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中源说”与清代的尚古思想倾向

第三节　“西学中源说”与清代的尚古思想倾向

西方文化的传入，不仅从思想根本上动摇了封建统治者统治的合理性，而且残酷地打击了统治者“天朝大国”“君临万邦”的自大心态。而“西学中源说”从理论上很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从清朝的康熙皇帝开始，统治者就乐于肯定和宣扬“西学源出中国说”，使“中西两法权衡归一，垂范亿年”，^[43]从思想上维护了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权威。

康熙虽然要求臣下固守根本，“非泛骛于器数之末，为支离无本之学”，^[44]但其毕竟对西学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深知西方数学、历法和其他方面的科技的先进之处，故而只是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以“西学源出中国说”作为舆论工具，以减轻西方文化的传入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冲击和瓦解。“康熙历狱”也在很大程度上警示在华的西方人士:在中国毫无顾忌地宣传西洋历法和西方文化，是存在政治隐患的，鼓吹“中国文明西来说”更是不合时宜的。对于中国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来说，“康熙历狱”不只是一种警示，而是统治者表达的一种明确态度，不可轻易冒犯。因此，自清初起，就再也看不到像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与西人合作译书、高调向大众(包括统治者)宣传西方文化的人和事了。取而代之的，着力点在于如何找到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共通性，以证实“西学源出中国说”的合理性。其后的乾隆对西学的了解有限，而又有“西学源出中国说”的思想支撑，则对西学更为不屑。他直斥西学为“异学”，西器“淫巧”，甚至还一度禁止将西方器物作为贡品。^[45]嘉庆皇帝，“不识西士，不爱西学，不喜西艺”，他于嘉庆十七年(1812)放逐了钦天监西士，四年后更是公开明确表示西器之弊，要求官民禁绝西器:“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玩好，乃天性所禀，非骄情虚饰……至于钟表，不过为考察时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废其晓起晚息之恒业乎?尚有自鸣钟等物，更如粪土矣!当知此意，勿令外夷巧取，渐希淳朴之俗。”^[46]

与对西学的抵制和排斥形成鲜明对比，清朝统治者从建国之初开始，就一直致力于汉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从顺治到康熙，再到雍正、乾隆、嘉庆，他们无不崇尚中国古典文明，并倡导知识分子研究中国固有文明，从心态上多少表现出以中国固有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抗衡的倾向和意识。

满人入关之初，摄政王多尔衮就积极而颇富远见地争取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和投效，沿袭明朝大部分的制度和惯例，通过科举考试和荐举，结纳、网罗汉族知识分子，从中选择了一大批颇富学识的人担任清朝的官员。多尔衮本人并不通晓中国文化和文字，但他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好感，无疑深深地影响了清朝的第一个皇帝顺治。顺治是一个年轻、好学而又明智的君主，在他开始执掌朝政时很难看懂向他呈递的汉文奏折，由此他深感自己对汉文的无知所带来的障碍。于是他以极大的决心和毅力攻读汉文，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他就能用汉文读写。接替顺治统治中国的康熙，虽然对西方文化表示过赞赏，并力图加以吸收，但他更是不遗余力地进行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在满汉关系仍然相当紧张的清朝早期，康熙便礼贤下士，特开博学鸿词科以招揽众多有能力的汉族学者与清政府合作，共同振兴传统文化。对于那些对新政权持抗拒态度的汉族学者，康熙设法缓和他们的反抗情绪，支持他们从事他们所喜爱的明史编修工作。在康熙时代，传统文化开始复兴，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如《古今图书集成》《朱子全书》的刊行，《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大型图书的编撰和出版。雍正与其父皇康熙相比，对中国固有文明尤其是儒家文化更为崇拜。即位之初，便追封孔子的五世先人，并真正把孔子当作老师来看待，在中国帝王中第一个向孔子行跪拜礼。他认为，孔子以仁义道德启迪万世之人心，以三纲五常教人安守本分，这不仅可以使社会风俗端淳，于民有益，而且也大有益于帝王。因此，应当对孔子的学说大加弘扬。他继承了康熙的文化政策，以程朱理学为儒学正宗，以科举考试笼络汉族知识分子，试图以儒释道三家思想来抵抗西方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清朝统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提倡，到了乾隆时代达到顶峰。乾隆不仅毕生致力于文学事业，以他的名义发表的诗词总数超过四万二千首，而且，也像他祖父康熙那样，致力于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的复兴。正是在他的文化政策影响下，顾炎武、阎若璩等人倡导的，十七世纪开始形成的“汉学运动”至乾隆、嘉庆时期达到高峰，史称“乾嘉之学”。

