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的男性身份与形象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西班牙充满社会政治动荡，1981　年曾爆发军队势力夺权事变。风起云涌的大环境给予西班牙电影业巨大震荡：　“国家的重建更关注民主系统的加强和巩固，而不是工业和文化，比如我们的电影业。”^[15]为此，“一些相关数据显示：1982　年的173万观众中，134　万人观看了外国电影，38　万人观看了西班牙本土电影。因此，全球票房　26.112　万贝塞塔中，20400贝塞塔是给外国电影，只有5600是属于西班牙电影的”。^[16]

在此阶段，几乎所有西班牙电影院皆被外国电影侵占。20世纪70　年代末的危机让导演没有雄厚的制片商投资拍片，失去了与外国电影竞争的能力，恶性循环中电影业更是不景气。“最高法院宣布　1977　年　11　月　11　日‘皇家法令’的条款为无效，因为该法令规定，在没有任何经济补偿的情况下，每年将有三分之一的西班牙影片出品。此外，在过去几个月里，由于没有西班牙电影出品，电影公司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因为电影的质量非常差，许多电影都不能在公告牌上展示超过一个星期（排除　S 级别的电影）。”^[17]从以上可以看出，由于西班牙当局相关政策的不合理性，国内电影业遭受着与社会现状一样的经历，同时也预示着对其改革的迫切性，直到　1983　年“米罗条规”的出台，才逐步缓解电影产业的窘境。

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西班牙冒出一批优秀的导演，例如佩德罗·阿莫多瓦、蒙克斯·亚美尼亚，何塞·路易斯·奎尔达等；20世纪90　年代的著名导演有亚历桑德罗·阿曼巴、胡安马·巴乔·乌略亚等，他们象征着西班牙电影产业的厚积薄发。一些无法取代的六七十年代的导演如卡洛斯·绍拉在这个时期主要关注西班牙民族文化的传播，例如斗牛和佛朗明戈舞等西班牙本土元素的影视展现。因此，正是在此时，最是需要一些精英导演为西班牙电影业撑起一片天空。“所有的，也还有其他的理由——不只是体制问题——解释西班牙电影业的危机。最被认同的是我们的电影缺乏原创，仍旧需要诞生一个极品电影。”^[18]

为此，许多电影工作者专注于从文学作品中汲取灵感，借以带给社会高雅古典感，并且去除六七十年代“除羞运动”潮流带来的堕落风气。例如电影《再见，小女孩》（Adiós pequeña，1986）改编自小说《猴子和马》（El mono y el caballo）；《蜂巢》（La colmena，1982）来自著名作家卡米洛·何塞·塞拉的小说；《圣洁无辜的人》（Los santos inocentes，1984），基于米格尔·贝尼特斯的小说，展现佛朗哥时期的西班牙人的生活现状；《贝尔纳达·阿尔瓦的家》（La casa de Bernarda Alba，1987），来自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卡的戏剧作品；《你不老实，也不必羞耻》（Sé　infiel y no mires con quién，1985），亦出自同名戏剧作品，用诙谐的手法展现民主西班牙社会的性问题；《寂静时光》（Tiempo de silencio，1986），选自路易斯·马丁·桑托斯的小说；《夏日单车》（Las bicicletas son para el verano，1984），出自费尔南多·费尔南·戈麦斯的戏剧作品，表现西班牙农村因国民战争而遭受的苦难以及由此所呈现的复杂生活状态；《南方》（El sur，1983），改编自阿德莱达·加西亚·莫拉莱斯的小说；《卡约先生有争议的投票》（El disputado voto del Sr.Cayo，1986），出自米格尔·德利贝斯的小说，展现佛朗哥去世后的西班牙社会现状。当然，在此阶段亦存在一批年轻的导演，他们为自己作品的拍摄、出版发行，以及作品风格的形成等奋斗，阿莫多瓦是此队伍中的一员。剔除20世纪　70　年代业已提到的男性范畴，20世纪80　年代的西班牙电影新产生了两种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