得这样一个名声，这里必须加以说明，主要是由于他所采用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主流方法格格不入。罗伯特森对于数学模型建立者们采取嘲弄的态度，这就使他的作品具有了独特的文学性。没有事情比罗伯特森的工作更能让主流经济学家们难堪了，反过来，罗伯特森的这种做法也伤害到了他自己。

选择这种文学性的写作方法不仅仅是出于数学知识匮乏的考虑，而且还透露出一种对于乏味的经济学语言的美学反感。他没有将经济学看做是一门能够产生利益的学科，而是坚持认为他的思想和观点应该被以一种更贴近人类本质的、尽可能艺术化的语言来表达。于是，罗伯特森因为他语言运用能力出色、文笔优美、睿智幽默、知识广博及古典文学功底深厚而闻名于世。

并不是仅仅因为拥有一种“毫无希望的、精通文学的”思维能力，罗伯特森被许多人认为拥有其他经济学家都几乎很少拥有的长处。他是一位“驾驭语言的大师”[23]，他与众不同的文风“充满韵律、善用俗语、具有猫之优雅”（Lee，1963），他对经济学的贡献是“用流畅的文笔，以他特有的风格赢得了无数读者的心”[24]。这种难得一见的天赋可以通过《三一评论》上对他的赞美窥见一斑：“在众多经济学家当中，他或许会因为他的才智而遭受到最多的嫉妒，他的经济学写作以及他对于英语的感情，让许多经济学家有各种理由来嫉妒他”。[25]

正如我们或许能够预料到的那样，最热情洋溢和最彻底的赞扬来自于斯坦利·丹尼森：

作为一个作者，他因优美的文采而知名，人们经常会说，在他的笔下，经济学文献变成了英语文学。他十分精通语言，他的写作风格清新，明快，活泼，用词贴切，令人回味，通篇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他的许多散文（特别是那些不是出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写作，而是面向广大读者而创作的散文）很是优美，非常值得阅读。[26]

或许，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凯恩斯的告诫发挥了作用。回想当初，罗伯特森在将他的论文提交给科布登俱乐部的时候，他还没有发现“艺术形式”是最适合于他的。从目前评论者们提供的证据来看，他无疑已经学会了让“经济学创作”与“经济学写作”和谐相处。然而，他写作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让人们听他的”。他从来都不是一位运动推动者。

罗伯特森是通过两本书的出版迅速确立了自己文采出众的经济学家的声誉的，它们是他为剑桥手册系列所写的两本书：《货币》（1922年）和《工业管理》（1923年）。在这两本书之后，他的声誉通过一系列公开发表的散文和论文得到了巩固。当然，罗伯特森还有一些其他的作品与他的这个名声不符，它们通常都被忽略掉或被谅解了。然而，它们是罗伯特森完整思想的一部分，必须被提及，因为它们构成了罗伯特森对于经济学思想最重要的贡献。由于风格问题的考虑，他的第一部主要作品——《工业经济波动研究》似乎不应该在这里被提及（然而，请看前面第6章）。除了精彩的结论外，这部作品既没有艺术性，也不打动人，而且特别晦涩难懂。它一开始是作为罗伯特森的研究员申请论文来写作的，其间恰恰又遇到了战争的特殊环境，因此，这可以被看做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因此，它并不算是一次真正的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