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阿莫多瓦的电影一贯秉承导演本人的独特风格，给予观众别样的感官享受。影片中的西班牙文化、人文气息、时代烙印等，通过艺术包装呈现，为导演获得极大的世界级口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莫多瓦对西班牙民族身份的解构已经成为一种重构，因为他的电影是当今世界上大多数人对当代西班牙的最易理解的描述。”[1]阿莫多瓦的作品改变了世界对西班牙的印象，导演让现实的西班牙内化为他的视角下的西班牙。
阿莫多瓦是西班牙“马德里文化运动”最杰出的导演之一，他的生活阅历、个性等皆被艺术化于自己的作品中，那里充斥着挣扎、奋斗、颓废的男男女女。导演吸收传统电影的表现手法、美学技术等，极大地丰富他的创作平台，独领西班牙语世界影视作品的风骚。中国谚语中的“时势造英雄”，用在阿莫多瓦身上最是恰当不过，西班牙社会转型期的动乱可以说造就了艺术家阿莫多瓦的诞生。“的确，西班牙依旧受佛朗哥政权的巨大影响……标记了整一代人，包括他们的自由、性革命和电影。在阿莫多瓦的电影中，这个社会还在不断地存在并震动着。”[2]阿莫多瓦利用社会、文化滋养他的作品，联系现实又超脱于现实。
阿莫多瓦的作品塑造出一个强大的母系社会：女性始终赋有大母神的形象，她们强大而具有吞噬力。男性作为被吞噬的对象，无法抵抗子宫的力量。“远离西班牙神话中大男子主义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反叛过去，不论好坏，阿莫多瓦将强壮的女性摆在舞台中央，残酷地摧毁弱小的男性角色。”[3]阿莫多瓦作品中的“英雄”是女性，而非男性，她们面对生活顽强地挣扎和抗争，在混乱的情感世界中奋斗自己的一席之地，从象征意义上或实体意义上而言，女性是真正的力量单位。而阿莫多瓦的男性们，却生存在满是限制他们欲望和存在感的强壮女性的世界中，自怨自艾，甘愿缴械，失去斗志。“觉醒是角色经历的某种屈服，是进入未知世界的重生。觉醒，对男人来说，是放弃权力和控制，对女人来说，则是获得权力。”[4]阿莫多瓦的女人为了获得权力而努力生活，因此，他的影片是女性奋斗史。每个男人都是男性社会的体现，他们承载着世界的负担，是被选中的牺牲品。“但一个男人不会不做男人。因此他是不由自主地有罪，并受到他本人没有犯下的过错的压抑。”[5]阿莫多瓦的男性们消极地放弃权力，依赖女性的救赎而不是回归自我内心，无法从自身获得能量。男性是被“欲望法则”操控的“激情的迷宫”。他们没有唯一的挑战，只有通过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冒险中的自我身份的认同，生活在连续不断的矛盾中。
阿莫多瓦的男人们可以是儿子、父亲、祖父、丈夫、同性恋者、变性人、异装癖者等，他们被导演钳制在他的“阿莫多瓦命运”中。此命运没有被解救的可能性，因为悲剧是男人们的最终结局，也是他们生存在生活中的方式。从电影的整体设计中，我们表面上感受到导演对女性的终极关怀，然而，如果我们更深切地去体会，将能意识到阿莫多瓦对男性被注定的命运有着深切的同情。男性和女性可以互相责怪，但是他们双方都拥有过错，因为两者本不该同时存在。
每一个生命都有它自己的轨迹，因为每个生命都有它的一个命运。这不是迷信的表达，命运由家庭社会环境、个体性格以及生活体验所建构。总体而言，这些条件是同时出现并作用于人本身的塑造，并决定他未来一切的人生方向。为此，在分析阿莫多瓦男性时，社会、家庭、个人等元素的相互影响是不可缺失的。他们在阿莫多瓦创造的电影环境中生存、煎熬、折磨和抗争，然而却失败并迷失在其中，永远徘徊于命运的轮回中。阿莫多瓦的男人们被世界孤立，他们被男人、女人、父母亲、兄弟姐妹以及朋友们所围剿。导演影片中的男性被给予了关注，他们是饱满的、有张力的。男人们用极端、夸张的方式释放人类原始的感情、欲望，从而表现人类自然性与文明、伦理道德间的冲击。阿莫多瓦电影中的男性是牺牲品，他们是男权系统、强大女性支配下的傀儡。他们生存在制造他们的家庭环境下，无缚鸡之力，甘愿被命运吞噬，终生深陷在致命的循环中，而没有出路。
人的一生皆在驱逐死亡的恐惧。无论是碌碌无为还是建功立业，终免不了死神的召唤。面对时间的绵延无终和生命的瞬息短暂，人想尽一切手段遗忘短命的悲哀。“Martin Heidegger 不止一次地说过，是死亡造就了人性。我们必死的事实，与我们的反叛以及我们创造的文明密切相关。”[6]我们所做的一切皆是徒劳，而我们所做的一切亦是意义非凡。卡尔·罗杰斯曾说人一生的终极目标，就是成为你自己，那么，你是谁呢？成为你自己的这个标准又是谁为你制定的呢？所谓的你又是根据什么标准来制定你所想要制定的标准呢？人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的过程是逐步增加身份、成为他者的过程。我们不再拥有主体的权力，我们被掌控。社会、文化、传统、规则等玩着它们的游戏，我们深陷其中，被动地成为被异化的符号。我们愈是焦急地想得到主体身份，愈是被自身吞噬。