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于权力争夺的男性：兄弟之间
阿莫多瓦的一些男人从一开始即以不完整的形象出现，他们的自我身份需从另一个对象体中获得，互相争夺权力。然而却是不可完成的企图，因为对方作为独立的个体同时亦是个不完整体，两者或几者间互相具有重生的关系。同性兄弟间总是引起矛盾和竞争，直到一个“杀死”另一个。例如《烈女传》中警察的兄弟，《关于我母亲的一切》中的三个埃斯特万，《不良教育》中的胡安、伊格纳西奥以及《吾栖之肤》中的罗伯特医生、泽佳，他们都隶属于此类男人范畴。
阿莫多瓦不将那些兄弟们塑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完整个体，而是利用他们的同父兄弟如同另一半身份诠释他们失去的那一部分“身体”。一方面，兄弟们亲密的认同自己的兄弟，似乎他们是自己必不可少的组成；另一方面他们又互相“残杀”，各自为成为真正的完整独立个体而斗争。《欲望法则》的蒂娜/蒂诺与巴布罗之间的关系有别于此范畴的男性兄弟，因为蒂娜/蒂诺成为变性人，而巴布罗是同性恋者。也就是说，他们被男权主体排斥，成为边缘人物，因无法是男性社会群体一员而以协作达成共识。
三对兄弟关系中的警察与他的兄弟、胡安和伊格纳西奥、泽佳和罗伯特医生，他们人人都试图成为完整男性，然而两者之间必须要互相撵杀。兄弟间的矛盾是必然，因为共同在家庭的关系圈中，每一人皆企望最大额度地占有权力，特别当男性权力被肆虐诬蔑的时候，如同医生与泽佳的例子。在胡安和伊格纳西奥的关系中亦同样如此，当视兄弟为权力的绊脚石时，需要从一方的消失来获取最大的利益。《我为什么命该如此？》中有一对边缘化的兄弟，他们符合阿莫多瓦的兄弟关系模式——“互弑”：卢卡斯与弟弟佩德罗的关系仅限于钱。卢卡斯利用兄弟的同时私底下却迫害他。前者嫉妒弟弟，因为他拥有男性王国的权力：地位、金钱。卢卡斯以卑微的形象乞讨于男性世界，他无价值的存在使他蝇营狗苟。然而，兄妹间的关系却无任何矛盾，而是和谐、平衡。例如，《欲望法则》中变性成女人的蒂诺回到兄弟身边后，两人平和相处。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基卡》中的巴乌和他的姐姐身上。
《关于我母亲的一切》中的三个埃斯特万是一个重生的过程，虽然他们的关系是父亲—儿子—兄弟。他们三人之间共享埃斯特万此名字暗示三者之间的传承，特别是在生与死的联系上。三个埃斯特万在命运的圆圈中合并为一个“埃斯特万”符号，以相同的精神努力寻找自我。
《烈女传》提到警察的双胞胎兄弟——胡安。他的设置是为弥补警察的身份缺陷。如果警察象征的是权力和恶，那么胡安代表大众和善。他俩犹如同一个人身上的两种心性，互相抵触而不容调和。当胡安离家出走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警察丢失他一半的身份。
胡安作为配角，在影片中昙花一现。由于外表的相似，他永远是警察的替罪羊，并生活在哥哥的阴影下。他表示：“成为一个警察的兄弟是不幸的，但是更不幸的是还跟他是双胞胎。我永远都是那个挨棍棒的。”也就是说，相似形体外貌使得胡安的身份是模糊的，他无法拥有自己。
胡安对露西与哥哥的婚姻表示道：“你跟这种人结婚是一场厄运啊。”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胡安的话，应是：“我跟这种人成兄弟是一场厄运啊。”然而，胡安不能规避他的兄弟，因为是他生命及身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两者身份的融合是以一人两面的形式出现。“我”的善与恶互相斗争，却以胡安的离家宣告警察的胜利、男性权力的胜利。虽然胡安离家表明其“低下”于警察，却仍维持了他的意志成为个体，并寻找自我。但是，他企图割断与哥哥的身份联系是一种隐藏和避免问题的消极举措。也就是说，即使警察和胡安是两个人，两人身份的认同需要相互性，互相烙印在各自的生命中。然而，他们的分离将无法真正面对男性自身的问题，无法与女性和解，无法与自身和解。
