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国魂与文化民族主义
第三节 国粹、国魂与文化民族主义
国粹派倡言保存国学，发扬国粹，从一开始，就有意针对“醉心欧化”、甘为“学奴”的社会风尚，希望能抵制这些不良习气。黄节在《国粹学报序》中就批评:“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奴于外族之专制固奴，奴于东西之学说，亦何得而非奴也。”他批评那些醉心欧化的人，“举一事革一弊，至于风俗习惯之各不相侔者，靡不惟东西之学说是依”。他甚至对由倾慕泰西转而倾慕日本的人士断言:“亡吾国学者，不在泰西而在日本乎!”[51]强烈的文化忧患意识发自肺腑，大有不吐不快之感。章太炎也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所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52]
因此，在国粹派的许多学人看来，“保存国粹”的意义显然超过了保存传统文化本身，“存学”总是和“爱国”“保种”联系在一起。国粹是否得到传承，不只是文化的问题，而是将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存亡。“灭其种族必灭其国学而后可”，“学亡则国亡，国亡则亡族”。[53]这也是国粹派如此热心地积极宣扬传统文化重要性的原因，换言之，满腔的爱国热情才是国粹派学人的真正动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粹就同民族精神联系在了一起。正如邓实所说“一国之立必有其所以自立之精神，以为一国之粹，精神不灭，则国亦不灭”。[54]许守微所说“国粹者，一国精神之所寄也，其为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之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55]也有学人以“国魂”指代民族精神，那么，国粹就成了国魂的载体了。高旭说:“国魂果何所寄?曰寄于国学。故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56]许之衡也说:“夫国学即国魂所在，保存国学诚为最重要之事矣。”[57]国粹派诗人金一撰《国民新灵魂》一文，以诗意的语言，形象地表述了“借国粹铸国魂”之意:“中国魂兮归来乎?归来兮，此旧魂也，于是上九天下九渊，旁求泰东西国民之粹，囊之以归，化分吾旧质而更铸吾新质。吾使孔子司炉、墨子司炭、老子司机，风后力牧执大革，运气以鼓之，而黄帝视其成。彩烟直上，纠蟠空际，天花下降，白鹤飞来，而国民乃昭然期如苏，呆然其如隔世，一跃而起，率黄族以与他种战。国旗翻翻，黄龙飞舞，石破天惊，云垂海立，则新灵魂出现而中国强矣。”[58]孔子、墨子、老子、黄帝共同参与，燃炉烧铸“新灵魂”，想象虽然奇特，但细心者一读即知作者深意:要塑造新的“中国魂”，只能借助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融合中外文化精粹，方是正道。
国粹派将国粹和国魂等同看待，虽然有夸大文化作用的倾向，但其重要性在于，他们毕竟看到了文化危机与民族危机的一致性，从而揭示出了在民族救亡过程中，可以借助复兴中国文化这一重要途径，而且他们以此自任也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勇气、担当和崇高的历史使命感。他们以国粹为国魂之载体，试图以文化的途径为挽救民族尽到一己之责，其间自然表现出鲜明的文化民族主义倾向。
首先，是关于中国的人种问题。20世纪初，国运衰祚，民生凋敝，中国文化的弱势已成为事实，但一些人受西方人种论影响，将其归咎于中国人种的低劣，以为西方白色人种天然优于有色人种，“黄种已随红种、黑种而去势”。因此，中国除了变种易俗之外，一切自强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此种论调瓦解民族自信力，显然是十分有害的，志士仁人于是力斥“白优黄劣”论之谬。章太炎说，人类乃进化的产物，“民生之初，东海、西海侗愚相若也”[59]。天演日进，民智日开，故就各国文明而言，人种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其“血轮大小，独巨于禽兽，头颅角度，独高于生番野人，此文明之国种族所同也”。具体说，东西隔绝，因有黄白之异，但欧西与华夏，无非“皆为有德慧术知之氓”。邓实也指出，中西民族同为地球之智种，没有理由因中国文化一时衰弊便将之归结为“其脑角之高低、心包络之通塞有以致之”，即判定中国人种不如人。[60]他们将中国文化衰弊的根本原因，正确地归结到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本身。在这方面，梁启超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加以论证，尤具说服力。
日俄战争的结局令时人鼓舞，日胜俄败，此一事实雄辩地证明，不单证明了立宪胜于专制，而且令“白优黄劣”论不攻自破。不过，其时影响更大的是法人拉克伯里的著作《中国太古文明西元论》(1888年出版)，它力证中国民族来自巴比伦，即所谓“中国人种西来”说。后来的新中国考古学者已充分证明此说纯属无稽之谈，中国文化完全是由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独立创造的。但当时有不少人都接受此种观点，且乐此不疲。学者蒋观云就著有《中国人种考》一书力申其说。究其失误的主要原因，盖源于文化民族主义的心理:中国人种既与西人同出巴比伦，且远征东方有如此的伟业，自可进一步破白黄优劣之说。所以蒋观云说:“讲明吾种之渊源，以团结吾同胞之气谊，使不敢自惭其祖宗，而陷于其种族于劣败之列焉。其于种族保存，与夫种族进化，有取于是焉必巨矣。”[61]志士仁人用心良苦，于此可见一斑。
