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盘西化”论的提出及思想内涵
第二节 “全盘西化”论的提出及思想内涵
一提到“五四”，就不能不提到“西化”思潮。而最有影响力也最具有代表性西化口号，莫过于“全盘西化”了。虽然人们把“全盘西化”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等同看待，几乎混而谈之，但是，对于“全盘西化”论的提出和其思想内涵，还有诸多历史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虽然向西方文化学习之论并不新鲜，但直接提出“全盘西化”的观点，却迟到1929年。据有关学者考证，最早提出“全盘西化”的，是胡适为英文《中国基督教年鉴》所写的一篇《文化的冲突》。[12]胡适在文中反对保守的折中论，而主张“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和“wholesale modernization”。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社会学家潘光旦教授的注意，他也立刻在英文《中国评论周报》上发表了一篇书评，指出胡适使用的这两个词，前一个可译作“全盘西化”，后一个可译作“全力现代化”或“充分现代化”。潘教授指出，他只同意“全力现代化”的说法，不能接受“全盘西化”。
胡适是第一个直接提出“全盘西化”的人，那么，他真的主张中国要“全盘西化”吗?他的“全盘西化”的内涵又是什么?
早在1917年，胡适用英文写成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1922年上海东亚图书馆以英文刊行，1983年上海学林出版社以中文出版，书名改为《先秦名学史》)，文中就明确反对用西方新文化完全取代中国的“旧文化”。他指出，“如果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组织的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因而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实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损失”。所以，胡适认为“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该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能够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自己的文化精华联结起来”。[13]1919年，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再次表达了上述观点，指出中国哲学面对中西两种哲学的“互相接触，互相影响”，可以建立一种“中国的新哲学”，“中国若不能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那就辜负了这个好机会了”。[14]
1919年，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表明了他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的态度，即“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意思是说，要通过吸收西方近代文化，找到适合的理论与方法(输入学理)，来整理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整理国故)，创造中国民族的新文化(再造文明)。他倡导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就是西方近代科学方法和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特别是乾嘉学派考据方法相结合的产物。[15]在胡适的学术实践研究中，他也是一直坚持这样去做的。如他的《红楼梦》考证，打破了旧红学的“索隐式”解读，开启了以考证为主要方法的“新红学”。他对《西游记》《水浒传》《水经注》等作品的研究，无不体现他摒弃旧传统、采用“科学”方法的治学新路径。
事实上，就是在胡适写作《文化的冲突》一文前后，他也并没有与“全盘西化”相一致的言论，相反，却可以通过这些言论解读他在《文化的冲突》一文中所表达的“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和“wholesale modernization”的真正含义。就在他写作《文化的冲突》一文的当年(1929)，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提出，应该“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化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16]1930年，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再次说道:“无论什么文化，凡可以使我们起死回生、返老还童的，都可以充分接受。”在这两篇文章中，胡适都未说“全盘西化”，而是说要“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1933年，胡适在《建国问题引论》又指出，中国文化的出路“不完全是‘师法外国’的问题。因为我们一面参考外国的制度方法，一面也许可以从我们自己的几千年历史里得着一点有益的教训”，我们应该“集合全国的人力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和方法，一步一步地作自觉的改革”。[17]可以看出，胡适的所有相关表述，都未曾出现真正的“全盘西化”思想，他更多的，是表示要“充分地接受”“充分地采用”西方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18]这种表述，与他后来所表达的“充分世界化”，似有更多相似之处。
1935年6月，胡适写了《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对“全盘西化”进行了解释，并重新阐述了他的观点:“(全盘西化)这个名词的确不免有一点语病。这点语病是因为严格来说，‘全盘’含有百分之一百的意义，而百分之九十九还算不得‘全盘’，……至少我可以说我自己的原意并不是这样。我赞成‘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几年来‘充分’世界化的主张;我一时忘了潘光旦先生在几年前指出我用字的疏忽，所以我曾特别声明‘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不应该拘泥用百分之百的数量的解释。……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的生活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这就是我从前说过的文化的惰性。你尽管相信‘西菜较合卫生’，但事实上决不能期望人人都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意采取，事实上也不会全盘采取。你尽管说基督教比我们的道教高明的多，但事实上基督教有一两百个宗派，他们自己就互相诋毁，我们要的是哪一派?若说‘我们不妨采取其宗教的精神’，那也就不是‘全盘’了。”因此，为了避免“全盘西化”带来的误解和争论，也是为了更好地表过他自己的真实意图，胡适主动放弃“全盘西化”，而是改用“充分地世界化”的说法。[19]
