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整理国故”思想及其重要意义
第二节 胡适的“整理国故”思想及其重要意义
1919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高涨的一年。国内吏治腐败、中国在巴黎“和平会议”外交失利，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青年学生运动，中华民族的危机感由此进一步加深。在学术界，西方文化的传播正如火如荼，“新思潮”“新文化”取得了摧枯拉朽般的巨大胜利。处于书斋的学者也不得不开始反思:在国家民族处于如此危难之际，对于本国历史文化的研究，究竟有没有价值?如果说是有价值的话，研究是否还应当按照旧有的方法继续进行?我们的学术研究又如何在世界学术中占有自己的位置?就在这一年的年底，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提出了“整理国故”的问题，并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学术主张。
在《新思潮的意义》中，胡适指出，所谓“新思潮”，其“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作‘评判的态度’，也就是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举例来说，“孔教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孔教的价值。文学的评论只是要重新估定旧文学的价值。贞操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贞操的道德在现代社会的价值。旧戏的评论只是要重新估定旧戏在今日文学上的价值。礼教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古代的纲常礼教在今日还有什么价值。女子的问题只是要重新估定女子在社会上的价值。政府与无政府的讨论，财产私有与公有的讨论，也只是要重新估定政府与财产等等制度在今日社会的价值”。以“评判的态度”为基础，胡适对于过去的“新思潮”思想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种评判的态度。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简言之，就是胡适在文章的题目之下单独列出的四个重要词语:“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21]
《新思潮的意义》是针对整个社会思想来说，因此，“注重研究人生社会的切要问题”。以研究问题为出发点，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输入学理)，以便建设新的文化(再造文明)。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胡适仍然是以“评判的态度”为基础，但“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也就是“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由于胡适将“整理国故”与“研究问题”“输入学理”“再造文明”同列为新思潮运动的四大纲领之一，故对于“整理国故”思想的传播和日后“整理国故”实践的全面展开，起到了引领和助推作用。
对于“整理国故”，胡适是这样解释的:“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为什么要整理呢?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因为前人研究古书，很少有历史进化的眼光的，故从来不讲究一种学术的渊源，一种思想的前因后果，所以第二步是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因为前人读古书，除极少数学者以外，大都是以讹传讹的谬说——如太极图，爻辰，先天图，卦气……之类——故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因为前人对于古代的学术思想，有种种武断的成见，有种种可笑的迷信——如骂杨朱墨翟为禽兽，却尊孔丘为德配天地、道冠古今!——故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这叫作‘整理国故’。”[22]
胡适之所以在谈论新思潮的意义这一问题时，专门论及如何对待旧文化的问题，提出“整理国故”的主张，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
自《新青年》创刊始，陈独秀、胡适等人一直在大力鼓吹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并在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青年学生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北京大学青年学生傅斯年、罗家伦于1919年1月创办了《新潮》月刊，胡适担任该刊顾问。而在同年1月26日，傅斯年同班同学薛祥绥、张煊、罗培常等，推刘师培为首，也创建了《国故》月刊社(同年3月创刊号出版)，“以昌明中国固有学术为宗旨”，其旨要与《新青年》《新潮》完全相背。5月，《新潮》发表了毛子水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针对《国故》月刊，对“研究国故”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讨论。毛子水将“欧化”和“国故”对举论之，认为前者是“正在生长的东西”，是“有系统的学术”;后者却是“过去的已死的东西”，是“杂乱无章的零碎智识”，因此“国故”在今日世界学术上是“占不了什么重要的位置的”。之所以还要研究“国故”，毛子水的提出的最重要的理由是，中国犹如一个得奇病而死的人，虽无用处，但加以解剖(研究)，得知发病的原因(导致学术思想和民族不发达的缘故)，就可知道如何去救他。他还指出，研究国故，必须要有“科学的精神”，将“国故学”看作“现在科学的一种”。对于“近来研究国故的人”，毛子水讥讽他们“多不知道国故的性质，亦没有科学的精神”，只是在“抱残守缺”。他认为像《国粹学报》和《国故》这一类杂志，虽然“用意皆很好”，但里面刊登的文章，“有许多似乎缺点科学的精神”。[23]在毛子水的这篇文章之后，主编傅斯年加了篇“附识”，陈述了他的看法。他肯定毛子水的观点，认为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主张和方法”，他还提出，“研究国故”和“输入新知”这两件事情，其“范围、分量需要是一和百的比例”。傅斯年还根据研究态度与手段的不同，将“研究国故”分为“整理国故”和“追摹国故”两种:“研究国故有两种手段，一、整理国故;二、追摹国故。由前一说，是我所最佩服的:把我中已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不特有益于中国学问界，或者有补于‘世界的’科学……至于追摹国故……真所谓‘其愚不可及’了。”[24]
傅斯年所说的“整理国故”和毛子水所说“研究国故”，意义并无太大差异。傅斯年之所以在文后加上《附识》，只是为了更加强调在研究国学时要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这也正是“整理国故”最重要的涵义。
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发表后，即引起《国故》阵营的强烈不满。《国故》月刊重要成员张煊马上撰写《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对毛子水进行驳斥，表达了对毛子水轻视“国故”的不满，认为他的看法“偏而不当”。[25]针对张煊的驳斥，毛子水再撰《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反驳张煊，并再次重申其主要观点。[26]
