憧憬童年的“伤痕者”

“伤痕者型”的男性形象是西班牙社会变革和政治革新下的产物，他们因时代而左右自己的命运，是逐浪儿亦是被弃者。他们以当下时代回望往昔，定格于西班牙内战、佛朗哥执政后对他们的巨大改变，比较在此之前的岁月，感伤美好的记忆。他们是受害者、弱者、怀旧者，他们于时代面前是渺小的存在。他们被岁月洗礼，不堪人生的沉重，虽活于当下，却被记忆尘封于历史。这些男性是饱经沧桑、厚重生活、斟酌人生的个体，他们的无奈难以借助外力弥补，回溯内心，也许获得平静。阿莫多瓦的“伤痕者”不具有人生厚重感，他们不是政治、社会变革下的牺牲品，他们被童年所伤：记忆如同梦魇，暗示痛苦亦显示曾经的幸福。阿莫多瓦的“伤痕者”寻找他者或他物补偿创伤的疼痛，期待重温曾经的快乐或以此逃避伤痕累累的自我。

一些“伤痕者型”男性形象的作品，例如洛斯·绍拉的作品《甜蜜时光》、奥斯卡·拉托依雷的《挫折》、路易斯·G.伯朗加的三部曲《国家的枪》、《国家遗产》以及《第三国家》等等，皆以反思西班牙政治、经济、社会变化给予民众的酸甜苦辣为大背景，刻画一个个无可奈何、随波逐浪的卑微人物。人无法发声，遂成为符号，协同翻滚的时浪，茫无目的地生存。

《重新开始》中看似描述安东尼奥寻回初恋，重温曾经的甜蜜时光，为自己终将逝去的生命做最后不带遗憾的道别。然而，实则是以男女之情伤感人生的无常、无助以及时代对人的巨大影响。人的渺小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必定终将臣服于外界，成为生存下去的傀儡。

阿莫多瓦侧重突出男性或者说男孩们，流连于曾经童年生活所经历的刻骨铭心。它们是幸福亦是痛苦，幸福于曾经历过，痛苦于曾被迫地失去。《不良教育》中恩里克的“伤痕者”形象因伊格纳西奥而塑造。当下的恩里克看似成熟，拥有完满人生，内心却始终为往昔而保留自我，他因此而封闭。恩里克童年时期的美好经历刻骨铭心，他无法忘怀与伊格纳西奥在纯真年岁发生的真挚感情。当恩里克被赶出学校离开伊格纳西奥，而不是因两人感情的自然终结而分手，他徒留满腔遗憾。恩里克留恋年少时不曾拥有的感情。

当恩里克有机会以拍摄电影的方式回忆曾经的岁月，他以旁观者的身份重新回到童年，挖掘过去，深度回忆往昔的遗憾。恩里克于唤起童年创伤的同时，失落、伤痛、无奈等负面情绪以宣泄的方式从内心深处涌现。他曾经被尘封的快乐与痛苦同时被释放，随同影片的拍摄进程逐步深化。恩里克需要现实的补偿，以达到内心的平衡。当胡安成为伊格纳西奥的替代品而试图填补恩里克的童年伤害时，无法真正拥有曾经的人与事打破他的幻想。记忆的美好在于不曾拥有过往昔，记忆的痛苦在于正视人的渺小性。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人皆无法改变。最重要地是活在当下，即使有遗憾，亦是成为人的代价。阿莫多瓦的“伤痕者”因为过去才能拥有追求现在的能力。

《捆着我，绑着我》中的里奇亦是被童年创伤的阿莫多瓦男性。里奇在影片中矢志不渝地寻找家的感觉，他向往回归到记忆中的童年家庭生活。里奇从三岁就成为孤儿即证明他对家拥有模糊概念，他没有确切的原生家庭的记忆，他说：“你看，这让我想起了我的父母。以前我妈妈会在阳台帮我爸爸刮胡子。这是我唯一对他们的回忆。”里奇寻找家的抽象意义：一种家的感觉。里奇的感伤中希望人生定格于曾经的快乐，他的回忆中希望复原过去的幸福，不愿承认生活的未来性。他的感伤以神经病的方式发泄。

里奇逃避精神病医院去找寻家，然而，后者即是他的“家”。里奇混淆概念意义的家和现实意义的家，而他的经历给予里奇非父母—孩子式的核心家庭观念。里奇向往的是记忆中的家，然而却不再存在，它成为一个遥远的梦。影片中里奇回到老家，站在记忆中家的残垣之上，他混淆家的承载是以物还是以人的方式呈现，因为里奇的记忆无法还原父母——他们消失了。

里奇对家的寻找是他对童年伤痛的补偿，是重新获得安全感的过程。他渴望借助玛丽娜投射父母的家，以此替代长期无根、飘零的状态。玛丽娜最终与里奇的和解喻示后者童年记忆的终将被复原，童年创伤终将被治愈，他带着美好愿望与女性一同步入家的建造，面对开放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