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制洋器”“采西学”的理论依据
第三节 中体西用:“制洋器”“采西学”的理论依据
关于“中体西用”说的提出，前贤多有考索。学界一般认为，“中体西用”的公开提出在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郑观应《盛世危言》写作于19世纪80年代，出版于1894年，其《西学篇》中提出:“中学为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38]沈寿康在1896年也说道:“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39]同年，光绪帝的老师、曾任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的孙家鼐在《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提出:“中国五千年来，圣神相继，政教昌明，决不能如日本之舍己芸人，尽弃其学而学西法。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未备者，以西学辅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孙家鼐的看法，自不是个人的自说自话，从他被委派筹办京师大学堂和担任京师大学堂首任管学大臣就可以看出，这代表了清廷和众多朝廷重臣的态度倾向。然而，“中体西用”思想的出现，并不能仅以原话见诸书籍作为标志。其实，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其背后的理论思想支柱，正是“中体西用”思想。尽管，这种思想在开始出现时，并没有明确地以“中体西用”这样的方式表述出来。
对洋务运动有着深刻影响的思想家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两个旗帜鲜明的口号，即“制洋器”和“采西学”。[40]这一重要思想，不仅肯定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正确性，而且还进一步指出，光学得西方的技术仍然是不够的，还必须从理论上掌握西学的精髓。他以造船为例来说明，“能造，能修，能用，则我之利器。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则仍人之利器也。利器在人手，以之转漕，而一日可令我饥饿;以之运盐，而一日可令我食淡;以之涉江海，而一日可令我复溺……借兵雇船皆暂也，非常也。目前固无隙，固可暂也。日后岂能必无隙，固不可常也。终以自造、自修、自用之为无弊也”。[41]冯氏之所以提出“采西学”，显然是看到仅仅仿制洋器，不可能达到“复本有之强，而后可以雪从前之耻，而后完然为广运万里地球村中第一大国”的目的。这一重要思想，指引了洋务运动的改革方向。如果说，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就是这一理论思想的在现实社会中的实践，也不为过。然而，如果认为冯桂芬要完全放弃旧有的传统，以“西学”而取代之，则也曲解了冯氏的本意。
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自序》中说:“桂芬读书十年，在外涉猎于艰难情伪者三十年，间有私议，不能不参以杂家，佐以私臆，甚至羼以夷说，而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在这里他明确表示，自己的“夷说”，尽量不违反或违背“三代圣人之法”。如果说这里的说辞不够明晰，不能说明问题，他在论述“采西学”时，更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愚以为在今日又宜曰:鉴诸国。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42]他在大力呼吁“采西学”的同时，其实是说的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简言之，就是在坚持旧学的基础上，对西学进行必要的借鉴而已。
作为洋务派的思想先驱，冯桂芬从一开始就为“制洋器”“采西学”定下了理论基调。再加上中国文化中固有的夏尊夷卑观念，冯氏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思想，也连同他的“制洋器”“采西学”主张一起，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反复得到回应。
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曾撰文《筹洋刍议》，大声疾呼变法的重要性，并在文中努力证明变法的合理性。他看到，“西洋诸国，恃智力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并峙，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良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但是，他还是坚持认为，“中国之洪荒，以圣人制度文物辟之;外国之洪荒，以火轮、舟车、电报辟之”。在他看来，“自有天地以来，所以弥伦于不蔽者，道与器二者而已……中国所尚者道为重，而西方精器者为多”。因此，他提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43]薛氏此说，同冯桂芬“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之论，何其相似!