“由子宫内到子宫外的生活诚然是一次重大的变化，但是，在许多方面，生下来的婴儿与未出生的婴儿没有什么区别，他感觉不到外界事物，不能养活自己，完全依赖母亲，如果没有母亲的帮助，他就会死亡。实际上，诞生的过程仍然在继续……个人的整个一生不是别的而是诞下自己的过程。的确，我们在死亡之时应达到最完全的生——虽然大多数人的悲惨命运是在诞下自己之前便死了。”[7]人们真的能够诞下自己？文化、民族、地域、家庭等等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人际关系等大背景塑造了我们。如果去除以上元素，我们是什么？可能，我们将回到动物性——哺乳动物（文字给出的定义亦是社会性的展示）。“语言是一种社会合同：所有通过语言表达和接受的事情已经装在了说话者所有文化的概念模式中固有的意义。”[8]语言，让人类远离自然，被符号化，身份从呼唤中逐步形成，人开始异化，逃避自由并具有成为物的意图。
“随着科学认识的增长，我们的世界渐渐失去了人性。人类感觉自己在宇宙中孤立无援，因为他脱离了自然界 ，失去了与自然现象间情感上的‘无意识同一性’（unconscious identity）。”[9]我们处于矛盾中，既想亲近自然，亦努力改造它。然而，追求理性的目的需要超越、战胜自然。我们的确在远离自然，因为我们恐惧无意义的存在。自然代表着原始、纯粹、天真等等，它亦是死亡的代表——是原始的召唤、回归的呐喊。人们向往永生，“对一个社会、一个群体或一个人来说，文化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通过连贯的审美观点、对本我的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来维持一种特性，这种生活方式在我们的家园和我们自己所崇拜的物品中展示这些观念，以及他表达这些观点的品味。因此，文化是一个敏感、情感和道德的领域，也是一个智慧的领域，其目的是使这些情感具有秩序”。[10]它是意识永生的具象体现，它成为一种记忆，以历史的方式流淌在每一代出生的人类血液中。弗洛伊德认为文化压制人的社会生存、生物生存，是人类神经官能症的产物，是压抑自然性的结果。我们的不安以征服自然得到舒缓，亦付出代价——自我被掩盖。“文化和自然的二元关系助长了一种等级关系，在其中文化任意地把意义‘强加’于自然之上，使得自然成为一个‘他者’，而对它极尽掠夺挥霍之能事，并且也在一个统治的模式上维护了能指的理想形式与意指的结构。”[11]文化的后天性、人造性无法甘心屈尊于自然的现状，它的自卑需要超越来补偿。爱德华·霍尔提出人类的文化不是先天固有的，而是后天学会的，同时它是共享的，然后却不由自主地划分出不同群体。文化压迫自然，去除它的主体性，否定它的存在意义，这也正给予人的身份等级制的创建提供借口。荀子的总论点是：“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价值来自文化，文化是人的创造。”[12]荀子的理想主义积极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德的正向作用，抬高人的地位。自然被人凌驾于上，人不再向自然低头，而是努力改造它来适应文化的需要。随着人类的繁衍，文化被复制，我们的种族身份是与后者紧密联系，互生互存。
人永远不可能自由，我们始终是“奴隶”。生存的欲望以生物学的角度而言，我们被基因控制。“……复制基因，而我们则是它们的生存机器。我们完成我们的职责后就被弃于一旁，但基因却是地质时代的居民——基因是永存的。”[13]我们企图超脱自然局限我们的条件，但却陷入“正是生存的需要以及性爱所衍生出的家庭感，促使每个个体做出了牺牲。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这种牺牲具有进步意义，也得到了宗教的认可：人们放弃些许欲念，作为供奉给神明的献祭，由此得到的公共财富就是‘神圣的’。那些一意孤行、不愿就范的人，就是社会的‘罪人’和‘叛徒’，除非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杰出本领足以将他们包装成‘伟人’和‘英雄’”。[14]我们无法逃避生而为人的悲哀。对权力的追求让人暂时忘却自我的蝼蚁性，身份本身附含权力感，对它的追求被合理化，成为时尚。生命本身被演绎化抽象得虚无目的。
人们害怕“特殊”“特别”“不一样”等此类词汇，因为这将会导致孤独、离群寡居等后果。人类是群居动物，身份是群体性活动中所给予和产生的。人们害怕被排挤，成为过街老鼠的滋味只有当事人才知晓，这是对人存在意义的质疑。成为过街老鼠至少还被他人目及所指，更可怕的是自己的存在被彻底忽视、被虚化，存在成为不存在的事实。“这种对于接受的渴望的确是被疏离的人所特有的感情。为什么被大家接受会令人感激不尽呢？除非他怀疑自己能否被人所接受……身份感的唯一庇护所是一致性。能被接受确实意味着与别人没有什么不同。自卑感来源于感到与他人不同，至于这不同是好还是坏，无人关注。”[15]人努力地活着，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他们疯狂地搜索各种身份去充实失去主体性的自我，努力装扮自己，只为获得安全感、价值、意义等抽象的概念。人们需要优越感，就像不需要自卑感一样，它是被文化灌输的后果。人不自觉地活在他人的阴影下，以至于为了获得他人的眷顾，而忘记自己也曾拥有一片阴影。当人们将关注力永远投射向他人时，自我亦成为客体。“人退到了接受性的、交易性的方向上，不再具有建设性；人丧失了他的自我感，变得依赖他人的认可，因而倾向于求同一致，却又感到不安全；人感到不满足、厌倦、焦虑，并且用他的大部分精力尝试补偿或掩盖这种焦虑感。他的智力卓越，他的理性却堕落了，就他的技术力量而论，他正严重地威胁着文明甚至整个人类的生存。”[16]
