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长技”:对西方文化的新认识
第一节 “师夷长技”:对西方文化的新认识
清末鸦片战争的失利和外交的被动，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当时近乎封闭的中国对异邦的了解不足，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时任台湾道的姚莹对此就进行过深刻的总结，他说:“时至今日，海外诸夷侵凌中国甚矣。沿海数省，既遭蹂躏，大将数出，失地丧师，卒以千万取和，至今海疆大吏受其侮辱而不敢校。……夫海夷之技，未有大胜于中国也，其情形地势，且犯兵家大忌，然而所至望风披靡者，何也?正由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时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是以偾败至此耳!……自古兵法，先审敌情，未有知己知彼而不胜，瞆瞆从事而不败者也。”[1]这一总结，意在揭示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但真实地反映了时人对于海外列强国家的认知有限。
在鸦片战争发生前一年，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被派往广州禁烟，为了了解西方国家的情况，他派人收辑、翻译外文资料，编成《四洲志》(也作《四国志》)，以备参考。《四洲志》实是英人慕瑞《地理大全》的编译本，介绍了世界5大洲30多国的地理、历史、政情，是当时较为系统的世界地理志，为国人了解域外国家的情况提供了便利。
其实，从道光元年(1821)至咸丰十一年(1861)的四十年间，出现类似《四洲志》的域外地理图书有20种之多。[2]但这些书多数沿袭了古代“地理志”的传统，目的在于“广见闻”，备参考。而且，这些图书的撰者，也大多不是亲历，只是听闻;多是抄撮，少有翻译;多是转引洋人所述，少有国人自撰。[3]虽然它们提供了观察世界的窗口，有利于国人了解域外国家的风土人情，然而，国外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制度并非这些著作关注的重点。因此，希望国人通过这些书对其他国家的发展有深切认识，是不现实的。
林则徐作为禁烟钦差大臣，到广州后亲自组织编写《四海志》等介绍域外情况的书籍，其实正说明其对国外的科技、军事力量、社会制度也不是十分了解，迫切希望得到一些弥补。在到达广州后，他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这样描述英国的海军战斗力量:“夫震于英吉利之名者，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以其奢靡挥霍而艳其富。不知该夷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只能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惟不与之在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至口内则运掉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是以货船进口，亦必以重赀倩土人导引，而兵船更不待言矣……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4]在他的描述里，英国海军实在没有什么可怕的:战船虽能乘风破浪，但灵活程度不够;枪炮虽利，但士兵腿足行动不便，不擅徒步击刺。而且，林则徐还断言英人以贸易为致富手段，极其看重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轻易不会与中国为敌:“该夷性奢而贪，不务本富，专以贸易为赢，而贸易全赖中国以码头，乃得藉为牟利之薮。……故贸易者，彼国之所以为命，而中国码头又彼国贸易者之所以为命，有断断不敢自绝之势。”[5]以今天的常识看来，林氏所说并非实情，此也为后来的历史走向所证实。有着“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之称的林则徐尚且如此，其他种种谬说则更离谱。文臣武将提出了许多克敌之术，或源自古代“兵家之书”，或“访之老卒，凡口传方药，歌诀、图说，凡前人论说，有言现在兵机者”，[6]究其内容，有火牛破阵、牛皮藤牌战法、飞链钩船、蒙汗药战术等等。此类办法，虽曾在古代战场上起到过一些作用，但如真的用于现代战争，效果可想而知。