邵作舟著有《邵氏危言》，意欲启迪民智，倡导向西方学习，然而，他却认为“中国者，神灵之域，而声名文物远所从出者也，五帝三王以来四五千岁，圣贤英智之徒，继起而辈出，相与创政立教，讲述损益，穷乎天人之奥，而极于性命之微，一事一理至明且备”，“夫泰西者独器数工艺耳，奈何惊其末而遽自忘其本乎?”基于这样的看法，他希望统治者“深观祖宗立法之意，与吾所以为国者，必力持而毋变，去繁就简，本末粲然，然后择泰西之善修而用之……以中国之道，用泰西之器”。[44]“以中国之道，用泰西之器”，较简洁地概括了前人之说，其意正同后来的“中体西用”。虽然很难证实，此两者之间的是否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但从时间的先后顺序上，可以推测二者或可能有一定的思想传承关系。
另一位倡西学者王韬曾著《变法》一文，专述如何学习西人先进科学技术，变法图强。虽然他一再强调变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他却明确指出，我们向西人学习的，“皆器也，而非道也。不得谓治国平天下之本也。夫孔之道，人道也;人类不尽，其道不变。三纲五伦，生人之初已具，能尽乎人之分所当为，乃可无憾。圣贤之学，需自此基”。不仅如此，他还严词斥责在研习西法中失却古法的人:“我中国既尽用泰西之所长，以至取士授官，亦必不泥成法，盖至此时不得不变古以通今者，势也;而今则犹未也。今如有人必欲尽废古来之制作以遂其一时之纷更，言之于大廷(庭)广众之中，必以其人非丧心病狂，决不至是。”[45]他在为郑观应《盛世危言》一书所写的跋中，再次重申:“诚使孔子生于今日，其于西国舟车、枪炮、机器之制，亦必有所取焉。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儒道也，亦人道也。道不自孔子始，而道赖孔子以明。”[46]他认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47]那么，究竟如何处理研习西学和存续传统之间的关系呢?王韬的回答是:“西学西法非不可用，但当与我相辅而行之而已。《书》有之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故治民，本也;仿效西法，其末也。西国以所以讲强兵富国者，率以尚器为先。惟是用器者人也，有器而无人，器亦虚设耳。”[48]从人与器的关系出发，他认识到，治民和仿效西法，是本与末的关系。本是主导，器是从属。
继薛福成、邵作舟、王韬之后，郑观应不仅倡行洋务，而且成为明确提出“中体西用”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主张“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专门写了一篇《道器》，用道器论的观点来考察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他说:“孔氏云:‘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既曰物有本末，岂不以道为之本，器为之末乎?又曰事有始终，岂不以道开其始，而器成其终乎?”故其“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中国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来，列圣相传之达道，而孔子述之以教天下万世者也”。道为本，开其始;器为末，成其终。基于这样的理论，他指出:“道弥纶宇宙，涵盖古今，成人成物，生天生地，岂后天形器之学所可等量而观!”因此中西的差异在于:“盖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晰其精，彼得其粗;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于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49]因此，他这样理解向西方学习之事:“昔我夫子不尝曰由博返约乎?夫博者何?西人之所鹜格致诸门，如一切汽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尚皆不能无依据，器者是也。约者何?一语已足以包性命之原，通天人之故，道者是也。今西人由外而归中，正所谓由博返约，五方俱入中土，斯即同轨、同文、同伦之见端也。由是本末具，虚实备，理与数合，物与理融。屈计数百年后，其分歧之教必寝衰，而折入于孔孟之正趋;象数之学必研精，而潜通乎性命之枢纽，直可操券而卜之矣。”此以由博返约为例，阐述由器返道、由末返本之理。正基于此，他在《考试》中提出了“以西学化为中学”的大胆设想:“西法各种，西人藉以富强，已收实效，皆有程式，我步趋其后，较易见功。由西文译作中文，以西学化为中学，不及十年，中国人才无难与泰西相颉颃。”[50]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有论者认为，“无论从哲学的角度还是政治的角度看，郑观应的‘中本西末’思想都达到了那一时代的最高水平”。[51]
“中体西用”论，经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的孙家鼐在《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再次明确重申，代表了一种官方态度。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重臣，无论是为国建言，还是实践洋务，其实都是以此为言行准则。当然，“中体西用”论也自然成为洋务运动背后的理论依据。
洋务派重要代表人物张之洞，曾任清廷多种重要职务，大力推行洋务，功勋卓著。他在多种场合，表明过自己对西学的态度。戊戌年间，他写下了著名的《劝学篇》，集中阐述了他的“中体西用”思想。《劝学篇》分内外两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正合张之洞推行洋务的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张之洞认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教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52]在张之洞看来，传统的教悌忠信等为身心修养之学，不能有丝毫改变，变化的是铁路、火车等器物，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他这样总结:“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53]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论断。[54]就内涵来说，这一论断与前人所说“中体西用”类似，并无太大新意。然而，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详细阐明了为什么要以中为体，为什么要以西为用。他还将中西进行了严格区分，“中上西下”，等级森严;“中体西用”，权界分明。再加上张之洞身居高位，且身体力行推动洋务，影响自然巨大。以至于有人误认为张氏为“中体西用”说的始作俑者，也就不足为怪了。
从以上的追溯可以看出，从“采西学”“制洋器”的口号提出开始，“中体西用”思想就相伴出现，而且在不同的时间一再强调和重复，经具有洋务派主要倡导者和清廷重臣双重身份的张之洞专门撰文阐述，“中体西用”不仅成为一种被广泛接受和传播的“正确”理论，也成了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和西方科技的指导思想。在较长的历史时期，这一思想都有很大的市场，得到了从统治者、官员，到普通平民百姓的一致认同。无论是在思想方面的，还是在中西文化交流融合方面，这一思想的影响都是比较深远的。
“中体西用论”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曾起到过重大作用。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它并不是一种自洽圆融的理论学说，而是一种自相悖逆而行之有效的“以守成之势治天下”的文化应对策略。[55]这一理论也从某种程度深刻反映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转型、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最初撞击下进惧退忧、进退失据的时代特点。
【注释】
[1]姚莹:《复光律原书》，载《中复堂全集》，清同治六年安福县署刻本，第10页。
[2]朱维铮:《使臣的实录与非实录——晚清的六种使西记》，载《求索真文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页。
[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0页。
[4]林则徐:《林则徐集》，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76页。
