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迄今为止,中华帝国晚期发生的针对西方传教士及其中国信徒的地方冲突,一直被看成是儒家缺乏容忍的标志,是地方精英乃至有责任感的官员,对于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侵入并挑衅中国官绅特权的一种新宗教势力的反击。历史学家们通常认为中国的反基督教运动有一种模式,即在19世纪的后40年,由绅士精英积极倡导并得到官员的默许,而这种反教运动在1900年得到朝廷支持的义和团运动中达到了高潮。

通过对1861年建立的清代外国事务部门——总理衙门不计其数保存完好的档案的梳理,史维东揭开了这无价的原始材料的相关一部分,其中包括1860—1900年间,江西省发生的由冲突而引起的诉讼中,县、乡一级官员和职能部门的报告,以及教徒和教外人的供词。史维东对这些诉讼进行了全面仔细的审读,并对案件中起作用的各方力量、主要人物和恶痞(如果可以用这个词表示的话),以及中国地方乡村,尤其是小城镇和偏远乡村社区的特点做出了相当精辟而恰当的分析。

书中各个章节描绘的事件都有详细记载,读来引人入胜。书中把教会生活看做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呈现了教会生活与宗族和家庭、婚姻和鳏寡、房地产交易和纠纷、礼仪和法律、犯罪和暴力的关系。该著不仅对基督教“教案”中的中外纠纷做了全新而客观的描绘,而且对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提出了一种新颖的关注,从独特的角度对中国乡村社区的实质,以及官僚机器在次县一级(subcounty)的实质提出了许多见解。史维东经过深入研究观察得出的这些结论对于中国社会史和中国文化史有重要影响。

史维东花费了数年时间研究写作此书,这是出于他对历史的热爱。他不仅查阅了和这个题目有关的所有中文史料,而且还综合了欧洲教会档案馆中找到的来自江西的信件和报告。在著述过程中,史维东的汉学研究技巧日臻完善,并且形成了一种注重事实准确的历史写作文风,表明他对手头案例背后隐藏的各种力量经过了认真审慎的解读。这本书不仅验证了作者一丝不苟的精神和精辟见解,而且也反映了他对中国老百姓的真挚情感——不是从一名基督教传教士的视角,而是像个朋友一样,充满同情,尽管时而带着质疑。

刘广京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