傅斯年和毛子水等青年学生大力鼓吹的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整理国故，背后显然有胡适的影响。事实上，在当时的北京大学，已有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也阐述过相同的看法。如校长蔡元培先生，在1918年年底为《北京大学月刊》写发刊词时，就提出:“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27]蔡元培“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与胡适等人“整理国粹”思想皆为相合，但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在《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号上明确表达这一主张，为日后胡适等人喊出“整理国故”的口号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条件。此后，北大史学系教授朱希祖也表达过相同的观点，他于1919年3月在《北大月刊》上发表了《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一文，说:“我们现在讲学问，把古今书籍平等看待，也不是古非今，也不尊今薄古:用治生物学、社会学的方法来治学问。换一句话讲，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治学问。”他还进一步指出，对于中国古书，我们应当“用科学的方法，立于客观地位整理整理，拿来与外国的学问比较比较”。[28]虽未直接提出“整理国故”，但与胡适、毛子水、傅斯年等人的意思十分相近。
胡适于1919年年底所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明确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新潮》社和《国故》社的论争，既是对《国故》“昌明国粹”主张的批评，也是对毛子水和傅斯年等人的一种肯定。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整理国故”的口号一提出，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响应。在思想上，以“批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对“国故”做一番“系统的整理”，成为一种主流;在实践上，全国多个高校组建相关机构，办国学刊物，学者以高度的热情投身国学研究，研究传统文化成为一种热潮。
胡适“整理国故”的思想，其内涵相当丰富。如果在近代学术转型的视野中来看，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思想，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着相当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第一，胡适“整理国故”的思想，充分肯定了传统文化自身的价值。在《新潮》社和《国故》社的论争中，伴随着新潮派的胜利和对国故派的冷嘲热讽，出现了对“国故”的轻视。如毛子水就表示:“就世界所有的学术看起来，比国故有用的有许多，比国故更要紧的亦有许多，……我们青年学者，自然应以拼命研究现在的科学为最要紧的事情。”[29]但胡适不同意这种看法，他给毛子水写信明确表示:“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我们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去做国故的研究。”[30]1923年1月，《国学季刊》创刊，胡适作为编辑部主任，撰写《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对“整理国故”思想进行了更为系统和细致的阐述。其中，就明确表示了对国学前途的乐观:“我们平心静气的观察这三百年的古学发达史，再观察眼前国内和国外的学者研究中国学术的现状，我们不但不抱悲观，并且不抱无穷的乐观。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在这样的思想感召下，国故不再被看成“无用”的东西，整理国故成为学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化思潮下，整理国故同样重要，只是变成了“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去做国故的研究”而已。
第二，胡适“整理国故”的思想，改变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胡适描述这样的古学研究局面:“有些人还以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国的古文化;所以他们至今还梦想孔教的复兴;甚至于有人竟想抄袭基督教的制度来光复孔教。有些人还以为古文古诗的保存就是古学的保存了;……至于那些静坐扶乩，逃向迷信里去自寻安慰的，更不用说了。”在《新思潮的意义》里，胡适已经表明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胡适再次强调:“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31]这就是以科学的、客观的态度对待传统历史文化。这种客观的态度，既可以减少文化民族主义在研究实践中带来的干扰，又建立了西方科学精神引入的思想基础。
第三，胡适“整理国故”的思想，开启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路向。胡适总结了清代三百年学术的成就，认为这三百年的成绩表现在“整理古书”“发现古书”“发现古物”等三个方面，但他认为“这三百年的古学研究，在今日估计起来，实在还有许多缺点”。那就是，“研究范围太狭窄了”，“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他觉得，要想提倡古学的研究，有三个方向要去努力，“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材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32]在研究方法上，胡适对于清儒的朴学方法是相当推崇的。他在《北京大学月刊》上连载一篇长文《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后来题目改作《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说明清代汉学家的研究是“有条理的系统，故成一种科学”，他说:“浅学的人只觉得汉学家斤斤的争辩一字两字的校勘，以为‘支离破碎’，毫无趣味。其实汉学家的工夫，无论如何琐碎，却有一点不琐碎的元素，就是那点科学的精神。”他甚至把清代朴学称为“科学”。他将清儒的方法概括为“(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33]他还说:“清代的‘汉学家’……用的方法无形之中都暗合科学的方法……这还是‘不自觉的’(unconscious)科学方法，已能有这样的成绩了。我们若能用自觉的科学方法加上许多防弊的法子，用来研究国故，将来的成绩一定更大了。”[34]也就是说，胡适对清儒的推崇，是因为其符合科学的理念和方法而已。与其说他是在推崇清儒，不如说是对“科学方法”的推崇。正是由于胡适的推崇，“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成了一句越来越为人所熟知的学术新口号。这一学术口号，不仅直接影响了当时的传统文化研究，而且引领了近代以来的学术转型的方向。
在胡适的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下，自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文科研究所国学门之后，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东南大学等相继组建国学研究所或国学院，还有不少的大学成立了国学系和国学专修科，还有的地方开办了专门的国学专修馆或国学专修学校。从名教授到普通学生，无不以研究、谈论国故为时髦，“整理国故”运动在大江南北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正是以胡适为主要代表的学者在传统文化研究中引入科学精神，开创了传统学术研究的新天地。在传统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理性思辨代替了直觉体悟，进化论代替了循环论，革命和新变代替了因循守旧，科学实证代替了主观判断，逻辑分析代替了经验推论。研究路径和方法上的根本性变化，使中国学术研究走上了新的道路，出现了全新的面貌。回顾中国近百年的学术史，这样的影响已经持续近百年，而且还将继续，影响之深远，可能是胡适等前贤们也未曾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