《欲望法则》的蒂娜/蒂诺是个变性人。她/他是个彻底的牺牲品，是在男性世界、女性世界压迫下的迷茫者。蒂娜/蒂诺对父亲的不伦情感剔除她/他的身份，为此迷失自我。影片中有一段蒂娜/蒂诺对其兄弟巴布罗的内心剖析：“……我们是孤儿。我们的父亲还活着，但是他在纽约。好多年他都没有给我们写信。我们的父母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分开了。你跟着妈妈，我与爸爸一起……我是父母亲离婚的罪魁祸首啊。我那时候跟父亲有不正当关系。后来跟他一起去了摩洛哥。直到爸爸因为一个女儿而抛弃我之前，我们都是很幸福的。我到现在也不会原谅他的。他对我的坏影响，我到现在也不能跟任何一个男人谈恋爱。”蒂娜/蒂诺的情况包含两方面：她/他对父亲的迷恋和痴迷导致其被“阉割”而屈服于父权的淫威，包括蒂娜/蒂诺为了父亲而成为变性人——“他喜欢这个想法……我不后悔。如果他不抛弃我的话，我会把我的生命都给予的。”可以说，蒂娜/蒂诺混淆父子之爱与恋人之爱，她/他以肉体的改变希望成为父亲的性对象。也就是说，她/他自我认同的社会性性别与肉体所呈现出的性别不符。蒂娜/蒂诺把真实自我封闭于女性肉体下，无意识中迷失了自己是蒂诺的事实。蒂娜/蒂诺被父亲剥夺自我意志，被父权阉割成女性。
很明显，蒂诺与母亲的关系是糟糕的，他不“恋母”，他的成长过程中母亲不以缺失存在，他不需要她——母亲是争夺男性爱的竞争对手，她横亘于他与父亲之间。为此，蒂诺需要把她“杀”了，弑母嫁父。也就是说，蒂诺憎恨女性的同时渴望成为她们，矛盾的心理状态同弑母的负罪感成为他自我压抑的来源。蒂诺父母的离婚是他弑母成功的标志，他最终取代母亲，成为“女人”。然而，母亲的消失以幻觉的方式麻痹、欺骗蒂诺，他无法真正成为母亲。虚假的“母亲—女人”的本质不是维持其与男性关系的方法，因为他们需要一个真正的女人，而蒂诺需要成为真正的女人。“蒂娜”的身份如同海市蜃楼，由父权社会建构，是牺牲品。蒂诺/蒂娜不与肉体身份认同，他/她被冲突和被矛盾。其次，蒂诺/蒂娜与父亲的乱伦关系与社会禁忌冲撞，异性恋的呈现不仅是为执行乱伦的禁止，同时亦为伫立同性恋禁忌的旗帜，乱伦的禁行预先假定同性禁忌。凡是阻碍人类生殖欲望的显现方式皆被异性恋排斥。蒂诺/蒂娜违背社会文明。
蒂娜/蒂诺不仅被父亲抛弃，另一个父权代表亦加重她/他牺牲者的形象——教堂的牧师。影片中有一段蒂娜/蒂诺与牧师的对话：
蒂娜/蒂诺：“神父，是我。”
神父：“你？不可能。你怎么变化这么大？”
蒂娜/蒂诺：“别不相信。但是我还是我自己……恐怕我注定要孤独……在我的人生中只有过两个男人，一个是您，我的灵魂导师，还有一个是我父亲。这两个人都把我抛弃了。我已经不能相信任何男人了……但是我的记忆依旧在那里。我不想逃避它们，这是我唯一剩下的了。”
蒂娜/蒂诺是男性，然而她/他被男性世界抛弃，因为她/他不遵守男权世界的规则，受到惩罚。给予蒂娜/蒂诺生命的父亲从肉体层面阉割她/他，辅助她/他灵魂的父亲从心理层面阉割她/他。因为她/他因父权意志而建构的身体已不再被社会施予同样的待遇。蒂娜/蒂诺是具有女性身体的男同性恋而成为异性恋者呢，还是具有女性身体的男同性恋而成为女同性恋？或应该是具有男性身体的男同性恋？我认为这是个非常困惑的状态。人类肉体的性定义以及社会性性定义皆是文字游戏的结果，文化的凝固状态和发展演变的缓慢势必使得人徘徊在各种定义自我的压抑下。蒂娜/蒂诺不断在自我怀疑。影片中一场景蒂娜/蒂诺与其兄弟巴布罗的对话：
蒂娜/蒂诺：“我跟那些男人没有任何麻烦。因为对于我来说，他们早已经不存在很久了。”
巴布罗：“你认为这样就是没有麻烦？”