认识总是在不断提高，思想也在不断深化。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将他在广东收集和编译的《四洲志》《华事夷言》等有关西方的资料交给好友魏源，叮嘱他编写《海国图志》。1843年1月3日，《海国图志》刻本出版。1844年该书正式发行，1847年增订为60卷，1852年又扩编为100卷。《海国图志》征引中外古今近百种资料，系统地介绍了海外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状况和许多先进科学技术，如火轮船，地雷等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记述了各国的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文化教育、中外关系、宗教、历法、科学技术等，内容十分丰富，极具参考价值。《海国图志》在序言中提出该书全面介绍海外各国方方面面情况的目的:“是书因何而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7]其开篇第一部分《筹海篇》的内容为“以守为攻，以守为款，用夷制夷，畴司厥楗”，具体讲述用什么方略加强海防，同敌人抗争;最后一部分《战舰条议》的内容为“水国恃舟，犹陆恃堞，长技不师，风涛谁詟”，具体讲如何借鉴他人长处。其余部分在介绍各国情况也注意和战争相结合，如《东南洋海岸各国》的内容是，“嗟我属藩，尚堪敌忾”;《北洋俄罗斯》的内容是，“近交远攻，陆战之邻”;《外大洋弥(美)利坚》的内容是，“远交近攻，水战之援”;等等。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该书的中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精要地回答了面对西方列强，中国应采取的策略和方法，即只有向西方学习，才有可能战胜西方。《海国图志》一书本身虽然并没有得到当时朝廷的足够重视，但实际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却是一种社会共识。道光皇帝曾于二十二年六月谕令沿海各省赶造大号战船:“逆夷犯顺以来，恃其船坚炮利，横行海上，荼毒生灵，总因内地师船，小大悬殊，不能相敌。是以朕屡降谕旨，饬令将军督抚，但为陆守之计，勿与海上交锋。两载以来，迄无成效，推原其故，由于无巨舰水师与之接战，其来不可拒，而其去不能追，故一切夹攻埋伏，抄前袭后之法，皆不能用。以致沿海州县，屡经失挫，七省防边，劳师糜饷，言之愤恨!因思逆夷所恃者，中国战船不能远涉外洋与之交战，是以肆行无忌。若福建、浙江、广东等省，各能制造大号战船，多安炮位，度其力量，堪与逆夷海洋接仗。上之足歼丑类，次亦不失为尾追牵制之计，设有如定海、镇海、厦门之事，我陆兵战于前，水师战于后，该逆将无所逃命，沿海州县，庶可安堵无虞……著福建、浙江、广东各省督抚，各就本省情形，详加筹划，密为办理。前据奕山奏，广东曾捐造大船一只，颇能驾驶出洋。可见木料人工，随地皆有，急公好义，正不乏人。”[8]道光帝所关注的那只广东“大船”，已不是旧制的重复，而是仿造的西洋战船。随后，道光帝向沿海各省下发了“妥议善后防守章程”的上谕:“现在英夷就抚，准令通商，各海口仍应加意防范。从前所设水师船只，几同具文，且今昔情形不同，必须因地制宜，量为变通。所有战船大小广狭，及船上所列枪炮器械，应增应减，毋庸泥守旧制，不拘何项名色，总以制造精良，临时适用为贵。……种种善后事宜，著各就地势，悉心讲求，妥议章程具奏。将此各谕令知之。”[9]再次强调了要加强战船和兵器添置。1841年底到1842年初，英军在浙江沿海大肆进攻时，浙江巡抚刘韵珂也曾在其“十可虑”一折中说:“水战尤为该逆之所习，我欲制其死命，必筹海洋制胜之策，若仅攻之于陆路，无论现在师徒挠败，未能取胜，即使日后幸获胜仗，而该逆登舟遁去，我既无精练之水师，又无坚大之战舰，只能望洋而叹，逆焰未熄，后患难穷。”[10]广东前线的将帅奕山、祁贡、梁宝常也在会奏中说:“臣等复思，现在夷务尚未大定，然欲作经久之计，亦应为先事之谋。英逆肆行猖獗，所恃者船坚炮利……向来巡洋各项师船平日止可巡缉盗迹，不能安放重炮，驾出海洋，与夷船对敌。是防御逆夷必须另造大号战船，以冀制胜。”他们表示，仿造夷式所造大号战船业已竣工，而且坚实好用。同时，已经购备三份木料，正在赶造三只，打算照此式再制造夷式大号战船三四十号，如此方能与夷人对抗。[11]