我们被他人影响，他人包括文化、地域、民族、家庭等因素，而他人亦被我们影响。在互相的影响过程中，我们形成生存下去的秘诀——“伪装”。它如同一层壳，包裹住我们，我们无意识地适应它对我们的塑造。荣格称它为人格面具，“人格面具的存在并非意味着有意地欺骗，它的存在只是因为如下事实：存在一种关系系统，因为这一关系系统，我从来没能脱离客体对我的影响。只要你生活这个世界上，你就不可能逃避形成一种人格面具的命运。”[17]它即是身份。我们不可以茫然地确定是我们自己主观性地选择人格面具或身份，因此人的内在性与外界接触的过程是此消彼长，同时作用的能动过程。我们可以说是主动地被迫性地接受自我的身份，如同是玄虚的命运，从一出生即被规划。戈夫曼亦认同人的表演，“后台区域或后台可以定义为这样一个场所，与给定的表演相关联，在这里的表演所促成的印象，故意要制造出与前台表演相反的效果。……前台表演所传达的各种弦外之音就是在这里精心设计出来的；在这里，表演者可以公开制造各种假象和他需要的印象……”[18]后台、前台的服装等皆是人的面具，身份被无数次扮演。然而戈夫曼强调的是前台的虚假性和后台的真实性，而荣格却否认后台的存在性，人无时无刻地在扮演角色，这是不知不觉中对文化、社会、环境等产生的反应。而巴特勒认为“所谓的‘面具说’却假设了某个可以戴面具的主体的存在。性别不是面具，可以随戴随摘，更不存在一个先于表演的主体，仿佛‘面具’下真有某个‘演员’（主体）”。[19]巴特勒从人的本质探讨人的属性，她否定人有能力随意扮演，这是文化的强制规定，台前及台后是一致的。人在文化背景下表演出自我，是符合社会规范的强制原则。表演的过程即是主体形成的过程，性别是内在性，不先于主体存在。
霍尔巴赫认为自然是一台伟大的机器，其中事物构成无穷无尽的因果关系链，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可避免的，绝对的和有序的；同样，人类社会亦像自然界。一个人只能通过基本的服从并依赖于社会形象来拥有自主权。人类的性别是最大的身份，我们从一出生即被言语标记肉身——男或女。话语具有政治性，它创造和维持社会范畴和身份认同，话语是可以被替换、被改变的。社会建构论认为我们被社会构建我们的性别，生理性别即是社会性别，语言作用于肉体的功能是符号化它们。然而性别身份是流动的，它的社会性将随社会的干预而改变，它是被动的。“‘性别’是不可能从各种政治、文化的交会力分离出来的，它是在这些交会里被生产并得到维系的。”[20]尽管性别通常被认为是自然的，但事实上，它是根据社会统治的政治目的在文化上加以阐述的。潜移默化的身份改变自我，人们被束缚、被限定、被改造，我们亦同时对所处的环境产生影响。我们被社会规范，被迫性地重复表演，由此创造主体。人类的自然性面对社会文明是永远甘拜下风，人们习得性无助地与婚姻共存，自我沉沦在无尽的无奈中。我们的文化可以塑造身体。
人们的“肉体”身份被二元化为男——女，语言的使用者成为权力的施展者，“肉体”被强制性规定，规范随着历史加固说服力。语言在被使用的过程中被文化赋予属性，身份的符号性亦被文化属性化。“男性‘主体’是一个虚构，是由禁止乱伦、并且强行以一种异性恋化的情欲对它进行无限的移置的律法所生产的。女性从来不是一个主体的标记；女性不能成为一个性别的‘属性’。”[21]语言的使用者最终确定是男性，权力的无限延伸以言语确定抽象意义上的男性定义。然而男性是被建构的，它本身是为满足文化对自身规律的完善所设定的制度。男性被文化利用，它成为去除女性主体的借口。异性恋霸权欲确定自己的主导性，排斥其他不以繁殖为目标的人际关系。异性恋是被赋予的。繁殖是自然属性，它无法让文化为其定义，是原始性的演绎。异性恋是被文化概念化的称呼，它超脱于自然，人为地伪造使命感。异性恋被视为标准规范，其他的性行为被视为对异性恋的背离的一种倾向。然而，不管是同性恋、异性恋还是其他恋，它们皆应是平等的，看似异性恋霸权文化赐予异性恋神圣的地位，然而它们皆是复制品。“同性恋之于异性恋，并非复制品对真品，而是复制品对复制品的关系。”[22]性别中任何一个从来都没有特权，我们的身份基于社会赋予我们的权利。性别就像一种准则，只是隐约地反映在某些社会成员的行为中。福柯认识到，性别不是自然特征或人类生活的既定事实，而是具有一种历史、文化和社会根源而不是生物学根源的可见的构建经验。同样，巴特勒认为性别是虚构范畴，身体自然不会保持性别，相反，它是通过在文化过程中使用性和建立某些权利关系来定义的。