蒂娜/蒂诺：“我跟那些男人的关系的失败远胜于剧本……但都是我的。你听见没？都是我的！我不喜欢这样，但是我为这些失败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们是我唯一拥有的。”
蒂娜/蒂诺与男人们的互动关系塑造蒂娜/蒂诺，她/他被男性定义。蒂娜/蒂诺卑微的姿态流露她/他的自怨自艾，她/他放大自己的欲望和痛苦，导演着自恋，假装把自己设定为牺牲者，把罪状抛向男人——他们摧毁她/他。蒂娜/蒂诺满腹牢骚，因为她/他的不幸人生是拜男人所赐，他们抛弃她/他。然而蒂娜/蒂诺有选择的机会，但她/他不具有选择的勇气，她/他无能、怯懦……她/他自我消极地诋毁自我，否定自己的一切。蒂娜/蒂诺一直在等待白马王子的救赎，拯救她/他于黝黑的自我城堡。当安东尼奥出现在蒂娜/蒂诺面前，他被赋予皇冠，蒂娜/蒂诺将父亲的形象再次投射于另一个男性，自我再次贬低为憧憬爱的小男孩，弱化的自我形象迷失自我。蒂娜/蒂诺再一次重复着自己与男人的关系，她/他又一次进入“寻求—获得—破灭”的循环。
蒂娜/蒂诺母亲的去世使蒂娜/蒂诺回归“家庭”，与她/他另一半身份重逢。两人的重逢是蒂娜/蒂诺寻找自己的根和身份，从而填补自我的迷失感。两人的冲突不像阿莫多瓦其他作品中兄弟间的关系那样紧张，蒂娜/蒂诺与巴布罗皆是被男性社会排斥的对象，同病相怜的处境容不得自相残杀的局面，他们都是牺牲者。
巴布罗对蒂娜/蒂诺而言象征母亲的回归，然而蒂娜/蒂诺无法成为自我。由于其女性肉体表征，蒂娜/蒂诺非常难以找寻到自己的身份，因为社会“性”的产生如同是仪式和常规的重复。从社会学角度来说，他们部分是由异性恋文化的压力强迫而巩固的。
因为蒂娜/蒂诺被男性世界抛弃，她/他企图从女性世界的关系中获得自我身份——她/他与女性谈恋爱。蒂娜/蒂诺试图缓和与母亲的关系—与女性的关系，来缓解童年创伤。然而，蒂娜/蒂诺再次失败，她/他被两个世界抛弃。
蒂娜/蒂诺以成为象征意义上的“母亲”，暂时拥有女性身份，她/他被女友的女儿需要。孩子的存在以他者的身份定义母亲，孩子以客体的身份定义母亲的主体身份。身份是如此脆弱，它终将以他者的消失而消失。那么，蒂娜/蒂诺到底是谁？蒂娜/蒂诺迷失在自我找寻的路途中。
同一部作品中的巴布罗在影片中设定的职业身份为著名的导演和剧作家，他独立而自我，从不向别人打开心扉。巴布罗拥有丰富的自我世界，他怡然自得地生活于此，他看似不需要任何人。蒂娜/蒂诺定义他是“自私的家伙”，从侧面暗示巴布罗疑心极重，自我防御强，他自我封闭，不与他人真心交往，只与自己对话。巴布罗的无安全感和对人的不信任与其童年时期有关，他缺少父爱—父亲形象。母亲离婚的失败形象与母亲生活的经历使巴布罗同情女性，身份认同于母亲。巴布罗的个人气质中充斥悲伤和忧郁，他的童年创伤使其拒绝成为“男性”，他自我禁闭于母亲的命运，于同化母亲身份的过程中，吸收母亲的无助、无能，他内化母亲的命运。
巴布罗与蒂娜/蒂诺的再次重逢及对她/他的接受，一方面是由于亲情的回归，另一方面是因为蒂娜/蒂诺成为情感的替代品。由于蒂娜/蒂诺肉体的女性化，间接成为“母亲”。母亲的去世使巴布罗结束与母性形象的联系，却开始与更多“女性”的关系，她们是他的保护、帮助及陪伴。
对于巴布罗而言，他的世界是个人的、独立的，保持不被触碰的状态。软弱、敏感及无安全感需要他在感情关系中是主导者，并不感性地依靠他人而来避免将会带来的伤害。一方面，巴布罗努力避免与胡安、安东尼奥此两人过于亲密，免除伴侣间带来的责任束缚，他不相信存在牢固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巴布罗内在“母亲”的呈现使他恐惧被抛弃，他享受权力带给他的让对方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控制感。巴布罗自相矛盾的心理状态使得他更孤独、更依赖自我世界带给他的自我补偿，他陷入自恋中。
