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回顾
日本的研究现状
本书以山东问题的交涉为主线，主要探讨巴黎和会至华盛顿会议期间日本的对外政策。尽管从历史的客观进程来看，这一时期处于大正天皇在位时期，属于“大正外交”的范畴，但正如信夫清三郎指出的那样，“大正期”这一时间概念只是一个偶然，并不具备政治史、外交史上的分期意义 (6) ，日本学界一般习惯于以“战间期”指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 (7) 。本书的研究区间在近代日本史中属于“战间期”范畴，是“战间期”外交研究衍生出来的一个重要分支，因而对于一战后初期日本对外政策的研究，自然离不开“战间期”这一大的时代背景。
“战间期”日本外交研究有两个争论焦点，其一是对于“华盛顿体系”的宏观理解，其二是“转换期”日本外交的评价。 (8) “转换期”的概念最初由三谷太一郎提出并为日本学界多数学者所接受，一般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原敬内阁上台至华盛顿会议为止的时期，在外交领域，这一概念强调此时期日本国内政党政治联动下战后外交转换的意义。从日本外交研究史来看，华盛顿会议签署的一系列条约、协议构成的“华盛顿体系”是探讨“战间期”日本外交的基础，“转换期”外交的评价也建立在对“华盛顿体系”的理解之上。故本书将从“华盛顿体系”与日本外交、“转换期”日本外交两个角度，对研究现状作一回顾，以确认日本学界对“转换期”日本外交的基本认识。
“华盛顿体系”与日本外交
日本学界对于“华盛顿体系”的理解与评价，主要观点分化为以入江昭、细谷千博为代表的“华盛顿体系新秩序说”与服部龙二主张的“华盛顿体系旧秩序论”。
日本著名政治外交史学者信夫清三郎在1942年出版的《日本近代外交史》一书中谈到“华盛顿体系”与日本外交的关系。他认为，美国通过华盛顿会议实现了九国公约的缔结、英日同盟的废止与四国协约的签订、海军军缩等三大目的，这“三大目的相辅相成，是构成太平洋国际新秩序的要素” (9) ，华盛顿会议创建的国际秩序“华盛顿体系”以美国霸权为中心，“与大战后规定欧洲秩序的‘凡尔赛体制’一起，决定了此后十年的世界秩序” (10) ，尽管诸国内部存在诸多对立，但通过国际联盟与集团性机构来保障和平是当时的世界潮流。日本“外交政策为顺应体制而发生转变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华盛顿条约的精神也成为此后“币原外交”的基调。为在日本外交政策中贯彻这一方针，币原提倡外交连续主义，主张通过列国协调来处理国际问题，尊重中国的合理诉求，并以期待与忍耐的立场关注中国国民政治革新的努力。 (11) 同时他指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作为保障英美法诸国霸权的国际秩序，也隐藏着必然走向崩溃的要素。日本在华盛顿会议前后确立的政党政治，是保障“华盛顿体系”国际秩序的国内政治体制，因而国内政党政治的崩坏必然与打破“华盛顿体系”关联在一起。 (12) 也就是说，信夫认为华盛顿会议是日本外交的分水岭，日本外交政策的转变是适应体系的自然结果。
50年代，日本学界马克思主义史学盛行，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华盛顿会议及其成果构建起的“华盛顿体系”整体评价不高，认为“华盛顿体系”及其体制下的1920年代，是造成日本孤立于国际社会的源头。“华盛顿体系”只是维持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权益的保障，在一定时期内缓和了列强在中国市场的冲突，延缓了帝国主义矛盾的爆发。江口朴郎在其著作《帝国主义与民族》 (13) 中认为，支撑“华盛顿体系”的是国际帝国主义内部的利害关系。同一文脉下，江口圭一在《日本法西斯的形成》 (14) 一书中提出了“两面性帝国主义论”，从军事、经济两个层面来定义日美英关系，他指出20年代的日本虽然在军事上逐渐独立于美英，但在经济上却依赖美英，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固有矛盾，在对外路线上则分裂为亚洲门罗主义自主外交与对英美协调外交。
到了60—70年代，日本学界对于“华盛顿体系”的评价有了改变，入江昭重新诠释了“华盛顿体系”，他认为“华会是美国新外交的胜利，此新外交主张以经济合作协调列强利益，取代旧式帝国主义外交之利益交换与竞争，建立远东集体安全机制”。 (15) 就华盛顿会议与日本外交的关系而言，华盛顿会议前，币原虽然认同列国协调主义，但那只是“旧外交”的范畴，而华会缔结的条约与协定无论是其内容还是精神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华盛顿体系”为日本外交提供了新的前进方向，意味着日本外交进入新时期，也就是以“币原外交”为代表的“国际和平协调外交主义”路线，其主要表现为：1. 日本紧随世界潮流，放弃排他性政策，基于和平与正义的精神，贯彻国际友善与协调一致为基轴的外交方针；2. 经济至上主义外交思想，认为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是维持世界和平的原动力，确保与扩张海外市场才是增进国际利益的正确选择。 (16)