“性不是无法控制的本能，而是在进入文化、语言和意义领域的过程中被建构的一种力量。”[23]也就是说，我们以某种方式行事不是因为我们的性别认同；相反，我们通过行为方式得到身份认可。我们所谓的身份政策是由权力产生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定构成它的身体的命运和权利。我们的行为模式维系性别规范的建构。“‘女人’不必一定是对女性身体的文化建构，而‘男人’也不必一定是诠释男性身体的。”[24]女人—男人的称呼性随文化而流动，它们是不固定的。也就是说，文化以文字的方式构建自然的肉体是人工的，是非主体的无效行为。女人与女性身体，男人与男性身体，两两并不互相承诺对应，是使用的过程凸显它们的联系，却无法命定必然关系。“对维蒂格来说，加之于性别的二元限制是为了强制异性恋体系的生殖目的服务的。”[25]性别的二元化是一场阴谋。人们被强行机械式地归类，否定各种可能，只为保障繁殖的利益。这难道不是文化向自然妥协的条件？文化恐惧非繁殖的身份属性是恐惧自然对它的惩罚——文化的消失。
“维蒂格认为‘性别’是由一个压迫女人、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的意指体系通过话语生产并传播的。”[26]“性别”首先压迫性别主体，也就是说，阳具逻各斯主义的直接压迫对象为“男性”。性别体系由话语生产并指向压迫男性，男人在游戏规则的创建者中亦是被游戏者，他们以自我压抑而赢取特权，同时以压迫女人、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作为补偿。换言之，在被创建的权力体系中，每个人都是牺牲品，而位于权力中心的他们，将成为自我变异最彻底的主体。上野千鹤子认为男权世界是由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厌女症以及同性恋憎恶三者共同构成性别秩序。“……男人之间的纽带，是一种‘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为了维持男人集团的主体性和优越性，需要将女人‘他者化’，视为欲望客体，加以蔑视……为了保证男人集团中每位成员的主体地位，还要严厉清除同性恋。因为同性恋者把同性男人视为欲望对象，会使男人沦为欲望客体，扰乱男人集团的秩序，十分危险。”[27]也就是说，男性维护自身特权必须以团体的形式，保障权力的同时强化排斥非团体成员，以划清界限，实现权力最大化。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以团体的方式如何解释内部集团等级制度下低等男性的权力以及如何划分成员等级属性？换言之，男性团体内部无法实现的平等一如厌女症及同性恋憎恶，男性成为组织的牺牲品。
女性不管选择脱离子宫还是返回子宫，她们自身是拥有子宫的主体。子宫的力量赋予女性自然的力量，她们与生俱来比男性更多地自我保护和自我肯定。“我们从来都摆脱不了两种相互冲突的倾向：一种是，脱离子宫，脱离动物的生存形式，摆脱自由的枷锁，进入更具人性的存在；另外一种倾向是，返回子宫，回到自然，回到肯定和安全的地方。”[28]然而男性在面对这两种相互冲突的倾向时，他们有时是第一种倾向的雄性代表：他们是权力、力量、地位和金钱，他们是男性社会的英雄、胜利者，他们因与子宫对抗而获得满足；男性建立自己的安全帝国，抵制子宫对他们的吞噬；他们用制度条约规范对抗自然的混沌杂乱，他们拒绝回到子宫，拒绝回到“母亲”的主宰。“……使一个人克服重生的危险并脱离母亲的掌控最有效的是有规律的工作（regular work）。”[29]这是从自然性向社会性转化的过程。不管从事的是什么性质的工作，从群体中所获得的社会属性剥离原生家庭的禁锢，以获得一种身份的过程消解另一种身份的唯一性。然而，当摆脱母亲的掌控后随即陷入文化、社会的摆布，人社会化的过程的确因身份的多元化使人更富有张力和维度，人生融合的饱满使得生命更有弹性。人却因此越来越远离自我，被同化、被打磨，最终成为符号和复制品。男性有时是懦弱、无能、无法自我协调的第二种倾向的雄性代表：他们仰赖母亲、女性、子宫，他们躲入“母亲”的子宫获得平静，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女性。女人擅于驾驭眼泪——被荣格称为“水性的力量”，母亲更是懂得借助泪水或抱怨使唤儿子，这是破坏人际关系中的合作，借势将他人贬低至被操控地位的手段。然而男性却屡屡中招，还心甘情愿。所有男性“在幻想中，死便是回到子宫，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30]，因为子宫是人类的第一个住所，它让人感到安全和舒适，它依旧被渴望着。