巴布罗与安东尼奥的关系是客体取代主体的模仿过程。巴布罗被安东尼奥“复制”。安东尼奥蓄意控制巴布罗的欲望在被巴布罗享受的过程中吞噬他的自我，他的每一次抵抗却使其陷入愈被屈服的深渊。巴布罗需要安东尼奥的存在来显现他自我的存在，他需要客体。然而巴布罗的自我缺陷无法承担他者的依附，他以逃避来拒绝面对自己的羸弱，他依旧躲在自己的防护墙内。
巴布罗的无能和懦弱间接导致两起死亡事件，他报复男性社会的同时亦报复自己的怯懦。胡安的死亡所引起的暂时性失忆是他自责的内化，它以抹杀记忆的方式保护受伤的自我。巴布罗没有勇气面对现实，因为他是个外控者，也就是说，他消极地顺从自己的命运，以逃避的方式面对自我。相反于他所创作的影视作品，巴布罗能够成为拥有完全的掌控权的主宰者，自由地发挥自我意志。安东尼奥的死亡看似是导致巴布罗自我防御崩塌的最后稻草，似乎唤醒了他内心的自我，然而谁能唤醒童年创伤下沉睡的小男孩？
影片最后，巴布罗砸碎打字机，此举动表示他告别自我封闭的世界，开始真实地面对自己和他周边的社会、世界。然而，没有“打字机”，他将何去何从？巴布罗以开放式的结局重新进入人生，他以迷失的状态寻找下一个自我。
《关于我母亲的一切》前14分钟和后14分钟对称性地讲述两个埃斯特万的故事，他们以同父异母的关系联合，父亲自始至终缺失。两个孩子以生命的轮回象征男性自我寻找的迷失之路被周而复始，没有结局但却开放式呈现。父亲变成符号，不再行使家庭职责，他们美其名曰地寻找人生，以自我放逐和死亡告终。
两个埃斯特万，他们分享了共同父亲的名字——埃斯特万—罗拉。父亲名字的延续性继承以纪念的形式提醒缺失的男性形象。他们三者之间没有正面接触，血缘和称呼是三人的纽带，母亲马努埃拉是他们的承载者。她以大母神的形象宽恕男性们荒诞不经的行为，见证他们的出生和死亡。
埃斯特万—罗拉，他/她以肉欲的满足实现自己身份的认同，通过色诱术印证自我的存在。埃斯特万—罗拉是“蛇蝎女人”的代表，他/她妖媚的外表是窃取至上权力的表象武器，未被摘除的阳具依然通过大写的父权显示，安装的义乳是混淆视听的伪装，他/她以雌雄同体的方式宣泄欲望被文明压迫的沉重。马努埃拉说：“……你不是人，罗拉，你是瘟神。”一方面而言，埃斯特万—罗拉是魅力的化身，他/她以欲望的形象让无数人痴迷；另一方面他/她也是死亡的象征，欲望在有悖于文明时，它将被惩罚，以破灭的方式回归到自然，完成欲望的彻底融合。
埃斯特万—罗拉是自我中心主义者，探寻自我的过程以反叛的方式颠覆社会习俗、文化的常规。埃斯特万—罗拉以“惊世骇俗”的方式使欲望成为真正主宰自己的上帝。他/她弃绝文化要求的丈夫职责，被剥夺的父权却是他终日汲汲而不得的梦幻，他/她需要以下一代的男性角色唤醒自我被欲望吞噬的文明性。
埃斯特万—罗拉的行为意图以自我阉割宣泄他/她对异性恋模式的起诉，然而他/她却没有勇气最终反抗男权社会，半途而废的抗争以被更边缘化而取代，埃斯特万—罗拉既不想失去男性的权力，又不愿意彻底被定义为女性，他/她最终被欲望取缔。男孩子以雌雄同体的身份亲近母亲，却屡次被社会规约且因父权威胁而碰壁，最终他们屈服于异性恋模式的规则。这种行为的产生不光光是因为畏惧被父亲阉割而去势，也是因为对女性气质的恐惧。异性恋文化中把女性气概和同性恋归为一处，为此，异性恋模式压制同性恋。马努埃拉揭示埃斯特万—罗拉的相悖举动，他/她虽然装上巨大的义乳，但是他依然保持着大男子主义，享受控制女性带来的优越感。马努埃拉说：“……开了一家海滩酒吧，他天天穿着一件性感比基尼，把能露的都露出来，可是妻子一穿比基尼，或者迷你裙，他就会骂她。他非常的不是人，怎么可以有了这样的乳房却如此的大男子主义。”埃斯特万—罗拉的矛盾性即在他/她妄图利用男性的权力实现欲望，忘却大写父亲不允许任何的背叛，当他/她实现欲望的瞬间，即是自我陷入沉沦的时刻，迷失在被男性世界抛弃的无尽中。阿莫多瓦在他的电影世界呈现的是传统和父权，埃斯特万—罗拉既没有与男性身份扮演认同，也没有与女性一致，从“性”上而言，他是“边缘的”。艾滋病毒即是对埃斯特万—罗拉欲望的惩戒，也是以宗教式的方式解救其于矛盾和痛苦。埃斯特万—罗拉没有成为女性的朋友，相反他/她迫害女性，不像拉阿格拉，他/她没有人可以帮助自己。无尽的孤独加速埃斯特万—罗拉迈向死亡，他/她带着希望的死亡以小埃斯特万的出生以轮回的方式重启埃斯特万的路程。
