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的接受与“西学中源说”的兴起
第一节 西学的接受与“西学中源说”的兴起
虽然在有些国人的眼中，“西学”被认为“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2]但是，西方文化自明代大量传入时起，就引起了许多官员的浓厚兴趣，其中徐光启和李之藻等人尤甚。
徐光启，作为一位较早具有世界意识的中国官员和有着敏锐洞察能力的科学家，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他意识到，西方文化中“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而在“格物穷理之学”中，西方的“象数之学”(算术)更是引起他的注意，他认为，西方的“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他有形而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3]而西方的几何学“有三至、三能: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4]徐光启客观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优异之处，承认“西法优于中法”，对西方文化采取了虚心学习的态度:“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5]徐希望能通过翻译、学习、会通、超越这一路径，取长补短，努力缩小中国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最终能赶超西方国家。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徐光启利用各种机会推动西方传教士与皇帝以及官员的交流，努力架构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通道，希望能够构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他先后与西方传教士熊三拔合译了《泰西水法》(介绍西方水利工程作法和各种水利机械)，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合译了《同文算指》(介绍西方的笔算数学)、《测量法义》《几何原本》等，为熊三拔《简平仪说》(介绍天文仪器)等书撰写序言，还亲撰了《测量异同》《勾股义》《定法平方算数》《考工记解》《农政全书》《崇祯历书》等著作。
与徐光启同朝为官且私交甚笃的李之藻，曾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与利玛窦合译《浑盖通宪图说》(介绍西方天文仪器和天文学)2卷，次年(1608)又译成《圜容较义》(介绍西方几何原理)1卷，天启间(1621—1627)与葡萄牙人浦汛际合译亚里士多德的名著《寰有铨》(介绍西方物理学)6卷、《名理探》(西方逻辑学在我国的最早译本)10卷等。他还撰写了关于数学、历算等的序、跋、奏、疏30余篇，对介绍西方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徐光启所译《同文算指》《几何原本》，以及编撰《崇祯历书》，李之藻均参与协作。李之藻曾编《天学初函》，共收书19种，多为其和徐光启所著关于西方文化和西方科技的著作。[6]
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以客观科学的态度认识和接受西方文化，尤其是对于西方科学技术，显示出了强烈的反省意识和学习愿望，并且身体力行，努力将西方科学技术介绍给国人，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带来了冲击，给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同时，他们以个人之力，开辟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良性通道，指引了中国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方向。徐、李等人的思想在当时虽然引起了一定的注意，但是并未形成有效的大面积影响。他们所介绍的西方科学技术虽然也为一些民众所接受，但他们对于如何看待西方科技的先进和本国科学技术的不足这一关键问题的观点，更是没有得到更多的回应。
