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与共存:九都
建昌府九都及周边地区生活着数百名天主教徒。经过数年积累,传教士已经在这里建立了大量传教场所,过着正常的生活和传教。但是,《教务教案档》中没有任何案例提到过九都曾在这40年当中发生过民教冲突;当地传教士也没有在信件中提到当地有过任何因宗教引起的长期对立。(2) 对此该如何理解?是否能够下结论说九都从来没发生过任何冲突,或者即使发生,但人们已经私下解决了?根据我们对乡村生活的了解,后者似乎比前者更有可能。既然大部分问题和争执都可以不用对簿公堂,那么在官方文件找不到任何有关民教关系的记载也就不足为奇。
罗如望神父于1616年到达位于江西东部的府治兼县治建昌。(3) 他在该城发展了一些教徒,但更大的成就是在抵达离建昌约30里外的南城县郊,特别是九都一带以后。地方志称,罗如望神父在九都劝奉了579人,这个数字很可能也包括了九都附近的一些村民。许多信教者都来自九都一个姓游的宗族,但并不全是。神父把九都作为一个地方传教中心,修建了一座教堂和其他教会建筑。(4) 17世纪20年代初罗如望神父离开后,又有一些耶稣会士到过这里。明王朝的衰落和各地兴起的反清复明斗争表明时势并不太平,对教徒来说更甚。17世纪60年代初,由于新教堂对当地风水的影响,以及怀疑神父的政治可靠性,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神父与知县先前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有点变味。(5) 1724年清廷禁教后,只有极少数神父留在江西,他们秘密地穿梭于各个乡村教会。即便在这种情势下,九都的教徒仍然保持他们的信仰。
19世纪初期,西方国家在广州扩大贸易,以及他们不断增长的在华利益,吸引了大批欧洲传教士来华,其中一些是再度进入内地。和德广(Bernard⁃Vincent Laribe)是进入江西传教的第一位遣使会士。1832年,他乘船从澳门到福建,登陆后进入江西东部,来到九都。随后他以九都为据点,走访散布在各个乡村的半隐蔽的天主教徒。(6) 去九都拜访过他的神父们称,乡民对天主教的态度都很友好。和神父为许多人施洗,到1838年,九都已成为他活动的中心。此时建昌府大约有1600名天主教徒,大部分都集中在九都及周边村庄。(7)
关于九都及当地教徒的其他材料来自于古伯察(variste⁃Régis Hus)神父,他是一名遣使会士,1841年前往中国北方的途中经过江西。(8) 他告诉我们,九都是该地一个集市,大约1/3的居民都是天主教徒。山边坐落着一座教堂、一所住院和一所学校,俯瞰下去,是整个村庄和一小片农田(见图2)。古神父把这个村庄叫做“绿洲”,认为留在这里会很安全。这个时候古神父听到一种流言,说江西即将对基督徒展开“迫害”。然而当地教民似乎对此并不恐惧,并且公开庆祝复活节。其他村子的人也来了,有些人还从很远的村子赶来。这些教徒来到九都参加宗教仪式和各种活动,一连持续数日。教徒们祷告、歌唱、参加晚祷,并且在复活节的星期天弥撒结束后燃放鞭炮。(9) 古神父与和神父的报告中都没有提到这一年教堂举行仪式遭遇过任何麻烦,也没有发生任何冲突事件。
图片2 九都的天主堂
这里的第一座教堂建于1610年前后;这座教堂建于1903年,1996年最后一次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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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842年秋,问题出现了。当地百姓开始为过节做准备。就像所有中国人一样,九都一带的人们过一段时间就要过节,通常是为了庆祝某个神的生日或者某座寺庙的成立纪念日。人们觉得这种庆祝会增强神或者寺庙的法力,保佑本地风调雨顺。因为当地每个人都相信会从这类活动中受益,所以都愿意出钱支持这些活动。(10) 活动的组织者需要募集一些钱来置办酒席、雇用戏班子在露天的戏台上演出,还要支付其他费用,比如发给本地居民的糖果和糕饼。所有人都会捐献一些物品。1769年,教会禁止教徒支持这类“崇拜偶像”活动。(11) 由于朝廷的迫害,基督教转入地下,神父不能或没有及时下达这一禁令。和神父本人或许容忍了教徒为过节捐献物品,但不准他们参与节日活动。(12) 自1832年起他就住在这里,他对这种事持中立态度,称这种地方节日只是每年一度的活动,并没有对此提出异议。
