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第一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1915年《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次卷出版时便迁往北京，并更名为《新青年》。《青年杂志》的创刊，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来说，是一件标志性的事件。在创刊之始，《青年杂志》的创办者、主编陈独秀就曾宣称，可以“在一九一五年与一九一六年间……画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讫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1]这是陈独秀赋予这个年份的特殊意义，也是陈独秀的一种希望，但是，历史业已说明，以《青年杂志》(《新青年》)的创刊为起点，中国大地上的确迅速掀起了思想启蒙的狂澜，进而引爆了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的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高举着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比较中西文化，指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古之遗”，应予以淘汰，而西洋近代文化才是真正的有存在和发展价值的“近世文明”。陈独秀在1915年《新青年》第1卷第1号发表《法兰西与近世文明》一文，把人类文明分成古代与近代两个时期:“古代文明，语其不要，不外宗教以正残杀，法禁以制黔首，文学以扬神威。此万国之所同，未可自矜其特异也。”“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今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心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以此来看中国，中国尽管时间上处于“近世”，但从文化进化的程度而言，“犹古之遗也”，仍是古代文明。在他看来，真正可称得上“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也即欧罗巴文明。移植亚美利加，风靡亚细亚者，皆此物也”。^[2]陈独秀指出二者之间差异的目的很明确，即要改变现状，从“古代”跨入“近代”，谋求国家和民族的进步。

新文化派认为现代文明与中国宗法专制制度如水火不能相容，于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坚决的否定态度。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引导者，以《新青年》为阵地，“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他们“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德先生和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3]

陈独秀认为，“孔子之道，以伦理政治忠孝一贯，为其大本”，^[4]“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姻缘”，“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大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5]因此，陈独秀对中国宗法君主专制制度的内核——孔子儒家文化思想，批判更为激烈。

陈独秀在《宪法与孔教》中力陈孔教与宪制的矛盾，“明明以共和国民自居，以输入西洋文明自励者，亦于与共和政体西洋文明绝对相反之别尊卑明贵贱之孔教，不欲吐弃，此愚之所大惑也。以议员而尊孔子之道，则其所处之地位，殊欠斟酌:盖律以庶人不议，则代议政体，民选议院，岂孔教之所许?……以宪法而有尊孔条文，则其余条文，无不可废，盖今之宪法，无非采用欧制，而欧洲法制之精神，无不以平等人权为基础。吾见民国宪法草案百余条，其不与孔子之道相抵触者，盖几希矣，其将何以并存之?”因此，他希望能抛弃儒教思想，建立新的民主法制社会:“吾人倘以为中国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组织吾之国家，支配吾之社会，使适于今日竞争世界之生存，则不徒共和宪法为可废，凡十余年来之变法维新，流血革命，设国会，改法律(民国以前所行之大清律，无一条非孔子之道)，及一切新政治，新教育，无一非多事，且无一非谬误，应悉废罢，仍守旧法，以免滥费吾人之财力。万一不安本分，妄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6]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中，陈独秀更是直述孔子思想与现代社会的格格不入:“浅人所目为今日风俗之最坏者，莫过于臣不忠，子不孝，男不尊经，女不守节。然是等谓之不尊孔则可，谓之为风俗人心之大坏，盖未知道德之为物，与真理殊，其必以社会组织生活状态为变迁，非所谓一成而万世不易者也。吾愿世之尊孔者勿盲目耳食，随声附和，试揩尔目，用尔脑，细察孔子之道果为何物，现代生活果作何态，诉诸良心，下一是非善恶进化或退化之明白判断，勿依违，勿调和——依违调和为真理发见之最大障碍!”^[7]

在陈独秀看来，孔子思想和孔教“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礼教;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8]因此孔子思想是建立民主进步国家最重要的阻碍，故而他希望人们认清这一事实，有“最后之觉悟”，不再坚持孔子思想和孔教。^[9]

与陈独秀一样，李大钊也视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和孔教为冰炭，其态度更为激进，语言更为犀利。李大钊痛骂孔学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历代专制帝王之护身符”。对于当时宪法草案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李大钊感到不可思议，他甚至认为，“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今以专制护符之孔子，入于自由证券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萌芽专制之宪法，非为孕育自由之宪法也;将为束制民彝之宪法，非为解放人权之宪法也;将为野心家利用之宪法，非为平民百姓日常享用之宪法也。此专制复活之先声也”。^[10]李大钊相信，孔子思想“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任诸自然之淘汰，其势力迟早必归于消灭”。^[11]

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胡适、常燕生、鲁迅、周作人、毛子水等人也先后在《新青年》和其他刊物上发表文章，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向西方文化学习;或通过比较东西方文化，得出东方或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的结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旧文化和倡导“西化”的热潮，就此拉开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