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热潮的兴起和衰微
第三节 “整理国故”热潮的兴起和衰微
无论是蔡元培校长提出的“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还是胡适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或者是《新潮》社和《国故》社关于“国故”的论争，都一再强化以胡适为代表的“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思想，“整理国故”终在北大渐成潮流，成为一种流行的学术口号。
胡适宣传他的“整理国故”思想，不仅限于北大。1921年7月底，胡适应东南大学和南京高等师范暑假学校之邀，以“研究国故的方法”为题，做了一次题为“研究国故的方法”的专题演讲。1922年10月，胡又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做了同样题目的演讲。两次演讲的记录均在事后发表于《时事新报》《东方杂志》等报刊。1923年，胡适还应清华校毕业生之邀，为他们拟了一份《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帮助青年学生学习国学知识。
宣传这一思想的，当然不只胡适一人。时在清华学校任教的梁启超对此同样不遗余力，他不仅在任教的清华学校宣传整理国故思想，而且还于1923年1月应邀赴南京东南大学国学研究所，做了《治国学的两条大路》的讲演，演讲内容后刊载于同月23日《时事新报》。在胡适开出《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进行了批评，他也开出了题为《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的一份书目，内容和胡却大有不同。两位文化名人的关于“最低国学书目”的论争，其中虽包含着二人不同的学术见解，但实际情况是，这一论争引起了人们对于“国学”的更浓厚兴趣。[35]
就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北大国学门迅速得以组建，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1920年7月8日，北大评议会通过了《研究所简章》，宣布拟成立国学研究所。10月，作为筹建前奏，《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整理国学计划书》率先推出。1922年1月17日，国学门宣告正式成立。2月11日，北大评议会又通过了《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全体委员名单》，蔡元培以校长兼任研究所所长和委员长，成员有教务长顾孟余、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分别，国文系主任马裕藻、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哲学系主任胡适，以及国文系教授钱玄同、周作人等。同时，胡适还兼任国学门机构刊物《国学季刊》编辑部主任。1923年初，《国学季刊》正式发行，胡适作为编辑部主任，亲撰《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此篇《发刊宣言》刊载于《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受到了广泛关注。《北大日刊》连载三天，翌年又全文收入《胡适文存》出版。国学门同仁也经常利用报纸、杂志和书籍等媒介宣传国学知识，发布和国学研究有关的信息。除了北大的《国学季刊》和《国学门周刊》等，北京出版的《晨报副镌》《京报》副刊，和上海出版的《东方杂志》，都经常刊载国学门的活动。
正是由于胡适为代表的国学门同仁的努力，整理国故的主张由北京大学国中心，辐射到全国各地，逐渐形成了全国性的学术高潮。
受到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在“整理国故”口号感召和北大国学门的示范下，国学机构、团体以及国学刊物、书籍的剧增。以大学为例，1922年之后，各地高校普遍设立了国学研究机构和团体，如下表所示:
而且，这些国学研究机构和团体大多有自己的学术刊物，用以宣传思想，展示成果，达到与社会交流的目的。据学者统计，主要学术刊物如下表:[36]
在20世纪20年代，以大学的专门国学研究机构和相关国学刊物为核心，吸引了众多学者投身其中，使得“整理国故”成为了一种学术热潮。据统计，20世纪20至40年代，学者撰写的有关国学论著和刊物，数量极大，总数在百种以上。[37]其内容包括个人国学论著，国学研究论文集，国学入门参考书，普及国学知识的“国学丛书”等。国学刊物为“整理国故”的成果提供了十分广阔的发表阵地，成果大量涌现。据王重民编《国学论文索引》统计，截至1928年7月，与国学研究相关的报纸杂志共计出版八十二种，先后发表国学论文有三千多篇。
或许时人的言论可也为这一热潮作一佐证。吴文祺曾在1924年这样说:“一二年来，整理国故的呼声，可算上甚嚣尘上了，……近来报章杂志上也常常登载著关于整理国故的论文……”。[38]陈源于1927年曾描述说:“国立大学拿‘整理国故’做入学试题，副刊杂志看国故文字为最时髦的题目。结果是线装书的价钱，十年以来，涨了二三倍。”[39]整理国故成为社会热门，买线装书和读线装书也成了时尚，竟致线装书涨价达到二三倍之多，足见整理国故的热潮在高潮时达到何种热度。
就像梁启超在分析清代学术思潮“衰落期”的特色时曾说:“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浚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此衰落期无可逃避之运命。”历史总在不断地经历着相似的轮回，整理国故在经历了全国性的热潮之后，于1930年前后终有所衰退。