细谷千博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对入江的观点进行了补足，他认为“华盛顿体系”是日美英协调体系，是“以否定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帝国主义外交公式（即通过两国协作，牺牲欠发达民族利益，划分势力范围，以谋求政治、经济扩张的那种方式）为目标，尝试构建新的多国协调体系。是取代‘旧外交’，基于‘新外交’的东亚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实现”。 (17) 入江昭与细谷千博的“华盛顿体系新秩序说”奠定了此后数十年“战间期”日本外交研究的基本认识。而入江、细谷的主张，很大程度上也是对40年代信夫观点的一种回归与深化。
服部龙二在其著作《东亚国际环境的变动与日本外交（1918—1931）》一书中，对入江昭和细谷千博的“华盛顿体系新秩序论”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无论是英国还是中国，在当时都没有“美国主导下的新秩序”这样的认识，“华盛顿会议中，日美英达成的核心共识是在中国问题上维持现状。三国的核心共识并不是对新秩序做出规定，而是在新秩序的摸索失败后，以旧外交的存续为前提，大致达成的旧秩序”。但他也强调，“尽管对于华盛顿体系守旧性的批判是容易的，但从理性的国际政治伦理考虑，日美英三国达成的共识是合理的结论。因为，如果不能给予维持现状的大国以与其实力相符的满足感，则难以维持稳定的和平”。“不过，中国外交官能够发现体系内改革的可能性，也说明华盛顿体系具有柔软性。” (18) 在此，服部提出了“中国外交”与过去“中国民族主义运动”这种模糊概念的区别，“中国外交”不仅包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也包括北洋政府的“修约外交”。将“北洋修约外交”纳入影响东亚国际格局的变量因素，与近年来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领域对北洋外交的重新认识不无关系。
“转换期”日本外交与山东问题
“战间期”日本外交的另一个重点，即“转换期”日本外交的评价。也就是说，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至华盛顿会议这段时期的日本外交，究竟是处在“旧外交”的延长线上还是应当视为“新外交”的起点，成为日本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因本书以山东问题的交涉为主线，故本节拟在回顾日本“转换期”外交学术史同时，兼谈山东问题相关之研究，借以阐明山东问题交涉研究对“转换期”日本外交研究的价值所在。
“转换期”日本处于原敬内阁、高桥是清内阁主政下。原敬内阁在1921年因原敬遇刺身亡而告结束，但由于华盛顿会议的准备工作完成于原敬内阁时期，后继高桥内阁又承袭了原敬内阁的外交路线，在政策执行上具有连续性，加之“作为具有强大领导力的首相，原敬主导了‘转换期’外交，在这层意义上，把他开展的外交称之为‘原敬外交’也并不过分” (19) 。基于以上原因，日本学界对于一战后初期（即“转换期”）日本外交的研究，多以探讨“原敬外交”的方式呈现出来。
1960年代以前，日本学界对于“原敬外交”的评价较低，小林龙夫与信夫清三郎的论述代表了这一时期的主流观点。小林龙夫在论文《巴黎和平会议与日本外交》中，以《翠雨庄日记》所载1917年至1919年临时外交委员会记录为依据，对日本参与巴黎和会的准备过程，以及日本在巴黎和会遭遇、处理问题的经过做了论述。小林强调，“原敬内阁的对华政策与大隈、寺内内阁没有本质区别，在确立日本在大陆的优势地位这一点上没有变化。原敬内阁开出的媾和条件证实其对大战期间大隈、寺内两内阁在中国获得的权益可谓寸步不让”，劝告中国南北议和也只是为了在和会贯彻山东问题上的主张 (20) ，这种所谓的对华新政策“并不意味过去对华政策的本质性转换，而只是战术性变更”。 (21)
信夫清三郎也认为，为应对战后新形势，原敬内阁修正日本在大战期间的国际政策，从过去的对英协调转变为以对美协调的修复与对华外交的改革为主的国际协调主义，其根底虽然含有本人一直以来的英美协调思想，但“并不意味着侵略政策转换，只是披着英美协调外衣的战术转换” (22) 。原敬内阁并没有打算放弃侵略获得的既得利益，“维护日本既得利益，与恢复和中国及美国为首的列强之间的协调本身形成了一组深刻的矛盾” (23) ，加之推动大战外交的旧势力的抵抗，其结果就是巴黎和会山东问题所表现的那样，“原敬内阁改变对华政策的意图，以及牧野的新式外交的伪装，只要谈到山东问题，就全部化成泡影，不仅没能恢复中国的信任，反而遭到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的猛烈抨击” (24) 。这一问题最终依靠美国斡旋，在华盛顿会议得以解决，日本不得不放弃或限制“通过大战及巴黎和会获得的最大成果——胶济铁路和矿山利权”，丧失了大战期间趁火打劫获得的很多特权。 (25) 结合信夫对于“华盛顿新体制”及新体制下日本外交的理解，他将“原敬外交”定位为“旧外交”的延续。信夫清三郎的著作《日本外交史》在1980年被译成中文 (26) ，他的观点不仅在日本学界，也在中国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0年《原敬日记》的出版，为日本近代政治史、外交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基础材料，日本学界的原敬专题研究随之活跃起来，这种活跃也带来了“原敬外交”评价的变化。入江昭在1960年代构建“华盛顿体系新秩序说”同时，也开展了他的“原敬外交”论。