“人类学学者玛里琳·斯特拉森和卡罗尔·麦克尔迈科指出，自然/文化话语惯常把自然比喻为女性，需要文化的征服，而文化总是被比喻为男性的、主动的和抽象的。”[31]自然是原始的、承载的、固定的，它遗世而独立，是永恒的；而文化是后天的、创造的、流动的，它瞬息万变，是短暂的。自然无法被文化征服，人类所做的是伪征服。自然冷眼旁观文化的矫揉造作，是因为前者能在瞬息间摧毁文化价值。女性同样如此，她们不会被男性征服，女性强大的子宫是生—死的归宿，是自然赋予她的最强大的力量。女性被文化压迫那是她们还没有觉醒，她们被灌输了自卑，变相成为文化的捍卫者，容忍男性对她们的欺凌。叔本华认为，“正确的贞操观念，在男人来说是人为的克制，女人则是自然的”。[32]也就是说，男人是被动地克制欲望，而女人是主动拒绝任何性的诱惑。女性与生俱来就拥有道德的意识，真的是如此吗？不难理解这是文化、传统对女性的苛求。叔本华忽视人从出生以来文化对人的塑造，男人被建构成男人，女人被建构成女人，他们各自在符合性别的规则模式中成为文化期待的文明人。女性的贞操观念亦是人为的克制，自然无法以原始性赋予女人抽象概念的使用。亦如同母爱的标准不仅是动物界的哺育、保护等，人类的早生动物属性使得女性投入更多的行为去完成母爱的定义。母爱不是天生就有的，是通过学习而获得，是人为的。“‘真正的女人’是文明创造出来的人为产物，正如以前产生阉人一样；她所谓卖弄风情和温顺的‘本能’，是被灌输的，正如男人对生殖器的骄傲是被灌输的那样；男人并不总是接受他的男性使命；女人有充分的理由不那么温顺地接受给她限定的使命。”[33]也就是说，女人不是天生的，是被造就的；那么男人亦不是天生的，亦是被造就的。
男性追求权力，他们的性别身份在阳具逻各斯主义的社会即是权力。男性觊觎金钱、地位、威望，他们以为这些外在的事物能坚固自我存在感及社会所赋予的身份对等感。“追求权力是一种对抗无助感的保护性手段”[34]，男性自身怕被轻视，男性尊荣需要权力的保护。然而这无法掩饰他们内心的胆怯，失去母亲温暖子宫的遗憾以及成为“男性”所必须面对的压抑。“……即便女性是性冷淡者，但她也能够性交、怀孕、生育，而男性则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证明给女性看。从本体论的观点来看，甚至这种害怕起源于儿童时期，当时小男孩感觉自己将成为一个男人，但害怕自己的男子气将受到嘲笑。”[35]男性童年的创伤催促他不断超越，权力感是他抵制害怕的手段。
“维蒂格与福柯同样都认为性别范畴将因为异性恋霸权的瓦解和汰换而消失，甚至消解。”[36]性是被构建的经验，它具有人类文明的根源，不具有生物根源，它不是人类的天然特征。人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意味着要完成规范性的异性恋，并经历性别的分化过程。维蒂格与福柯拥有美好的幻想，如同阿莫多瓦在他的世界中意图创造的一样：异性恋霸权被挑战，同性恋者、易装癖者、变性人等，他们呐喊自己的权力，企图模糊性别范畴对人的压迫，挑衅地向社会同化论政治的理想发出宣战声。阿莫多瓦展现的是主体对其性别的假设。异性恋霸权是“男性”保障自我特权地位的手段，亦是人类繁殖权力的掌控。试管婴儿是对异性恋霸权的挑战，它取消繁殖对女性的贬低，“女人的低等最初来自她局限于重复生命，而男人却创造出他认为比生存的人为性更本质的生活理由；把女人封闭在母性中，就是要延续这种处境。”[37]女性应以繁殖而自傲，它是生的希望。唯有女性的觉醒，异性恋霸权的局面才具有被突破的可能。阿莫多瓦的女性是不断觉醒的主体，她们摧毁、吞噬男性的一切。女性从无数次经历中感知自身的力量储蓄，她们意识上自身的生—死权力。“男人梦想女人，但女人们早早便从（男人）这个现实中觉醒过来了，她们逃往的去处，不是男人，而是女人，她们自身。”[38]阿莫多瓦的女性是互助的，她们个体间的拯救是由于意识到女性本身的能量，是为彻底摆脱“男性”世界。然而，男性的力量需要通过女人来传递给男人，因为男人是借助女人来界定他与其他男人的关系，如同儿子通过母亲而与父亲联系。男性不敢承认女性的此种传递能力，他们否定女人，加强控制，迫使她们自甘承认无能力占有只有通过她们才能传递的身份权力。阿莫多瓦的男性梦想女人的救赎，他们又惧怕女人的苏醒。“性交的真正刺激，对两性的真实、最终的意义可以在回归母亲子宫的欲望中找到。”[39]男性最终的欲望是回到大母神的怀抱，他们颠沛流离地离开子宫后的自我寻觅之路无非是等待再次回归母体的机会。死亡，也许是最彻底的回归，但更多的男性选择依靠大母神的替代品作为移情之物。女人—妻子，收纳男性的不安之心。男人们不甘心被替代品所控制，他们心甘情愿臣服的只是真正的母神。而且，男人们不会团结，他们看重彼此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合作还是竞争，男性无法互助，因为他们争夺确认自我主体的机会，他们互相抵制以便独享男权社会的尊荣。“男人梦想重新与母性的黑暗融合，为的是重新找到他的存在的真正源泉。母亲是伸到宇宙深处的根，汲取其中的汁液，她是喷射出活水的泉源，这活水也是有营养的奶汁、一股温热的泉水、土和水混合而成并富有再生力的泥。”[40]阿莫多瓦的男人一直在寻找母亲或者回到母亲的路，他们所有挣扎皆徒劳，除非是真正的死亡，然而那时却已不存在肉体、意识。更多的男性选择放弃，深陷迷失，与母亲的替代品以无休止的家庭战争展现。
