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学“会通”论:维新派政治变革的思想基础
第一节 中西学“会通”论:维新派政治变革的思想基础
在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之下，国人或主动或被动地学习和接受着西方科技、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制洋器、兴洋务成了增强军事力量、增长国家实力、提高国家地位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从历史事实来看，它没有发挥出想象中的那种巨大功效。
郑观应于光绪十八年(1892)在为《盛世危言》初刻所作的自序进行了深刻反思:“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亡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幼猎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凡司其事者，必素精其事:为文官者必出自仕学院，为武官者必出自武学堂;有升迁而无更调，各擅所长，名副其实。与我国取士之法不同。善夫张靖达公云: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然我国深仁厚泽，初定制度尽善尽美，不知今日海禁大开，势同列国，风气一变，以至于此。《易》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年来当道讲求洋务，亦尝造枪炮，设电线，建铁路，开矿、织布以起而应之矣。惟所用机器，所聘工师，皆来自外洋，上下因循，不知通变。德相卑士麦谓我国只知选购船炮，不重艺学，不兴商务，尚未知富强之本，非虚言也。”[1]郑氏批评那些如枪炮，设电线，建铁路，开矿、织布等单纯器物上的变革，虽“皆来自外洋”，但并不是“富强之本”。比洋务更重要的是，“融会中西之学，贯通中西之理”。[2]简言之，就是要做到“会通”。
1898年6月30日，由康有为授意，梁启超为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所草拟《奏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也发挥了“会通”的见解:“臣窃维中国人才衰弱之由，皆缘中西两学不能会通之故。故由科举出身者，于西学辄无所闻知;由学堂出身者，于中学亦茫然不解。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今世之学者，非偏于此即偏于彼，徒相水火，难成通才。推原其故，殆颇由取士之法歧而二之也……泯中西之界，化新旧之门户，庶体用并举，人多通才。”[3]关于此折，《康南海自编年谱》记云:“令卓如(梁启超)草一折，交宋芝栋(伯鲁)上之，奉旨允行。于是岁科试均废八股而改策论矣。”[4]于此可知，此折虽由梁启超起草，然系康有为授意，反映了康有为的观点。
1896年9月，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学校总论》一文，提出了“达于中外之故”的要求。10月，发表《西学书目表后序》，又明确指出:“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次年8月，发表《学校余论》一文，进一步申述自己的观点:“自古未有不通他国之学，而能通本国之学者;亦未有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为学者应“讲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深知其意”。“故今日储人才，必以通习六经经世之义，历代掌故之迹，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参合之于西政，以求致用者为第一等。”[5]他在这里所说“达于中外之故”、中学与西学“参合”，以及反对“无用无本”，都有要求“会通”之意。
与此同时，梁启超代总理衙门起草《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更全面地阐述了他的中学与西学“会通”的思想。他自称:“乃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6]即指此而言。他在《总论》中先提出“会通”的原则:“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继在《章程》第二章《学堂功课例》中写道:“近年各省所设学堂，虽名为中西兼习，实则有西而无中，且有西文而无西学，盖由两者之学未能贯通……考东西各国，无论何等学校，断未有尽舍本国之学而能讲他国之学者，亦未有绝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中国学人之大弊，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此两学所以终不能合，徒互相诟病，若水火不相入也。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梁启超虽也以“中体西用”为是，但主张中学与西学“贯通”和“能合”。所以，他强调“力矫流弊”，并坚持“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7]的教学方针。
梁启超起草《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是在《奏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之后，也就是说，中西两学“会通”并非梁启超的独创，而是康、梁二人共同的见解。
经康、梁等人的大力宣扬，“会通”论渐为国人所熟悉。维新派主张中西两学“会通”，其主要目的是要为他们所推行的资本主义改革寻找一条通行的途径。康有为在《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中便透露了这种意思:“知时变之宜民，观会通而行礼，审得失成败之故，决维新更始之谋。”中西两学的“会通”，必然要扩大到中西政教的“会通”。他多次上折建议“上师尧、舜、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上继尧、舜，轶驾欧、日”[8]，都反映了维新派主张中西政教“会通”的思想。因此，可以这样说，中西文化“会通论”是维新派推行政治革新的思想基础。
