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国故与国粹
第一节 国学、国故与国粹
上古典籍所载“国学”，乃指“太学”，即国家所办学校。如《周礼·春官·乐师》所载“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也有“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之说，均指此意。这与现代意义的“国学”概念截然不同。
现代意义的“国学”概念究竟何时出现，较难考定。有文献可考的，是在1902年秋，梁启超曾致信好友黄遵宪，拟邀请黄参与创办《国学报》，“谓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1]事虽不成，但揣摩梁的本意，是希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借传统文化来提高国民素养。这里的国学实际上就是其所说的“旧学”。梁于同年所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更是表达了这一构想:“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2]1903年2月，《新民丛报》刊登《游学生与国学》，呼吁在会馆内设立“国学图书馆”，以满足留学生研究国学之需要。[3]1904年3月，邓实也在《政艺通报》上发表了《国学保存论》，[4]并于1905年初在上海创立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国学保存会，办有会刊《国粹学报》。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先后发起“国学讲习会”和“国学振兴社”，并为国内的《国粹学报》撰文。正如曹聚仁回顾这段历史时所说:“‘国学’这一名词，并不是古已有之的。乃是19世纪西学东渐以后，有些士大夫只怕‘国粹’给欧风美雨吹掉了，乃要紧紧的保存起来，称之为‘国学’，到了20世纪初，他们就在那儿提倡‘国学’了。”[5]
以上各家所说的国学，均是一种笼而统之的说法，以“国学”来概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其实，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无论是在清末还是民初，薪火绵延，未曾中断。然而，在“五四”运动前后，经蔡元培、胡适等人的倡导，“国学”(或“国故学”)则作为一种专有名词，被赋予了新的涵义。
1918年11月，蔡元培在为《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1月创刊)写发刊词时，就提出:“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6]1919年5月，《新潮》月刊发表了毛子水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7]表示应该“用科学的精神去选择材料”，“用科学的精神去研究国故”，国故学可看作是“现在科学的一种”。[8]傅斯年则以《新潮》主编的身份在文章后加了一篇《附识》，对毛子水的看法表示赞同，声称最佩服的研究国故的手段是“把我中国已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不特有益于中国学问界，或者有补于‘世界的’科学”。[9]同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第7卷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提出所谓“新思潮”，就是要有“评判的态度”，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要“研究问题，输入学理”;对于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同样“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即“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0]不难看出，在他们的言论中，“国学”的内涵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它不再只作为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的代称，而是已经与五四时期所崇尚的“赛先生”结缘。在他们的倡导下，“国学”可能不只是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代称，也不只用于指一门独立的学问，更可能是一种有着全新学术方法的学科。
1921年11月，北京大学评议会通过《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计划设立一个研究所，作为“研究专门学术之所”，[11]计划在研究所下分设国学、外国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四门。“国学”一门进展最快，于1922年1月率先成立。此举宣告“国学”和外国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学科门类一样，正式成为大学学术研究中的一种重要学科种类。
北大国学门于1923年1月创办《国学季刊》，这份颇具分量的学术刊物由胡适执笔撰写《发刊宣言》，正式系统地向学界阐明关于“国学”的新的学术理念。在《发刊宣言》中，胡适严肃认真地对“国学”进行了定义:“‘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所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12]他提出国学研究的三个方向:“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材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13]这与他在四年前所申述的“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14]一脉相承。以北京大学设立国学门为标志，“国学”正式成为了大学里的一种学术种类。