实际上，从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开始，就不断有些质疑。胡适提倡“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并推崇“无形之中都暗合科学的方法”的清代汉学家的考据方法，其中不足也是显而易见，遭人诟病也在所难免。朱自清当时就指出:“胡适之先生虽是不以为然，风气还是一直推移下去。这种新国学运动的方向，我想可以胡先生的‘历史癖与考据癖’一语括之。”[40]1923年，孙德谦在《评今之治国学者》中说:“夫国学而仅以考据当之，陋孰甚焉。”[41]1925年，柳诒徵也在一次讲演中提到:“考据的方法，是一种极好的治学方法。不过学者所应留心的，就是须慎防畸形的发达，不要专在一方面或一局部用功，而忽略了全部。所以一方面能留意历史的全体，一方面更能用考据方法来治历史，那便是最好的了。”[42]20年代末，梁启超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指出:“最近几年来时髦的史学，一般所注重的是别择资料。这是自刘知几以来的普通现象，入清而甚盛，至今仍不衰。发现前人的错误而去校正他，自然是很好的工作。但其流弊乃专在琐碎的地方努力，专向可疑的史料注重，忘了还有许多许多的真史料不去整理。”他还批评说:“一般作小的考证和钩沉、辑佚、考古，就是避难就易，想侥幸成名，我认为是病的形态。真想治中国史，应该大刀阔斧，跟着从前大史家的作法，专心做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发展的希望。我从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不免看重了史料的搜辑和别择，以致有许多人跟着往捷径去。我很忏悔。现在讲《广中国历史研究法》，非凡注重大规模的做史，就是想拯救已弊的风气之意。”[43]
伴随着整理国故热潮的不断发展，考据史学的流弊也愈益显露。面对“以考订破坏为学，而讥博约者为粗疏”的状况，一些学者更是互相呼应，对此进行大规模的反思。如熊十力就说:“考据之科，其操术本尚客观。今所谓科学方法者行之。然仅限于文献或故事等等之探讨，则不足以成科学。”[44]他还表示，“我深信读经之难，不仅在名物训诂。训诂弄清了，还不配说懂得经。这是我殷勤郑重向时贤申明的苦心”。[45]陈啸江也说:“所谓史料，若就其性质而言，与供给其他科学实验或研究的材料，毫无二致。所以，把史料学认作史学本身的人，与把实验室里陈列的材料认做科学，是同样可笑的。”[46]
又如，围绕大学国文系课程设置一事，北平图书馆《读书》月刊曾经于1932年发表文章提出批评:“近今学术上之考据之风大盛，即研究文学艺术者，亦惟以训诂历史相尚，而于文艺本身之价值反不甚注重。各大学国文系课程，往往文字训诂为重;其关于文学史之课程，内容亦多考证文人之生卒，诗文之目录，及其文法章句名物故事之类，而于文学批评与美术之品鉴忽焉。”[47]闻一多也明确表示，“训诂学不是诗”。[48]朱自清认为考据是“诗人的劲敌”，其特长是“把美人变成了骷髅”。无疑，这些批评都是针对当时“北平的学术界布满着‘非考证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而发。
1935年底，吕思勉也评论说:“考据之学，有其利亦有其蔽;实事求是，其利也。眼光局促，思想拘滞，其蔽也。学问固贵证实，亦须重理想。”他同时还具体分析说:“凡研究学术，不循他人之途辙，变更方向自有发明，为上乘。此时势所造，非可强求。循时会之所趋，联接多数事实，发明精确定理者，为中乘。若仅以普通眼光，搜集普通材料，求得普通结论者，则下乘矣。此恒人所能也。”由此出发，他进一步反思:“近日之学风，颇视此等下乘工作为上乘，误会研究学问不过如此，则误矣!章太炎氏二十年前演讲，曾谓:中国学术坏于考据，拘泥事实，心思太不空灵，学术进步受其阻碍。此说，予当时不甚谓然。今日思之，确有至理。一切学问，有证据者未必尽是;无证据者，未必尽非。非无证据，乃其证据猝不可得耳。此等处，心思要灵，眼光要远，方能辨别是非，开拓境界。”[49]
虽然胡适本人并未一味强调整理国故就是考据，但是考据在“整理国故”的口号下重新成为主流学术方法却是不争的事实。考据是一种比较符合科学观念的学术方法，但是，学术方法并不是仅此一种，如果提起整理国故或说起“科学的方法”，就认为是考据，显然是偏颇的。这样的学术风气遭到批评自是情理之中。钱穆也在其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近人言治学方法者，率盛推清代汉学，以为条理证据，有合于今世科学之精神，其说是矣;然汉学家方法，亦惟用之训诂考释则当耳。学问之事，不尽于训诂考释，则所谓汉学方法者，亦惟治学之一端，不足以竟学问之全体也。”[50]似正是针对胡适所宣传的“科学的方法”及其所带来的弊端。
至20世纪30年代后期，“整理国故”的口号不仅失却了往日的风光，而且一再受到学术界的抨击。1941年底，应钱穆之邀，蒙思明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做了题为《史学方法在史学上的地位》的演讲。在演讲中，他也严厉批评了数十年来“学者们高谈整理国故，专崇技术工作;使人除考据外不敢谈史学”的状况，并强调目前中国史学界“需要有目的的考据，更精密的考据学，具特识的考据家。否则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鸿愿，永远是一个鸿愿而已”。[51]同时，朱谦之、常乃德、雷海宗等人也对考据史方法整理国故的流弊严加批判。朱谦之就曾说:“中国七七抗战以前的史学界，无疑乎均受兰克和瑟诺博司等考据学派的影响，所以竟有人主张‘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竟有人主张‘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缺边、掉底、折把、残嘴……’，历史似乎只有辨别古籍古物的真伪就完了。”他认为:“现代中国史学界的最大病痛，正是‘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考古耳’，误以为史学只是考古，所以读史只要蛮记史迹，而不能‘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历史学当然只好是史料学了。”[52]