相比小林、信夫对“侵略性”的强调，入江更关注原敬的对美协调与经济主义志向，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其外交的正面意义。他在《日本的外交》一书中写道：“原敬与币原认为美国与日本密切的经济关系对于日本而言至关重要”，“尤其是原敬，在出兵西伯利亚与中国问题上始终强调对美协调，自1918年成为首相以来，将对美协调作为日本外交的首要基准，其根本乃是经济主义的外交方针，认为只有和平的对外贸易投资的发展才符合国家利益，武力对抗徒增国家间摩擦，只会造成国库的浪费，而采取国际协同政策则有利于积极推进经济利益的发展”。 (27) 尽管入江也承认原敬与币原在日美经济依存与列国协调主义上的一致性，但他仍然认为“原敬外交”是“旧外交”的延续，以凸显华盛顿会议带来的跨时代意义。他强调，一战后初期的日本外交沿用“以特殊权益与势力圈的承认为前提谋求列国协调的帝国主义外交时代的原则，当美国、苏联逐渐进入‘新外交’时期时，日本的外交观念却裹足不前。这一点，即使是亲美主义的代表原敬也是一样”。 (28) 原敬在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上的态度，“是帝国主义外交典型概念的表现” (29) 。
要说对后世影响最大，也是最早对原敬展开系统研究的日本政治外交史专家还属三谷太一郎。他在1967年出版的专著《日本政党政治的形成》中，首次用以人物为中心的写作手法和政治外交史视角，阐明了日本近代政党政治发展与对外政策转变之间的内在关联，探讨了原敬在日本政党政治形成过程中的指导作用，并重新定义了“原敬外交”与“华盛顿体系”及其体制下“币原外交”的关系，强调战后外交转换的意义。他认为，国内政治方面，原敬以政党的兴起促成大正民本主义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将对美协调确立为日本外交基轴，为实现日美关系的安定与维持在华利益的并存，在中国政策上主张对美协调下的内政不干涉。为应对“转换期”状况而展开的原敬内阁的对华外交，尽管在“满蒙”特殊利益的固执上具有历史局限性，但在其展开过程中创造了“华盛顿体系”的各项条件，为“华盛顿体系”的成立铺平了道路，成为后来“华盛顿体系”下“币原外交”的原型。 (30) 三年间，原敬内阁为“华盛顿体系”的成立准备各项条件，经由华盛顿会议，主导了远东国际政治基本框架形成的过程。也就是说，原敬内阁作为日本最初的政党内阁，规定了政党内阁下外交政策的基本范式。 (31) 尽管三谷并未展开自己的“华盛顿体制”论，但其对“原敬外交”的理解实则以“华盛顿体系新秩序论”为基本前提。相比入江等人的“旧外交”定位，三谷的“原敬外交”论更倾向于将之定义为“新外交”的开端，也被称为“战后外交转换说”。三谷的研究没有太多涉及山东问题相关的内容，他认为“以‘二十一条’为象征的日本对华扩张，为中国民族主义规定了决定性的反日方向”，而中国在巴黎和会的要求正是中国民族主义明确的政治表现。在此过程中，美国对华影响力迅速增大，成为规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外交的新要素，意味着日本外交参照基准的必然变化。 (32) 也就是说，三谷把中日在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上的冲突视为过去的遗产，是原敬外交展开面临的客观现实。
关静雄在《大正外交——从人物看外交战略论》一书中，强调了原敬个人资质与能力对外交的影响。他认为，原敬巧妙地实现了“满蒙”特殊利益与日中亲善论、日美协调主义的调和，通过日美协调获取美国认同，渐进式推进日本在华利益。他将这种策略称为“中间策志向的外交指导” (33) ，这样的外交指导风格，以及对政党的控制力，牵制军部、元老的政治手腕，难以被后来的外交决策者继承。“在制约日俄战争后日本外交发展的‘时代局限’下，原敬外交是1910年代具有可行性的最出色的外交政策。” (34) 他认为三谷的主张不无道理，“但原敬内阁的外交现实并未如构想的那样是直线型的、简明的轨迹” (35) 。原敬内阁在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上的外交，给日美关系留下了巨大心结，未能贯彻日美协调主义，选择依赖英日同盟和中国的“亲日派” (36) ，“山东问题的解决因而不断迁延，也步步加深了美国的对日猜疑，导致日美协调主义的确立被推迟的恶性循环”。 (37) 他同时也指出，原敬内阁在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上不得不放弃日美协调主义的原因在前内阁留下的负债。 (38)
川田稔在其著作《原敬：转换期的构想——国际社会与日本》中，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切入口，从政治外交思想史的角度，梳理了一战开始至原敬内阁结束这段时期原敬的国家构想，论证了原敬内阁下国际协调外交政策与经济发展为主的内政改革政策之间的关系。川田认为，原敬在一战肇始就担忧战后日本的国际孤立困境，认为应当尤其注重对美协调与保持中日友好。一战结束后，原敬内阁的上台为原敬外交构想的实施提供了舞台。他着手修正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来，以军事、政治压迫为背景的大陆扩张路线，引导日本外交转向以“不干涉中国内政”与“对美英协调”为基轴的国际和平协调路线。同时在中国本土，重视通过与英、美等国经济层面的竞争来扩大商品市场与资本输出。为提升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政友会的四大政纲成为原敬内阁战后经营政策的中心内容，而其中的产业培养政策，正是以中国市场的国际竞争力为目标制定的。 (39) 在华盛顿会议的问题上，与一般认为日本参加华盛顿海军军缩会议是迫于美英压力不得已屈从的结果不同，川田特别指出原敬在组阁之初就有军缩的念头。以减轻军费负担与对美协调为出发点，原敬内阁从一开始就对参与华盛顿会议持积极态度，认为从长期观点考虑缩减军费也是政策上不可或缺的内容。 (40) 川田认为，同时代中，像原敬这样拥有连贯、系统的外交构想，并能充分把握时代潮流、稳健应对的政治家屈指可数。同样，川田的研究也没有过多涉及山东问题，只是提到原敬改变寺内内阁永久占领青岛的主张，决定归还中国，并确定铁路矿山中日合办、改设日本专管租界为公共租界、撤退日军等方针，但中国国内反对运动的高涨导致问题的解决被推迟到华盛顿会议。 (41)