埃斯特万—少年被母亲剥夺知晓父亲的权利，他缺失与父亲的认同身份。影片中，埃斯特万—少年于日记本上写下：“昨晚妈妈展示了一张照片，但缺了一半。她不想提起，但我的生命缺少了一点……母亲所有照片都少了一半，我猜那应该是我父亲吧。我想认识他，我应该让母亲理解我不在乎他是谁，不在乎他是怎么样的人，也不在乎他曾经怎样对待她。母亲不能剥夺我的权利。”母亲残破的照片以存留的一半影射消失的一半，即以否定的方式承认埃斯特万父亲的存在。母亲行使母权以生育作为“要挟”掌控子女的身份似乎是单生母亲惯用的手段。“不管女人们有多么美好的意图或目的，如果她们独立把一个男孩抚养成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男人可能没有男人的脸，或者根本就没有脸。”[16]影片中的一段对话：
埃斯特万—少年：“哪天你和我说说有关爸爸的一切吧。你不至于和我说他在我出生之前就死了吧。”
母亲：“这事说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
埃斯特万—少年：“我知道，要是容易，你早就说了。我差点就想要你把这个当做生日礼物了。”
母亲：“我觉得这不是个好礼物。”
埃斯特万—少年：“你错了，没有比这更好的礼物了。”
母亲：“那么，一到家我就全告诉你。”
母亲对父亲的仇恨总是会从子女处获得补偿，它以被占有的方式填补早期的缺失和伤害。孩子以弱小的地位被动承担破碎家庭的压力，他们成为失败婚姻发泄的渠道。缺失的父亲需通过母亲之口塑造，其本身是主观的成品。男性的悲哀是他得罪女性而被控制后代，繁殖的使命以女性的不肯合作而终结。母亲回答的“这事说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是对丈夫这一职能的难以描述，被女性剥夺的父亲职能被动地成为前者的附属品，共同被一言而蔽之。母亲搪塞的推辞建构自我在婚姻关系中牺牲者的形象，她把埃斯特万—少年封锁在一个“母亲的世界”，因为他是属于她的。
人的出生未知所属是埃斯特万—少年无安全感的来源，他不满于被囚禁于“母亲的世界”。影片中一段对话：
母亲（开玩笑地说）：“算了吧你，快吃，你该多长点肉才好。说不定哪天你就得去站街养活我。”
儿子：“站街不要体重，要的是一根好阳具。”
母亲：“是谁教你说这种话的？”
儿子：“不是你问的嘛。”
母亲：“我是在说笑话。”
儿子：“那你呢？会不会为了我去站街卖身？”
母亲：“我会为了你做任何事情。”
埃斯特万—少年因父亲的缺失而使他没有安全感——父母随时随地都可抛弃孩子。他向母亲抛出的问题“会不会为了我去站街卖身”不是试探，而是以此再次确认母亲不会在任何情况下抛弃自己。埃斯特万—少年因母亲不授予他知晓父亲的权利而沉沦在自我缺失的那部分。他以此期望追逐一生，直到死亡，依然被母亲的“母权”控制。“在父权制度之下，母亲的最终胜利和最大报酬，就是把儿子培养成一个恋母情结的孩子，让儿子继承家业以后，自己登上‘家业继承人之母’即皇太后的地位。”[17]