从多尔衮的沿袭科举选士制度网罗文士始，到乾嘉时期汉学的兴盛，中国传统文化在清代历史上焕发出新的活力。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清初满人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统治根基未稳，清朝的统治者忙于集中精力对付抗清的武装力量，而对一般汉族知识分子则采取比较缓和的措施，并不过于计较他们的讥清意识，甚至通过特设博学鸿词科的办法网罗汉族知识分子。康熙末年和雍正、乾隆时代，清朝在全国的统治已基本上巩固，经济也获得了恢复，武装的反抗力量已基本上被镇压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没有必要继续向那些不合作甚至敌视满族政权的汉族知识分子作和平的姿态，而是采取了一种强硬措施，钳制言论，压制排满思想，于是先后造成一批较有影响的文字狱案。如康熙时的《明史》案、《南山集》案，雍正时期的吕留良案等等，动辄都有几百人冤死。乾隆时代，虽然没有大规模的文字狱，但文网之严密，罗织之苛细，则是康熙、雍正时期所未有的，使知识分子动辄得咎，无所适从，人人自危，时时处处惶恐不安。与此同时，统治者又积极组织知识分子参与大规模的文化整理活动，如康熙年间编撰的“清代第一大书”《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均为卷帙浩繁之作，工作量极大，参加人数众多，历时达数年甚至十数年。正是统治者的组织和倡导，形成了孕育乾嘉汉学的文化环境。一方面是动辄得咎，另一方面是大力提倡，知识分子“于世无患，于人无争”，一头钻进故纸堆，诠释古训，究索名物，“乾嘉之风”自然形成了。

在对“乾嘉汉学”兴盛的原因进行探讨时，许多学者都比较强调清朝统治者的文化高压政策。认为清代文网罗织、文字狱不断，使读书人不得不选择逃避现实，终日躲在故纸堆里，才导致“乾嘉之风”的兴盛。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自顺治帝开始，历代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推崇，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大力弘扬，这就使得传统文化的价值得到发现，“古学”得到空前的重视。这应当是“乾嘉汉学”兴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这样说，对传统文化的推崇，才是“乾嘉之风”形成的内驱力。

对传统文化的推崇和汉学的兴盛，自然形成了尚古之风。以读经谈经为主业，以博古名高，考据之风日浓，文人日渐远离国家世事。即使是科学技术发展方面，也深受影响。中国的历法起源很早，曾取得过辉煌成就。因年代久远，加上西方历法的传入，古代算学著作多有亡佚。但清代汉学家因治经的需要，对古代天文算学古籍的收集和整理就十分重视。据考证，明清之际古代算学名著流传极少，康熙朝辑成《古今图书集成》，所收集到的有关算学古籍仅有《周髀算经》等4种共16卷。而至《四库全书》编纂时，参与人员戴震、李潢、庄存与、陈际新等人皆是通晓数学的学者，所收集算学古籍数量大为增加，共达25种，共207卷，其中包括唐以前算书10部、宋元算书3部、明代4部。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辑校算学古籍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算学的研究，也不是算学或历法的发展进步，而是在于经学考据。戴震因辑校古算经被认为是倡明绝学的功臣，但他就声称算学和小学均是经学的工具而已，他说:“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书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47]而真正从事算学和历法的学者，是得不到任何的尊重的。对算学古籍收集、整理和研究，更是加剧了人们对古代算学的推崇。乾隆时期学者孔继涵在《算经十书序》中说:“胥不能稍出《九章》范围焉，呜呼!九数之作非圣人之作，非圣人孰能为这哉?”^[48]同朝江藩虽能认识到西方天算学的成就，认为“欧罗巴利玛窦、罗雅谷、阳玛诺诸人入中国，而算法始备，历学始明”，^[49]但仍坚持古代算学的优越，坚持“西学中源说”:“夫句(勾)股，《九章》之一也。以御方圆之数，历象用以割圆、八线等术，皆出于句(勾)股。”^[50]黄宗羲也说“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王夫之说“盖西夷之可取者，唯远近测法一术，其他皆教剽窃中国之绪余”，皆是明言“西学中源”。阮元更是直言:“学者苟能综二千年来相传之步算之书，一一取而研究之，则知吾中土之法之精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彼不读古书，谬言西法胜于中法，是盖但知西法而已，安知所谓古法哉?”^[51]