“男人和女人都需要消解原来的自我才能醒悟。女人需要得到权力，来意识到自己真正的目标以及自身与世界的关键，而男人需要散开受众的权力，去了解自己真正的目标以及自身与世界的关联。”[41]男性被文化象征性地赐予与生俱来的权力，历史（history=his+story）是男性的书写，女性是被书写的对象。社会对男性的期望，例如养家糊口、成为英雄等是他们作为书写主体被权力反噬的结果。“英雄理想出现的同时也意味着人类更加充满希望。它赋予人类这样一种观念，即如果母亲允许的话，一个人可以重新组织自己的生命轨迹（reorganize lines of his life）。这当然不是按字面意思理解的重生，而是通过一种转化过程实现的重生，或者说是心理重生。但这一重生的完成不可能不经历与母亲的严酷斗争。所以至关重要的问题就变成，母亲允许英雄出生吗？进而，为了获得母亲的许可，要做什么才能使她满意？”[42] 英雄通常是男性，如果是女性，我们应该叫她“英雌”。女性真正能成为花木兰的机会毕竟是少数，男性世界的特权不愿与她们分享，这是身份的较量。男性无时无刻地幻想成为英雄，或者说成为“父亲”。心理的重生不仅需要经过母亲的许可，更需要父亲的认可。然而在重生之始，母亲的阻碍是男性最强大的阻力，不仅是母亲对分离的排斥，更是男性对亲密关系带来的安全感的留恋。母亲通过孩子，她才感觉到自己是人生的主宰，因为她通过孩子具有了创造性。母亲想象自己从不存在中创造了存在的人的生命，她借此超越了永恒，这似乎成为神圣的目标。社会需要拉拢母亲，因为她对男性的影响，母亲需要被尊敬并被美德授予地位，她将成为道德的守护者，遵照文化的轨迹，一手塑造“合格”的孩子。然而，母亲把希望寄托于孩子，特别是儿子，因为他能与她结盟，报复父亲的统治。这是分崩离析的家庭结构的起始。男性拒绝成长，英雄仅是幻想。当男权世界的召唤以父亲的威胁而逼迫，男性被迫行动。“女性在家庭中深刻影响了男性。虽然对男性而言，家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对女性来说，家构成了生活的全部。在家的宁静的、自我满足的完整性中，文化以内在的统一性表现出来。女性在家中所取得的具有创造性的文化成就，是对男性精神的培育，即男性是女性的作品。”[43]也就是说，男性就生育不需要全神贯注，他与后代的关系注定不密切。男性的繁殖能力与他的生存性不冲突，当男性完成生殖任务，回到自我完善之路，男人们的重心是在外开辟疆域，家只是他们的歇息落脚地。女人因为生育能力而被尊敬，她是使男性不安的他者，自始至终以某种方式掌控男性：母亲成为塑造孩子特别是男人的男性气质的雕塑家。她们各种女性原型形象，不管是养育者，或其反面形象——过度控制的母亲，还是女救世主，或其反面形象——毁灭者，都以家庭为单位建构母亲的儿子。多数儿童的生、养，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是女人完成的。男孩—女孩的身份发展是不同的，前者通过与一名异性之间的关系而出现，后者则通过与一名同性之间的关系而出现。然而男孩的男性气质与母亲的结合同时，亦受到认同的威胁，他需要对抗才能保有自己。那些在儿童时期被母亲所溺爱的男孩会自负地认为他们理应被满足，不相信亲密的人际关系可以通过努力的方式获得。他们不再“长大”，一直被束缚在母亲的呵护下。他们从家庭外的女性中寻找仆人，就如同母亲一样——一个让人安心的仆人，而不是寻找平等的伴侣。
男性权力的消解，是他们与文化的决裂，是回到人本身的过程，亦是返回自然。而女性长期被压抑的状态需要权力来找回“大子宫”的价值。女性被孤立的处境亦是自我压抑的结果。女性只有参与书写文化，从隐性到显性的自我张扬，她们才能肯定自我真正的意义。“文化，是一种集团的习惯性生活方式，可视为一种广义的生活习惯。生活习惯，就像‘生活习惯病’，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体形和体质。作为文化的生活习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维方式，甚至感情方式。”[44]现代机械文化中男性被压抑的成分不低于女性，他们成为异化的主体，男性的权力被冰冷的技术代替。他们离自然越来越远。女性亦是被多重压迫，异化以牺牲人的自然性为代价。人的身份不单纯是男—女，我们被更多的称呼叠加，人被一层层包裹起来，最终成为文化进化的一分子而已，被彻底符号化。
人类文明的进程压抑人的欲望，消磨生存意志的自我实现，如果不借助繁殖意志抵消陷入困境的前者，人类也许于沉沦中灭亡。这是一个矛盾，无尽地轮回。人们投降于人类种族延续与文明发展。婚姻被种族维持利用，生殖的目的以忽视婴儿双亲的个人幸福而完成。人类的婚姻有出路吗？如果繁殖意志不再对抗生存意志，也许，还有希望。人们于恋爱后即要结婚、生孩子的模式是传统的，有些国家对“婚恋—育儿”特别重视，例如中国。欧美国家也许更多追求自我的发展，但并不是绝对脱离束缚。例如西班牙，“自 1965 年以来，西班牙的结婚人数下降了 56％，这一数字高于欧盟的平均水平（50％）……”[45]。也就是说，自佛朗哥统治后期开始，西班牙的结婚率逐渐下降，人们选择非婚姻状态模式生活的情况在逐渐增加。欧盟的平均数据显示欧洲多数国家的不结婚率非常高，结婚人数和不结婚人数已持平。这些数据更多显示的是国家的开放度和包容度，以及社会对人们私生活的尊重程度。
