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通中西:孙中山的新政体模型及革命思想渊源
第三节 融通中西:孙中山的新政体模型及革命思想渊源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的政治变革运动，最终以失败作结。近代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起共和而终帝制”，终于推翻了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专制统治，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新篇章，为中国人民摆脱封建统治迈向民主作出了伟大贡献。孙中山所受的教育主要在海外和香港完成，但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并未因此有丝毫的减弱，他所构建的政体模型也并非完全照搬西方，而是中西文化融通的产物。孙中山一直在致力于向世界吸收先进的政治思想，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直言不讳地宣称:“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32]但在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时，他同样有选择地对中外文化进行比较和会通。例如，他把民族、民权、民生主义等同于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他认为美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林肯所主张的“民有、民治、民享，就是本大总统所提倡的三民主义”;[33]他甚至断言“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夫苏维埃主义者，即孔子之所谓大同也”。[34]孙中山一方面把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主主义思想学说放到世界文化中去比较去思考;另一方面又着重指出，“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35]孙中山把自己的思想渊源归结为三个方面，即传统、西方和实践。诚如他所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36]其政治思想资源中，西方文化资源显而易见，但传统文化资源成分其实并不稀缺。
孙中山称“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他所领导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之始就刊登了“中国民族主义开国之始祖、世界第一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和“世界第一平等博爱主义大家”墨翟的画像。以古代圣贤为旗帜，孙中山为革命的合理性找到理论依据，以此为革命正名。正如孙中山所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
对自己的政治理想的传统思想资源，孙中山在《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中有过一些说明:“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我国民之论古者，莫不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试观僻地荒村，举无有浴政清虏之恶德，而消灭此观念者，彼等皆自治之民也。敬尊长所以判曲直，置乡兵所以御盗贼，其他一切共通之利害，皆人民自议之而自理之，是非现今所谓共和之民者耶?”在孙中山看来，中国自古就有自治制度和“自治之民”，远在三代就已实行“共和”的政体，所在现在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并不全是舶来品，而只是对传统的承续。
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实现形式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而孙中山却提倡“五权宪法”，除了他对西方政治体制的深入认识之外，传统文化的影响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在《自传》中提到:“予游欧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如选举之弊，决不可无以究之，而中国相传考试之制，纠察之制，实有其精义，足以济欧美政治法律之穷，故主张以考试、纠察二权与立法、司法、行政之权并立，为五权宪法。”在《三民主义》中，他还专门指出考试权和监察(前文为纠察，意同)权的重要:“中国古时举行考试和监察的独立制度，也有很好的成绩。像满清的御使，唐朝的谏议大夫，都是很好的监察制度……至于历代举行考试，拔取真才，更是中国几千年的特色……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37]“五权分立”，便是孙中山熔铸古今，融通中西，兼收中西文化之长综合而成的新政治体制。
孙中山把三民主义的最后归宿归结到“大同世界”，并把它看作“人类进化之目的”。他对“大同世界”的理解，也源于孔子的“大同”思想。孙中山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38]《论语·季氏》载:“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39]孔子相信，有封国、封地的人，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平均，注意安定。因为平均就不觉得贫穷，和睦就不觉得人少，安定就没有什么危险。孔子所说“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其中的“均平”是财产分配，要达到好的结局，一定要使各方处于“和”的状态，这样才能消弭动荡的根源，可见，“均平”是“和”的基础，也是“和”的原则，以“均平”治国便是以“和”治国。“大同”的“同”，郑玄注《礼记·礼运》曰:“同，犹和也，平也。”郑玄以“和”“平”释“同”，孔子的“大同”社会，正是人类之间“和”的理想状态，即孔子所说的“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在孙中山看来，无论是民生主义，还是民权主义，均和大同主义有相通之处。他曾说，民生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40]他认为，“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那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41]“我人所抱之宗旨，不过平其不平，使不平者底于平而已矣”。[42]“倘进化前途无所障碍，只有进而无退，则世界大同，可指日而待。”[43]在《民权主义第一讲》中，孙中山说:“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44]因而他从“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出发，力排少数人垄断政治之弊害，高举平等的旗帜，揭露批判欧美代议制度之弊端，认为“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平等二字已成口头空话”。[45]因此，他坚决反对完全仿效欧美，指出“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46]1924年，他甚至明确宣布“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表示坚决抛弃西方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以图建立“代表全体平民利益”的政府。他认为在中国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即可由“小康”而至“大同”。
传统的大同思想，虽然反映了被剥削被压迫者的美好愿望，但毕竟是小生产者的乌托邦，因而不论古代的思想家把大同世界描绘得怎样美好动人，却从没有人找到通往大同的路径。孙中山虽然因袭了大同主义的思想，但并未把它当作一种乌托邦的幻想，而是把大同思想与他的三民主义相结合，想通过对其三民主义的实现，最终建立一个使“愚者明之，弱者强之，苦者乐之”，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大同”社会。
在此思想基础上，孙中山提出了明确的实现大同社会理想的方法，如“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等种种政治主张。“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为救济工人，“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为“农民得享人生应有之乐”，国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此外如养老之制、育儿之制、周恤废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辅而行之性质者，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47]这给古老的大同思想注入了崭新的时代内容。
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派高举“革命”旗帜，认为对于日渐没落的清廷和衰朽的封建制度，很难看到前途和希望，“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48]明确表示和平改变是不行的，只有采取暴力手段。虽然“革命”之事，屡见于国外政权更替之时，但对于中国文化来说，也并不陌生。
《周易》中有“革”卦，卦形为离下兑上，离为火、兑为泽，泽内有水。水在上而下浇，火在下而上升。火旺水干，水大火熄，二者相生亦相克，必然出现变革。又如两女同处，相争不可解，必须进行变革。[49]在《周易》里，还对革卦进行了这样的说明:“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里说明的是，变革是宇宙的变化规律，天地变化乃有四季，人类也应当顺应这个变化规律。因此，商汤、周武对暴君夏桀、殷纣所采取的革命行动，是顺应天道人心的。