“国故”一词，原指国家遭受的凶、丧、战争等重大变故。《礼记·文王世子》载:“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有国故则否。”清代学者孙希旦《礼记集解》也引刘敞曰:“有国故者，谓凶、札、师旅也。”而到了晚清，“国故”有了新的涵义，一是指“朝掌(章)国故”，用来专指典章制度。如魏源便揭露科举制度禁锢天下之智慧，“试文衡，试言职，试枢密，无非衡书艺之工敏，声律骈偶之巧丽，罔知朝章国故为何物”，从而主张“欲综核名实，在士大夫舍楷书帖括，而讨朝章、讨国故始”。[15]章太炎1903年身陷西牢所作《癸卯口中漫笔》中说:“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以及在《与孙仲容书》中说:“方今国故衰微，大雅不作，文武在人，实惟先生是赖。”[16]其所说“国故”，仍可理解为“典章制度”。
然而，章太炎1910年所著《国故论衡》一书，内容分列为小学、文学、诸子学，则“国故”即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主要方面的内容。藉着章太炎的声望及《国故论衡》一书的影响，“国故”一词很快就被人们所广为接受，近代意义上的“国故”之义也由此奠定。如钱玄同在1910年便有感于“欧学东渐，济济多士，悉舍国故而新是趋”，遂在《教育今语杂志》章程上标明:“本杂志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17]胡适1921年7月在南京高师暑期学校演讲说道:“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18]此后，1924年1月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班演讲时，胡适又说:“‘国故’这两个字，是章太炎先生提出，比从前用的‘国粹’好多了;其意义，即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史，包括一切。”[19]
如此一来，“国故”也用于泛指中国旧有的学术文化。那么，它与近代人们所说“国学”有什么区别?其实，章太炎在近代的“国学”概念已被普遍接受的情况下，另外又提出“国故”一词，却别具一番深意。章氏所用的“国故”一词，除具有“国学”的内涵和外延之外，还蕴含了一层“继绝存故”的言外之意。他在致吴承仕函中就说:“仆辈生于今世，独欲任持国学，……今之诡言致用者，……其贪鄙无耻，大言鲜验，且欲残摧国故。”[20]其间就流露出对传统文化遭到遗弃、濒临灭失的深深忧虑和不安。上文所述章氏之言“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等，更是表现出了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拯救意识。
至于“国粹”一语，究其思想渊源，是来自于日本。[21]正如晚清国粹派代表人物黄节在《国粹学社发起辞》中所说:“国粹，日本之名辞也。吾国言之，其名辞已非国粹也。”[22]所见最早使用这个词语的是梁启超，他于1901年9月所著《中国史叙论》中提到:“中国民族固守国粹之性质，欲强使改用耶稣纪年，终属空言耳。”[23]1902年4月，梁启超致书康有为，再次提到“国粹”问题:“……日本当明治初元，亦以破坏为事，至近年然后保存国粹之议起。国粹说在今日固大善，然使二十年前而昌之，则民智终不可得而开而已。”[24]
而较早对“国粹”进行专门解释的，则是黄节。他于1902年撰写了《国粹保存主义》:“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昔者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乃于万流澎湃之中，忽焉而生一大反动力焉，则国粹保存主义是也。……夫粹者，人人之所欲也。我不保存之，则人将攘夺之;还以我之粹，而攻我之不粹，则国不成其为国矣。险哉!”[25]“国粹”在这里更多的是强调思想精神方面。当时的另一位学者许守微，也曾下过一个定义，曰:“国粹者，一国精神之所寄也，其为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26]其表述与黄节所说相近，以“国粹”指代与民族精神相联系的那些文化因素。
1905年在上海创刊的《国粹学报》，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编辑者邓实、章太炎、刘师培、陈去病、黄节、马叙伦等学者既是编辑者，又是主要撰稿人。以这批学者为中心，以《国粹学报》为主要阵地，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国粹派”。“国粹派”所指“国粹”，既指传统学术，又指华夏民族精神传统，“以复古来讲革命，灌输民族思想”。[27]如章太炎认为国粹主要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三项:在文字语言的研究方面，他以为“董理方言，令民葆爱旧贯，无忘故常，国虽零落必有与立”;在典章制度方面，他认为“文章之雅驯，制度之明察，人物之高量，诵之令人感慕无已”;在人物事迹方面，他认为周秦诸子“趣以张皇幽眇，明效物情，民德所以振起，国性所以高尚”。[28]
不光是民间讲“保存国粹”，政府也有所动作。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颁布的《学务政纲》，强调重视经书，认为“外国学堂最得保存国粹，此即保存国粹之一大端”。[29]清廷大臣奏章，也常见“首以经学根柢为重”，“盖于保存国粹，尤为竞竞”之语。[30]就这样，“国粹”成为一种习语，“保存国粹”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共识。“中国之号称识者，动则称国粹，或曰发挥国粹。环海内外，新刊之报章书籍，或曰保存国粹，或曰发挥国粹，甚者则曰国粹之不讲则中国其真不可救药。”[31]
在这一时期，提到“国粹”和“保存国粹”，实际上总还是与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发扬相联系着的。至于后来胡适所说:“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则是纯学术层面的事情了。从民族精神的载体到纯学术研究对象，既是一种观念的转变，更是一种社会思潮的转向。其间的巨大差异以及变化的深层原因，均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后文再来详述，此暂不赘。而许地山于1945年所撰写的《国粹与国学》，把有没有功用和国粹联系起来，侧重物化的文明形态方面，将书画、雕刻、丝织品、纸、筷子、豆腐等看作国粹，[32]其意义与晚清“国粹派”离得更远，且时间跨度较大，姑且暂时存而不论。
虽然深究起来，“国粹”“国故”“国学”在内涵上并非完全一致，但是，在20世纪初期，除了少数学者曾就这些名词术语作过简单讨论外，多数人并不十分在意称呼上的“国粹”“国故”或“国学”之别。他们更多的，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存续和传承等方面问题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