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动机
中日两国学界对一战后（巴黎和会至华盛顿会议）日本对外政策的研究主要是从国际关系史或政治外交指导者——首相原敬的外交思想等两个视角，来解析外交政策的形成与展开。尽管迄今为止研究成果颇丰，山东问题相关的专题研究也不在少数，但仍有几点值得商榷。
缺乏“外交群像”的塑造
过去对于一战后日本外交与对外政策的研究，常以原敬的外交指导为主要对象，成果颇丰。其研究多关注原敬外交战略思想与外交政策实践，并在此框架内从各个角度展开“原敬外交”的“新旧”之争。或认为其思想本身存在“旧外交”与“新外交”的不同侧面，或认为“原敬外交”的实践与其思想未必相符，“旧外交”的一面只是其作为首相为平衡各方政治势力做出妥协的结果，是其现实主义作风的体现。
相关研究集中于原敬，却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影响外交政策形成、对外政策实践的其他外交担当者的存在。不可否认，原敬的外交指导奠定了这一时期日本对外政策的基调，但其决策的具体实践、对外交涉的临场表现，及与之相应的对外观感却与其他外交担当者密切相关，外交色彩不特为某一人所垄断。将这一时期日本遭遇的外交困境归咎于原敬外交思想的缺陷，或是将日本外交和平理念、“进步”思维的释出归功于原敬，都是有失偏颇的。
一般认为，与缺乏领导才能的外相内田康哉相比，首相原敬性格强势且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在主导外交政策的确立方面占据上风，但在外交事务的具体处理过程中，两者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尤其在华盛顿会议开幕在即原敬遇袭身亡，此后日本的策略抉择在延续原敬政策的基础上，也带有内田个人的印迹。
事实上，日本外交本身也存在群体决策的一面。麻田贞雄指出，除了日本外交本身存在的集团决策倾向，“内田外相缺乏强有力的领导能力，因而无法充分发挥政策调整者的机能，也没有形成（外务）省内一致意见的能力。其结果是，政策决定的中枢存在由外相下移到‘中坚层’（局长、参事官、课长等）或是在外使馆的强烈倾向” (2) 。除了外务省“中坚层”与在外使馆，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的全权代表在外交议题上的立场与影响也不容忽视。会议过程中，作为决策核心的原敬、内田康哉都没有亲自到场，通讯技术的局限造成政府在事实上无法对代表团形成完全有效的掌控。随着会议进程的迅速推进，代表有时需要抛开政府指令做出临场判断，而这种附带现场色彩的个人决策，往往在事后被追认为政府决策。一战后国际形势巨变、外交思潮新旧交替，这些外交的现场担当者如何认识与应对世界形势的发展，如何看待与接纳新的外交思想、外交理念的产生，如何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与交涉实践中体现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同样值得关注。
这些特征使本研究在关注外交指导者原敬之外，也重视作为外交政策制定者的外务省“中坚层”与交涉实践担当者的一线外交官等“外交群像”的塑造，避免将这一时期的日本外交决策、交涉实践与“原敬外交”完全画上等号。
中国作为“外交主体”角色的缺位
这一时期日本外交的主要议题包括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两次国际会议，“停止援段”与劝告中国南北议和、新四国借款团与“满蒙除外”、山东问题、直皖战争与“中国内政不干涉”政策、西伯利亚撤兵问题等。除西伯利亚撤兵问题外，皆与中国相关。“原敬外交”的两大基轴，即中国问题上的对美协调与对美协调下的“中国内政不干涉”，归根究底也都针对中国而言，中国在其对外事务中的比重可见一斑。然而，迄今为止的研究，除了解析原敬的外交指导，就是以东亚格局下日美关系的展开为探讨重点，在具体的对外交涉议题上侧重日与美、英等国协调过程的考察，极少关注中国动向与中日交涉的展开。
以国际关系史为视角的研究，强调国际环境变化与国家实力在地区格局中的话语权，因而日美关系或日美争霸自然成为探讨一战后东亚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加之在东亚地区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英国，导致日本外交史研究偏重以日、美、英三国的相互作用作为分析主体，探讨日、美、英在重大问题、重大事件中的策略选择与相互协调过程，多数情况下仅仅将中国视为列强角逐的舞台或亟待解决的“问题”，而非作为相对独立的外交主体。如果说中国学界的近代日本外交研究（也包括中日外交关系史）是一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那么日本学界则更倾向于将之塑造成“日本与列强关系史”。(https://www.daowen.com)