事实上，从战争开始，前线官兵就已经积极购置、改造、仿制西人的战船和兵器。林则徐到广州赴任就开始整顿海防，曾购置二百门西洋大炮置于虎门，并亲自到镇海参与研究改造炮船。自道光二十一年始，广东的将帅们利用英军骚扰江浙之际，发动群众，加紧购置、赶造船炮，加强海防。广东海关监督文丰曾先后督促洋商购买米利坚、吕宋等国夷船各一只。在籍刑部郎中潘仕成仿造夷船，造成大号战船一只;绅士潘仕荣雇觅夷匠制造火轮船，并派人跟随潘仕成学习制造水雷技术。广东监生丁拱辰“喜究西洋数学机械，通晓铸炮用炮之法”，并著有《演炮图说》一书。广东督抚便将丁拱辰收入军营，署督粮道西拉本与丁一道切磋讲究铸炮、用炮之法，颇有成效。[12]为了增强枪炮的威力，他们在添加大炮的重量的同时，仿造夷人，制造空心炮子，还仿造“夷式”改进炮架。在林则徐的支持下，镇海炮局仿制和改造西洋兵器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广东也掀起了购买、仿制、改造西洋兵器的热潮。以广东和福建为先，全国上下，努力学习西洋兵器制造技术，积极以西洋兵器装备军队，试图改变固有的军力孱弱的状况。
从“天朝大国”“夷夏之辨”到“师夷长技”，从“兴中学退西人”到“既资其力，又师其能”，是面对列强入侵提出的救国强国的方略，是一种挨打后的被动选择。不难想象，这一思想观念的巨大转变经历了怎样的痛苦过程。
中国的“夷夏”观念，古已有之，随着封建王朝的发展壮大，“华夏”胜于“四夷”的优越感愈加强烈。北宋经学家石介曾写过一篇《中国论》，宣称:“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13]对这一心态，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就曾这样描述过:“因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已成十足的愚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之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明是值得夸耀的。”[14]曾谒见过乾隆皇帝的英人斯当东也说:“中国方面的传统的排外偏见和它的长期闭关自守是成正比例的，而且目前丝毫没有任何改变。这种偏见不仅表现在中国人的行为当中，而且由于他们对自己文化的高度优越感，这种狭隘的观念已形成为一种思想体系”。[15]当西人的鸦片在中国泛滥，西方列强手持洋枪洋炮对中国虎视眈眈之际，钦差大臣林则徐在给英王的信中还是这样说:“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该国夷商，欲图长久贸易，必当懔遵宪典，将鸦片永断来源，切勿以身试法。王其诘奸除慝，以保乂尔有邦，益昭恭顺之忱，共享太平之福。”[16]与异邦比较而言，我们一直保持着特别的优越感，在这种优越感中，有的只是对异邦和异域文化的鄙夷和不屑。《尽忠报国全粤义民申谕英夷告示》中曾这样告诫英国:“尔不过贪利而来，有何知识?尔之贪利，犹畜生之贪食，不知法度，不知礼义，……何知忠孝节义?何知礼义廉耻?尔虽有羽毛大呢，非我湖丝，焉能织造?虽有花边鬼头，非我纹银白铅，焉能铸成?其余各物，皆学我天朝法度。天朝茶叶大黄各样药材，皆尔狗邦养命之物，我天朝若不发给，尔等性命何在?”[17]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承认夷人的优胜，将“师夷长技”作为制敌方略，大家是很难接受的。林则徐在广东领导抗英的得力助手梁廷枏，熟悉夷情，写过《海国四记》，应该对西方科技和文化有较深入的了解，但也不能接受“师夷长技”的主张，他说:“今天下非无讲求胜夷之法也，不曰以夷攻夷，即曰师夷长技，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礼孰甚?……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18]他认为学习西法是“失礼”之举，原因在于，“彼之火炮，始自明初。大率因中国地雷飞炮之旧而推广之。夹板舟亦郑和所图而予之者。即其算学所称东来之借根法，亦得诸中国”。这样的论调，显然是“西学中源”说的重复，也是“天朝大国”优越心理的一种具体表现。
与梁廷枏一样，大理寺少卿金应麟也认同西方先进科技是“中国之绪余”，但他却认为这是“师夷长技”的理论依据。道光二十二年(1842)，他在奏请道光帝谕令沿海各省仿造夷船的奏折中，论证了“师夷”的合理性:“窃维逆夷猖獗，皆由水兵巽懦无人，以致失事。伏思该夷所恃者舟，前岁粤东由咪购得一舟，拆而观视之，木质坚硬，用牛皮裹包五层，加以铜皮铁皮，又各抱五六层，其厚约有尺余，方到木质，是以炮子虽巨，难于击碎。而桅木极坚，顶容多人，可以施炮，颇能及远，以此人多畏之。臣以为此乃中国之绪余耳，昔隋之攻陈，制为拍竿，高五十尺，敌舟近之，无不立碎，夷人特稍变其法。而牛革蒙船，亦参用艨艟之法，无足异也。”[19]同样是认为西方的这些先进技术“乃中国之绪余”，但他认为“师夷”同“礼失求诸野”是完全相通的。失去礼的“夏”向得到礼的“夷”学习，只是夷夏之间在文化上的互通和互变。既保持了华夏的尊严，又提出了“师夷”的合理性，这在思想上为“师夷长技”扫清了障碍。
