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教会的背景
利玛窦神父和几位旅伴在1594年离开广东,希望使耶稣会立足北京。然而,南京的明政府官员禁止他们继续北上。利玛窦迫不得已,只好沿原路返回,来到南昌。他觉得自己在这里很受欢迎,于是决定留下,并于1595年6月28日在南昌建立了江西第一个传教所。(1) 四年后,利玛窦离开,但其他耶稣会士陆续到来,继续在江西传教。1616年,罗如望(João da Rocha)神父在位于赣东的建昌府治南城县创建了江西第二座传教所。大约40年后,另外一位耶稣会神父在位于江西南部的赣州府治赣县建了一座教堂。到17世纪80年代,耶稣会士已建立至少7座教堂,其中大部分在江西北部,拥有耶稣会神父四五位,教徒几千人。(2)
在这样一个地广人稠的地区,寥寥几位神父显然无法满足传教的需求。之后陆续有来自巴黎外方传教会(Society of Foreign Missions of Paris)和其他托钵修会,即奥古斯丁会(Augustinian)、多明我会(Dominican)和方济各会(Franciscan)的传教士小批量地到这里来帮忙。其中方济各会的成就尤为显著。1685年,第一位方济各会修士穿越梅岭关,从广东进入江西南部;两年后方济各会在传教士北上途中进行休整的第一站——南安府治大庾县购置了房产,修建了一座教堂和住院。在接下来的十余年中,传教士在该地区劝奉了1400人。到17世纪90年代末,方济各会已经在江西南部建立了六个传教所;他们在该省的传教活动一直持续到18世纪。(3) 天主教在该省其他地方也有过繁荣时期,例如1712年,著名瓷都景德镇的一个传教所一个月之内就受洗了50位成年人。(4)
然而,雍正1724年的禁教沉重打击了蓬勃发展的传教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官府按律驱逐教士,没收教产。侥幸留下来的神父一举一动十分谨慎。在江西,传教士要确保人身安全,只能在他们所信赖的教徒当中活动,并且要避开城市。18世纪70年代,一位方济各会教士在江西南部传教期间,一直和虔诚的教徒住在一起。(5) 此后,朝廷追加的禁教令和官府的禁教行动进一步打击了基督教。1784—1785年,官府在许多省份(包括江西)逮捕神父,押送到北京,投入狱中。(6) 虽然清代各个地方禁教力度不一,但实际造成的后果是公开的传教活动剧减,天主教地方教会的发展也受到遏制。
在这段低潮时期,遣使会(Congregation of the Mission)传教士抵达澳门。1773年,教皇取缔耶稣会,由遣使会取而代之。1785年,主要由法国神父组成的遣使会接管了耶稣会在北京地区的事务后,又相继接管了耶稣会在其他地区的传教事务,其中就包括江西。刘格禄(Jean⁃François⁃Régis Clet)神父在1792年前往湖北的途中经过江西,在江西停留了近一年,劝奉当地百姓加入教会。据他的记录:
“我已为100多名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人受洗。本来我可以为更多人受洗,但我认为他们还没有足够的经文知识,而且我们发现,轻易受洗的望教者(catechumens)在迫害面前容易背叛。”(7)
直到40多年后,才有另外一位遣使会神父从欧洲来到江西。在这段漫长的空档期,遣使会做了些调整。考虑到传教需求和人手短缺,教会任命了一批中国教士来照管那些虔诚的信徒。(8) 这些为数不多的留守中国神父只好又利用传道师来督导并维持分散在各地的乡村教徒的信仰。禁教令下,神父们不得不保持低调,以免惹祸上身。有时他们会在夜里活动,小心地绕过行政中心城市,避免和官府发生正面接触。
清政府的禁教立场使天主教只好转入地下发展,这样一来,其传教活动不免和“邪教”有些类似。(9) 但是,19世纪初西方势力和西方利益在华的迅速扩张重新激活了教会活动。1883年,和德广(Bernard⁃Vincent Laribe)神父到达江西,在建昌——该省基督教活动历史第二悠久的地区——附近的一个村庄定居下来,在这里公开传教,而且成就斐然。据和德广神父的记载,在遍布江西的礼拜堂中,大约有6000名天主教徒。他尽量每年访问每个地方教会一次,为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10) 随着欧洲神父的回归,中国神父人数的增加,以及时势的改变,天主教又可以重新修建新的教堂。例如,1834年,位于南昌北面、鄱阳湖沿岸的商业重镇吴城镇在城郊的梅家巷建了一座教堂。(11) 全省的基督教地方教会开始公开活动,稳步扩张。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法国在1844年和1846年的清帝国和约中获得传教特权。这时的清政府允许修建教堂,但仅限于五个通商口岸;内地的教产可以有条件地还给天主教会;笃信天主教的中国人可以公开信教而不用害怕受惩罚。(12) 尽管中国仍然明令禁止传教士进入内地,还是有许多传教士通过乔装改扮来掩饰国籍和身份,秘密潜入内地。有些神父通过陆路由广东进入江西,有些则乘船到福建,再走陆路到江西。