服部龙二在著作《东亚国际环境的变动与日本外交（1918—1931）》和论文《原外交与币原外交——日本的对中政策与国际环境： 一九一八——一九二七》 (42) 中展开了他独特的“原敬外交”论。他认为，虽然“原敬确实将对美协调作为新基轴”，但以三谷为代表的“战后外交转换说”既无视一战后日美关系恶化的事实，也轻视了英国要素的影响。原敬的“对华不干涉”政策具有相当灵活性，即“关内实施是对美英协调下的不干涉”与“关外实施无视对美英协调的干涉”，他将这种政策称为是“协调中的扩张策略”。 (43) 这种政策与其说是对传统日本外交路线的转换，不如说是“巧妙地继承了势力圈外交这种一贯的方式”。 (44) 他认为，原敬内阁有时对威尔逊新外交表现出强烈的违和感，尤其是提倡废除秘密外交与主张创设国际联盟两点，成为其轻视对美协调的原因之一。这种时候，为扩充国家利益，原敬内阁将对英协调作为基本方针。其在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上的立场即是如此，日本的条件虽然得到满足，但日美、日中关系因此极度恶化。他主张说，“原敬内阁在强硬推进通过对英协调继承德国利权时，缺少同时关心日美、日中关系，部分放弃德国权利的柔软性” (45) 。巴黎和会后中国采取了拒绝外交，山东问题被带入华盛顿会议，在美方重视日本意向的情况下得到解决，日本的主张基本被接受。 (46)
千叶功的《旧外交的形成：日本外交一九〇〇~一九一九》则十分重视外交一元化的问题。他认为，就一战后外交而言，原敬摒弃了寺内内阁时期的双重外交，将外务省置于外交的首要位置，外交转向“对华不干涉”与“对美协调”路线，并对威尔逊倡导的新外交给予了及时的回应 (47) 。但原敬组阁初期急进的政策转换没有取得戏剧性的效果，于是开始对最初的全面不干涉政策进行修正。在中国内地（关内），原敬内阁放弃了取得优越地位的立场，重视通过贸易获得经济利益。也即是说，原敬内阁的对华外交，先于“华盛顿体系”，成为“币原外交”的原型。然而，原敬也认为“满蒙”区别于中国内地而巧妙地推行差别化政策，即于关内实行对美英协调下的不干涉，于“满蒙”则轻视对美英协调而行干涉之实。同时，千叶强调了其中国政策转换的现实性，即在可行范围内谋求转换。 (48) 千叶对于巴黎和会的论述侧重于政府内“新外交”派的动向与国际联盟盟约问题，他认为日本代表以日本有意主张放弃领事裁判权劝说威尔逊，使其立场转向未来通过国际联盟改善中国待遇，因而容忍了日本的无条件让渡要求。 (49)
奈良冈聪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原敬的外交指导》一文中，着重从政友会内部多样化的构想与碰撞，一战及战后原敬与媒体的关系 (50) ，分析一战到战后原敬的外交构想，强调了原敬外交构想的连贯性。原敬外交构想中以对美协调为基轴，倡导“日中亲善”、抑制大陆扩张这两点，贯穿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此外原敬自大战初期即主张应在战后外交上争取主动，成为首相后，原敬在批判大战初期外交的基础上，对大战后期出现的新问题做了准确的应对，在其卓越的领导下实现转换的外交政策，为后来长期担任外相的币原喜重郎所继承。正是原敬的外交指导，规定了1920年代日本国际协调外交的基本路线。奈良认为，原敬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秩序的登场基本持欢迎态度，并给予积极的呼应。就结果而言，日本在巴黎和会虽未能发挥积极作用，但原敬对大战后的新外交理念产生了共鸣，有鉴于此，实现了对势力扩张政策的转换。战后原敬内阁外交政策的转换，又潜藏着原敬带有的“东西文明的融合”“永久和平”等明确、普遍的理念与世界观。 (51) 奈良的研究同样也没有涉及原敬外交在山东问题上如何具体展开，但他强调了原敬在归还青岛主张上的一贯性和其对“二十一条”以来日本政府在山东问题上应对策略的批判态度，认为原敬的归还决定本身具有极大的政策转换意义。同时他也承认，受到既存条约的束缚，这种政策转换本身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52)
伊藤之雄虽然没有展开自己的“原敬外交”论，但他在传记体著作《原敬：外交与政治的理想》一书中谈到了自己对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上原敬立场的理解。他认为，原敬要求经由日本交还青岛的内涵在于：“日本对德作战，过去中国允给德国的山东权益掌握在日本手里，暂时让渡日本，维持日本的体面，然后将大部分还给中国。”而其在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有着维护日本作为列强的“体面”以及顾虑日本国内民族主义的意味。“原敬一边恪守代表列强国际社会规范的国际法，一边顺应威尔逊主义等主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时期的新潮流”，并且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在世界范围内并未充分普及，“原敬内阁在山东权益方面的政策，在列强中并不算特别保守”。巴黎和会后，原敬内阁决定在日中协约成立的同时立即从山东撤兵，改设日本专管租界为公共租界，以适应“威尔逊主义为代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秩序形成的动向”，为华盛顿会议山东问题的解决规定了方向。 (53)
