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引　言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国学热”，如果将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创刊和《人民日报》等多家重要媒体关于“国学再次兴起”的宣传等事件发生的时间作为起点，迄今已近二十年了。这二十年里，值得关注的国学大事层出不穷，与国学有关的论争也从未停息。尤其是近年来，国学热潮从学术圈和文化圈步入社会公众视野，曾经处于社会文化边缘的“国学”，引起广泛的注意，并不时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2004年9月，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等国内外72位学术界、文化界著名人士，在北京举行“2004文化高峰论坛”，主题为“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在论坛闭幕式上，通过并公开发布了《甲申文化宣言》，向海内外同胞、向国际社会表达他们的文化主张:“我们确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和蒋庆发起读经运动以及《原道》十周年纪念活动，被称为2004年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回潮的三大标志性事件。《甲申文化宣言》经《中国青年报》等媒体转载后，多家媒体跟进报道，均对《宣言》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没有想到的是，学术界却出现了不少批评的声音，如袁伟时《评〈甲申文化宣言〉》^[1]、王晓渔《正确的废话和一无所有》^[2]、顾乃忠《评〈甲申文化宣言〉的学理基础》和《再评〈甲申文化宣言〉的学理基础》^[3]等。在互联网上，支持者和批评者都积极发表了更多也更为激烈的言论。应该说，这些讨论昭示了比《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这一事件本身更为重要的意义，即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问题得到人民大众的普遍关心与参与，对中国文化价值问题的确需要认真探讨，对其价值的审视需要更为全面的视角。

2005年被媒体称为“国学年”。这一年里，中国人民大学组建了国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儒教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举办了“乾元国学教室”，“全球联合祭孔”活动由政府主办、“读经运动”日益声势浩大并有“私塾”出现，关于国学复兴的话题引起了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学”终于代替“传统文化”再次成为关键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孔子研究院名誉院长纪宝成先后发表文章《重估国学的价值》《接续文脉重振国学》《重振国学》《关于振兴国学的思考》^[4]，回顾了国学的历史，肯定国学的现代价值，积极倡导振兴国学。在这些文章中，他都强调，“一方面国学作为中华文明之根，直接关系着保持民族文化主体性、增强民族意识自觉性，其价值与地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国学发展的道路崎岖坎坷，留下了非常沉痛的历史教训，其后遗症至今仍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产生消极的影响，于是，我们就合乎逻辑地提出一个重大的文化命题:如何在新的形势下脊续文脉，重建国学、振兴国学，使之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显然，人大国学院的组建和纪宝成的系列文章并非某个人的心血来潮，它代表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心理。但是随后，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在《新京报》发表长文《评纪宝成校长“重振国学”论》，批评纪宝成“重振国学”的论调。文中指出纪文存在三大“史实错误”，有浓重的挖苦和讽刺意味(袁后来又招致不少有失理性的言论反击恐与此有一定关系)。其实细品袁文，袁伟时在文章中想表达的最核心的思想在于，他担心因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实力的增强，“有的人头脑开始发热，极力煽动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情绪，那是对国家前途和人民福祉非常不利的”。^[5]纪宝成主张办国学院和为“国学复兴”摇旗呐喊，并不一定是“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作怪，但袁伟时的担心源于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清醒认识，虽有太过之嫌却不无警示意义。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研究和弘扬传统文化，都应警觉，理性不能被民族主义情绪所淹没。

2006年，在媒体和相关机构的导引下，“国学”全面进入公众视野。《光明日报》推出了“国学专版”，刊载相关文化信息、学术论文以及有关知识等。全球最大的中文网站百度网站开通了全球第一个国学搜索频道——“百度国学”，百度网站负责人声称要将百度国学打造成“当代的四库全书”。最引人注目的国学事件是百度国学频道、国学网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联合举办的“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评选活动，该活动共选出了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等“十大国学大师”。据报道，评选活动通过网络、邮寄、短信等方式，共收到来自两岸三地及海外华人120多万张选票，并引发了包括台湾、香港及海外华人学者在内的广泛讨论。2006年，思想界却仍然将注意力集中在2005年末发表的一篇文章——《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是蒋庆于2005年12月17至18日在广东从化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儒教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并刊发于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儒教研究中心所创办的刊物《中国儒教研究通讯》(第1期)。文章提出了“复兴中国儒教”的十项主张，认为“要重建中国儒教，必须建立新的科举制度与经典教育制度。在国民教育系统中，恢复中小学‘读经科’，将《四书》《五经》教育作为基础课与语、数、英同列，大学则恢复‘经学科’，作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课程”。“除了‘上行路线’之外，还必须辅之以‘下行路线’，即成立‘中国儒教协会’。”“‘中国儒教协会’成立后，将为儒教古籍等有形财产，以及包括孔子像等在内的无形财产申请专利保护。此后，凡以各种方式出版的营利性的儒教古籍，使用具有儒教内容与人物形象的商标、广告、公司企业名称、经贸商旅活动，以及以儒教内容为题材的营利性的文艺作品与影视作品，均需向‘中国儒教协会’交税(政府代收)。”此文发表之后，舆论哗然，多位学者撰文表示异议。蒋庆的所提出的“重建儒教”的构想，受到了来自学界和媒体等多方面的批评，被指为思想专制、争权夺利、结党营私等。其实，蒋庆早就有《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等文章阐扬儒家政体之合理性的“政治儒学”观点，^[6]《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不过是更清晰明白地提出了更具涵盖性的重建儒家意识形态的论说，明显区别于以往那些单从学术角度讨论“儒教”和“儒学”问题的理论，而具有了强烈的现实关切。这种声音，既代表了所谓“第四代新儒家”或“大陆新生代新儒家”的主体思想，更是保守主义文化思潮达到极致表现出的“儒化”倾向的一种直观显现。但多位学者参与的批评，表达的意见却是:儒学(或传统文化)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儒学(或传统文化)的复兴不能陷入民族主义的狂热，在现阶段的中国“重建儒教”缺少理性思考。