常乃德也澄清说:“考证的历史所努力的不过是发现史料，然而史料只是史料，决非即事实本身，也非即历史的全部。史料不过是原始事实留存到现在的片断化石，如同原人所残存的骨骼头颅一样，不能即认为足以代表原始事实的全部。史料是死的，原始事实是活动的，所以无论所得史料如何丰富，决不能从史料的排比上就能看出原始事实的真相。”他还分辨道:“大家误以为考证史料就算尽了史学的能事，所以越把工夫用到这一方面去，殊不知历史考订的工夫无论做得怎样深，充其量不过是对于史料的搜集鉴别上有点功劳，只能叫作史术，还不够称为史学。”[53]雷海宗也观察到:“多年来中国学术界有意无意间受了实验主义的影响，把许多问题看得太机械、太简单。以史学为例:一般认繁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为历史的人，根本可以不论;即或是知道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的学者，也往往以为事实搜集得相当多之后，这道理自然就能看得出来，实际恐怕绝不如此。”而在他看来，“历史的了解是了解整个人格与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并非专由乱纸堆中所能找出的一种知识”。况且，“中国的乱纸堆，二千年来堆得太高，若必要把许多毫无价值的问题都考证清楚，然后再从事综合了解的工作，恐怕是到人类消灭时也不能完成的一种企图”。因此，他疾声呼吁道:“有心的人，为何不抖去由堆满败简残篇的斗室中所沾的灰夹尘，来到海阔天空的世界大吸一口新鲜的空气!”[54]至此，曾风靡一时的号称“科学的方法”的考据学，已经不再适应时势的需要，人们试图从细致繁琐的考据中解脱出来，找寻更多的学术通途。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预示着“整理国故”运动的日渐衰微。
胡适本人引领着这场全国性的国故整理运动的开展，对其中的是是非非自是心知肚明。他一方面为整理国故热潮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欣喜，另一方面，也为其中的问题感到担忧。对于许多年轻学人，在整理国故热潮中并有掌握真正的研究方法，却存在“卫道”“觅宝”的落后思想深感忧虑。他在北大国学门的聚会上表过了他的担心，[55]并于1928年撰写《治学的方法与材料》，呼吁年轻人如果不能明了整理国故的意义和方法，应“及早回头”，多学点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技术。[56]对于风头正劲的整理国故热潮，胡适的文章是一剂清醒剂，再加上许多知名学者的批评，“国故”“国学”等学术名称都得到一些清理和反思，“整理国故”运动日渐衰微，整理国故热潮渐趋平静。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整理国故的热潮本身虽已成为历史，但它对于学术发展史来说，意义仍然是深远的。无论是在学术思想体系，还是在学术方法上，它都彻底地改变了历史，使中国学术传统迈开了走向现代学术的步伐，建立了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西方现代学术体系。20世纪20年代初，在“整理国故”热潮刚刚兴起之时，曹聚仁曾这样描述:“即以‘整理国故’一事而论:北京大学之国学研究所，以‘国学’为旗帜;无锡之国学专修馆，亦以‘国学’为帜;上海同善社之国学专修馆，亦以‘国学’为帜:三者虽同标一帜，其实三者并不能并立……北京国学研究所之‘国学’，赛先生之‘国学’也;无锡之国学专修馆，冬烘先生之‘国学’也;上海之国学专修馆，神怪先生之‘国学’也。”[57]但是，到了20年代中后期，曹聚仁就发现了变化:“国故一经整理，则分家之势即成。他日由整理国入而组成哲学、教育学、人生哲学、政治学、文学、经济学、史学、自然科学……必自成一系统而与所谓‘国故’者完全脱离。”[58]也就是说，传统的四部之学，在整理国故思潮中，逐渐分崩离析，进而变成了以西方学术分类想想为主导的新的学科体系。这一转变，影响有多么巨大和深远，对于如曹聚仁等当时的学者，可能还不能完全预料，但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可以清楚地看到，20世纪20年代整理国故热潮中所建立的现代学术体系和学术思想，在此后的近百年学术史中的重要奠基作用。
【注释】
[1]熊十力:《答邓子琴》，载《十力语要》，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11页。
[2]张百熙等:《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载《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舒新城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207页。