其次，是关于中国的地理环境。20世纪初，西方传入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风行一时，人们也常常以此去解说中国文化的衰弊。应当说，从地理条件去说明具体文化的发展自有其合理性，但将之夸大为决定性的因素却是不科学的。一些人对比中西方地理环境的差异，断言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国文化天生不如西方。例如，有人说，人类最早诞生地在中亚地区，后来分东西两支各自前进。西进的一支进入地中海地区，衍成“民政之国”和海洋性文明;东进的一支进入中国平原大陆，衍成“专制之国”和内陆性文明。[62]人们反驳此种谬说有两种思路:一是引证事实，借重逻辑推理。如壮夫指出，美国不是平原国吗?但它却是当今公认的最先进的国家，可见，平原国非不能强，文明的创造全在人类自己，用不着怨天尤人。二是巧换概念，变消极命题为积极命题。由“地理环境决定”论解说中国文化落后，引出的是一个消极的命题:既然是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文化的落后，而它本是不易改变的，那么中国的落后便成为先天注定和难以摆脱的命运安排了。邓实另辟蹊径，重作解说:正因为地理、人种条件的差异，中西各自形成了主“静”与主“动”不同的两大类区域性文化，因此，除非能全然改变中国的地理与人种，西方文化是不可能替代中国文化的。中国文化有独立的价值，也不可能灭亡。[63]邓实从“地理环境决定”论中引出的就是一个令人感奋的积极命题了。两种思路不同，但论者着意振奋民族自信心的取向却是共同的。
再次，是关于中国的语言文字问题。语言文字无疑是维系一个民族和传衍其文化的最重要的纽带。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贬抑中国文化，也包括贬抑中国的语言文字。他们说中国人有“缺乏严密性、易于误解和乐于自我封闭三大特性”，而这又与其落后的语言结构有关。后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出力的古德诺也认为，“笨拙的中国语言束缚了中国人的思想”。一些醉心欧化者鹦鹉学舌，竟然主张取消中国语言文字，改行国际语。[64]这种观点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章太炎在1908年《国粹学报》第41、42期上发表了题为《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公开表示反对意见。他们认为，汉语汉字不仅是中国文明的结晶，而且是沟通国人情感、维系民族精神的纽带，因而是极可宝贵的国粹。在当今世界，通过灭人文字以灭人国，是欧美列强“灭国之新法”，更何况俄国与日本正分别在东北、台湾强行推广俄语与日语，在此种情势下中国怎能自废文字作茧自缚呢!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但人们又不仅仅从爱国的角度出发，强调汉语汉文为国粹，而且还指出中国文字并不像吴稚晖等人所说已丧失了生命力，它起源最古，迄今绵延数千年未尝中辍，为世罕见。其独具精神和“未尝障碍文明”是无须证明的。“东西文字，各有短长”，国人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其中田北湖从语言结构上分析，以为中国文字较西方文字更富有表现力。他说:“言其体制，则连法者不若独立;言其义意，则其拼母者不若形声之蘖生，况运用词句，变动位置，无中土之神妙简易。”[65]
总之，国粹派仁人志士们以为从人种特质、地理条件、语言文字等构成民族最基本的要素看，中国人绝无自卑的理由。当时“中国民族当自尊”的呼声日高，说明国人民族自信心在不断增强。
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另一重要内容，是主张提倡民族精神，高扬爱国主义，以加强民族的凝聚力。在18世纪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思潮中，莫泽尔发表《论德意志民族精神》一文，最早提出了“民族精神”的概念。他认为德意志人民只有在这一民族精神的激励下，才可能万众一心，去实现民族统一和重新恢复其光荣与强大。该文引起了轰动，民族精神问题从此为国人所关注。随着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传入中国，民族精神问题也成了国人关注的热点问题。1904年《江苏》就发表了长文《民族精神论》。作者指出，一个民族的兴衰最终取决于其精神的强弱，西方各国所以强盛是因为自18世纪以来它们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关于民族精神，时人又称国魂、民族魂或民族特质、国民特性等。[66]但何谓民族精神，却缺乏明确的界说。不过从《浙江潮》上发表的著名的《国魂篇》赞美“冒险魂”“武士魂”“平民魂”以及“爱国心”“统一力”来看，时人所说民族精神大致包括这样的内涵:团结爱国的精神，变革进取的精神，民主自由的精神，尚武的精神，其中最重要的核心精神是爱国主义。故“铸国魂”“爱祖国”“祖国主义”的呼声，风靡一时，成了时代的最强音。《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发刊词写道:“是则吾人之主义，可大书特书曰:爱国主义。”