就山东问题的具体研究而言，因1950年代小林龙夫与斋藤孝在巴黎和会相关研究中已经涉及山东问题相关的部分，1960年英修道的《山东问题解决相关日华交涉》 (54) 一文主要是在前述研究基础上，利用已出版的传记、英文著作，以及外务省《山东悬案细目协定会议记录》，对华盛顿会议及会后两方在北京进行的山东问题善后交涉过程做了梳理。70年代初，臼井胜美在《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一书中，以中日关系史为视角，利用日本档案资料，对1914年山东问题产生到1919年巴黎和会中日冲突的过程做了一般性的叙述。 (55) 臼井的特色在于，用相当大的篇幅关注了中国的动向，弥补了之前山东问题研究中中国视角缺失的不足。
到了1977年，清水秀子的《山东问题》一文，主要利用外务省档案，以日本外交史为基本视角，整理了1914年至1923年左右山东问题产生、交涉、解决的全过程，还用了不少篇幅讨论青岛交还后日本在山东的经济特权、利益维持情况。这是日本学界第一篇，也是唯一一篇全面介绍山东问题的论文。清水在该研究中主要解决了两个疑问，即日本在山东的“权益”是否被彻底破坏，日本是否屈从于英美和中国舆论的压力而单方面让步 (56) 。她认为，“日本遵守华盛顿会议决定，完全抛弃了军事、政治利益，但确保了民间资本发展的基础”，“无视日本以华盛顿会议为契机转换中国政策的主动性，强调屈从英美压力，可能会忽视事物的本质”。 (57) 不过，清水的论述同时也认为巴黎和会后日本虽然试图通过借款或撤兵来推动直接交涉，但在中国无条件归还的要求面前归于失败。 (58)
80到90年代，日本基本没有山东问题相关的具体研究，随着90年代后期“原敬外交”研究的重新兴起，关于山东问题的研究也随之出现了新的进展。住友丰的《巴黎和会与日美关系——以山东问题为中心》与中谷直司《威尔逊与巴黎和会中的山东问题》，不约而同以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的展开为中心，重新探讨了日美关系。住友认为，日美在山东问题上的对立是原敬内阁试图“以确保日本在远东问题上的主导地位与维持既得利益为前提，寻求对美协调”的策略与威尔逊政权想要通过“美中提携”彻底排除日本独占远东的政策冲突的结果，因而山东问题最终呈现为日美争夺远东地区主导权的形态。 (59) 这一问题上的日美对立让日本认识到扩张主义已不再通用，在深刻感受到国际孤立之后，原敬内阁进一步摸索国际协调与对华政策的转换。而美国外交则从激进的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方向修正，日美关系通过巴黎和会的教训向“华盛顿体系”迈进。 (60) 中谷认为过去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上日美对立达到顶点的主流观点虽然是正确的，但在此之外还有不容忽视的另一个侧面，也就是仍然可以找到对对方的认知进行修正、改善的一面。 (61) 他指出，威尔逊最终接受日本要求，不仅是因为日本的强硬姿态与秘密条约的存在，也有牧野等日本全权以赞成威尔逊的中国构想为交换，在事实上声明明确部分山东交还条件的因素在内。 (62) 其结果，日本开始真正考虑威尔逊的通过列强间协调逐渐改善“中国问题”的构想，成为其政策变更的契机。 (63)
山腰敏宽在《原敬的山东半岛还付构想》一文中，通过对巴黎和会中威尔逊对日本在山东归还问题上意图的误解，以及巴黎和会后内田声明形成经过的论述，强调原敬的山东半岛返还构想的一贯性。他认为，五四运动当时原敬执政不足一年，不应该把冲突的责任推在他身上，而应该将讨论的重点放在原敬面对前内阁造成的问题，如何认识与变更政策之上。因军部及当地日侨的反对，加之日本在山东投入资本的现实，原敬只能选择间接交还。尽管中间因为误解以及中国的“拒绝外交”，山东问题的解决被延后，但他设定的青岛交还构想，通过币原喜重郎，最终在华盛顿会议上得以实现。 (64) (https://www.daowen.com)
总体来说，从早期的小林龙夫、信夫清三郎到入江昭、三谷太一郎、川田稔、千叶功、奈良冈聪智、伊藤之雄等，都是以“华盛顿体系新秩序说”作为理解“原敬外交”的参照基准。不同之处在于，小林、信夫与入江以华盛顿会议（“华盛顿体系”的创建）作为新旧外交的分水岭，将“原敬外交”归结为“旧外交”的延续；而三谷、川田、千叶、奈良、伊藤等学者，则将新旧外交的分割线往前推进至一战结束，将“原敬外交”置于“华盛顿体系”前史地位，视为“新外交”的开端。服部的“原敬外交”论则建立在其“华盛顿体系旧秩序论”基础上，因“华盛顿体系”本身是旧秩序的延续，因而“原敬外交”自然也属于“旧外交”的范畴。“原敬外交”是处在“旧外交”的延长线上还是“新外交”的开端，日本学界仍然存在争议，但在以下三点上有一定的共识：其一，首次确立以对美协调为基轴；其二，1920年代的“币原外交”与“原敬外交”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其三，无论是主张“旧外交延续说”的服部龙二，还是主张“战后外交转换说”的诸学者，事实上都肯定了原敬个人的卓越能力与“原敬外交”的“合理主义”、现实主义。
