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徒与地方治安:参与和影响

19世纪五六十年代,只要一提到天主教,全国上下的官绅士民都会联想到邪教或非法活动。比如,人们将天主教和太平军的拜上帝教混淆,怀疑所有的天主教徒都是太平军;许多人分不清或不愿分清楚天主教信仰和太平军的信仰有何区别。即便在太平军被镇压之后,人们仍将天主教与危险的邪教混为一谈,这种看法一直持续到该世纪末。人们总是认为教徒败坏世风,破坏了社会秩序。这种认为教徒有害于社会治安的观点直接影响到教徒的生存和活动,使他们成为官府和民间严密监控的对象。

江西官府对教徒的举动十分敏感。吉安官员在1861年末禀报,城外有一穿着奇怪之人,自称是神父,官员盘问后,称此人“难保非发逆假扮,前往各处窥探虚实”(1) 。又如,南昌城北居民由于太平军对这座省会城市的长期围攻而人人自危,有人害怕太平军假装成教徒混迹城内,除非官府采取特别措施加以防范。(2) 有人认为,如果“长毛”进城,或者洋教士吸引更多的“长毛”来此,将身家性命不保。(3)

这些想法很容易使那些反教文字的炮制者把教徒与反清集团联系起来。19世纪60年代,江西士绅印刷了许多由湖南长沙的反教人士撰写的檄文,并在南昌地区广泛张贴。其中有一篇“湖南合省公檄”,满纸诋毁之言。另一篇檄文则指出基督教信仰和太平军的信仰如出一辙,教士和叛军串通一气。(4) 1866年,同样的揭帖也出现在赣州,号召人们处死“天主教匪”。这类揭帖的作者宣称自己的目的是“为保固乡村,禁绝异端”(5) 。

在一些乡村地区,我们也发现人们持有类似的态度。比如,1866年底,在南昌附近的徐家村,村民魏正仁发现有十个人在当地教徒徐泰方家里点着蜡烛,跟着一个陌生人念经。这个陌生人是一位中国传教士,魏正仁怀疑他是斋匪。几位村民担心“一家客留,邻佑连坐”。因此,虽然徐已向四邻保证不会发生什么事,但他们仍疑虑重重,说要密切留意徐家的一举一动。(6)

江西巡抚刘坤一在1870年致总理衙门的一封奏折中陈述了民众对天主教的不信任,奏折中称:“[教徒]多系地方无赖,流品卑污。”(7)

可以肯定的是,19世纪后半叶,天主教徒时常被怀疑和非法活动有关,他们也确实犯过法。但是,江西的教案材料并没有显示教徒与太平军或其他任何邪教积极串连。尽管如此,上述那些怀疑论调仍影响了许多人,甚至客观上左右着地方民心,这便迫使官员和教徒不得不去应付由于这些论调带来的冲突。对于官员来说,这种状况使原本已经十分棘手的地方控制更加复杂,也使得他们上报的有关教徒的案件中,地方治安问题首当其冲。

保甲制的废除并没有使清政府更容易控制地方。据一位学者的研究,彼时地方治安系统已经“完全瘫痪”(8) 。官员只好临时准备各种措施和人员来应对各种地方突发事件。他们还得小心翼翼地处理和天主教有关的骚乱,以减少因此引起的中外关系的摩擦。清王朝已是危如累卵,地方官员的任何举动以及成功与否都关乎王朝的存亡。

我注意到,官府用来解决教案的方法和动用的人员,通常也用来维护地方社会治安。尽管官员对基督徒普遍有偏见,但还是把他们看做地方社会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被割裂的特殊群体。从以下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法律、秩序和公共安全对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