怎样才能形成民族精神或陶铸国魂以高扬爱国主义?人们的认识相当一致，那就是借重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民族精神论》一文说:“民族精神滥觞于何点乎?曰其历史哉，其历史哉。”章太炎认为，一些醉心欧化的人所以少爱国心，端在于中国历史无知，“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67]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视历史与文化为最可宝贵的国粹和民族的根，并强调研究国学，保存国粹，“爱国以学”。时章太炎在东京，生活十分困苦，但讲学不辍，“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68]其对国粹的重视程度和所寄予的期望，可见一斑。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化不断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其地位与整个民族一样日渐式微，文化民族主义崛起反对醉心欧化，志在维护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加强国人自信力。从“保教”到“存学”，反映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文化民族主义崛起的基本态势是艰难的“抗争”。辛亥后尤其是欧战前后，此种态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欧战的惨绝人寰，集中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以至于欧人自己也在反省，发出“西方的没落”的叹息。国人久将西方文明视作可登民于衽席的模范文明，欧战的震骇，使此种神圣感幻灭了。加之这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被介绍到了中国，罗素、杜威等西方学者相继来华讲了一些赞扬中国文化的话，这些都使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倍受鼓舞。人们抚今思昔，不仅自信心大为增强，而且要求重新为中国文化定位，显示出变被动为主动的发展态势。1920年梁启超考察战后欧洲后回国，发表演讲，谓此行的最大收获就是将原本对中国文化悲观的情绪，一扫而光，变消极为积极。
此期文化民族主义更为自信的一种表现在于，人们强调中国文化是独立创造的，中国文化的自创性问题第一次被响亮地提了出来。梁启超表示，埃及、小亚细亚、希腊、印度、中国为世界文明的五大发源地，但前四者彼此间有交往，其文明“自己的实兼有外来的”。唯中国因山海阻隔，与前四者并无交通，其文明全然为独创的。陈嘉异讲得更明确，他说:“吾族建国华夏，实为绝早，纵令西来，亦远在有史以前。而有史以后之文化，则固自伏羲神农黄帝以来，列祖列宗所披荆斩棘积铢累寸而手创，决非受任何外族之影响而始生者，则实一不可诬之事实也。”[69]明乎此，就当相信中国文化之对西方文化，“已足成对峙之二元而有余”。此种见解的可贵不仅在于它已被新中国的考古学所证明是正确的，更重要的是，它表现了当时中国人真正坚实的民族自信心。[70]
虽然在章太炎等国粹派学人的影响下，文化民族主义重新抬头，民众对于中国文化的自信心大大增强，但是，文化民族主义所包含的虚骄心理也由此突出地显现出来。人们津津乐道西方文明是粗俗的物质文明，中国文明则属高雅的精神文明。中国的物质文明虽不如西方，但精神文明却胜过西方。而国粹派也有意无意地长期自我麻醉于这一思想，锋芒渐少，思想渐趋中庸和保守。《政艺通报》和《国粹学报》创办之初，均重视思想性和启发性，重视国学理论的思考和建设，邓实的《国学通论》《国学今论》《古学复兴论》《国学无用辩》《论经学有关国政》，黄节的《国学保存主义》、许之衡的《论国粹无阻于欧化》等文章均在这一阶段面世。但在后期，“存学”成了重点。1907年1月，第24期《国粹学报》发布了一篇《报告》，称“本会学报发行已满二载，其宗旨在于发明微学，阐扬幽光，于转移学风，保存国粹，不无小补”。《报告》宣布，从明年起，“由华辞而趋重朴学，由议论而渐归实际”。从重思想的锋芒到重学术的实证，方向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在第62期《国粹学报》中刊登的用稿标准，也可说明问题。“力避浮华，而趋于朴学，使文有质，博而皆要，非关于学术源流，有资考古者不录。”用稿已变为纯学术标准了。第63期又刊登《更定例目》启事，改“社说”为“通论”，政篇、史篇、学篇分别改为经篇、史篇、子篇，文篇保留。经、史、子、集是中国传统图书分类方法，此一例目更定，更体现出“存古”的价值倾向，而“爱国、保种”之意趋于消失。《国粹学报》停刊之后，改名《古学汇刊》另行出版，更是纯“古学”刊物。正是由于这种巨大的变化和差异，章太炎曾直言批评:“国粹学报社者，本以存亡继绝为宗，然笃守旧说，弗能使光辉日新，则览者不无思倦，略有学术者，自谓已知之矣，其思想卓异，不循故常者，又不克使之就范，此盖吾党所深忧也。”[71]章氏的批评，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他是充分肯定国粹派早期弘扬文化民族主义的功绩。
【注释】