通过回顾“原敬外交”与山东问题研究相关学术史可以发现，事实上，围绕“原敬外交”是“新外交”还是“旧外交”的争论，或者说“原敬外交”与“币原外交”之间关系问题的争论，很大程度上与山东问题在这一时期外交中的定位有关。“旧外交”主张者认为，原敬内阁对于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的处理，正是帝国主义外交的典型概念，而这种外交策略虽然实现了既得利益的维护，却导致了日美关系的对立与日中关系的急剧恶化。它的另一个结果是引发五四运动，刺激中国民族主义勃兴，使中国在往后的交涉中始终坚持“拒绝外交”，最终将山东问题带入华盛顿会议。
随着三谷“战后外交转换说”在日本学界逐渐占据主流，“原敬外交”的“新外交”特性被着重强调的同时，如何解决巴黎和会山东问题在“新外交”下的定位本身成为非常重要的课题。因为，倘若无法给出合理解释，“战后外交转换说”的根基就会动摇。问题在于，通过山东问题专题史的回顾就能发现，日本外交在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上的“旧外交”特质几乎从未被推翻。在这种悖论下，服部选择回归“旧外交”说，并突出强调了“原敬外交”在其他问题中的“旧”的特性。另一些学者则尝试了几种方式，来重新解释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与“新外交”之间的关系。
三谷、川田、奈良、伊藤、关，都相对简单地将这种“旧外交”特质归咎于“前内阁的遗产”，千叶试图重新定义原敬在国际联盟问题上的日本立场，借以佐证原敬内阁在巴黎和会整体决策上具有的“新外交”倾向，但这至多不过是一种迂回战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山东问题决策的评价。进入21世纪，住友和中谷的研究体现了另外一种倾向，他们的特点在于强调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上的日美冲突给日本外交转换带来的影响，于是，一战后初期这个小区间又被巴黎和会分隔成两个更小的区间，外在冲突的压力与内在求变的声音在巴黎和会后融合成日本外交的“新”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从专题研究中可以发现山东问题中涉及原敬内阁外交评价的另一个棘手问题。也就是说，日本的山东问题研究，基本都是从巴黎和会直接跳到华盛顿会议，其研究关注点又主要集中在巴黎和会。清水虽然解释了日本在山东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主动性，但另一方面，这种主动性的解释也基本局限在华盛顿会议。她对巴黎和会至华盛顿会议之间山东问题的走向，仍以中国的“拒绝主义”为基调。这就造成在这一问题上，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的内在关联出现断层，“悬案”“停滞”成了会间期的代名词。正因如此，在信夫、入江的笔下，山东问题在华盛顿的解决被划归为新纪元的开始。支持“战后外交转换说”的学者中，山腰注意到了这个现实，他试图通过原敬构想的前后一致性来笼统地主张关联的存在，并将这种断层解释为日美之间的误解。
就日本学界研究现状而言，在“战后外交转换说”成为主流的当下，事实上要用山东问题研究来印证这种主张的正确性是有困难的。与此同时，山东问题在“原敬外交”中的定位如果得不到解决，那么这种主张的合理性就应该被质疑。山东问题研究现状与“战后外交转换说”之间存在的强烈的“违和感”，正是笔者关注的着眼点。
中国研究现状
对日本“协调外交”的基本评价
20世纪上半叶，侵略与战争是中日关系的主旋律，因而在中国学界关于日本近代外交史的研究，多强调其侵略扩张的本质与大陆政策的连续性、战争的必然性。由于过去“北洋外交”的研究不足，评价较差，因而近代日本外交史与中日外交关系史两个领域的研究在内容与结论上具有趋同性，都是将日本的侵略作为叙事的主线，只是研究角度与分期方式略有不同。国内学界对1920年代日本国际协调外交路线的评价多基于侵略需要而言，认为其本质是日本侵略政策的一种表现形式，与露骨的武力扩张相比只存在手段上的区别。“华盛顿体系”的新旧之争并不存在过多的意义，多数研究者自然地接受“华盛顿体系”是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新秩序的观点，并将日本参与“华盛顿体系”视为一战后国际环境变动下的被动之举。 (65)
这种评价在近年也有一些改变，祝曙光在《徘徊在新、旧外交之间：20世纪20年代日本外交史论》（人民出版社，2013年）一书中论述了一战结束后到九一八事变爆发期间日本外交的轨迹。他将日本对英美协调的“国际主义”外交路线定义为“新外交”，其代表是“币原外交”；对大陆扩张的自主外交路线定义为“旧外交”，其代表是“田中外交”。他认为“这一时期的日本外交始终徘徊在新、旧外交之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最终结束了协调外交与政党政治。尽管协调外交夭折了，但协调外交理念却沉淀下来，为二战后日本对外战略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价值” (66) 。与过去一味强调侵略本质不同的是，祝曙光对日本20年代外交中潜藏的和平、民主价值的一部分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
