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夷”到“洋”:对待西学态度的转变
第二节 从“夷”到“洋”:对待西学态度的转变
内忧外患的紧迫形势，加上强烈的民族危机感的刺激，“师夷长技”很快成为一种主要思想潮流，也成了一种救亡图存的实践指导思想。正是这一思想的引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才得以开始。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声势浩大，成效显著。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以西方社会为榜样，设立同文馆，开辟报馆，创建印书馆，兴办新式学堂，创建金融业，建立新型的商会行会，开办煤矿铁矿，建立工厂，铸造机器，大通“夷务”，制造兵器，演练新阵……各种新式社会政治、商业和军事活动，层出不穷，促进了发展，在科技、文化、经济等多方面取得了比较重要成就，也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尽管如此，对于学习西方的种种言论和实践，守旧者的质疑和责难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1862年，专门培养西语人才的“同文馆”在北京成立，这是清代最早的“洋务学堂”。“同文馆”的设立，也是洋务运动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同文馆”开办之后，候补直隶州知州杨廷熙通过都察院递上《请撤销同文馆以弭天变折》，请求朝廷撤除同文馆，他声称:“夫洋人之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天地神明所震怒，忠臣烈士所痛心。无论偏长薄技，不足为中国师，即多材多艺，层出不穷，而华夷之辨，不得不严;尊卑之分，不得不定;名器之重，不得不惜。”[22]杨廷熙位极人臣，在夷敌入侵之时，对于西方科学技术和军事力量的了解程度，是否像他所说的一样肤浅，值得怀疑。但是，他之所以请撤同文馆，可能并非他真的认为西方科技“不足为中国师”，更多的应该是他对于“华夷之辨”的考虑。当同文馆于1866年添设天文算学馆时，更是招来了守旧者的强烈反对。大学士倭仁指出，“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有不可不深思而虑及之者”，“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他认为，此举可能使有用之才“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23]在他看来，同文培养西语人才，以夷人为师，是无奈之事，而天文、算学、历法“师事夷人”“奉夷人为师”是则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说到底，还是认为夏尊夷卑，不愿以夷为师。1875年，通政使于凌辰对李鸿章、丁日昌筹议海防折中提出的变法主张大加批驳，其立论的基点也是夷夏之辨。他认为:“圣先贤所谓用夏变夷者，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师事洋人，可耻孰甚。导之以甚可耻之事，而曰尔之礼仪廉耻其守而勿失，此必不能之势也”。[24]无视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也不论事实的是与非，仅以固有的“夷尊夏卑”为理论依据，以担心“以夷变夏”为出发点，这样的思考问题方式可能更多地陷入了民族主义情感，而问题的答案则过于片面化和简单化。
面对守旧者的责难，提倡洋务者不得不为自己的洋务实践寻找理论支持。一方面，他们从中西科技发展的实际出发，正视差距，认为学习西方的目的在于求进步、求发展。对洋务运动有较大影响的思想家冯桂芬就曾客观指出，西人“述耶稣都教者，率猥鄙无足道，此外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皆中人所不及”。他更认识到，对这些西人所长，国人竟无通晓者:“今之习于夷者曰通事，其人率皆市井佻达游闲，不齿乡里，无所得衣食者始为之。其质鲁，其识浅，其心术又鄙，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他。且其能不过略通夷语，间识夷字，仅知货目数名与俚浅文理而已。”[25]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李鸿章也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麕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26]作为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责任心的朝廷官员，他们深知虎视眈眈的西方诸国在多方面远胜中国，这种深刻的忧患意识，使他们认识到学习西方文化对于华夏民族的存续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面对顽固派的种种责难，洋务派更希望能从中国思想传统中找到学习西方的合理依据。