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会辩论山东归属
和会开始后不久，山东问题很快迎来了讨论时机。1月24日，五国会议讨论德国海外殖民地处理问题。因英国自治领澳大利亚、新西兰要求占有太平洋以南德属南洋诸岛，南阿联盟 (7) 要求获得德属西南非洲，会议决定于27日听取日本意见。日本代表团内部对于是否将山东青岛问题一并提交五国会议存在分歧，牧野等全权委员与奈良武次等军方代表之间为此产生了激烈争论，军方代表主张不应列为议题，而全权委员则认为从会议流程来看提出手续不可避免。 (8)
27日上午，五国会议继续讨论处理德国海外殖民地，日本要求占有赤道以北德属太平洋诸岛与胶州湾租借地。 (9) 威尔逊提议邀请中国参加，牧野对此表示反对，主张称“日本提出胶州问题只与德国有关，这一问题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在不同立场上，日本提出的要求是针对德国而非中国，他不想在中国代表面前讨论日德关系” (10) 。对此，威尔逊表示不能理解，克里孟梭也认为根据会议规定中国有权参加，于是他们最终决定下午讨论时邀请中国全权出席。 (11)
下午3点，五国会议召开。牧野代表日本政府提出宣言书，“要求德国政府无条件让渡（一） 胶州湾租借地并山东省德国拥有的铁道及其他权利；（二） 太平洋赤道以北德领诸岛屿并开战当时此等地域德国享有的一切权利及财产”。日方的理由是：
德国以胶州湾为陆海军根据地，威胁国际商贸及海上运输。为维护远东和平免于危机，日本政府依据1911年条约规定，经与英国商定，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交出胶州湾，以便将来归还中国。德国未在规定期限内答复，日本只得采取武力手段夺取德国根据地。日军与英军协作夺取了胶州湾及德军用于军事目的的济南铁路。其后，日本继承从前德国享有权利，因德国根据地陷落，德国在远东的军事、政治策源地消灭，商业、交通恢复畅通。日本有幸得以实现对德宣战通牒中明确记载的主要参战目的。为防止日本付出巨大牺牲赢得的成果化为泡影，自不能任由德国势力在远东复活，故只得提出前述第一项要求。…… (12)
日本宣言书没有提到中日协定和将青岛归还中国的承诺。由于事发突然，中国代表王正廷请求在做出决定前听取中国意见，五国会议遂决定次日开会由中国陈述理由后再行讨论。 (13)
当日晚间，陆征祥、顾维钧约见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代表团顾问卫理。卫理询问中日是否有胶济铁路相关成议，陆“不得不以实相告”。卫理于是感叹：“我辈即以此为顾虑，今悉果有此事，我辈之帮忙，譬如脚下跳板，已经抽去，何以措词。” (14) 为图补救，中国代表团一面决定向和会提出直接归还要求，一面急电北京，建议政府尽快将铁路借款合同提交议会否决，借民意以为政府后盾。 (15)
28日上午五国会议，日本代表为牧野伸显与松井庆四郎，中国仍由王正廷、顾维钧出席。顾维钧代表中国发言，要求和会将胶州湾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德国在大战前占有的其他一切特权归还中国。他从历史、文化、经济、国防等各方面痛陈利害，要求直接交还，其要如下：
胶州湾租借地是“山东的一部分，该省有3600万常住居民，其在种族、语言和宗教上都属于中华民族”。德国以武力迫使中国割让胶州，“按大会所接受的民族自决和领土主权完整原则，中国有权要求山东主权的归还”。对中国人而言，山东“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孔子和孟子的诞生地，这是一块圣地”，且“该地区人口密集，在只有3.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居住着三千六百万人口。其人口的密集导致了竞争的激烈，也使得该地极不适合殖民。某个强国的介入只会造成对该地居民的盘剥，而非真正的殖民”。更重要的是，就其战略地位而言，胶州湾“是华北的重要门户之一，它控制着从海边到北京的最短通道之一，也就是通过胶济铁路，并在济南连接通往天津的铁路而直达首都。为了中国的国防利益——中国终要形成自己的国防——中国代表团不能允许任何列强强求如此重要的地方”。 (16)