[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8页。
[2]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
[3]黄节:《游学生与国学》，载《新民丛报》第26号，1903年2月26日。
[4]邓实:《国学保存论》，载《政艺通报》第3年第3号，1904年3月31日。
[5]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1页。
[6]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载《蔡元培文集》(卷3)(高平叔主编)，台北:锦绣出版社，1995年版，第483页。
[7]《新潮》月刊由受到胡适思想影响的青年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创办，1919年1月创刊，胡适担任该刊顾问。
[8]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载《新潮》第1卷第5号，台北:东方文化书局影印，第737页。
[9]傅斯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附识》，载《新潮》第1卷第5号，台北:东方文化书局影印，第744页。
[10]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
[11]蔡元培:《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载《蔡元培文集》(卷3)(高平叔主编)，台北:锦绣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
[12]胡适:《发刊宣言》，载《国学季刊》第1卷，第7页。
[13]胡适:《发刊宣言》，载《国学季刊》第1卷，第16页。
[14]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
[15]魏源:《圣武记》(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88页。
[16]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88、247页。
[17]钱玄同:《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载《钱玄同文集》(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
[18]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载《胡适演讲录》(杜春和等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
[19]胡适:《再谈整理国故》，载《胡适演讲录》(杜春和等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页。
[20]章太炎:《致吴承仕函》，载《吴承仕藏章炳麟论学集》(启功等整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7页。
[21]1902年7月《译书汇编》第5期上所刊登的佚名文章《日本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之消长》:“日本有两派，一为国粹主义，国粹主义者谓保存己国固有之精神，不肯与他国强同，如就国家而论，必言天皇万世一系;就社会而论，必言和服倭屋不可废，男女不可平权等类。一为欧化主义，欧化云者，谓文明创自欧洲，欲己国进于文明，必先去其国界，纯然以欧洲为师。极端之论，至谓人种之强，必与欧洲互相通种，至于制度文物等类无论矣。”较早向国人介绍了日本的“国粹主义”。
[22]黄节:《国粹学社发起辞》，载《政艺通报》，1904年第1号。
[23]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6册。早在1898年底，梁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曾在《清议报叙例》中将“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列为该刊宗旨之一。“亚粹”之语，与后来的“国粹”之说，在构词方法上完全类似，意义上也有一定关联。《清议报叙例》，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
[2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8页。
[25]邓实辑:《政艺丛书(光绪壬寅二十八年)》(政学文编卷5)，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
[26]黄节:《国粹保存主义》，载《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
[27]周作人:《周作人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5页。
[28]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9]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04页。