关于“转换期”日本外交
国内针对“原敬外交”的专题研究相对较少 (67) ，过去对于“原敬外交”的评价与信夫清三郎、小林龙夫的观点类似，一般认为日本东亚战略和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企图在东亚建立以日本为主宰的“大日本帝国”，原敬内阁时期对华政策与大隈、寺内内阁没有区别，“从巴黎和会至华盛顿体制形成期间，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依然‘我行我素’，所谓‘协调外交’，也是有条件的，并没有改变其本质”，只是因为一战期间露骨的侵华政策引起中国和英美等国的普遍反感，而“不得不暂时放弃积极谋华的态度，尽量与列强取得协调” (68) 。
陈月娥是国内学界首位系统研究原敬外交思想的学者，以其博士论文整理出版的专著《近代日本对美协调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主要是从人物政治思想史的角度，通过解读与分析《原敬日记》《原敬文集》，以原敬生活的时代为历史背景，结合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思想等方面，论述了原敬国际协调战略思想形成与实践的过程。她指出，“原敬对美为主的国际协调战略思想是其对围绕中国问题的国际形势长期思考和认识的结果，亦是日本适应一战后国内外形势，攫取最大的殖民利益的比较合理的战略选择。其最终目标则在于日本在比较有利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下，从中国获得最大的国家利益” (69) 。原敬的国际协调战略思想未能脱离时代制约，带有鲜明的帝国主义时代特征。 (70) 同时，她认同“原敬外交”与“币原外交”之间的继承关系，并强调“原敬外交”的意义在于“为二战后日本的外交决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照系，而对美协调的外交模式亦成为二战后日本外交的基本走向” (71) 。陈月娥的研究填补了国内“原敬外交”研究的空白，对于原敬外交思想与实践的评价，基本融合了日本学者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强调了“原敬外交”的局限性与侵略性。
祝曙光在其本人的“协调外交”论下，展开了“原敬外交”评价。他认为一战后日本对世界外交理念的变化反应迟钝，日本国内守旧人士的阻挠是造成日本巴黎和会方针未能脱离“旧外交”窠臼的根源。 (72) 不过原敬的上台“开始了近代日本外交的转型”，在他主导下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改革，“采取‘不干涉内政’、‘日中亲善’等外交政策，对欧美采取国际协调外交，形成了国际主义协调外交。继原敬之后的几届内阁都强调日本要实行协调外交”，成为20世纪20年代日本外交的主流。 (73)
陈伟在《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中，通过对日俄战争后日美关系的演变、原敬的对美认识及日美关系的认识等方面的考察，对一战期间原敬的日美协调构想做了探讨。他认为，原敬的对美认识促使他在对外关系中尤其重视日美关系，“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作为其对美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础，促使原敬内阁成立后确立以日美协调为核心的外交政策”，但同时原敬的日美协调又以美国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为前提。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被“币原外交”和二战后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继承和发展。 (74)
山东问题研究
国内关于山东问题的研究为数众多，早期有谭天凯的《山东问题始末》 (75) 以及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76) ，对德国占领胶州到中国最终接收青岛的全过程做了一般性的陈述。专著主要有黄尊严《日本与山东问题：1914—1923》、项立岭《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次曲折——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王雁《“山东问题”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1914—1922）》、应俊豪《公众舆论与北洋外交——以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为中心的研究》等。
