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刚果（金）政策与刚果（金）政治制度的相关性（1982—2014）
刚果（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在各个领域，包括在科学领域，刚果精英不缺乏技能或专业知识。然而，刚果人民继续生活在苦难和社会剥夺中（低收入、水电缺乏、糟糕的教育与福利措施、自然灾害以及基础设施缺乏），他们渴望更自由、更繁荣的愿望被压制了。国家的性质，包括其合法性，必须由其本质定义： 良好的治理、有力的领导和能成功满足人民需求。 (1) 这意味着，政治制度必须是法治而非人治。法治意味着，即使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也应遵守法律。法治和政治问责是分不开的。在政治问责下，统治者要对人民的利益负责，而不只是为自己的利益统治，即使用国家作为一种手段来服务自己和家人。 (2) 然而，在201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中刚果（金）排名靠后（187）。 (3) 在2012年透明国际清廉指数中，刚果（金）在176个国家中排名160。 (4) 在2012年世界银行的“商业活动” 项目， 刚果（金）也被评为世界上最难做生意的国家的第六名。 (5)
然而，为了更好地实施解决刚果危机的方案，首先必须对刚果（金）的情况，以及西方列强的政策对非洲国家体制的影响进行严格的审查。这是因为对非洲国家性质的争论是以欧洲为中心的理论主导，包括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根据国际法中国家的定义 (6) ，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国家社会学的定义 (7) ， 以及克里斯托弗·克拉彭（Christopher Clapham） (8) 和迈克尔·内斯（Michael Nest） (9) 基于由民众和其他政体认同其政治力量的国家的定义。
更普遍的情况下，争论点是非洲后殖民国家的性质，其特点是专制、裙带关系、管理不善、行政无能，并且未能提供一个可持续的和经济上切实可行的替代殖民模式的方案。
克劳福德·杨 （Crawford Young） 认为非洲国家的分裂不应责备于殖民者的遗留，因为被殖民国已被移入家长制独裁统治，并已经严重地侵蚀了许多非洲政体的“国家能力”或“国家性”。 (10) 因此，非洲国家目前遇到的问题必须从历史语境中脱离。
一些非洲学者（所谓的“Internalists” 或 “内因论者”），如乔治斯·阿耶提（Georges Ayittey），哀叹统治精英和贫穷的、无依无靠的普通民众之间的贫富差距。他们认为应该是非洲领导人为他们的国家的严峻局势负责而不是殖民主义。对他们来说，非洲领导人应该为这种危机负责。 (11) 这一学派的主要支持者认为非洲领导人已经背叛了他们的人民。 (12) 另一个“内因论者”安姆贝·恩乔伊（Ambe Njoh）认为，非洲的后殖民时代国家没有很好管理殖民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教育和行政遗产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13)
格兰·海登（Göran Hyden）在阿耶提的基础上谴责所谓的非洲“亲情经济”，即看不见的新世袭的微观经济网络， 如果被允许渗透社会，将逐渐拖垮宏观经济结构，并最终破坏整个系统。由于陷入由情感关系、权力寻租或裙带关系实施的再分配活动等很多诸如此类的推断，国家一直未能提供资本家需要的官僚秩序和可预测性来从事长期投资。 (14)
然而，由于全球议程、当前全球系统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仍由非洲大陆前殖民大国主导 (15) ， 对西方的对非洲政策的关键检查是必要的。 这种关键检查可以挑战乔治斯·阿耶提和其他“内因论者”对非洲不发达状态的指责，因为他们单方面一直有的相对应的说法是“非洲腐败国家的不足”。
另一些非洲学者（所谓的“externalists” 或 “外因论者”）认为， 非洲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是由非洲大陆以外的力量和因素所致，如奴隶贸易、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这些都导致了非洲传统社会秩序的瓦解。其他不利于非洲的外部因素包括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西方跨国公司的剥削、外国援助的短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外债、对西方的贸易和经济依赖、冷战阴谋、政治动荡、西方的政治控制等等。 (16)