[5]林则徐:《林则徐集》，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76—678页。
[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1)，北京:中华书局，第2页。
[7]魏源:《海国图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8]《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4)，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092页。
[9]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1)，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390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34、339—343页。
[10]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4)，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680页。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页。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98、480页。
[13]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6页。
[14]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1页。
[15](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3页。
[16]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11页。
[17]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18]梁廷枏:《夷氛闻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2页。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页。
[20]魏源:《海国图志》，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866页。
[21]徐继畲:《瀛环志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22]宝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9)，北京: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30年版，第19页。
[23]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24]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
[25]冯桂芬:《采西学议》，载《校邠庐抗议》，清光绪二十四年冯世澂刻本。
[26]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
[27]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28]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载《戊戌变法》(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0页。
[29]王之春:《清朝柔远记》，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67页。
[30]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5页。
[31]王韬:《华夷辨》，载《韬园文录外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45页。
[32]郑观应:《论公法》，载《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晚清至民国卷上编)》(张勇主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33]郭嵩焘:《复姚彦嘉》，载《郭嵩焘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200页。
[34]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3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9页。
[35]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96、102页。
[36]郑观应:《论公法》，载《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晚清至民国卷上编)》(张勇主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37]曾国藩:《复方楷》，载《曾国藩全集:书信》(九)，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7088页。
[38]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9]沈寿康:《匡时策》，载《万国公报》，1896年4月。
[40]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载《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卷)(丁守和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6—72页。
[41]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载《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卷)(丁守和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42]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载《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卷)(丁守和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43]薛福成:《筹洋刍议》，载《薛福成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4]邵作舟:《邵氏危言·纲纪》，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45]王韬:《变法(上)》，载《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卷)(丁守和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46]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2页。
[47]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9页。
[48]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页。
[49]陈炽:《〈盛世危言〉序》，载《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0页。
[50]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4页。
[51]戚其章:《从“中本西末”到“中体西用”》，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52]张之洞:《劝学篇·外篇·会通》，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53]张之洞:《劝学篇·外篇·变法》，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54]张之洞:《劝学篇·外篇·设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55]昌切:《清末民初的思想主脉》，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