黄尊严的《日本与山东问题：1914—1923》详述了“1914年日本出兵攫取青岛和胶济铁路、取代德国将山东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直到1922年华盛顿会议被迫同意交还山东”的过程，将山东问题置于日本侵华总战略下予以整体考察，以此说明日本强占山东的动因，并对围绕山东问题交涉日本所持的对华方针及其在整个日本侵华史中的地位做了探讨。 (77) 该书利用了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中日关系史料》，并以国际法的角度，对日本占领山东期间的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了深入考察 (78) 。不同于过去一味指责军阀政府卖国的立场，作者对北京政府，尤其是顾维钧为首的外交官在山东问题交涉中的表现给予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关于中日在山东问题上的交锋，本书仍以中国近代史视角为主，对于日本的决策背景、过程等的表述相对程式化，虽也少量参考日文著作，但并未直接使用日文档案资料。再者，本书缺少巴黎和会后至华盛顿会议前这段时期两方交涉的内容，是为不足。
项立岭的《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次曲折——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 (79) ，借用中美两国资料，论述了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期间，中美关系围绕山东问题产生的曲折。本书认为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的让步影响了中国人的对美信任，但参议院对山东问题的保留、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设计的“边缘谈判”又逐渐使中国的对美信任有了恢复。
王雁的《“山东问题”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1914—1922）》 (80) 一书，对山东问题从1914年产生到1922年解决的过程中与美国的关系做了全程考察，并对其发生的原因和产生的结果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山东问题与门户开放政策之间的关系。本书的着眼点在美国外交史视野，认为这一时期美国在山东问题上没有稳定的态度，但其对华政策，即坚持不以武力为后盾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一大方向始终没有改变。
应俊豪的《公众舆论与北洋外交——以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为中心的研究》 (81) ，以中国近代史的视角，重点通过巴黎和会山东问题，论述舆论与外交的互动过程。他认为巴黎和会影响下中国舆论与外交的互动过程是一种发酵过程，威尔逊主义与山东问题汇流的巴黎和会成为两者产生相互作用的酵素，最终引发五四运动。
此外，唐启华的《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1919年中国的外交争执与政派利益》等巴黎和会相关著作中也对山东问题着墨较多，但重点都在北京政府的外交表现或是外交与内政关系上。另外，唐启华的《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1919—1928）》一书中，第一次系统梳理了山东问题与国际联盟的关系，以及中国策划将山东问题提交国联的过程。唐启华认为，这一过程中，国人对国际联盟态度经历了从过高期许到幻灭，最终回归国际政治现实的转变。 (82) 唐启华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弥补了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两次会议间隔期山东问题研究的空白，尽管是在中国外交史框架下而言。
陈月娥在《近代日本对美协调之路》中，论述了原敬在巴黎和会山东权益相关的基本立场及其会后《内田声明》问题上的态度。陈月娥认为，原敬一方面积极谋求获取权益，另一方面又想要维持对美英的协调，但当协调机制难以解决时，就采用拒绝加入国联的强硬措施，他标榜谋求“日中亲善”却不忘从中国确保和攫取新权益，结果导致中日关系更加恶化，进入对峙时代。“原敬与推进赤裸裸的大陆政策的扩张主义者在外交手段和途径上尽管有很大差别，但从中国追求殖民利益的最终目的上并无二致。” (83)
祝曙光在《徘徊在新、旧外交之间》一书中，论及巴黎和会上中日在山东问题上的交锋以及华盛顿会议上交涉解决山东问题的基本经过。一方面，祝曙光充分认可了“原敬外交”的“新外交”性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为了安抚军部和右翼势力，原敬在调和新旧外交主张的基础上确定了日本参加巴黎和会的方针，从而使代表团的活动并未脱离旧外交的窠臼” (84) ，这种观点与日本学界“战后外交转换说”的主张者们一致。至于华盛顿会议，他指出日本的目的是要“极力维护在山东的特殊权益”，山东问题的最终解决是英美在谈判中偏袒日本的结果。 (85) 这似乎又与服部的研究主张类似。
山东问题相关论文成果众多，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美国在山东问题上的立场和影响； (86) 第二类是英国在山东问题上的态度； (87) 第三类是中国外交在山东问题上的表现。 (88)
总体而言，国内关于山东问题的研究虽然丰富，但令人意外的是几乎没有以日本外交史作视角展开论述的研究，基本都以信夫的观点作为论述背景，也就无从定义山东问题在“原敬外交”中的评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