清代初年，人们对于西学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四库全书总目》卷160在描述了清朝人们关于如何看待西方“天文算法”的思想转变:“三代上之制作，类非后世所及，惟天文算法则愈阐愈精。容成造术，颛顼立制，而测星纪闰，多述帝尧。在古初已修改渐密矣。洛下闳以后，利玛窦以前，变法不一。泰西晚出，颇异前规，门户构争，亦如讲学。然分曹测验，具有实征，终不能指北为南，移昏作晓，故攻新法者至国初而渐解焉。”[7]其实，关于西方天文历法的思想变化只是一个样本，“攻新法者至国初而渐解”真实展示了清初一种普遍的思想转向。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西方文化的态度由不以为然或漠然视之越趋于不屑和否定。前面所述明代西洋人艾儒略所著的《西学凡》一书，《四库全书》的编撰者就认为，“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8]对李之藻所编《天学初函》，四库馆臣们的批驳言辞更为激烈:“西学所长在于测算，其短则在于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所谓自天地之大以至蠕动之细，无一非天主所手造，悠谬姑不深辨。即欲人舍其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执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者哉!之藻等传其测算之术，原不失为节取，乃并其惑诬之说刊而布之，以显与六经相龃龉，则傎之甚矣。……并存之藻总编之目，以著左袒异端之罪焉。”[9]
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技术以实验和实证为基础，经得起反复检验，可见现学现用的实效，并不容易全盘否定。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老子化胡说”却为不屑于西学者提供了一种特别的思路。[10]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方以智等人在开启民智、传播西学等方面有着重要贡献，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对于中学和西学的关系问题提出的观点，就与“老子化胡说”有类似之处。黄宗羲对中西天文历法皆有造诣，著有《授时历法假如》《西洋历法假如》等多种天文历法著作，但他认为“尝言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11]他认为数学中勾股定理实是中国先有，而西人“窃传”。方以智在《游子六＜天径或问＞序》一文中，也提出:“万历之时，中土化洽，太西儒来。脬豆合图，其理顿显。胶常见者
以为异，不知其皆圣人之所已言也。……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12]如果说黄、方的观点只是一种个人看法，并没有提供论据。但同时代的明末清初数学家王锡阐则从专业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补充。他曾多次论述“西学中源”说，其中最重要也最为专业的一段文字如下:“今者西历所矜胜者不过数端，畴人子弟骇于创闻，学士大夫喜其瑰异，互相夸耀，以为古所未有，孰知此数端者悉具旧法之中而非彼所独得乎!一曰平气定气以步中节也，旧法不有分至以授人时，四正以定日躔乎?一曰最高最卑以步脁朒也，旧法不有盈缩迟疾乎?一曰真会视会以步交食也，旧法不有朔望加减食甚定时乎?一曰小轮岁轮以步五星也，旧法不有平合定合晨夕伏见疾迟留退乎?一曰南北地度以步北极之高下，东西地度以步加时之先后也，旧法不有里差之术乎?大约古人立一法必有一理，详于法而不著其理，理具法中，好学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之也。西人窃取其意，岂能越其范围?”[13]王锡阐所述涉及日月运动、行星运动、交食、定节气和授时等方面内容，这些正是当时历法的所有主要方面。时人所认为的西法在这些方面优于中法，在王氏看来“悉具旧法之中”，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的是，西法中国古已有之，并非两者互不相干、独立发展，而是西人从中法“窃取”，偷学而来的。
这种发端于明末清初、以算术和历法为特定对象的“西学中源”思想，在当时并未引起很多关注，但却提供了思考中、西学关系的一种方向。在清代，这种思想竟然成为了阐述中、西学关系的主要论调。
由康熙颁令编写的《数理精蕴》，就以权威的口吻对“西学中源”进行了阐述:“我朝定鼎以来，远人慕化，至者渐多，有汤若望、南怀仁、安多、闵明我，相继治理历法，间明数学，而度数之理渐加详备，然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传。粤稽古圣，尧之钦明，舜之睿哲，历象授时，闰余定岁，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推步之学，孰大于是?至于三代盛时，声教四讫，重译向风，则书籍流传于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末畴人子弟失官分散，肆经秦火，中原之典章既多缺佚，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传，此西学之所以有本也。”[14]这段说辞，论断明确，且有理有据，汤若望等传教士均成了“西学中源”的人证。