近几年，人们似乎不再讨论应该如何对待传统的“大而化之”的问题，而重读经典、重解经典悄然成风。于丹凭着“论语心得”红遍大江南北，算是一个有名的例证。2007年3月初，中山大学博士生徐晋如等十名博士生联名在天涯发表《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对近年来风头正劲的于丹进行批评，他们称“中国文化所面临的最大祸患不是来自外来文化的侵蚀，而是来自于那些打着振兴传统文化旗号的无知者”。于丹的回应是，所谓“论语心得”，即心有所得，自己所讲的内容不一定每句都正确，而目的在于提升大众对传统文化的热度，影响每个人去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但事件本身的影响迅速扩大，诸多学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任继愈等学者认为，研究和普及《论语》需要各种角色，于丹的解读是一家之言，如果有错误，可以讨论批评，应该允许百家争鸣。而杜维明等人则明言，反对太离谱和肢解性的诠释。5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一个惊世骇俗的书名带出了一种全新颠覆的眼光，也带出了一场从学界到民间的风暴。作者李零引用《史记》等典籍上评价孔子是“丧家狗”的说法，彻底颠覆了孔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圣人”形象。李零认为，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首先有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凄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一石激起千层浪，针对李零的言论，一些国内知名儒家网站，如儒学联合论坛等网站特别开辟专栏，对李零的《丧家狗》进行批评。一时间，围绕“如何评价孔子”的问题争论不休。有学者认为“人造孔子”极富文化价值，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孔子全盘圣化的结果是孔子从一个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变身为言谈举止、心理、思想、实践无不合道且毫无瑕疵的超凡入圣者。此类事件，显然不是这一两起。这些事件的发生，标示着国学已由少数人的研究课题变成了公众话题，已从书斋走向了大众。这对从事传统文化研究和弘扬的学者提出的尖锐问题是:怎样看待传统文化的公众参与意识，传统文化对当下社会生活应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应当以何种方式参与当下社会生活，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们该如何面对这样一个“最坏的但也是最好的时代”，等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学热”，不管是“真”热还是“假”热，不容忽视的是，传统文化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的对象，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不再是少数学者专属的领地。在这样的热潮中，传统文化研究的成果可以借助现代媒体得到迅速而又广泛的传播，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但另一方面，“国学”似乎又成为大众狂欢的一种道具，只要与古代文化稍有关联的内容，都可以装载在“国学”这只大筐里。然而，可以看到的趋势是，除了从事相关专业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关心传统文化的人都加入到了思考、讨论和研究的队伍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正确面对和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等问题，显得尤为迫切。

马克思曾言，“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加以研究，然后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7]其实，自明代中叶西方文化随着利玛窦等传教士传入，就有了中学和西学、传统文化与文化发展的关系的争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在对待古代文化态度方面的矛盾和分歧，与今天国学热中的种种争议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关于中学和西学的关系问题，以及国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在历史上，是一个“老问题”，前贤大多都曾探索和思考过。

我们应当看到，国学思潮问题，或者中学和西学的关系问题，绝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是和国家、民族、政治、教育、文化都密切关联的社会问题。因此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更宽广的社会视角审视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中西文化关系问题，或许会有更多发现。无论是专业学者，还是业余爱好者，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传统文化的研究方法等诸多问题上，都可以从历史中获得启发。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以史为鉴，可以在日益喧嚣的文化环境中保持一份理性和从容，以历史的睿智穿透现实的迷雾;对于爱好者来说，深入历史，可以得到更全方位的视角，不至于在现实的种种言论中迷失方向。

在本论题中，“中学”或“国学”，显然不单指一般意义上的“国故学”或“国粹”，不只局限于“传统学术”，而是指传统文化所承载的思想;而“西学”也不仅指西方的科学技术，而是指包括西方科学技术在内的西方的文化、思想、制度等多方面的内容，尤其关注对中国文化思想产生直接影响的相关内容。西方学术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学界研究较为深入，尤以中山大学桑兵教授和四川大学罗志田教授为著。本文着眼于观察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之时，中国以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心态来面对，学人各有何种感想和言行，中国文化发展的格局和走向又有何变化。从时间上来说，本文以“清末民初”为界限，但为了说明问题，展示发展轮廓，在论述有些问题时上下有所延伸。

【注释】

[1]袁伟时:《评〈甲申文化宣言〉》，载《南方都市报》，2004年9月21日。

[2]王晓渔:《正确的废话和一无所有》，载《南方都市报》，2004年9月14日。

[3]顾乃忠:《评〈甲申文化宣言〉的学理基础》，载《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再评〈甲申文化宣言〉的学理基础》，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4]纪宝成:《重估国学的价值》，载《南方周末》，2005年5月26日;《接续文脉重振国学》，载《人民日报》，2005年5月27日;《重振国学》，载《新京报》，2005年6月1日;《关于振兴国学的思考》，载《光明日报》，2005年6月7日。

[5]袁伟时:《评纪宝成校长“重振国学”论》，载《新京报》，2005年6月16日。

[6]《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载《新原道》(第3辑)，2005年1月。在该文中，蒋庆指出，“政治儒学”的最高理想是推行“王道政治”，“王道政治”的制度安排是实行“议会制下的三院制”:议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行政系统由议会产生并对议会负责;在王道政治的“三重合法性”理论指导下，议会实行“三院制”:“通儒院”代表“超越神圣合法性”，“庶民院”代表“人心民意合法性”，“国体院”代表“历史文化合法性”。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