母亲的控制和影响、父亲的缺失，两者影响下使埃斯特万—少年的性格显得很特别。比如说，他的梦想是成为作家，并在准备参加一个作文大赛；同时，他崇拜美国作家卡波特和舞台剧艺术家乌玛。相较于西班牙青少年终日热衷足球而言，他的爱好是不一般的。埃斯特万—少年用日记本构建自己的世界，他逃避于文字建构的心灵独白，以此保护自己。埃斯特万—少年与母亲的共居是和谐的，他们以互相依赖的方式生存。埃斯特万—少年以母亲为中心，他迫使自己理解母亲，感同身受她于人生中的坎坷。他压抑对父亲的认同以参赛作品《关于我母亲的一切》影射。单生家庭使得埃斯特万独自承受过多的母爱和消失的父爱。埃斯特万—少年表示，“单独跟母亲生活的孩子有奇怪的个性……”，暗示父缺家庭对他的影响。为此，直到他的死亡，埃斯特万—少年也没有放弃寻找丢失的那一半。埃斯特万—少年以等待的方式不破坏自己与母亲的亲密关系，他需要母亲向他“投降”，招供他被剥夺的身份。埃斯特万—少年以死亡“控诉”母亲剥夺自己权利的行为，第二个埃斯特万以重生的方式迈向寻父之路，他等待的是母亲与父亲的和解后的救赎，此前提是后者同样以死亡获得宽恕。
《不良教育》的伊格纳西奥是父权蹂躏下的牺牲品，他的身心被玛诺罗神父阉割。“20世纪60年代宗教幼儿学校的场景反映了教会中心以及其僵硬化结构影响的负面观点；在这个电影中，是通过一个意想不到的变态的例子。”[18]宗教学校以父权的象征贯彻社会文化期待，强行灌输于被塑造的对象。庄重、神圣的父权外表却被纵容为权力肆意妄为的场所。伊格纳西奥于确定自我身份之前并没有从神父处获得偶像模型，而是被“阉割”，肉体的被去势化改变他的身份定位，他被重塑。
影片中玛诺罗神父欲在树林侵犯伊格纳西奥的场景，后者摔倒、撞头、流血隐喻他自我身份的割裂，伊格纳西奥是成年男子转嫁压抑的牺牲品。伊格纳西奥被成年男子阉割，他们的权威以猥亵的方式强行褫夺他正在逐步成型的自我和男子气概，被夺取的势能以否定自我的方式，通过改变肉体社会性性别取得平衡。伊格纳西奥说：“流下的血把我的额头分成了两半。我有预感自己的生活也将遭受此运，它将永远分开，而我却无能为力。”电影的这组镜头展示伊格纳西奥的人生分水岭，以血表示刻骨铭心的改变，象征他的蜕变和褫夺男孩身份的被动性，伊格纳西奥从此丢失他的男子气概。玛诺罗神父以“父亲”的象征意义阉割伊格纳西奥，他被所谓的父亲“蔑杀”后却无从寻找替代品，如同游离的无身份者，最终被边缘化。影片以只言片语涉及伊格纳西奥的母亲，不曾提及父亲。母亲是弱势群体，无力掌控命运，她被摆布的人生无权影响伊格纳西奥的身份定型。在博弈的过程中，男性被更强大的男性控制。
恩里克是伊格纳西奥的救赎者，他是叛逆者、自我塑造者、反传统者，这些皆是伊格纳西奥个性化所欠缺的成分。同性以结盟的方式强大自我对抗外力的势能，友谊的表达以惺惺相惜的同性之情联结。影片中伊格纳西奥说：“我想我刚刚失去了信仰，没有信仰我就不相信神或者地狱了。如果我不相信地狱，也就没有恐惧了。我没有恐惧就有能力干任何事了。”他从恩里克获得力量挑战玛诺罗神父的权威，试图寻找自我，然而伊格纳西奥已被“分割”为从前的自我以及被阉割的自我，他始终难以回归，终将以割裂的方式存在。恩里克是伊格纳西奥在被“阉割”后的成长偶像，他的被迫离开代表伊格纳西奥在没“成长”之时被剥夺拐杖，他无人可以仰赖。恩里克是见证伊格纳西奥创伤的人，他也是后者的创伤之一和生存动力的来源。恩里克是伊格纳西奥失去的一半自我，他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伊格纳西奥撰写的剧本以童年创伤为蓝本，以复原自我于言说，试图遗忘过去，摆脱阴影，但却以死亡提前结束自我复苏。
恩里克的被开除以带走伊格纳西奥欲复原的自我为起点，此后，伊格纳西奥以封闭隔绝的状态边缘自己，他把痛苦放大，增加对他人的不信任感，即强化自我中心的受伤角色。伊格纳西奥在家里睡地窖，自我蔑视的同时以下降的方式远离世人，他自我舔舐伤口，把记忆尘封在神学院时期。
伊格纳西奥与兄弟胡安以互相伤害的方式呈现。他们是阿莫多瓦的另一对同行兄弟之间的博弈。前者最终被兄弟胡安和玛诺罗神父杀害意味他的存在必然被社会排斥，两个凶手代表人性欲望的自我扩张。伊格纳西奥被兄弟剥夺身份，见证人是曾经“阉割”他身份的玛诺罗神父。伊格纳西奥的被杀是在将被恩里克唤出自我的时候发生，他以死重新回到过往。