尚古之风与“西学中源说”互相呼应，使中国传统文化在清代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因清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传统文化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不经意间，经世致用的实用思想和创造的科学精神，都悄无声息地消失殆尽。而且，中国关闭了吸纳外来文化的大门，西学进入中国的通途就此阻塞。就在我们认为西方科技是“暗伤王化”的“奇巧淫技”、醉心于乾嘉汉学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西方的工业革命的萌芽已悄然萌发，从此，中国和西方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上的差距日渐加大。而对这种差距的深切认识，则是在西方侵略者的洋枪大炮打破国门之后。

【注释】

[1]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25)，子部杂家类存目，《四库全书》本。

[2]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25)，子部杂家类存目，《四库全书》本。

[3]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6、67页。

[4]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几何原本杂议》，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

[5]阮元:《畴人传·徐光启》，上海:玑衡堂石印，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版。

[6]《四库全书总目》(卷134)《天学初函》提要:“初，西洋人利玛窦入中国，士大夫喜其博辩，翕然趋附，而之藻与徐光启信之尤笃。其书多二人所传录，因裒为此集。书凡十九种，分理、器二编。《理编》九种:曰《西学凡》一卷，曰《畸人十论》二卷，曰《交友论》一卷，曰《二十五言》一卷，曰《天主实义》二卷，曰《辨学遗牍》一卷，曰《七克》七卷，曰《灵言蠡勺》二卷，曰《职方外纪》五卷。《器编》十种:曰《泰西水法》六卷，曰《浑盖通宪图说》二卷，曰《几何原本》六卷，曰《表度说》一卷，曰《天问略》一卷，曰《简平仪说》一卷，曰《同文算指前编》二卷。《通编》八卷:曰《圜容较义》一卷，曰《测量法义》一卷、《测量异同》一卷、《勾股义》一卷。其《理编》之《职方外纪》，实非言理，盖以无类可归而缀之于末。《器编》之《测量异同》，实自为卷帙，而目录不列，盖附于《测量法义》也。”

[7]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06)，子部天文算法类，《四库全书》本。

[8]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25)，子部杂家类存目，《四库全书》本。

[9]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34)，《四库全书》本。

[10]“老子化胡说”，谓老子出关西入印度教化佛陀，或化身为佛之说。此说滥觞于东汉，最早见于《后汉书·襄楷传》和《魏志》卷30所引《魏略·西戎传》。前者载老子入夷狄而为浮屠，此为“作佛说”;后者说老子出西关、过西域，至天竺教胡，浮屠为其弟子，此为“化佛说”。此外，亦有尹喜作佛说的记载。自有“老子化胡说”以来，其一直是佛道相争的主要论题。

[11]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载《鲒埼亭集》(卷11)，清同治十一年刻本。

[12]方以智:《浮山文集后编》(卷2)，载《清史资料》(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13]王锡阐:《历策》，载《畴人传》(阮元)，上海:玑衡堂石印，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版。

[14]玄烨敕编:《数理精蕴》(上编卷1)《周髀经解》，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8页。