据乔伊·阿松阿祖·阿勒曼雄（Joy Asongazoh Alemazung）说，除了经济不平衡（西方利润损害非洲）以外，殖民主义阻碍了非洲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从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非洲与西方国家之间随后的关系中已经看出，非洲自从独立后，政治和经济繁荣的希望转变成了绝望，并且对西方更加依赖。即使西方对非洲进行有条件的援助，试图帮助非洲摆脱贫困和不发达的状况，但由于其背后的经济利益和自私的非洲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共谋，已经导致了相反的结果。 (17)
随着20世纪80年代经济部门的私有化浪潮和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非洲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扩大，新阶级关系出现了，平等机会仍然是一个白日梦。 (1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性调整计划”使非洲国家重新陷入某种“委托人与保护者之间的关系安排”，如加蓬和非洲其他前法国殖民地在一个新殖民主义的框架内一直与法国保持着紧密关系。 (19)
例如，安全方面，法国及其所有的前非洲殖民地达成了一个未发表的特殊协议，授予法国 “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权利。 (20) 在经济方面，中非法郎 （Franc CFA） (21) ，即西非八个独立的国家的货币仍然是由法国财政部控制。 (22) 这就是为什么非洲货币联盟计划一直受到法国的批评。 (23) 在科特迪瓦，经济体的大部分仍牢牢掌握在法国公司的手中（那里的总统府、议会大厦仍是法国政府的私有财产。科特迪瓦目前还只是一个租客，实际上是在对法国支付租金）。 (24) 非洲仍然是许多西方国家的生命线，尤其是法国。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承认，“没有非洲，法国将下滑到第三［世界］权力的等级”。 (25) 在1957年， 希拉克的前任弗朗索瓦·密特朗已经预言：“没有非洲，法国在21世纪将没有未来。” (26) 正如在2012年10月法国国防报告指出，非洲人民的泛非主义框架内的团结被法国认为是“对西方在非洲的利益有威胁的”。 (27) 英国和其前非洲殖民地之间的“联合体的安排”仍然是一个“非联邦的俱乐部”。
非洲国家独立经常意味着从殖民地到联邦、法语国家经济共同体、葡语国家经济共同体、货币联盟与前殖民大国等的嬗变，所以殖民政府制度安排被维护了。 (28) 对大多数非洲国家来说，政治独立并不意味着经济独立，其经济仍然依赖于原材料的出口，只能从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波动中得到微小的经济收益。非洲没有自己的技术来改造自己的资源，创造就业机会和市场。所以说非洲国家容易受到西方列强的政策影响，通过资源战争被剥夺，并巴尔干化。
约翰·伊固尾（John Igué）认为，从一开始非洲独立领导人面临的主要障碍是1960—1990年之间的冷战。非洲被夹在东西方对峙的中间，寻找一个自主的发展模式。民族主义狂热者认为只有在东方流行的左翼意识形态能帮助他们脱离西方人的控制。 (29)
因为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本质是相同的，且一样邪恶和具有剥削性质， (30) 几乎所有领导非洲独立的政党都是持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他们将它更名为基于传统、平等和民主的社区公共所有权和生产的道德价值的“非洲社会主义”（不过，非洲社会主义变成“瑞士银行的社会主义”） (31) ，作为手段从殖民主义来实现真正的政治独立和在泛非主义的基础上团结非洲 (32) ：塞内加尔的非洲独立党、1946年成立于巴马科的马里的非洲民主联盟（有著名成员如在科特迪瓦的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几内亚的艾哈迈德·塞古·杜尔和在马里的莫迪博·凯塔）、尼日利亚由奥巴费米·阿沃洛沃酋长（Chief Obafemi Awolowo）成立的行动组政党、加纳由夸梅·恩克鲁玛成立的人民大会党、肯尼亚由乔莫·肯雅塔成立的茅茅政治运动等等。 (33) (https://www.daowen.com)