1865年李鸿章在奏设江南制造总局时，对学习西方的“合理性”作过这样解释:“无论中国制度文章，事事非海外所能望见，即彼机器一事，亦以算术为主，而西术之借根方，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目为东来法，亦不能昧其所自来。尤异者，中术四元之学，阐明于道光十年前后，而西人代数之新法，近日译出于上海，显然脱胎四元，竭其智慧不能出中国之范围，已可概见特其制造之巧，得于西方金行之性，又专精推算，发为新奇，遂几于不可及。中国亦务求实用，焉往不学?学成而彼将何所用其骄?是故求遗珠不得不游赤水，寻滥觞不得不度昆仑。”李鸿章主张“师事夷人”的重要理由，就是“西术借根中术”，即曾在历史上被广泛传播和接受的“西学中源”。“西学中源”说使得中国学习西方具有了相当的合理性，既然西学源于中学，那么学习西学的实质就变成了学习自己。当守旧派以“师事夷人”为由反对开设天文算学馆时，总理事务衙门大臣奕的解释与李鸿章大同小异:“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亦臆说也。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目为东来法，特其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擅名海外耳，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天文、算学如此，其余亦无不如此。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中国倘能驾而上之，则在我既已洞悉根原，遇事不必外求，其利益正非浅鲜。”[27]
与洋务官员一样，不少洋务思想家和驻外使节在构建洋务理论时也都提出了“西学中源”说。冯桂芬是较早阐发洋务理论的思想家，他比较中西，认为中国“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因此积极主张学习西方，表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冯桂芬不但承认夷人是先进的，而且其“师夷”之决心也是坚定的。但是夷人何以如此先进?冯桂芬的答案是:“中华抚舆灵秀，磅礴而郁积，巢、燧、羲、轩数神圣，前民利用所创始，诸夷晚出，何尝不窃我绪余。”因此，他认为学习西方不过是“礼失求野”。[28]诸夷“窃我绪余”之说已有“西学中源”的味道。之后，洋务倡导者对西学中源的阐述更加明确，并直接以此作为学习西学、批驳守旧者的理论武器。王之春指出:“今之自命为通儒者，以洋务为不屑，鄙西学为可耻，有习其言语文字者，从而腹诽之，且从而唾骂之，甚至屏为名教之罪人。嘻!甚矣。”在强调了时局危迫、学习西方之必要后，他又论证了学习西方的合理性:“况西学者，非仅西人之学也。名为西学，则儒者以非类为耻，知其本出于中国之学，则儒者当因不知为耻。”他引《周髀经》《墨子》《亢仓子》《礼经》《淮南子》等典籍记载，证明西学之天文算学、化学、重学、气学等等均源于中学，不过“泰西智士从而推衍其绪，而精理名言，奇技淫巧本不能出中国载籍之外。儒生于百家之书、历代之事未能博考，乍见异物，诧为新奇，亦可哂矣”。[29]郑观应也用了同样的方法论证了西学中的数学、化学、重学、电学、气学等均“出于我也”。而今天的西方之所以先进于我，是因为“我所固有者，西人特踵而行之，运心精心，持以定力，造诣精深，渊乎莫测”。因此，他不无自信地说，“礼失求诸野者，此其时也”，“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中国，是犹取之外厩，纳之内厩，尚鳃鳃焉谓西人之学中国所未有，乃必归美于西人。西人能读中国书者，不将揶揄之乎?”[30]既然“西学源于中学”，那么学习西方只不过是“礼失求诸野”而已。于是，“西学中源”说及由此所衍生的“礼失求诸野”便成了洋务派论证学习西方合理性的重要思想资源，如马建忠、王韬等人，无一不是“西学中源”说的积极鼓吹者。可以说，在倡导洋务一代人的心中，夷夏之辨根深蒂固，不能轻易破灭。但他们通过阐释“夷夏之辨”开放的一面，使得这一观念不再是西学输入的绊脚石，而成为学习西方的理论依据。
虽然目的在于为倡行洋务找到理论支持，但是，“西学中源”之说毕竟总是牵强的:一方面要向西人学习，另一方面却不承认西人胜过自己。不过，毕竟也还有些客观的说法。曾游历过法、英、苏格兰等国的思想家王韬就指出:“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以外统谓之夷，此大谬不然者也。《禹贡》画九州，而九州之中诸夷错处;周制设九服，而夷居其半。《春秋》之法，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夷狄虽大曰子。故吴、楚之地皆声名文物之所，而《春秋》统谓之夷。然则华夷之辨，其不在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喜，厚己薄人哉?”