[3]冯桂芬:《采西学议》，载《校邠庐抗议》(卷2)，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4]陈虬:《治平通义》，载《陈虬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郑观应:《考试》，载《盛世危言》，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6]康有为自述其在长兴学舍的教学内容，所设“学目”是义理、经世、考据、辞章四种。据梁启超后来的回忆则为义理、考据、经世、文字四“学科”。其中义理之学包括孔学、佛学、周秦诸子学、宋明学、泰西哲学;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经世之学包括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得失、政治实应用学、群学;而文字之学则有中国辞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见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5页。
[7]张鹏一:《刘古愚年谱》，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89年版。
[8]蔡元培:《学堂教科论》，载《蔡元培全集》(第1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149页。
[9]宋恕:《代拟瑞安演说会章程》(1902年12月)，载《宋恕集》(上册)(胡珠生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50—355页。
[10]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原刊《国粹学报》第1年(约1905年)第1期，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03—528页。
[11]柳诒徵:《汉学与宋学》，载《国学研究会演讲录》(第1集)(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国学研究会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84—90页。
[12]朱自清:《部颁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商榷》，载《朱自清全集》(第2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13]梁启超:《新史学》，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页。
[14]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四部概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版，第2页。
[15]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四部概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版，第26—39页。
[16]当然，对诸子学的认识，也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以今天的视角看来，钱穆将佛教内容看成诸子学之一，也无不妥。
[17]杜定友:《校雠新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59页。
[18]吕思勉:《经子解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页。
[19]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四部概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版，第39—48页。
[20]钱穆:《国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页。
[21]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载《胡适文选》，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7年版。
[22]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载《胡适文选》，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7年版。
[23]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载《新潮》第1卷第5号。
[24]傅斯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附识》，载《新潮》第1卷第5号。
[25]张煊:《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载《国故》第3期。
[26]毛子水:《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载《新潮》第2卷第1号。
[27]蔡元培:《北大月刊发刊词》，载《蔡元培文集(卷3)》(高平叔主编)，台北:锦绣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版，第483页。
[28]朱希祖:《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载《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蒋大椿编)，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71页。
[29]毛子水:《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载《新潮》第2卷第1号，第48—55页。
[30]胡适:《论国故学》，载《胡适文存》(第1集第2卷)，台北:远东图书，1990年版，第216页。