[30]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五)》，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390页。
[31]反:《国粹之处分》，载《新世纪》第44期。
[32]许地山:《国粹与国学》，台北:水牛出版社，1987年版。
[33]马叙伦:《名屋余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
[34]郑师渠:《思潮与学派》，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页。
[35]邓实:《国粹学报第三周年祝典叙》，载《国粹学报》第4年(戊申，1908)第1号第38期。
[36]章太炎:《印度人之论国粹》，载《民报》第20号。
[37]章太炎:《演说录》，载《民报》，1906年第6期。
[38]章太炎:《再与人论国学书》，载《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2)，民国浙江图书馆写刻本。
[39]黄节:《国粹保存主义》，载《政艺丛书(光绪壬寅二十八年)》(邓实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第181页。
[40]邓实辑:《政艺丛书(光绪壬寅二十八年)》，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第123、124页。
[41]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7期。
[42]虽然马叙伦《名屋余渖》明确提到《国粹学报》有章太炎的加入，但《国粹学报》上的国学保存会会员名录中并未发现章氏大名，章太炎是否为国学保存会会员现只能存疑。亦有学者认为，章是国学保存会的创建者之一。
[43]章太炎:《演说录》，载《民报》，1906年第6期。
[44]章太炎:《答铁铮》，载《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1页。
[45]章太炎:《印度人之论国粹》，载《民报》第20号。
[46]胡朴安:《二十年学术与政治之关系》，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
[47]邓实:《第七年政艺通报题记》，载《政艺通报》，1908年第1期。
[48]邓实辑:《政艺丛书(光绪壬寅二十八年)》，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第123、124页。
[49]邓实辑:《政艺丛书(光绪壬寅二十八年)》，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第181页。
[50]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7期。
[51]黄节:《国粹学报序》，第1年(1905)第1期。
[52]章太炎:《演说录》，载《民报》第6期。
[53]黄节:《国粹学报序》，第1年(1905)第1期。
[54]邓实辑:《政艺丛书(光绪壬寅二十八年)》，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第123、124页。
[55]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载《国粹学报》第1年(1905)第7期。
[56]高旭:《南社启》，载《南社社友通讯录》，1911年1月。
[57]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载《国粹学报》第1年(1905)第6期。
[58]金一:《国民新灵魂》，载《江苏》，1903年第5期。
[59]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60]邓实:《鸡鸣风雨楼民书·民智》，载《政艺通报》，1904年第6期。
[61]蒋观云:《中国人种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897年版。
[62]《论中国人天演之深》，载《东方杂志》第2年第1号。
[63]《鸡鸣风雨楼独立书·学术独立》，载《政艺通报》，1903年第24期。
[64]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65]田北湖:《国定文字私议》，载《国粹学报》第4年第10期。
[66]《民族主义》，载《江苏》，1903年第7期。
[67]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6页。
[68]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95页。
[69]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84、285页。
[70]郑师渠:《思潮与学派》，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1]章太炎:《致国粹学报社书》，载《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97、4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