[15]梅文鼎:《雨坐山窗》，载《绩学堂诗抄》(卷四)。

[16]梅文鼎:《上孝感相国》，载《绩学堂诗抄》(卷4)。

[17]梅文鼎:《历学疑问补》(卷1)，载《梅氏从书辑要》(卷49)，清乾隆年承学堂刊本。

[18]梅文鼎:《赤水遗珍》，载《梅氏丛书辑要》，1874年刻本。

[19]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07)，《四库全书》本。

[20](英)德·摩根著，李善兰、伟烈亚力译:《代数学》，上海:墨海书馆，1859年刻本。

[21]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卷507)《畴人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

[22]梅文鼎:《历学疑问补》(卷1)，载《梅氏丛书辑要》(卷49)，清乾隆年承学堂刊本。

[23]梅珏成:《操缦卮言》，载《梅氏丛书辑要》(卷62)，清乾隆年承学堂刊本。

[24]张廷玉等:《明史·历法》，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25]阮元:《畴人传·汤若望》，上海:玑衡堂石印，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版。

[26]阮元:《续畴人传·序》，上海:玑衡堂石印，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版。

[27]阮元:《自鸣钟说》，载《揅经室三集》(卷3)，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

[28]毛祥麟:《墨余录》(卷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9]邹伯奇:《学计一得》(卷下)，《邹微君遗书》本。

[30]关于这一问题，李兆华《简评“西学源于中法”说》(《自然辩证法通讯》1985年第6期)、江晓原《试论清代“西学中源”说》(《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年第2期)、李迪《“西学中原说”的恶果》(《自然杂志》1990年第11期)等文章有过一些讨论，多认为清初遗民学者黄宗羲、王夫之和方以智等人始倡此说。

[31]利玛窦:《上大明皇帝贡献土物奏》，载《利玛窦中文著译集》(朱维铮主编)，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283页。

[32]利玛窦:《述文赠幼博程子》，载《利玛窦中文著译集》(朱维铮主编)，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5页。

[33]帝，或上帝，战国以前专指天帝，主宰天地宇宙的神，是华夏文化多神论中的最高神。《字汇》:“帝，上帝，天之神也。”

[34]利玛窦:《天主实义》，载《利玛窦中文著译集》(朱维铮主编)，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6页。

[35]玄烨敕编《数理精蕴·周髀经解》载，“汤若望、南怀仁、安多、闵明我(按:皆为明末清初在华西方传教士)，相继治理历法，间明数学，而度数之理渐加详备，然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传”。可为佐证。玄烨敕编:《数理精蕴》，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8页。

[36]李之藻:《天主实义重刻序》，载《利玛窦中文著译集》(朱维铮主编)，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136页。

[37]王扬宗:《明末清初“西学中源”说新考》，载《科史薪传》(刘钝、韩琦等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1—83页。

[38]徐宗译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25页。

[39]李祖白:《天学传概》，载《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第2册)(吴相湘主编)，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1058页。

[40]杨光先:《与许青屿侍御书》，载《不得已(附二种)》，合肥: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14页。

[41]阮元:《畴人传·凡例》，上海:玑衡堂石印，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版。

[42]阮元:《畴人传·汤若望》，上海:玑衡堂石印，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版。

[43]纪昀等编:《四库全书总目》(卷106)，天文算法类一。

[44]纪昀等编:《圣祖仁皇帝圣谕》(卷5)，载《十朝圣训》(康熙朝)。

[45]昭连:《啸亭续录》(卷2)，扫叶山房石印，1901年版。

[46]《清仁宗实录》(卷329)，清嘉庆二十一年七月(1816)。

[47]段玉裁:《戴东原集序》，载《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48]孔继涵:《算经十书序》，清光绪十六年刻本。

[49]江藩撰、漆永祥整理:《江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页。

[50]江藩撰、漆永祥整理:《江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

[51]阮元:《畴人传·利玛窦》，上海:玑衡堂石印，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