顾维钧还强调，中国感谢日英两国为夺取胶州湾付出的努力，但不能因此出卖同胞的天赋权利来表达感恩，更不能播下混乱的种子。因此，中国代表团希望“大会在考虑处理德国在山东租借地及其占有的其他权利时，能充分重视中国基本的和天然的权利、政治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权利，以及中国为世界和平事业服务的强烈渴望” (17) 。
针对中国的直接归还要求，牧野重申了日本的对德通牒与实际占领的现状。他还声称，中国政府完全明白日本占据意味着什么，那之后双方已经“友好地”交换了意见并就租借地归还与胶济铁路等问题达成若干协议。 (18)
威尔逊和克里孟梭询问双方是否同意向五国会议提交前项公文，顾维钧对此没有表示反对。牧野则表示“如果他有决定权，他愿意尽快出示这些文件”，他认为日本政府不会反对，但鉴于其中包含秘密换文，他必须首先获得政府的许可。他还补充说，“日本通过武力从德国手中取得胶州，在把它交给第三方之前，有必要从德国那里获得自由处理胶州的权力”。威尔逊提醒他，五国会议正在处理德国以前的租借地及转让问题，根本没有征求德国的意见。 (19)
顾维钧表示他对牧野确认归还的保证感到高兴，但同时指出：“在直接和间接归还问题上存在着选择。中国宁愿采取第一个选择，即直接归还。如果两者的目标相同，一步到位总是较容易的。”他还进一步解释说，牧野提及的约定办法应是指1915年“二十一条”要求相关的若干条约及换文而言，但它们是在日本最后通牒下被迫签署的，“它们充其量只是临时的、暂时性的协约，并将由这次大会的最后讨论来决定，因为它们都是大战所产生的问题”。即使这些条约、换文一直是完全有效的，根据情势变迁原则，现在也无须遵守，因为它“没有排除中国加入大战，也没有阻止中国作为参战国参加此次和会，它也因而不能妨碍中国要求德国直接归还山东权利”。中国对德宣战，中德间一切条约换文全因宣战失效，“既然租借协定已被废除，那么作为领土主权完整，胶州租借地以及其他德国在山东享有的类似权利和特权都全部归还给了中国”。即使租借条约不因宣战而终止，条约内也明确规定德国无权替代中国处理它们。 (20)
会议临近结束时，牧野提出保留对这一问题继续发言的权利。克里孟梭希望中国代表尽快提交一份阐述中国观点的书面声明。顾维钧要求获得一定的时间与本国政府取得联系，获取必要的资料。 (21) 最后会议同意给予一周时间，以便中国准备一份附有各种协定的声明，提交五国会议。 (22)
1月27、28日的五国会议，是日本与中国在巴黎和会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事实上也是唯一一次正面交手。此后，两国代表再未于会议上直接、正面地辩论山东问题。总结双方的立场而言，日方的主张可分两步看待：(https://www.daowen.com)
第一步，要求让渡德国前在山东的一切利权，其立据有三：（一） 强调出兵的正当性；（二） 强调日本扫除德国远东势力对协约国的贡献；（三） 强调实际占有的现状与继续占有的合理性。论述引用的是国际法中“征服”观点与“保持占有主义”，日本征服的是德国，因此在转交第三国前，须先取得该地的自由处分权。 (23)
第二步，交还青岛。日本首先强调遵守归还之约，同时主张归还系出于自愿行为，属于两国间的单一问题，与对德条约无关。其依据是1915年《民四条约》与1918年换文。
中国方面要求和会直接交还，其依据有四：
（一） 从历史、文化、经济、国防等方面强调山东对中国的重要性，引用和会承认为媾和基础的威尔逊十四点和平原则中的“民族自决”，佐证要求的合理性。
（二） 《中日民四条约》与换文属被迫签订，当属无效。
（三） 法理方面，强调情势变迁原则。德国在山东一切权利随中国宣战、德约失效而消失，这同时意味着中日条约规定的目标物消失。即使中德胶澳条约不因宣战失效，约中也明文规定德国无权转交他国。