西班牙政府于 2019 年 6 月公布了 2018 年全国各省男女平均结婚年龄的数据：女性是 35.34 岁，男性是 38.13 岁。据此可以猜测，女性、男性在结婚前或有很长的同居期，或育儿早于以结婚的形式组成家庭，或各自有较长的单身生活，等等。
2019 年以色列导演希拉·梅达利亚拍摄的纪录片《剩女》叙述中国女性面对传统人生模式而产生的自我与社会—文化期待之间的矛盾。她们于挣扎中有妥协、有对抗，有顺从、有挑衅，无一不愿意成为孤独者。
女性被逼迫于“墙”下，无数人推搡着她们挤进去。“……并非不能达成的恋爱，才招致悲剧的结局，既遂的恋情，收场不幸的恐怕比幸福的还多。这是因为激情所要求的往往和当事者个人的幸福发生剧烈的冲突，和他所有的事情都不能一致，破坏了他由这些事情所建立的生活计划，并且，恋爱不但往往和外部的事情相矛盾，连和恋爱者自身的个性也相矛盾，因为离开性的关系来观察恋爱对象，甚至也有憎厌、轻蔑、嫌恶的感觉。但是由于种族的意志远较于个体意志强烈，所以，恋爱中人对于自己嫌忌的性质，闭着眼睛，毫不理会，一心只求与对方永远结合。”[46] 然而有些人连恋爱也没有，一头冲向婚姻的围墙。婚姻之“墙”是女性向文化妥协的帐幕，她们在墙内失去自我、压抑自我、失去个体身份，成为附庸于他者的一个称号、符号。××的妻子、××的母亲，她们努力迎合男性社会对她们的苛求，只为“与大家一样”而生活。如果女性拥有知识，即拥有做梦的资本、能力，她们可以想象很多人生的可能性。如果女子无才便是德，那么有知识的女性进入墙内，是被剥夺做梦的权力。婚姻对女性的压抑更大。繁殖的任务加强女性的牺牲。从十月怀胎到后期哺育，女性的繁殖功能与其自身发展是对抗的。繁殖是成就他人，压抑自我：母亲的自然性不可置疑，但从怀胎即与婴儿合为一体到分娩后的剥离，女性为胎儿的失去自我是主动的、自愿的，但自我在逐渐被压抑。“心甘情愿”中是抱怨。特别当自我觉醒的女性进入“墙”内，矛盾特别大，所以文化要求女性无才的原因之一是安抚女性为群体牺牲的躁动的自我意识。然而此政策又与母亲和孩子之间良好教育的衷心有悖。母亲无才，如何教育孩子？此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钳制，方便男性自我的实现。繁殖与自我、个人实现是相悖的。进入墙内的人是以牺牲换得（群体、集体）文化、人类的拥护和支持，这是被赞颂的举动。此“利益”是人类皆走的路，安全的、长久的；不履行的人如同越轨者，是抵抗人类共同利益的叛徒。所以，进入墙内的诱惑，是自我升华、超越自我的举动，被文化等赋予优越感。人们想通过进入墙内实现优越感，她们是被社会认可的“人”。自我不强大的女性在墙内被融化为不出声的客体，自我强大的女性或是反抗或是被压抑而得病，她们想从墙内出来，却皆难以顺利实现，因为社会将会污名化她们。“有人说，婚姻降低了男人：这往往是真实的；而婚姻几乎总是毁掉女人。”[47]
阿莫多瓦的女性用自我觉醒推翻墙的限制，她们的家庭都是破碎的，或主动形成，或被动造成。阿莫多瓦的男性无法适应地位的丧失、权力的变动，他们恐惧女性的吞噬，但他们亦无法离开女性。阿莫多瓦熟悉如何运用人物内心的冲突塑造角色的立体感、鲜活度。他的男主人公们充斥欲望和幻想的自我，以及与现实社会相冲突的矛盾，他们狼狈地挣扎于社会、文化、女人、男人的关系中。阿莫多瓦以他的作品建构其男性世界的心理，他们是一成不变的迷失男性。“阿莫多瓦迄今为止的九个形象所构成的作品以复杂而老练的方式处理许多重要问题：性别、国籍、同性恋。”[48]阿莫多瓦擅于运用心理学大师的分析手法，例如弗洛伊德、荣格，等等。导演借鉴诸多心理学词汇，例如俄狄浦斯情结、力比多、大母神、原型等，渗透在剧情的建构及人物的塑造中。心理学与影视作品的联系是密切的，我们难以忽视它对电影的贡献。“电影和心理分析学，从它们原初的叫法‘盒子’和‘灵魂的治疗’革新并震撼了崇敬的传统意义建构下的知识和艺术体系。自从19世纪末以来，进入20世纪，到目前，它们在各自的发展中不断交汇并丰富地产生着它们的产品，并不断鼓励部署和主体现状的再创作。”[49]影视作品被架构得更丰厚、更深邃，直击观众的内心，美的享受提升到另一个层次。阿莫多瓦亦如同其他导演——大卫·林奇、达伦·阿伦诺夫斯基、汤姆·提克威、萨姆·门德斯等，他们借用心理学理论来充实作品中的艺术呈现和审美需求。阿莫多瓦表示：“是的，心理分析和心理分析师的运用是特别的戏仿。我想要做一些我还不敢做的事情，对所有那些电影的戏仿，包括我特别喜欢的希区柯克的作品，他的电影中人物的心理创伤通过闪回镜头来很好地，或明释或暗预地阐明和建构童年。”[50]阿莫多瓦对前人的艺术创作顶礼膜拜，开辟自己的人物设计、风格创新及故事构架。在阿莫多瓦的作品中，男性身份由人物与他人的关系、人物与社会的关系构建。阿莫多瓦为他的“阿莫多瓦男性世界”创造了多位鲜活的形象，但他们始终保持一个特色：迷失。
【注释】
[1]Allinson，Mark.（2006）.A spanish Labyrinth：The films of Pedro Almodóvar.I.B.Tauris &Co.Ltd.p.5.
