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调研参与成员
课题组参与人员共计125名，其中法官、检察官64名，律师37名，学者包括研究生16名，其他8名。名单如下：
辽宁省法学会：院国强；
辽宁省律协：杨兴权；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李晓林、许福庆、常中彦、王淑俐、孙建华、鲍爱武、姜阳、屈昕、马兆河、赵丹；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曲阿翔、朱晓光、陈林、祝妍、贾宏斌、贾敏飞、赵春玲、王银华、边锋、袁俊峰、于雪、艾乾宇、董凤瑞、张宇声、刘春杰、袁俊峰、吕志真、贺晓彬、李万涛、樊志军、张立斌、陈东光、周全、高旭、唐卫、张立斌、王敏、年芳芳、张笑晨、刘鹏、徐一凡、黄聪；
辽河中级人民法院：卢军、龙治秋、姚丽荣、王冬梅、陈华伟、石瑞婷、赵进、吴培波、蒋丽娜、王强、李立新、赵剑锋、余晓婷、武越群；
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崔曦文；
本溪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王静、颜廷锐；
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方宝国、刘利；
沈阳铁路运输法院：张宝利；
吉林铁路运输法院：张建国；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郭云峰；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赵冰；
沈阳市人民检察院：贾海洋；
沈阳市司法局：信萍；
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孙长江、张蕾、朱丽、赵胜男、张薇、韩天宇、张慧琼、朱红、曲航、高大石、刘璇、邱富民、赵金玲、徐晓笛；
北京市中喆（沈阳）律师事务所：齐翔、王琛、代楠、张丽丽、王超；
辽宁东来律师事务所：王耀燃、李海华、房华、马戈、沈淳、姜爱、沈哲、张帆、孙建、韩佳宏、孙蕊、戚亚坤；
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赵路、耿鲁红；
辽宁沃丰律师事务所：范春晖；
辽宁安行律师事务所：李宗胜、杨继新；
辽宁大学法学院：郭洁、刘杨、杨明、张云鹏、张何鑫、张笑榕、赵睿男，冯雷、王崇、盛文龙、李善芝、马泉；
沈阳大学经济学院：高小珺；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法研所：陈爽、邵琰；
重庆纪委干部：田关伟；
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吴洁；
长春市把手科技有限公司：刘思铭；
沈阳市律师协会：杨佩正、朱秀英。
【注释】
[1]本文系孙长江主持调研的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度审判理论一般课题，课题编号2015SPYB12B。
[2]潘庆云：“法律语言实现司法公正的若干思考”，载《修辞学习》2003年第1期。
[3]方琰：“法律程式化语言研究”，载《法律语言学说》2011年第2期。
[4]黄娇娜：“论法律语言的特性”，载《现代语文》2015年第11期。
[5]孙长江、杨佩正、韩天宇、曲航：《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背景下的裁判文书策应》，本文系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度审判理论课题《裁判文书的语言、逻辑和理由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发表于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16年年会。
[6]白泉民：“裁判文书说理的价值及其实现路径”，载《人民法院报》2015年4月8日，第5版。(https://www.daowen.com)
[7]王晨光：“法律运行中的形式推理模式”，载《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2002年第1辑。
[8]张云鹏、孙长江、李万涛：“庭审实质化视角下刑事判决书的罪刑说理”，载《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4期。
[9]郑永流：“法律判断形成的模式”，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
[10]杨建军：“逻辑思维在法律中的作用及其限度”，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11]王洪：“法律逻辑的基本问题”，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6期。
[12]宋北平：《法律语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5页。
[13]唐弢：《文章修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05页。
[14]胡明扬：“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载《语言文宇应用》2007年第3期。
[15]宋北平：《法律语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第1页。
[16]方琰：“法律程式化语言研究”，载《法律语言学说》2011年第2期。
[17]王晨光：“法律运行中的形式推理模式”，载《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2002年第1辑。
[18]胡桥：“中国判决理由的历史分析”，载《法律方法》（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3页。
[19]唐卫：《论民事裁判文书理由表述的模式与规范》，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度审判理论课题《裁判文书的语言、逻辑和理由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发表于“中国行为法学会法律语言文化研究会2016年会暨裁判文书的语言、逻辑和理由研讨会”。