（四） 强调日本占有对中国构成的威胁。胶州问题在法理上虽与整个山东的主权无涉，但若满足日本要求，就意味着日本可以掌握山东境内“广泛的政治经济权力，使山东实际上成为它的领属，单从这一方面讲，就涉及整个山东的主权” (24) 。
27、28日会议拉开了中日两国在和会激辩山东问题的序幕。就辩论结果而言，顾维钧的雄辩获得了欧美代表的普遍称许。 (25) 克里孟梭事后评论“顾维钧之对付日本，有如猫之弄鼠，盖其擒纵之技能。盖顾氏一方面，固指斥日本之行为，他方面则对于该国铲除德国在远东的势力根据地，表示谢忱，即对其交还中国的声明，亦言并无不信任之意” (26) 。威尔逊则评价“日本之提议，不惟可惊，且甚可痛”，他向中国代表明确表态愿在将来讨论时支持中国。 (27) 这种气氛让中国代表团颇感乐观，颜惠庆在日记中写道：“问题尚未解决，前景良好。” (28)
会后，中国代表团将会议情形电告北京政府，敦促政府将战时所有相关合同“全数电来”，同时不忘叮嘱“此后倘日本政府与北京商量山东问题，请告以该项问题已交全权在和会商决，勿为蒙蔽”。 (29) 其意一在巩固政府信心，二在掌握交涉主导权，保持外交一致。与此同时，代表团还建议政府“设法密嘱山东孔教会、山东省议会及参众两院之山东议员等，分电英、法、美、意等国民意机关，申诉中国不能不收回之理由” (30) ，力图通过凸显民意来加强各国舆论关心，借以影响形势走向。北京政府接到巴黎电报后也很是振奋，连续两电肯定代表在会表现，叮嘱代表“现在吃紧为山东问题，宜联络各国博其同情，一面须为将来提出浑括主义之备，务望各使悉心筹画，免失时机” (31) 。
日本代表团的处境迥然相反。根据政府训令，日本代表只可在和会要求德国让渡，即从德国手中获取胶州湾租借地及其附属一切权利，并拒绝将归还之约作为德国让渡山东权利的条件。日本原无意在会议期间讨论如何交还、何时交还以及交还的具体条件，正因如此，才有会前接洽陆征祥，促其谅解日本方针之说。这也正是日本代表团27日提出宣言时，全然没有涉及交还青岛的理由所在。但从结果来说，日本不提交还之约于前，似乎坐实了对其意欲永久占有青岛的怀疑，又因形势使然，提出依中日换文交还青岛之约于后，其给人的观感是迫于形势而不得不有此承认。陆征祥5月报告政府时说，“顾于正月二十七日第一次在五国会议提议之初，绝不及于交还字样，经我国出席辩论，乃始当众声明” (32) ，即是明证。28日辩论，日本“输人又输阵”，牧野又对向会议提交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换文支吾不做出确切回答。平心而论，回头看日本代表在巴黎和会的行动，不仅提交换文一事，实则“所有决定都要等待本国政府的训令” (33) 。因而牧野本意确实只在履行请示训令的手续，不在拒绝公布。但在其他代表看来，却有害怕对日本不利而不愿公开之嫌，无疑又进一步加深了各国对日本的怀疑。
根据蓝辛的说法，日本代表在29日找到他，试图抵消辩论给日本带来的不利影响：“如果胶州湾直接还给中国，美国将受到指责，因为它没有承诺支持日本的主张。”蓝辛认为这是对方在间接暗示，“如果日本的要求被拒绝，美日两国外交关系将陷于危险” (34) 。
同日，为了确认法国的立场，松井庆四郎寻机与克里孟梭交换了意见，并向他出示了1915年中日换文的复写件。克里孟梭承诺会履行约定支持日本，但对换文中“各条列记之外其他条件中国应行接受”的表述提出了质疑，认为这项规定等于中国必须服从一切条件，这是无法欣然接受的。松井解释：“（换文）只是大致罗列了交还相关的主要事项，但不可能所有都一一记载。德国趁着中国缺乏管理，在胶州湾配置种种设备，无法详知。例如炮台之类，当然应该交还或者破坏，但如无线电信所之类，或可供港口设备军事用途，不得不根据实际情况一一讨论，无法预先明确载入条约，因而才有此项。”松井的辩解没能打消克里孟梭的疑惑，他依然坚持无法接受这项条款，并表示他认为中国依据参战条约失效要求无条件归还胶州湾的主张是合理的。 (35) 这次交谈，克里孟梭在确认密约有效之余，丝毫没有掩饰他对日本的怀疑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