真正的“全盘西化”论的代表人物是时任广东岭南大学教授的陈序经教授。陈序经的“全盘西化”主张是在他于1932年所写的《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中提出来的。该书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绪言”中，陈序经认为中国文化的出路不外三条:一是复古，二是折中，三是全盘西化。他经过比较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折中的办法既办不到，复古的途径也行不通”，“我们唯一的办法，是全盘接受西化”。他所提出的理由也有三条:一是中国文化一切不如人;二是西方文化是代表着世界文化;三是文化是一整体不能分开。[20]陈序经所主张的“全盘西化”，得到了哲学家郑昕、冯恩荣等“三五个人的同情和支持”，也产生过一些社会影响，但并没有为多数知识分子所接受，就是在西化派中也未能达成共识，其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有限的。
综合以上材料，可以看出胡适并非真正的“全盘西化”论者，他所提出的“充分世界化”(或偶尔说到的“全盘西化”)，其实质意义是相同的，即是最有效地学习或吸取西方科学文化中的精华，实现中西文化的结合，最终达到“再造”我们中华文明的目的。
既然我们认定在胡适身上，并不存在真正的“全盘西化”思想，那么为什么多数学人要把“全盘西化”论与胡适联系在一起呢?其主要原因，当然是胡适1929年所写作的《文化的冲突》一文所提到的“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和“wholesale modernization”一语。除此以外，与胡适对待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文化的态度也有一定关联。
上节已经提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对于儒家思想和孔教的强烈批判态度，胡适在这一问题的态度上与陈独秀是相同的。他们把儒学看作中国封建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身符”，认为正是儒学和孔教导致了中国的落后。因此，要谋求祖国的富强，实现自由平等，就必须推翻封建制度，也就必须反儒学、反孔教。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就引用陈独秀的话来解释何为新思潮:“(新思潮的意义是什么，)比较简单的解释要算我的朋友陈独秀先生所举出的新青年的两大罪案——其实就是新思潮的两大罪案——一是拥护德莫克拉西先生(民治主义)，一是拥护赛因斯先生(科学)。陈先生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新青年》第6卷第1号，第10页)’”[21]这里引用陈独秀的话，至少说明他同意陈独秀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的态度。在《新思潮的意义》中，胡适还指出孔教与时代发展的不合拍，没有任何思想价值:“孔教的问题，向来不成什么问题，后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近，孔教的势力渐渐衰微，于是有一班信仰孔教的人妄想要用政府法令的势力来恢复孔教的尊严;却不知道这种高压的手段恰好挑起一种怀疑的反动。因此，民国四五年的时候，孔教会的活动最大，反对孔教的人也最多。孔教成为问题就在这个时候。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这个问题又渐渐的不成问题了，故安福部的议员通过孔教为修身大本的议案时，国内竟没有人睬他们了!”[22]
当然，胡适对于儒学和孔教的反对态度，也并不意味着他对孔子本人和孔子的全部学说采取全部否定的态度。对于儒学和孔教，胡适所否定的主要是他们的政治思想价值，而对于其文化和文献价值，胡适还是肯定的。胡适曾表示:“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很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则是相当尊崇的。”[23]事实上，胡适本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他在晚年还回忆:“我至今还记得我做小孩子时代读的朱子小学里面记载的几个可爱的人物，如汲黯、陶渊明之流。朱子记陶渊明，只记他做县令时送一个长工给他儿子，附去一封家信，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这寥寥九个字的家书，印在脑子里，也颇有很深刻的效力，使我三十年来不敢用一句暴戾的辞气对待那帮我做事的人。”[24]在《胡适的自传》中，他也表示:“原来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受老子和墨子的影响。这两位中国古代哲学家，对我的影响实在很大。墨子主‘非攻’，他的《非攻》的理论实在是名著，尤其是三篇里的《非攻上》，实在是最合乎逻辑的反战名著;……老子对我的影响又稍有不同。老子主张‘不争’。‘不争’便是他在耶稣诞生五百年之前所形成的自然宇宙哲学这一环。……所以我个人对不抵抗主义的信仰实发源于老子、耶稣基督和教友派基督徒的基本信仰。”[25]
总而言之，胡适的所谓“全盘西化”思想，其实质并非纯粹的“全盘西化”，可能用他自己后来所说明的“充分世界化”来解释更为恰当，即最有效地学习或吸取西方科学文化中的精华，实现中西文化的结合，达到“再造”中华文明的目的;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对胡适的影响很深，胡适对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思想的激烈反对态度只限于对儒学和孔教的政治思想方面，他并不否认其在文化和文献方面的价值。尽管如此，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胡适在改造中国旧文化和旧思想和引入西方文化，以及推进西学民方和科学思想扎根于中国等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胡适以“充分的世界化”来修正“全盘西化”的说法，正说明他更加理性、审慎对待中西文化的融合和中国文化的建设等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