坦桑尼亚独立运动领袖尤利乌斯·尼雷尔发起了他的“乌贾马运动”（斯瓦希里语的“大家庭”，是一种农村社会主义组织形式，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推行）。 (34) 在他的“乌贾马计划”下，他把现代社会主义建立在非洲的传统大家庭和社区上。 (35) 事实上，哈比卜·布尔吉巴 （突尼斯）和加梅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埃及），甚至摩洛哥的国王，都对非洲自由战士训练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并用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的经验帮助训练他们在民族解放阵线的阿拉伯兄弟。 (36)
由于殖民“分而治之”的旧策略，很长时间之后， 法国通过与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Félix Houphouët⁃Boigny）联系起来，成功地分裂了非洲民主联盟，这给了统一的左翼行动重重一拳。这些领导人在关于非洲未来的基本问题上是严重分裂的。一方面，卡萨布兰卡集团，有国王穆罕默德五世（King Mohammed V）和他的继任者哈桑二世（Hassan II）的，并汇聚了亲西方的如科特迪瓦的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塞内加尔的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和喀麦隆的阿马杜·阿希乔（Amadou Ahidjo）。在另一边，加纳的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几内亚的艾哈迈德·塞古·杜尔（Ahmed Sékou Touré）和利比里亚的威廉·理查德·托尔伯特（William Richard Tolbert）等热心的对立学说的支持者，创造了蒙罗维亚集团。在这些相互冲突的集团之间存在无偏见的参与者，如前达荷美现在被称为贝宁的苏鲁·米泔·阿皮蒂（Sourou Migan Apithy）、尼日利亚的本杰明·纳姆迪·阿齐克韦（Benjamin Nnamdi Azikiwe）、之前为上沃尔特现名为布基纳法索的阿布巴卡尔·桑古勒·拉米扎纳（Aboubacar Sangoulé Lamizana）和乍得的恩加尔塔·托姆巴巴耶（Ngarta Tombalbaye）。 (37)
正是在这些思想差异的背景下，在1963年， 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成立于亚的斯亚贝巴。非洲统一组织的目的是从非洲大陆完全根除殖民主义。泛非主义成为一个必要条件，以更好地应对非洲的巴尔干化的风险。泛非主义是一场政治运动，其目的是争取拥有非洲文明的国家和具有非洲血统的人民统一的运动。泛非主义和黑人文化认同紧密关联。黑人文化认同是一种使命性的文化运动，只要有黑人的地方，就需要重新建立非洲人民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以及寻求黑色人种的文化统一的认同。 (38) 夸梅·恩克鲁玛（独立加纳第一任总统）是泛非主义和非洲统一主要支持者 (39) ，就像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独立塞内加尔第一任总统）是黑人文化认同主要支持者。这些不同的倾向也影响了知识精英和领导者的培训，直到1970年军政府时代的到来， 把自己转变为政治的代理人。 (40)
比如，在1952—1990之间有71次在非洲的军事政变，导致推翻在非洲大陆的60%国家的政府。在53个非洲国家之中，只有20个自独立以来没有经历军事政变。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和贝宁有6次军事政变。同时，加纳、塞拉利昂和苏丹过5次军事政变。这些政变、种族战争和内战，表明弱势政府组织的存在。它对暴力缺乏约束力。 (41)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80年代的债务危机造成了普遍的经济衰退、高债务水平，为了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鼓励自由市场改革所做的结构性调整计划，以及冷战后的现实（单边主义）…… 所有这些因素迫使许多非洲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如坦桑尼亚，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 (42)