清末革命派所言的“革命”，虽与西方政权更替运动的历史意义有关，也借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要义。对“革命”的涵义和正义性集中进行阐释且产生巨大影响的，当数邹容的《革命军》，该书对革命进行过解释:“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50]在这样以横扫一切的激情进行慷慨激昂的陈词中，在陈述革命的合理性时，仍不忘表示革命是“天演之公例”，是“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样的传统思想。
正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革命和传统的革新思想古今呼应，革命的合理性、革命的必要性得到更多人的理解，革命观念日渐深入人心，以至到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思想几乎为国人所共知。其在思想精神上对国人的巨大影响，不单与革命党人的宣传有关，应该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续的革新思想也有着密切关联。
【注释】
[1]郑观应:《盛世危言初刻自序》，载《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晚清至民国卷上编)》(张勇主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2]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一，台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9、61—63、129页。
[3]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8页。
[4]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6、257、339、342页。
[5]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页。
[6]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84、488、489页。
[7]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4、295页。
[8]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203)，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48页。
[9]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202)，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27页。
[10]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228)，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14页。
[11]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202)，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13—15、23、24页。
[12]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203)，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19、22页。
[13]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3卷)，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版。
[14]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9页。
[15]谭嗣同:《报贝元徵》，载《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8页。
[16]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8页。
[17]侯外庐曾就谭嗣同此说发表评论:“按此说，西人是夏，我反为夷，变法所以仿效‘西人之夏’变‘中人之夷’，以复古为名，而公然在内容上倡用夏变夷之说。”见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778页。
[18]康有为:《万木草堂遗稿》(卷3)，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9—20页。
[19]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
[20]正因为《新学伪经考》的内容有悖传统观念，故大清统治者于1894年下诏禁毁该书。
[21]陆宝千:《民国初年康有为之孔教运动》，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辑)，1983年6月。
[22]谭嗣同:《仁学——谭嗣同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3]谭嗣同:《仁学——谭嗣同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46页。
[24]谭嗣同:《仁学——谭嗣同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
[25]谭嗣同:《仁学——谭嗣同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
[26]谭嗣同:《仁学——谭嗣同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7、79页。
[27]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载《戊戌变法》(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94页。
[28]康有为用“三世”来描述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据乱世”，指人类还处于野蛮状态，各国武力纷争不断，为了巩固国家秩序，权力高度集中于君主。“升平世”，指世界分为进入文明的地区和还处于野蛮状态的区域，各国实现武装和平的状态，在国家内部民众有参与政治的机会，君主权力得到限制，君主立宪得以实现。“太平世”，指全世界都高度文明化，各国之间实现完全和平，各国内部的君主权力本身也被否定而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度，最后连国家政权本身也消失，进而达到“大同”世界。康有为认为，中国二千年来一直处于“据乱世”，通过维新变法实行君主立宪，始由“据乱世”进入“升平世”，再继续往前发展，才进入理想的“大同世”。康有为此说源于《春秋公羊传》所言“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但在内容上有许多改造。
[29]萧公权著，汪祖荣译:《康有为思想研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30]昌切:《清末民初的思想主脉》，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
[31]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67页。
[32]孙中山:《民报发刊词》，载《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3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
[34]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5页。
[35]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1页。
[36]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1集)，上海: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915、916页。
[37]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载《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8]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6页。
[39]李方校:《论语》，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
[40]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4页。
[41]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6页。
[42]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9页。
[4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5页。
[44]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2页。
[45]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7、328页。
[46]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8页。
[47]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1页。
[48]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3页。
[49]《周易大传·革》:“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50]邹容:《革命军》，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