我们知道，就在戊戌维新运动发展到高潮之际，洋务派健将张之洞就“中体西用”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撰写了著名的《劝学篇》，总结和重申了著名的“中体西用”论。这和维新派的“会通”论是相互呼应的吗?张之洞将《劝学篇》分为内外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他对“中体西用”的解释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又称:“新旧兼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9]在他看来，中西政教判然有别，不能相通。对于中国来说，只能“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10]可见，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是一种“补救”之论，与“会通”还有一定的差距。张之洞曾在《弟子记》中追述《劝学篇》的写作目的说:“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日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作《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11]所谓“佥壬”，指的就是康有为等维新派。在这里，张之洞表明了他的政治态度，既反对封建顽固派，又反对资产阶级维新派，但他的主要矛头所向还是后者。他指责维新派“于泰西政治、学术、风俗之善者懵然不知，知亦不学，独援其秕政敝俗，欲尽弃吾教吾政以从之……有公然创废三纲之议者，其意欲举世放恣黩乱而后快，怵心骇耳无过于斯!”针对维新派倡导变法之举，提出了一条变与不变的原则:“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若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12]就是说，他所要求的变法是必须恪守洋务派的变法原则。显然，他的“中体西用”说并不是维新派“会通”论的一种呼应，恰恰相反，他以自己的“补救”论来对抗维新派的“会通”论。
张之洞的激烈反对，正说明了维新派高举的“会通”旗帜与此前洋务派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有巨大的差别。对于洋务派学习西方科技，大兴洋务，大量制造洋器，康、梁等人虽不完全反对，但他们认为这并没有抓到问题的要害，不能解决问题的根本，更不能挽救中国于危亡。他们所说的中西文化的“会通”，更多的是向西方文化学习，这种学习绝不同于洋器的再造那么简单。而就康、梁来说，他们着眼于“会通”二字，希望中西学的交汇和融合。康有为在《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中说:“今天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物、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梁启超也持同样的看法:“中国自同治后，所谓变法者，若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交涉之有总署使馆也，皆畴昔人所谓改革者也。”他认为这种改革，“不变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规模，不筹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支支节节以变之……则于中国之弱亡之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13]梁启超认为西方学说值得我们借鉴，“须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的尽量输入”，主张通过东西文明的“结婚”，来“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为此，康、梁等人还曾上书建议改革科举考试，以培养能贯通中西的人才，他说:“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行，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庶体用并举，人多通才。”[14]
维新派另一位代表人物谭嗣同以王夫之的“道不离器”为论据，对洋务派只顾“器”而不管“道”的做法进行了批判:“窃疑今人之所谓道，不依于器，特遁于空虚而已矣。故衡阳王子有‘道不离器’之说，曰:‘无其器则无其道，无弓矢则无射之道，无车马则无御之道，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又曰:‘道之可有而且无者多矣，故无其器则无其道。’诚然是言也。信如此言，则道必依于器而有实用，果非空漠无物之中有所谓道矣。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用行，器存而道不亡。……故变法者，器既变矣，道之且无者不能终无，道可有者自须亟有也。”[15]也就是说，他认单单学习西方的“器”是不够的，还要学习“器”之后的“道”。对于传统的“夷夏之辨”，他反问道:“中国今日之人心风俗，政治制度，无一可比数于夷狄，何尝有一毫所谓夏者?即求列于夷狄，犹不可得，乃云变夷乎?”[16]基于这样的思路，“用夏变夷”的古训，就应改为“以夷变夏”了。[17]
与康、梁二人相比，谭嗣同的说法，稍显激烈。谭嗣同认为当时的中国无一可与“夷狄”相比，要“以夷变夏”，但其实质内容，不过是对历史上的“用夏变夷”或“中体西用”等说法的强烈不满，希望人们能关注到“洋器”背后的政治制度、社会形态、法制思想等多方面内容。要想中西文化真正“会通”，就必须关注上述多方面的内容，在这些方面也进行彻底变革，这也正是维新派变法的理论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