[2]Méjean，Jean-Max.（2007）.Pedro Almodóvar.Ediciones Robinbook，S.L.p.15.
[3]Allinson，Mark.（2006）.A spanish Labyrinth：The films of Pedro Almodóvar.I.B.Tauris &Co.Ltd.p.5.
[4]《经典人物原型45种——创造独特角色的神话模型》，维多利亚·林恩·施密特（著），吴振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2页。
[5]《第二性Ⅱ》，西蒙娜·德·波伏瓦（著），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591页。
[6]《权力与无知—寻求暴力的根源》，罗洛·梅（著），郭本禹、方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页。
[7]《健全的社会》，艾里希·弗洛姆（著），孙恺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8]《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琳达·哈琴（著），李杨、李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9]《荣格文集Ⅰ·分析心理学》，C.G.荣格（著），申荷永（总策划），高岚（主编），长春出版社2014年版，第173页。
[10]Bell，Daniel.（1989）.Las contradicciones culturales del capitalismo.Alianza Editorial，S.A.p.47.
[11]《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1页。
[12]《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著），涂又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0页。
[13]《自私的基因》，理查德·道金斯（著），卢允中、张岱云、陈复加、罗小舟（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38页。
[14]《性学三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徐胤（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98页。
[15]《健全的社会》，艾里希·弗洛姆（著），孙恺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16]《健全的社会》，艾里希·弗洛姆（著），孙恺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29页。
[17]《荣格文集Ⅰ·分析心理学》，C.G.荣格（著），申荷永（总策划），高岚（主编），长春出版社2014年版，第64页。
[18]《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欧文·戈夫曼（著），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7页。
[19]《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页。
[20]《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页。
[21]《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8页。
[22]《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4页。
[23]《西方性学名著提要》，李银河，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页。
[24]《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46页。
[25]《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6页。
[26]《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8页。
[27]《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上野千鹤子（著），王兰（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59页。
[28]《健全的社会》，艾里希·弗洛姆（著），孙恺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版，第20页。
[29]《荣格文集Ⅰ·分析心理学》，C.G.荣格（著），申荷永（总策划），高岚（主编），长春出版社2015年版，第27页
[30]《健全的社会》，艾里希·弗洛姆（著），孙恺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
[31]《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1页。
[32]《叔本华文集—生命与意志》，叔本华（著），任立、潘宇（编译），华龄出版社1997年版，第437页。
[33]《第二性 Ⅱ》，西蒙娜·德·波伏瓦（著），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77页。
[34]《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卡伦·霍妮（著），杨柳桦樱（译），台海出版社2016年版，第117页
[35]《女性心理学》，卡伦·霍妮（著），许科、王怀勇（译），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页。
[36]《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48页。
[37]《第二性 Ⅱ》，西蒙娜·德·波伏瓦（著），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56页。
[38]《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上野千鹤子（著），王兰（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3页。
[39]《女性心理学》，卡伦·霍妮（著），许科、王怀勇（译），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40]《第二性 Ⅰ》，西蒙娜·德·波伏瓦（著），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06页。
[41]《经典人物原型 45 种—创造独特角色的神话模型》，维多利亚·林恩·施密特（著），吴振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页。
[42]《荣格文集Ⅰ·分析心理学》，C.G.荣格（著），申荷永（总策划），高岚（主编），长春出版社2015版，第28页。
[43]《西方性学名著提要》，李银河，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9页。
[44]《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上野千鹤子（著），王兰（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19页。
[45]Oliveira Joana.（2016，9，14.）.El número de matrimonios cae en España más que la media europea.El País.
[46]《叔本华文集——生命与意志》，叔本华（著），任立、潘宇（编译），华龄出版社1997年版，第453页。
[47]《第二性 Ⅱ》，西蒙娜·德·波伏瓦（著），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95页。
[48]Julian Smith，Paul.（2000）.Desire Unlimited：The Cinema of pedro Almodóvar.The Bath Press.p.2.
[49]Giusti，E.Carlos；Barbagelata，Norma.（2004）.Psicoanálisis y cine，un dispositivo en extensión.Univ.Nacional Litoral.p.37.
[50]Almodóvar，Pedro；Strauss，Fréderic.（2001）.Conversaciones con Pedro Almodóvar.Ediciones Akal，S.A.pp.3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