地图2 赣东和建昌地区
1842年,穆导沅(François⁃Alexis Rameaux)主教访问过江西后,教民也许是在主教的指使下,不肯派钱过节。(13) 和神父希望当地教长和身为教外人的村长能面对面解决教徒交份钱的问题。但是尽管有人从中斡旋,双方还是没有达成和解。(14)
谈判的破裂使许多教徒担心那些要求派钱过节的人对他们使用武力。为了安全起见,同时也是作为预防措施,他们把教会器什从教堂转移到家中。他们聚在一起,决定不再保卫教堂,但是会保护好自己的家。清政府当时仍然宣布基督教不合法,九都的教徒以为,即使诉诸地方官,这样做也只会被看成是保护自家财物,而不是保护一种非法宗教。九月末,根据和神父的记载,大约一千多人聚集九都,先去了教堂,发现教堂里空空如也,无人守护。于是捣毁了教堂,并威胁恐吓,到处搜查神父,要将他驱赶出境,但没有找到。这群围攻者愤怒地宣称他们将“再也不准(神父和天主教徒)从公井打水”,也就是不再视他们为村社一份子。(15)
九都的教徒被排挤出村子,即便抗争也无济于事,于是一些人投奔到最近的城市建昌,他们想在那里买通“兵丁、讼师,甚至官府要人”,也就是衙门里的师爷和小吏,希望通过这些人向知县告状,寻求保护。随后更多来自九都的教徒抵达建昌,其中包括一部分下层绅士,他们在一份正式诉状里直接称自己为“拜主的人”,并无过错,可是却受到周围攻击,财产被毁。根据传教士的记述,知县受理此案后,差役前往九都查究,但衙役无法控制局势。最后,这场冲突以和神父自愿离开当地得以解决,围攻者向地方官也提交了一份申诉状。(16)
第二年,和神父又回来了。他得知此地又恢复了平静,但并不是因为知县的努力。教民和反对者最终发现,打点知县和打官司的费用太高。原告和被告在衙门的供词都差不多,没有引起任何人的重视——毕竟这种事很常见,然而花费却让人心惊肉跳。知县没有把天主教徒当做一种非法宗教的教民进行迫害,他认为这只是一件与非法宗教有所关联,然而却无关宏旨的小事,就把案结了。涉案双方面议后达成和解。据和神父称,教徒“不用再交纳(节日的)费用,也不用参加村里举办的任何迷信活动”(17) 。我的理解是:教徒不用再交钱,不必参加节日活动,但也不能再分享任何节日所带来的利益,比如免费的娱乐和糕点。
尽管为节日捐钱是1840年九都冲突的关键问题,但在江西乡村传教的教士们还报告了其他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官员和一些百姓把天主教活动和非法的白莲教混为一谈,并有谣言说天主教会囚禁人。传教士让“医疗施洗者”(Médecin baptiseurs)分发免费药品给生病孩子的父母,有些传道师试图用药物挽救临死的孩子,或者在他们弥留的最后一刻为其施洗以拯救灵魂(18) ,然而这样做却使他们自己无意中卷入了这些谣言。九都的反教者可以轻易凭其中一条或者全部事实攻击基督徒。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由于该地悠久的基督教历史,教外人显然对传教士或教徒的活动不存任何怀疑。双方都专注于做自己所关心的事情,比如地方节日。于是他们达成了协议。
经历过这次风波之后,九都仍然是江西东部的传教中心,而且在以后的几十年一直如此。除了修建教堂、主教的住所和学校外,教徒在不同时期还建了一所修道院,一所育婴堂,以及为来访的神父提供膳宿的地方。太平军叛乱初期,尽管附近时常有战斗,但这些设施和村庄一直安然无恙。1859年,为了对这样的好运表示感恩,王吾伯神父准备借基督圣体节(Corpus Christi)之机举行一个特别的庆典,借此鼓舞教徒,同时也向教外人展示规模宏大的基督式宴会。王神父委派一名中国神父和修道院的修士打扫教堂和修道院,用汉字把圣诫抄写在彩纸上,贴在墙上。他们还建了一些临时祭坛和展示宗教仪式的祭台,配上装饰品,又铺上云杉木地板。他想把这一切都做得干净、整齐、吸引人。
