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　谢

对于曾经为这样一部历经多年研究才完成的书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们,让我怎样感谢你们才好?这一路信步走来,一些特别的人给予了我无私的陪伴和帮助。1965年,我高中毕业后,要么服兵役,要么上大学。我选择了后者,那是受我亲爱的母亲Jamimah Sweeten的影响。她早年在抚养家庭之余,先是完成了高中学业,后来又上了大学,成为一名非常成功的商人和勇敢的环球旅行家。除了她本身的持之以恒、坚韧不拔和自我牺牲精神之外,我的母亲也以她个人为榜样,令我认识到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她鼓励我去上大学,尽可能多地接受教育,可是她当时并不知道,我究竟要学到什么程度,才能获得内心的满足。

而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的,是我的妻子Carol。在我们无数次的搬家和五年的国外生活中,她做出了最大的牺牲。一路上她与我携手同行,风雨同舟。如果没有她的理解、宽容和耐心,我不可能继续进行研究,更不用说完成这部书的写作。她对我的无私奉献,寥寥数语,不足以为谢。

我的女儿Cynthia和Monika是随着我为做中国研究而频繁搬家的过程中长大的。有时候这种搬迁对她们来说很难适应。幸运的是,她们现在会对一些问题掩嘴而笑——比如,当我们第三次去台湾,拖着十三件行李在香港启德机场转机时,8岁的Cynthia气呼呼地问“这到底是谁的主意”?我们从台湾到另一个“外国”地方,德拉威尔州(Delaware),我要到那里开始教书时,五岁的Monika问:“爸爸,那儿有美国零食吗”?我很庆幸她们和我一样喜欢吃酱油。生命中能拥有她们,是上天赐给我的福份。

我对历史的兴趣源于年轻时,以及大学期间对中国的研究。1968年,为了参加一项“海外研究”项目,Carol和我离开加利福尼亚,去了台湾。第二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吕实强先生引领我进入了迷人的中国基督教课题。我向他提交的一篇文章后来成为我在研究生院的研究课题,并最终发表。之前,我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个课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意义,直到1974年,我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刘广京教授指导下开始攻读博士学位。

朋友和同事们称呼他为K.C.,一路上他不停地给予我鞭策和激励。虽然我们不清楚事实,也不了解故事是怎样演变的,但是K.C.还是认为总理衙门档案中关于基督徒的案件是一个未曾触及的史料宝藏。从研讨会上的小论文到自成章节的论文,再到最后形成书稿,每一步,K.C.都要求逻辑严密,分析透彻。而且,若非他对这个课题、或是对作为作者的我,一直抱有坚定的信心,这项研究的发表将无法实现。1982年我决定离开学界,转而全职投入商界时,K.C.也许即使算不上伤心,也非常失望。但是不管他的感受如何,他始终以一种儒家绅士和为人师表的优秀传统激励着我。

同样,我非常高兴得到裴士丹(Daniel H.Bays)、丁博文(Britten Dean)、哈里·兰姆利(Harry J. Lamley)、李仁杰(Charles A. Litzinger)、狄德满(R. G. Tiedemann)等教授,尤其是恩斯杨(Earnest P. Young)教授的宝贵指点。还有一些人给予我的帮助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职责。遣使会的下列档案管理员为我打开了迷人的史料卷宗:Rev. Paul Henzmann(Maison Mère),Rev. Stafford Poole(De Paul中心,Western Province),Rev. Louis Derbes(The De Andreis⁃Rosati Memorial Archives,St. Mary's of the Barrens), Rev. John Carven (The Brother Bertrand Ducorunau Archives, Eastern Province)。圣哥伦比亚教会副主教Noel Connolly神父和档案员Partrick Crowley神父,都慷慨地给予我帮助。同样,Luke O'Reilly神父和Pat Sheehy神父也热情地将他们在江西传教的回忆与我分享。在写作过程中,我还得到加州州立大学斯坦尼斯洛斯(Stanislaus)分校信息技术办公室Brian Duggan先生,和该校交流处Vicki Eden女士的帮助。此外,还要感谢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Terre Fisher女士在编辑上给予的宝贵协助。

纽约Henry Luce基金会的“中国基督教历史”项目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年的经费支持。另外,支持本书的研究并使之最终得以出版的经费来自一个为教会研究人员提供资助的基金项目——“研究启动项目”(Research Enablement Program),该项目由宾西法尼亚州费城的“Pew慈善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s)支持、并由康涅迪格州纽黑汶“海外传教士研究中心”管理。遣使会研究所为我参观巴黎的遣使会档案馆提供了帮助。这些基金总是在我研究的最关键时候提供帮助,使我有可能继续研究和写作。我非常感谢他们的慷慨,以及对于我作为一名独立研究人员的信任。

数年来,无论是来自机构还是个人、物质的还是心理上的支持,我无以回报。在这些帮助下取得的任何成绩,我愿与大家分享。本研究中出现的任何不足皆由作者承担。毕竟,“这是我的主意”。

加州德纳尔,望乡轩

2001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