魏源当然明白夷夏之间的尊卑界限，对于天朝之尊也感同身受，他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背后的文化观念是否发生了一些变化?他沿袭祖先的“夷夏之辨”的思路，但进行了重新界定:“夫蛮狄羌夷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民，未知王化者言之。故曰先王之待夷狄，如禽兽然，以不治治之，非谓本国而外，凡有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且天下之门有三矣，有禽门焉，有人门焉，有圣门焉。由于情欲者，入自禽门者也;由于礼仪者，入自人门者也;由于独知者，入自圣门者也。诚知夫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今古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20]在魏源这里，夷夏的定义并非地域上的“正中”和“四野”，而是文化上的文明教化程度。在这一意义上，夏夷并无尊卑之别，因此，向西人学习并不存在“失礼”之虞。因此，我们看到，在《海国图志》一书中，魏源虽然怀抱深厚的民族情感，对外敌的入侵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但他完全抛弃了夷夏尊卑观念，如实介绍了西方国家的各个方面的情况，对于优于我们的社会民主制度、军事发展等情况从不讳言。正是这样的客观态度，《海国图志》第一次全方位地多角度地介绍世界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的概貌;第一次从“开眼看世界”的高度，将一个崭新的、充满生气与进取精神的外部世界展现于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天朝上国”幻境及昏睡状态下的国人面前，使识者无不顿出一身冷汗而闻鸡起舞，卧薪尝胆。《海国图志》向国人展示的真实世界图景，使人们真实地看到“天朝”和西方国家的差异和差距。那么，“师夷长技”作为救国图强的方法和策略，从文化观念上是说得通的，从实际操作上来说是可行的，从现实局势来说也是紧迫的。
继《海国图志》之后，徐继畲《瀛环志略》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在福建刻成。该书分10卷，分装6册，总分图共44幅，图文并茂，互为印证，详述海外各国之疆域、种族、人口，沿革、制度、物产、生活、风俗、宗教、盛衰等内容。此外，该书还特别介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叙述华盛顿领导美国人民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同时，他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与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大同社会”的精神是一致的，对草创这一制度的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赞叹有加:“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21]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更加彻底地突破了根深蒂固的天朝意识和华夷观念，将中国定位于世界的一隅。他不再以“夷”来指称外国，而以“瀛环”一词表明了中国与世界的共存关系，表明了他的“万国”平等意识，显示了长短互补、和平共存现代国际关系意识。
无论如何，“师夷长技”是一种新的思路，也是一种新的姿态，它提供了观察和审视西方科技和文化的新视野。在这样的视野中，华夏不是地域中心这一事实很容易被接受，中国文化也不再被看作世界的文化中心，西方文化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唯我独尊的文化意识逐渐被理性的思考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