很清楚的是， 分析非洲殖民国家的失败，对非洲政治决策者的几个矛盾和腐败堕落的影响时必须考虑这一点：大国的持久霸权和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代表的国际金融资本，同时还必须考虑非洲主要自然资源（石油、黄金、钻石、铀、钶钽铁矿、木材等）的经济利害关系。 (43) 巴德·奥尼莫德认为，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只会进一步破坏非洲经济体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内的作用，因为经济全球化和新的世界秩序无法提供解决非洲欠发达的问题的方法。 (44) 1998 年，世界前三名亿万富翁的资产超过了所有最不发达国家和其6亿人民 GNP 的总和。 (45)
虽然国际环境可能不利于非洲的发展，但是领导人可以做出选择。一方面，非洲有一些屈服于外国的领导人，这是乔治·恩荣格拉·恩塔拉耶（Georges Nzongola⁃Ntalaja）称之为 “一个小核心和可靠的非洲精英，依靠欧洲和美国的统治阶级保留他们在非洲的长远利益”。 (46) 另一方面， 非洲也有一些不屈服的领导人。这就是为什么非洲后殖民国家和非洲的政治精英被“权力合法性的两个来源”搞得四分五裂：即使非洲为了参与西方的战略利益必须从西方权力中获得选举现任政府的合法性——或通过承诺即使是在野党仍然服务西方战略利益——否则西方列强将强行赶他们下台。 (47)
这是笔者使用“借来的国家合法性”来表达在非洲后殖民国家合法性的外源性的和进口性的性质的原因。这一“借来的国家合法性”概念是由克劳福德·杨支持的，他认为在非洲的后殖民国家只是殖民国家的一份机构模型、实践、历程和心态。 (48) 也就是说，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后殖民时代的非洲领导人重现从殖民国家借用的相同的在政治上和在经济上霸权的“手法”。在非洲，有类似于殖民地政治制度和规范的权威以至于很难看到非殖民化进程和新殖民主义的区别。无怪乎阿喀琉斯克拉·姆边贝（Achilles Mbembe）称非洲后殖民国为“模仿”的殖民国。 (49) 皮埃尔·昂格勒贝（Pierre Englebert）认为，“它既没有非洲的特征也没有国家的特征”。 (50) 此外， 威廉·雷诺（William Reno）认为当代非洲国家是欧洲干预的产物。现在普遍的非洲国家政治组织形式是来自欧洲腹地。 (51)
这意味着，在非洲国家一个新的、伴随着殖民主义的发展过程的出现。其特点是霸权和专制统治、家产制 （使用国家资源来追求一个政治和私人目的的权力最大化） (52) 、暴力、恐怖、残暴的军事武力、种族压迫、贪婪、掠夺性的强迫劳动，都是财富积累的方法。 (53)
用“布拉马塔迪”（“Bula Matari”）的想法理解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统治刚果时的殖民主义，是一个特例。从利奥波德维尔（今金沙萨）到马塔迪（在大西洋海岸）的220英里的铁路建设必须打通沿途险峻的岩石。英国探险家采纳了美国亨利·莫顿·坦利（Henri Morton Stanley）曾对他上司利奥波德国王说的话：“没有这样的铁路，刚果（金）作为一个殖民地就不值一文。”在当地刚果语，破碎岩石意为“Kubula Matadi”。国王利奥波德的刚果自由邦（1885—1908年）和对刚果人民统治的权重，是被当地人称为“布拉马塔迪”（“Bula Matadi”），或在西方书籍上被错误地称为“布拉马塔里”（Bula Matari）（意为岩石的破碎者）。那时，刚果群众用它来描述刚果国家，到今天仍然被作为刚果国家称呼。 (54)
本章的目的是提供关于非洲国家的新理论，即“在非洲冷战后的国家就是西方列强在非洲的政策的产物”， 因此它的“破产”正如皮埃尔·格勒贝所说， “它们是没有权力与能力的国家”。 (55) 多位分析专家得出的结论是，刚果（金）是这样的“没有权力与能力的国家”，因为刚果统治精英喜欢永远依赖西方，并享受西方的监护。
本章将提供一个批判性的分析，分析刚果（金）四种政治体制的关联，它们是美国于1982—2014年期间在刚果（金）的四种政策（为地缘战略、需求和资本积累）引致的。 本章将调查这些政策如何塑造了在刚果（金）的权威和治理形式。事实上，麦克斯·吕普克（Max Halupka）和卡桑德拉·塔（Cassandra Star）认为， 在非洲，没有外部力量的支持，国家主权不能维持下去。 (56)
本章将分析刚果（金）曾经历过的各种形式的国家（1982—2014年），找出它们的共同趋势，唯此我们才能找到解决“刚果问题”的新方法。正如在导言中所言，本章将详细地分析美国对刚果（金）采取的四个主要政策如何塑造了蒙博托政权、老卡比拉的政权和小卡比拉政权， 以符合美国的利益。
由于领导者主要是被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所影响，本章将说明这些政权如何适应了美国对刚果（金）采取的四个主要政策，并识别它们的性质，即：政变、革命、军阀统治和民主。使用“地缘政治和经济战略动态分析”来调查这些权力关系，可以帮助回答我们的研究问题，那就是：美国利益与刚果（金）资源战争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