[20]参见景汉朝副院长在“‘彭城杯’有奖征文颁奖仪式暨裁判文书说理的技巧与规则研讨会”上的书面讲话。
[21]胡桥：“判决理由的概念和功能”，载《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
[22]颜廷锐：《关于裁判文书语言·逻辑·理由的调研报告——一个民事法官制作裁判文书的视角》，发表于“中国行为法学会法律语言文化研究会2016年年会暨裁判文书的语言、逻辑和理由研讨会”。颜廷锐法官在调研中总结：当事人是案件的直接利害关系人，他们对裁判文书最为关切。但是裁判文书的不同受众对象站在不同的角度，对裁判文书的关注点又具有多样性。笔者在最近一年度审结的137个案件中，农民身份的当事人占比88%。他们对裁判文书的语言、逻辑、理由基本不关注，对诉讼规则比较陌生，其诉讼的目的就是向法院“讨一个说法”，关注“内心”的事实是否被法院认定，只要胜诉就好。对于败诉者而言，在他们心里发生过的事情就是发生过的，跟举证不举证无关，只是在事实认定上“较真”到底。法官遇到疑难复杂的案件，在捋顺法律关系时，有时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分散在多个法律条文中，准确适用法律并不容易。由于基层法院法官数量不足，作者审理案件组成合议庭时都是亲自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制作裁判文书时，都是自己完成。缺少审理案件的专业团队，极易陷入自己狭窄的法律坑穴中。当质量与效率冲突时，法官根据现行的数量考核体系，一定会舍质量而求效率。因此，除庭审及制作文书外还有很多边缘性的工作，有限的时间都被切割成碎片。
[23]胡道才、王静：“自媒体时代，法院须主动回应网络舆论”，载《光明日报》2013年5月23日，第15版。
[24]陈华伟：《证据—民事判决书制作的重点和难点》，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度审判理论课题《裁判文书的语言、逻辑和理由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发表于“中国行为法学会法律语言文化研究会2016年会暨裁判文书的语言、逻辑和理由研讨会”。
[25]［美］戴维·迈尔斯著：《社会心理学》，侯玉波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年版，第181页。
[26]凌斌：“法官如何说理：中国的经验与普遍原理”，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5期。
[27]黄利红：“民事判决书不说理之原因及其对策”，载《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28]赵朝琴：“裁判说理及其社会效果探析”，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29]苏力：“判决书的背后”，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
[30]张笑榕：《裁判文书的语言问题研究综述》，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度审判理论课题《裁判文书的语言、逻辑和理由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发表于“中国行为法学会法律语言文化研究会2016年会暨裁判文书的语言、逻辑和理由研讨会”。
[31]宋北平：“中国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载《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32]宋北平：《法律语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4～259页。
[33]胡云腾：“裁判文书说理的多维思考”，载《法制资讯》2011年8期。
[34]唐卫：《论民事裁判文书理由表述的模式与规范》，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度审判理论课题《裁判文书的语言、逻辑和理由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发表于“中国行为法学会法律语言文化研究会2016年会暨裁判文书的语言、逻辑和理由研讨会”。
[35]祝妍、张笑晨：《裁判文书的语言、逻辑、理由的三要素关系》，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度审判理论课题《裁判文书的语言、逻辑和理由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发表于“中国行为法学会法律语言文化研究会2016年会暨裁判文书的语言、逻辑和理由研讨会”。
[36]Hassemer，TatbestandundTypus；UntersuchungenzurstrafrechtlichenHermeneutik，1968 S.136。转引自郑永流：“法律判断形成的模式”，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
[37]郭春明：“法院裁判文书中的法条引用问题研究”，载《法学杂志》2012年第7期。
[38]唐卫：“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模式及架构重建”，载《人民司法·应用》2016年第25期。
[39]唐卫：《论民事裁判文书理由表述的模式与规范》，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度审判理论课题《裁判文书的语言、逻辑和理由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发表于“中国行为法学会法律语言文化研究会2016年会暨裁判文书的语言、逻辑和理由研讨会”。
[40]［法］贝尔纳·布洛克著，罗结珍译：《法国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