同部作品中的胡安视其兄弟伊格纳西奥的身份是耻辱和绯闻。影片中胡安表示“你不知道有个像伊格纳西奥一样的兄弟是什么滋味”和“但是已经没有人活着了，由于他的过错”。也就是说，胡安痛恨伊格纳西奥的边缘人身份，后者的存在阻碍自己的人生，伊格纳西奥在没有给予帮助的同时拖累其人生。与此同时，胡安亦嫉妒伊格纳西奥肆无忌惮的人生，因为他以边缘面对社会主流，没有屈服。胡安以伊格纳西奥编写的剧本作为兄弟对自己的补偿，他窃取伊格纳西奥的身份即是合并兄弟的人生，两人合二为一，以此来完成自己被补偿的梦想。胡安实则是伊格纳西奥的另一半身份，伊格纳西奥如果象征随性、放肆、真实，胡安则是理性、谨慎、虚假。胡安谋杀伊格纳西奥的行为是剔除自己欲望的部分，他因缺失伊格纳西奥而不完整，同时也象征他逐梦的不成功。
胡安使用“安赫尔”作为自己的笔名，他拒绝使用真名标注剧本，他需要有第三人逃避自己窃取伊格纳西奥身份的事实。剧本归属于伊格纳西奥，胡安拒绝兄弟的名字暗示的企图，同时也否认自我与伊格纳西奥之间的联系。胡安三次强调自己的艺名，他试图遗忘过去的做法却被自我伪装伊格纳西奥的事实所牵制。他假借两种身份隐藏自我以非真实性生存于世，胡安是谁？他的身份被母亲、玛诺罗神父、恩里克以及安赫尔这个艺名等定义，胡安没有固定的“我”身份，从呼唤中被确定身份，自我永远隐藏在黑暗的角落。胡安刻意掩饰、伪装自己的同时，阐述暴露自己的细枝末节。
胡安的母亲说：“请别对我的胡安抱有成见。他是个好儿子。但是他因兄弟的死受到了打击……”胡安的演员职业使他戴着面具生活，他扮演而不以真实面孔示人。伪装是为了更好的生存，胡安隐藏自己而获取“野心家型”的实现。胡安从扮演伊格纳西奥的过程中，并以拍片强化人物对自己的角色配对，他似乎以爱上恩里克的心理投降于自己多重人格面具下的矛盾自我，试图取得一致，然而后者在影片中以关上房门的方式拒绝背叛者。胡安从初始利用恩里克到依恋后者是影片拍摄中角色投射的结果，他试图取代伊格纳西奥，真正与其合二为一，然而他的伪装难以协调自我与“真货”的差距。玛诺罗神父以闯入者的角色打破和谐，他欲以已被利用者的姿态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胡安与玛诺罗神父的关系依然以伊格纳西奥为媒介，他以替代品的方式取代玛诺罗神父对伊格纳西奥的早期性幻想，肉体的要挟以利益的满足为结果。胡安尽力使自己成为被献身者的同时塑造牺牲者的形象。伊格纳西奥的消失是胡安身份不完整性的证明，他缺失的人生显示自我的沉沦。
《吾栖之肤》中的罗伯特医生因与女性的关系而悲剧性地以死亡终结。他类似于“奋斗者型”的男性形象，对自己和他人尽最大的责任。然而，罗伯特医生较之“奋斗者型”更固执和极端，他对生活的完美有痴迷般的追求。罗伯特医生从复仇中获得人生存在的意义，他不轻易让自己认定的事物逃脱手掌，并努力复原事物的本来状态。这是他自我寻求生活平衡点的方式。罗伯特医生恐惧事物不以他的意志方向发展，他享受权力赋予他的存在感和安全感。
罗伯特自始至终不知道马莉莉娅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他作为私生子，被父亲的妻子褫夺生理身份的认同。对罗伯特而言，马莉莉娅是他的保护者，是替代母亲的“母亲”，他多次被马莉莉娅拯救。罗伯特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兄弟，然而两人不知晓暗含的血缘关系。他们两兄弟如同马莉莉娅自我身份的两部分，她说：“从小时候就知道玩如何杀死对方。我知道总有一天会一个杀死另一个的……是的，他们是兄弟，哪怕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层关系，我也不会说的……他们的父亲虽然不同，但是兄弟俩从出生就是‘疯子’，我是罪魁祸首啊。”两兄弟被母亲剥夺了互识的权力。但基因中同一血脉的感召，使得对“母亲”的争夺成为两人潜在的矛盾冲突。他们必须要从杀死一方的过程中夺回自己的另一半身份。