[31]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载《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
[32]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载《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
[33]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载《胡适文存》(第1集第2卷)，台北:远东图书，1990年版。
[34]胡适:《论国故学》，载《胡适文存》(第1集第2卷)，台北:远东图书，1990年版。
[35]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和《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载《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适)，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27—175页。
[36]卢毅:《论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高涨》，载《新亚论丛》(香港)，2005年第1期。
[37]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综合性图书》，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36—150页。
[38]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载《国故学讨论集》(上册)(许啸天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第30页。
[39]陈源:《西滢跋语》，载《现代评论》第5卷第119期，1927年3月19日。
[40]朱自清:《那里走·我们的路》，载《朱自清全集》(第4卷)(朱乔森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0页。
[41]孙德谦:《评今之治国学者》，载《学衡》第23期，1923年11月。
[42]柳诒徵:《历史之知识》，载《柳诒徵史学论文集》(柳曾符、柳定生选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
[4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载《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34—336页。
[44]熊十力:《读经示要》，载《返本开新——熊十力文选》(高瑞泉编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页。
[45]熊十力:《读经示要与某报》，载《返本开新——熊十力文选》(高瑞泉编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247页。
[46]陈啸江:《建立史学为独立的法则的科学新议》，载《现代史学》第2卷第4期，1935年10月。
[47]凡:《书评:清华文史周刊专号》，载《国立北平图书馆读书月刊》第1卷第9号，1932年6月。
[48]闻一多:《匡斋尺牍》，载《闻一多全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56页。
[49]吕思勉:《丛书与类书》，载《论学集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页。
[50]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44页。
[51]蒙思明:《考据在史学上的地位》，载《责善》第2卷第18期，1941年12月1日。
[52]朱谦之:《考今》，载《现代史学》第5卷第1期，1942年6月。
[53]常乃德:《历史与历史学观念的改造》，载《常燕生先生遗集》(第1卷)，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225、234、235页。
[54]雷海宗:《历史警觉性的时限》，载《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温儒敏、丁晓萍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106、107页。
[55]《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纪事》，载《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1号，1926年10月，第144、145页。
[56]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载《新月》第1卷第9号，1928年11月10日。
[57]曹聚仁:《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载《国故学讨论集》(上册)(许啸天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5页。
[58]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载《国故学讨论集》(上册)(许啸天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