随着教会的迅猛发展,江西很快成为独立的宗座代牧区(Vicariate Apostolic),1845年罗马教廷将其置于遣使会管辖之下。(13) 遣使会任命的第一位代理主教(即名誉主教)是穆导沅(François⁃Alexis Rameaux)神父。穆主教对和德广神父和其他神父取得的成就赞赏有加,支持他们在培养教徒信仰的同时,创办教会学校。仅三年后,天主教徒就在吴城镇成功地修建了一座新的教堂。(14)
对于江西教徒的早期统计并不多,但是根据1841年的一个数据,当时该省有6998名天主教徒。(15) 而负责这些教徒的只有一名主教和六名遣使会士,有一名多明我会神父也曾在江西活动过。(16) 这些数字与十年后该省神父的记录吻合,所以应该是准确的。(17) 1849年全省有10名神父,8536名天主教徒,25座教堂和小堂,1所修院和8所学校。(18) 广西爆发太平军叛乱并向北蔓延时,江西各地教会共有大约9000名天主教徒。(19)
太平军长期激战及其引起的社会动荡对教徒来说,不啻于一场灾难。不过最开始的时候,太平军尽量不与教徒和教士发生冲突,因为叛军认为他们即使不与其同盟,也算是兄弟。一位传教士说,有些地方太平军烧毁寺庙,但却不碰小教堂。(20) 19世纪50年代中期,叛军占领了建昌府大部,但他们与九都的传教士仍保持着友好关系。大部分太平军都尊重该村的教徒,也没有破坏那里大量的教产。一位驻扎在建昌的太平军领袖为传教士友好地开放了七个安全通道,以便他们能自由访问被叛军占领的江西其他地区的教会。(21)
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平军与天主教的关系逐渐恶化,其中原因之一就是英法联军对清政府的援助。(22) 太平军遭到清军镇压后,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不断扩大。到了后期,太平军队伍涣散,纪律也不如以前严明,他们打家劫舍,并不在乎被抢的是不是教徒。太平军不仅破坏了教徒的房屋和店铺,还捣毁了江西各地的教产。叛乱期间,尤其是后半期,江西有大约3000名教徒死亡——占教徒总数的1/3。他们大多数死于战火,也有一部分是太平军洗劫直接造成的。(23)
教徒不仅饱受太平军之苦,也没能躲过镇压叛军的清军。这个王朝一直怀疑传教士和教徒对朝廷不忠。1724年的禁教令使这种怀疑公开化,人们把基督教与被禁的白莲教混为一谈。(24) 官府常常以神父参与白莲教为名逮捕他们,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25) 19世纪江西各地的官绅士民都把天主教徒和官府所知道的叛乱教派,如“斋教”或“斋匪”联系起来。(26) 据法国籍神父罗安当称,19世纪40年代中期,一位官员巡视高安县的三桥村时,发现这里有许多天主教徒,就把这里称为“素食者”村(指不吃肉),即“斋村”(27) 。后来经太平军领袖洪秀全修改过的基督教神学又使许多人把天主教徒和太平军联系在一起。(28) 清军把天主教徒认做叛军,因此才会发生下面这件事:1857年,吴城的一位军官怀疑教徒对朝廷不忠,令其兵卒杀死看教人,捣毁教堂,拆掉所有教徒开的店铺。(29) 之后,吴城的天主教徒迅速在大沟巷重建了另一座教堂,但于同年毁于大火,官方记载中没有透露这场大火的原因。(30)
尽管全国上下各个阶层普遍在政治上不信任基督教徒(31) ,但是,曾在江西传教的教士信件中,仅有一封提及一位斋教领袖及其全家被劝化入教。(32) 虽然没有事实证明天主教徒与邪教有瓜葛,然而,公众认为哪怕规模很小的地方天主教会也可能对当地治安造成威胁,这一观念必定使教徒深受影响,令他们成为政府控制和大众怀疑的对象。(33) 如果教徒被怀疑与叛军结盟或同情叛军,对他们而言,将遭到严重的政治敌视;而对于出于外交关系考虑,不得不保护基督徒免受过度滋扰和伤害的清政府来说,外交将变得更加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