[31]这一言论就完全改变了旧有的僵化的“华夷”观念，“华”和“夷”并不是由固定的地理范围来确定，而是以是否有“礼”来决定，“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也就是说，“华”和“夷”原本是没有差异的，差异只在于“礼”(文明)的程度。郑观应也认识到:“若我中国，自谓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向来划疆自守，不事远图。……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32]在对西方有了深入认识的基础上，被誉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的郭嵩焘也对传统的“夏夷之辨”进行过反思。他在与友人的通信中说:“来书谓常郡人闻西洋好处则大怒，一闻垢诃则喜，谓夷狄应尔。引此为喻，是将使天下之人长此终古，一无省悟。试即今时事局思之，果有益乎?果无益乎?三代盛时，圣人政教所及，中土一隅而已，湖南、江浙，皆蛮夷也。至汉而南达交阯，东经乐浪，皆为郡县，而匈奴、乌桓、西羌为戎狄。历元至本朝，匈奴、西羌故地尽隶版图，而朝鲜、安南又为要荒属国。是所谓戎狄者，但据礼乐政教所及言之。其不服中国礼乐政教而以寇抄为事，谓之夷狄，为其倏盛倏衰，环起以立国者，宜以中国为宗也，非谓尽地球纵横九万里即为夷狄，独中土一隅，不问政教风俗何若，可以凌驾而出其上也……阁下据此为俯顺人心之证，蒙不敢谓然也。”[33]友人对于西洋的态度，应该很有代表性，但郭嵩焘很不以为然，他以中国本土各个区域的历史变迁说明，所谓“蛮夷”，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礼乐政教”之所及，夷可变夏。以固有的夷夏观念来看当今世界，是不正确的。光绪四年二月二日，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34]郭嵩焘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与欧洲的夷夏地位发生了改变，昔日为夏的中国而今却沦为了欧洲各国眼中的夷狄。而更让他感到悲哀的是，虽然世界格局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却没有几个中国人能清醒了解这一事实。
随着对西方国家了解的深入，洋务派也逐步放弃了用夷夏尊卑模式分析中西关系，开始在思想上给予西方国家平等地位，开始接受主权国家平等的观念。1858年5月的中英《天津专条》中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内外叙大英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天津条约》明确规定:“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35]以上条约虽然是强制的结果，其过程本身带有不平等的色彩，但是，这在承认中国与西方各国是平等的主权国家方面，毕竟迈出了重要一步。根据最惠国待遇，承认英国与中国的平等即意味着承认中国与所有西方缔约国是平等的。1864年，由总理衙门出资、丁韪良等翻译的《万国公法》问世，并被送往各通商口岸。国际公法是以承认主权国家的平等并存为前提的，是主权国家用以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依据，“所谓公者，非一国所得而私;法者，各国胥受其范。然明许默许，性法例法，以理义为准绳，以战利为纲领，皆不越天理人情之外。故公法一出，各国皆不敢肆行，实于世道民生，大有裨益。然必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而后公法可行焉”。故有些开明人士对于《万国公法》相当的厚望，认为“彼公法中必不能独缺中国，而我中国之法，亦可行于万国。所谓彼教之来，即引我教之往。风气一开，沛然莫御”。[36]尽管在弱肉强食的近代，国际公法常常只是侵略者手中的一张废纸，但当国人夷夏观念根深蒂固之时，它使时人放弃夷夏尊卑观念而开始接受公法，这一事实充分说明，无论是否是出于自愿，以洋务派为代表的国人已经开始承认主权国家平等的国际原则，这无疑是一种认识上的进步。
与此同时，人们对于世界地理知识更有了进一步的深入认识。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曾多次致函作《图说》的方子可，强调参考洋人地图的重要性，他说:“大约海外地形当以洋人之图为蓝本。洋人于地舆之学既所究心，所至又多经目验，惜其文字不能尽识也。若得熟识西字者与之往返商定，或遇西土之有学者，从之访问形势，考核字体，必有益此书。至于中国诸儒之书，率皆悬度影响以自炫于华人而已，不足据依也。阁下所为《图说》，大端亦主此意。其西洋各国之洋图尤为详明。”[37]这是从地理上强调西方国家的重要性，对西方国家的重视程度绝不亚于对本国的关注。
从“夷”到“洋”，不仅是称呼上的一种变化，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转变。人们对于西方国家的态度，由过去的不屑向正视过渡，过去的高高在上姿态也转变为完全对等。虽然，这一转变，有着许多“被改变”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