庆典开始了,教徒们挤满了整座教堂。王神父做了弥撒,然后带领参与者围绕教堂、其他建筑和花园行走。一位年迈的传道师举着蜡烛,站在神父身边;每位教徒从一个朝拜的地方走到另一个朝拜的地方,一一叩拜基督教的圣品、写满虔诚之辞的对联,还有那些装饰品。教徒唱着圣歌,身后响起鞭炮声和教堂的钟声。这次集会一定使人感到庄严而骄傲。村里的教外人从来不会错过这样的庆典,但谁也不会发出抱怨声或进行任何干扰。(19)
王神父这种表达感激的方式或许有欠考虑,因为此时叛乱已经逐渐蔓延到江西,席卷了像九都这样的乡村地区。在这期间,神父们力所能及地帮助人们,育婴堂收养了许多孩子。1865年教堂建筑和整个村子都被毁坏了。后来人们重建家园,神父们陆续回到这里。1872年,这个地方又充满了生机,九都的一位富商捐了一大笔钱,在原来的旧址上新建了一座大教堂。这座教堂高高矗立在山坡上,俯瞰着整个村庄。
与此同时,神父们在外边的村子又劝奉了一些人。附近的米湾有几个家庭皈依,后来神父们同意九都育婴堂里的女孩嫁给这些新皈依的天主教家庭中的单身男子(20) ,通过这种方式建立了一些天主教家庭。神父们想把米湾的信教家庭和九都联系起来,这样可以更容易掌握他们的信仰及其热爱程度。出于同样的动机,神父们考虑把育婴堂的女子嫁给当地男子。在江西东部,神父们把天主教妇女的出嫁看做加强她的整个家庭信仰的一种方式。(21)
19世纪70年代,南城县的天主教徒分布在至少12个乡村教会,管理这些地方教会的神父通常都住在九都。(22) 九都教会最大,约有400名教徒,而最小的一个地方教会只有七八名教徒。(23) 随着江西天主教的不断发展,罗马在1879年决定把该省分成两个代牧区。新的江西北部代牧区主教把抚州——离九都西部大约150里的一个城市——作为主教驻所。自此,九都将其人员、资金和机构全部转移到抚州,但它仍然作为天主教活动中心名声在外。(24)
1882年,游咏(André Yeou)神父到达九都,他于1856年生于此地,这里是他的家乡。从他的叙述中我们知道这个村庄发生了一些变化。游神父写道,过去游氏宗族的民教相处并不好。有一次,不信教的族人威胁说要将教徒的名字从族谱上勾去。信教的族人不能不郑重考虑这件事,有些人因此对去不去做弥撒左右为难。毫无疑问,不信教族人的其他威胁和压迫同样使信教族人生活得很艰难。但是随着时间慢慢流逝,境况也发生了改变,游神父发现,九都的天主教徒正享受着“空前的平静和自由”。村里的孩子到天主教的学校里读书不会遇到任何阻碍。更重要的是,最近重新编修的游氏族谱中,不仅包括所有教徒的全名,而且还包括四名出生于此地的神父的姓名。我认为这一点意味着村民从容忍转变为接受。游神父离开该村之前,村长和其他不信教的人前来拜望,表达崇敬之情。(25) 他们在他面前磕头,声称以后再也不歧视天主教了。从中可以表明天主教徒已经融入族人和村庄的权力系统之中。
罗安当神父证实了游神父所说的一切。罗神父从1844到1893年一直在江西。在这些年中,这位在中国传教资历最长的法国神父定期访问九都,并且从1887年起就住在那儿,直到逝世。1890年,罗神父提到,九都的居民一部分是天主教徒,一部分是“异教徒”,这种情形已经延续了12代之久,在后来的47年中,天主教徒与邻人和睦相处。(26) 换句话说,自1842—1843年为地方节日捐献事件以来,九都教会再也没遇到过民教之争。
但我并不是说,九都是一个风平浪静的伊甸园。当然,这里也没发生由乡绅煽动一贯仇教的人发起的持续骚乱和冲突。毫无疑问,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甚至教徒与教徒之间,意见不合、互生龉龌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果这些争吵曾经形成讼案,那么记录也已不存。因此可能的情况是,随着时间流逝,教外人逐渐改变他们对教徒的期望,同时也改变自身的社会文化活动,演变出一种更加宽容的态度。换句话说,人们互相调整,彼此磨合。1883年,管辖江西南部代牧教区的王吾伯主教指出,传教士和那些信教时间较长的教徒并不惧怕迫害;但是新近入教的人,由于停止了祖先崇拜,并且不再对“神坛”,也就是地方节日提供每年的捐钱,却经常遭遇各种各样的“麻烦”(27) 。由于村民信教后不再参与一些历史悠久的重要文化活动,人们需要用一段时间才能把对教徒在地方上应该承担某些义务的期望调整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