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承与新变

结语　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承与新变

鸦片战争以前，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完全是被动和不情愿的。清朝统治者一直沉醉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唯我独尊，一些官僚甚至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心存拒绝排斥之念。在确认西方某些科学技术(如算术和天文历法)的确长于我们之后，统治者一边不情愿地接受，一边宣扬“西学中源”，同时还祭出“夏尊夷卑”的祖训，以求统治地位的巩固。

鸦片战争前后，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巨大差距，积极向国人介绍西方文化，希望能引起国人注意。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国人在震惊之余，更是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热潮。在这一热潮中，张之洞等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变器不变道”，主观上是为了维持封建政体的伦理纲常，但客观上却站在了顽固派的对立面，为西学的传入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维新派主将谭嗣同突破了洋务派的“体用说”，他依王夫之“无其器则无其道”之说，认为“器既变”，道不得不变，提出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器”，同样也要学习西方的“道”，改变封建专制政体和伦理纲常，倡导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但维新派改革思想的根基却是传统文化思想，康有为等人提出孔子“托古改制”说，以孔子为“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的圣人，主张建立孔教，企图将孔子的仁爱学说与西方的民主法治融合在一起，希望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救世良方。

孙中山虽倡导西学，肯定西方民主制度，但并不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甚至认为儒家政治哲学、道德哲学超过西方。他依据《礼记》大同说，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作为革命派的最高价值取向。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将“西方”和“传统”二元对立，认为中国衰败的根源在于旧的政治体制，旧的政治体制的根源在于传统思想文化，而传统文化以孔教和儒家思想为代表。他们一致向“陈旧”的、“腐臭”的传统宣战，甚至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但就在“新文化运动”风生水起之时，学衡派提出了“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理念。他们认为孔子与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世界文化伟人一样，其“学说为全世界已往文化中最精粹之一部也”，“值得全世界受过科学洗礼的人去崇拜”。对于学习西方文化和建设新文化，他们认为应该先真正了解西方文化，才能够学习西方文化;建设新文化，必须建立在旧文化的基础上，而不是“弃旧图新”或“破旧立新”。

“新文化运动”崇尚的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对于传统学术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内容来说，中国传统的“通人之学”，自此变成了“社会科学”;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自此成为“分科之学”。从方法上来说，理性思辨代替了直觉体悟，进化论代替了循环论，革命和新变代替了因循守旧，科学实证代替了主观判断，逻辑分析代替了经验推论。中国学术，自此加快了“西方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虽然“新文化运动”动摇了中国文化的根基，加快了中国“西化”的进程，也开启了“建设新文化”大幕，本论题也止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但是，中学和西学的纠结并未因此戛然而止。“五四”之后，中学和西学这一对矛盾事物仍然相生并存，对于中国学人来说，思考和探索这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二者关系的平衡中谋求中国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也一直思想界和学术界的重要课题。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马一浮、贺麟等“现代新儒家”(另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海外新儒家”)，80年代的“文化热”，90年代的“国学热”，无不说明关于中西文化的思考和探索，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

反思，应该以历史为基础。在经历了“文化热”和“国学热”之后的21世纪，以今天为原点，回顾这一段历史，在如何谋求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进步的问题上，或许对我们有些新的启发。

首先，要打破封闭，拆除文化交流的壁垒。中国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人们的文化心理也表现出雍容稳定的自我满足状态。在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的历史时期，这种满足心态更容易滋生和膨胀。这种自我满足的心理，也必然会派生出崇旧排他的思想，以致在文化心态上出现“崇古”倾向，言必称先贤圣人，而对新生事物、外来事物不够敏感，竭力排斥。这一点，在明清之际西方文化大量传入时，表现得尤为充分。徐光启等主张学习西方科技文化，响应者寥寥;相反，排斥的呼声却喧嚣极盛，他们鄙视西洋器物，认为它们不过是“奇技淫巧”，是“欲举吾儒性命之权”的“妖孽”。面对西方传教士所绘世界地图，众口辟之为“妄诞”，因为它不符合中国“居天下之中”的固有观念。清政府在见到西洋火器之初，坚持“骑射乃满洲之本”，要求“凡兵勇者须有宁拙毋巧，宁故毋新之意”。在这样封闭保守的思想环境中，中国与西方之间科技文化交流的桥梁悄然中断，中国科技停滞了走向近代发展的步伐，中国文化失去了融合世界文化、取长补短，走向世界的历史机遇。

其次，要客观理性，积极参与文化交流和融合。世界文明并非是某一个国家民族作用的结果，而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创造的。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各方面具体条件的不同，在世界中所起的作用各不同，但这只是作用大小的问题，而不是有无的问题。各民族的文化应是平等的，需要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而不应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夏尊夷卑”的思想，给了我们民族的自豪感和自尊心，但是，它却让我们失去了理性对待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良好心态。任何一个国家，作为人类世界组成的一个部分，都不是孤立的，其存在与发展，不能不对别的国家有所影响，同时也不能不受到其他国家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曾经给世界文明以重大贡献;当代西方许多国家的中国文化热，也表明中国传统文化至今仍在发挥作用。我们的文化并未因为给世界带来益处而有损自身的发展，同样，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也并未因为中国的学习而有任何的损失。因此，充分发挥自己民族文化的特点，充分参与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对人类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才是自身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不二法门。也只有这样，世界文明的发展，才会有可靠的保证。文化上的闭关自守，就意味着失去发展和前进的动力，最终一定会走向落后和衰亡。

再次，要虚怀若谷，在学习中发展和完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西方文化的差异是巨大的:“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1]对于这种文化差异，不能武断地肯定一方而否定另外一方，它们应该在相互的交流和融合中，互补长短，以完善自身文化的不足。正是这样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产生文化发展和进步的新动力。坚持“崇古”思想，以古为尊，或以西洋文化为上，唯洋人马首是瞻，都是狭隘的文化奴才心态。前者已为历史所证明，后者也已为多数有识之士所竭力批判。

最后，要正视历史，坚持中国文化本位。中国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是中国人民的智慧的结晶。在中国文化的身上，承载着凝聚和激励中华人民重要力量的民族精神。一个民族陷入任何困境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民族精神支柱，精神上无所依托。所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也不单纯是个文化问题，而是一个关系民族命运发展的问题。许多历史事实证明，一个国家走上民族振兴，走向现代化，无不是从弘扬民族精神做起。一味否定传统文化，或者全盘西化，民族精神也会随之消亡。因此，要正视民族历史，正视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看到其中的所蕴藏的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文化的发展，要建立在本民族文化本位的基础之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传承和守旧，没有拓新的动力和空间。任何文化的发展和前进，应建立在旧有的文化基础之上，这就是中国文化本位，是中国文化进一步发展的根基。在世界文化体系的参照下，通过与世界文化的不断交流和融合，不断地学习和反省，中国传统文化一定能吐故纳新、保持活力，成为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佼佼者。

【注释】

[1]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