应该说，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在东亚国际政治关系中确实存在双重身份。帝国主义时代的列强诸国，以中国为舞台，相互对立、牵制、同盟、协调，为实现本国利益的扩张而行动。这一关系中，中国是列强外交展开的舞台。另一方面，作为列强活动对象本身，中国也在为革新社会、提升国际地位、参与国际社会而努力，在这一层面上，中国又是对外关系的主体。帝国主义国际秩序下，中国作为外交主体的角色往往被排除在国际秩序之外，仅剩他者“舞台”的身份设定。重新审视“中国问题”上日、美、英等国的对立与协调关系，不应将研究视角局限在中国作为“舞台”的角色之上，也应关注作为外交主体的中国的决策影响与外交表现。
若其他问题尚能简单定义为列强需要考虑的“中国问题”，那么山东问题中，中国是显而易见的交涉主体。然而，日本学界关于山东问题的专题研究，极少关注北京政府的立场表达，更多的时候只是将其行为程式化地视同列强附庸，或将五四以后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立场，笼统归结为“民族主义冲击下的拒绝主义”。巴黎和会至华盛顿会议期间山东问题相关的研究，也多以讨论日美交涉为主。这种研究盲区导致日本学界对中日间的接洽与交涉、中国动向对日本决策的影响关注不够，研究不足，很大程度上局限了山东问题专题研究可能扩展的空间，进而影响这一时期日本对外政策的整体评价。
抛开过去的视野局限，重视中国“外交主体”角色在日本对外决策与交涉实践中的影响，是本研究得以展开的重要缘由，也是区别于以往研究的主要特征之一。而对于中国“外交主体”角色的重视，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客观地看待这一时期的日本外交策略与交涉实践过程，获取新的理解与认识。
基于民国北京政府外交研究的进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处于民国北京政府（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北洋外交上承晚清外交，下联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和抗日外交，既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时期，也是民族意识觉醒，民族主义勃兴的时代。过去日本外交史研究领域对于中国“主体”视角的忽略，虽与研究者对近代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客体化定位有关，也与北洋外交研究的现实有关。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北洋外交研究起步较晚、过去评价较低，无从为日本外交史、对外关系史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
近年来，随着外交资料陆续出版、外交档案逐步公开，北洋外交研究迎来快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的北洋外交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研究成果丰硕。主流观点在整体上倾向肯定民国北京政府的外交努力，通常将1914至1922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华盛顿会议期间的中国外交视为中国谋求突破国际旧秩序的束缚，捍卫国家主权的过程。 (3) “当时国际承认的北京政府基本上采‘联美制日’方针，借参加欧战，取得参与巴黎和会资格，加入国际联盟成为创始会成员国，又参与华盛顿会议，成功加入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努力摆脱帝国主义对华控制，缔造了不俗的成果。 (4) 同时，北洋外交研究在参战问题、修约外交、内政与外交、舆论与外交、外交近代化等具体议题上也都颇有进展，这些研究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唐启华所说“中国外交史研究，不注重外交常轨之交涉谈判，只注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 (5) 的状况。北洋政府不再仅仅是列强的“合作者”与“代理人”，其在中外关系中的代表中国利益的“外交主体”角色得到了更多发掘。
北洋外交研究的进展，有利于我们了解民国北京政府作为外交主体的自我认识与基本课题，以及为解决国家面临的课题而采取的外交战略与政策。但是以研究现状而言，要在北洋外交史研究中分析出当时日本外交的形象却是困难的。北洋外交史研究以北京政府的决策过程与外交表现作为探讨重点，有比较重视一战后中美关系发展的倾向，对于日本的动向着墨较少，对其外交理解也多局限在“扩张”的固有印象里。
重要的是，北洋外交研究的进展使得将中国“外交主体”角色纳入日本外交研究成为可能。本研究重视吸纳北洋外交的最新成果，为理解这一时期日本对外政策与交涉实践提供新的方向。通过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或许能为中国这一时期外交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