罗伯特医生的妻子咖尔是他的耻辱，她的背叛即是他男性气概被侵犯的痛点。罗伯特对妻子的痴迷是他夺回男性尊严、承认自我价值的表现方式。女性被物化。为此，罗伯特不惜以各种方式挽回妻子的性命以及她对自己的忠诚。咖尔的自杀以另一种方式背叛罗伯特医生，加深他的挫折感。妻子的死亡以女儿诺玛作为补偿，她成为替代母亲的角色，罗伯特投射自己对妻子的心理依赖。
于罗伯特而言，文森特/薇拉是他宣泄失去女儿的情绪和重新拥有妻子的欲望的承载物。他以去势的方式褫夺文森特的男性气概，并借此改变他的身份，去除他的自我认同，混淆其身份。“毁灭性是创造性的替代品。创造与毁灭，爱与恨，这不是两种互不相干的本能。它们都是人类同一个超越需求的回应，当创造的意志不能满足时，毁灭的意志就占了上风。有所区别的是，以创造来满足超越需求予以人幸福，而以毁灭来满足超越需求则令人痛苦——尤其令毁灭者本人痛苦。”[19]罗伯特医生既毁灭亦创造文森特/薇拉，他从解构—建构文森特/薇拉身份的过程中获得复仇的快感，亦得到自我满足，补偿自己失去女儿、妻子的痛楚。文森特/薇拉在逐渐从原身份向被创造的身份改变时，罗伯特也逐渐忘却对方的试验性，直到爱上对方，“一个人并不是单独‘制造’他/她的性别的。一个人总是与别人一起或者是为了别人而‘制造’性别的，即使这样一个‘别人’只是想象出来的”[20]，直到被杀害。罗伯特改造文森特/薇拉的过程是在自我剥离往昔被情感囚禁的状态。文森特/薇拉遂成为罗伯特妻子和女儿的替代品，成为罗伯特新的情感、心理投射对象。至死，罗伯特依然相信自己对文森特/薇拉的外表构建有对其心理的同样影响力，他不是男人而是女人。然而，社会“性”身份不随生理构造而改变，它会产生迷茫和困惑，但终将以原初的身份出现。影片中有一段两人的对话：
罗伯特：“你干吗？”
文森特/薇拉：“我要杀了你。”
罗伯特：“这是个玩笑，是吧？”
文森特/薇拉：“随你怎么说。”
罗伯特：“但是你不是答应过我吗？”
文森特/薇拉：“我骗了你。”
罗伯特医生被自己的创造物摆布，他失去权力，成为阶下囚。此反客为主的状态是创造者对自己所创之物感情泛滥的后果，他失去防御心。文森特/薇拉自始至终隐藏自己的身份于被迫赋予的外表身份，他/她扮演了一个不是自己的角色。而扮演终有落幕的时候，罗伯特医生成为肉体与身份伪装的牺牲品。他以死亡告终是必然的结果，他从外界找回迷失的自我是脆弱的，一旦联系断裂，自我也就失去方向。
同一部作品中的泽佳从出场到死亡总共14分钟，他一直以豹衣伪装自我身份，隐射他的人物性格。泽佳是罗伯特的反面，他的父亲缺失，母亲亦因罗伯特而抛弃他，缺乏原生家庭的泽佳充满兽性，他崇尚适者生存，反社会，仇视母亲，以此报复世界。“一个人如果得不到他人的爱、没有得到持续的爱，或是父母本身完全没有安全感，那么在他后来的攻击性中会发展出一种报复世界的倾向：只要他人对他不够好，他就会毁掉这个世界。”[21]仇恨源自爱，泽佳因得不到母爱而仇恨母亲，他矛盾而迷茫。使母亲痛苦是他减少自己困顿的方法。然而，马莉莉娅视泽佳为不存在的儿子，她最先以拒绝接受的方式排斥他的身份，却因救赎自我而降低拒绝的程度。母亲的身份让马莉莉娅被泽佳利用。
泽佳勾引罗伯特的妻子实为对马莉莉娅母性和罗伯特社会地位的报复。母亲对自己的放弃是泽佳的童年创伤和阴影，成年后以反社会、暴力、残忍宣泄于外。物化的珈尔成为两兄弟展现权力的战场，她被泽佳利用而挑战罗伯特的男性气概。文森特/薇拉的出现唤起泽佳的野性，他要夺走任何属于罗伯特的东西，因为他嫉妒罗伯特，但是泽佳无能，被社会排斥，他是失败者的形象。
泽佳最终被兄弟罗伯特杀害，死亡时已除去豹服，他以赤裸肉体的状态被送回原初。泽佳的生命存在毫无意义，他是被抛的“废物”，似乎死亡是他真正拥有原生家庭的唯一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