有着清代“历算第一名家”的梅文鼎同样认为西方几何、历法和算术(代数)实际是起源于中国的。梅文鼎不止一次表明，“御制《三角形论》言西学贯源中法，大哉王言，著撰家皆所未及”;[15]“伏读圣制《三角形论》，谓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尔，天语煌煌，可息诸家聚讼”;[16]“伏读御制《三角形论》，谓众角辏心以算弧度，必古算所有，而流传西土。此反失传，彼则能守之不失且踵事加详。至哉圣人之言，可以为治历之金科玉律矣!”[17]这些言论，中心意思只有一个，就是西方的几何实是起源于中国，后“流传西土”。在《天元一即借根解》中，梅文鼎这样解释西方算术中的“借根方法”的来源:“圣祖仁皇帝授以借根方法，且谕曰:西洋名此书为阿热尔热八达，译音‘东来法’。敬受而读之。其法神妙，诚算学之指南，而窃疑天元一之术颇与相似。复取《授时历草》观之，乃涣如冰释，殆名异而实同，非徒曰似之而已也。夫元时学者著书，台官治历，莫非此物。不知何故，遂失其传，犹幸远人慕化，复得故物。‘东来’之名，彼尚不能忘所得。”[18]梅文鼎认为，西方算术中的借根方法源于中国的“天元一之术”，主要理由就是西洋人就将此法命名为“东来法”。他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后人的支持，《四库全书总目·测圆海镜提要》载:“迨我国家，醲化翔洽，梯航鳞萃，欧逻巴人始以借根方法进呈，圣祖仁皇帝授蒙养斋诸臣习之。梅彀成乃悟即古立天元一法，于《赤水遗珍》中详解之。且载西名阿尔热巴拉(原注:案原本作阿尔热巴达，谨据西洋借根法改正)，即华言东来法。知即冶之遗书流入西域，又转而还入中原也。今用以勘验西法，一一吻合，彀成所说，信而有征。”[19]其实，西名“阿乐热巴拉”为法文algebre之音译(英文为algebra，代数学)，绝无“东来法”之意。1859年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在其所译的《代数学》一书序言中特别指出这一误说:“代数术略与中土天元之理同，而法则异，其原始即借根法，西国名阿尔热巴拉系天方语，言补足相消也。昔人译作东来法者非也。”[20]“东来法”本是误译，那么以此作为西方“借根法”源于中国的“天元一法”和西方代数源于中国的证据，则更没有说服力了。无独有偶，清代另一位数学家陈杰认为西方数学中的“比例”同样源于中国，他说:“比例之法，昉自《九章》，传由西域，在古法曰异乘同除，在西法曰比例等。假如甲有钱四百，易米二斗，问乙有钱六百，易米几何?答曰三斗。法以乙钱为实，甲米乘之，得数，甲钱除之，即得。钱与米异名相乘，与钱同名相除，故谓之异乘同除，此古法也。以甲钱比甲米，若乙钱与乙米。凡言以者一率，言比者二率，言若者三率，言与者四率。二三相乘，一率除之，得四率，此西法也。古法元、明时中土几以失传，不知何时流入西域。明神宗时，西人利玛窦来中国，出其所著算书，中人矜为创获，其实所用皆古法，但异其名色耳。”[21]
在历法方面，梅文鼎还详细地说明了中国古代的数学家(畴人)进入西域的历史原因，描绘了中国的历法传入西域的历史过程。他描述说:“太史公言，幽厉之时，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夸翟，盖避乱逃咎，不掸远涉殊方，固有挟其书器而长征者矣。如《鲁论》载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故外域亦有律吕音乐之传。历官假遁，而历术远传，亦如此耳。又如《传》言，夏衰不窋失官，而自窜于戎翟之间。厥后公刘迁邠，太王迁歧，文王迁丰，渐徙内地，而孟子犹称文王为西夷之人。夫不窋为后稷，乃农官也。夏之衰而遂失官，窜于戎翟，然则羲和之苗裔，屡经夏商之丧乱，而流离播迁，当亦有之。太史公独举幽厉，盖言其甚者耳。然远国之能言历术者多在西域，则亦有故。《尧典》言‘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教授人时’，此天子百官在都城者，盖其伯也。又命其仲叔分宅四方，以测二分二至之日景，即测里差之法也。羲仲宅嵎夷，曰睗谷，即今登莱海隅之地;羲叔宅南交，则交趾国也。此东、南二处皆滨大海，故以为限。又和叔宅朔方，曰幽都，今口外朔方之地也，地极冷，冬至于此测日短之景，不可更北，故即以此为限。独和仲宅西，曰昧谷，但言西而不限以地名，其地既无大海之阻，又自东而西气候略同内地，无极北严凝之畏。当是时，唐虞之声教四讫，和仲既奉帝命测验，可以西则更西，远人慕德景从，或有得其一言之指授、一事之留传，亦即有以开其知觉之路。”[22]言之凿凿，令人不得不信。
梅文鼎的孙子梅珏成也是清初著名的数学家，他在《明史历志附载西洋法论》一文中就引述过梅文鼎的这一说法，并再次重申西方数学和历法源自中国的观点:“先臣梅文鼎曰，远国之言历法者，多在西域，而东、南、北无闻。盖尧命羲和仲叔分宅四方，而羲仲、羲叔、和叔则以嵎夷、南交、朔方为限，独和仲曰宅西而不限以地，岂非当时声教之西被者远哉?至于周末，畴人子弟分散，西域、天方诸国接壤天陲，非若东、南有大海之阻，又无极北严凝之畏，则抱书器而西征，势固便也。臣惟欧罗巴在回回西，其风俗相类而好奇喜新竞胜之习过之。故其历法与回回同源而世世增修，遂非回回所及，亦其好胜之俗为之也。曦和既失其守，古籍之可见者仅有《周髀》。而西人诨盖通宪之器、寒热五带之说、地圆之理、正方之法，皆不能出《周髀》范围，亦可知其源流之所自矣。夫旁搜博采，以续千百年之坠绪，亦礼失求野之意也。故备而论之。”[23]
进入乾嘉时代，儒士更是崇尚“兴复古学昌明中法”，“西学中源”说更是盛极一时。此时，谈西学必以“中源”为依归，研究西法不可不祖述“中法”，否则往往被视为“崇西太过“而遭到学界主流的排斥。清代史官在撰写《明史·历法》时，表达了他们对于“西学源出中国说”的肯定，他们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详细描绘了梅文鼎祖孙所描述的中学西传，再由西方传入的戏剧化的历史过程:“西洋人之来中国者，皆自称欧罗巴人，其历法与回回国同而加精密。尝考前代，远国之人，言历法者多在西域，而东南北无闻。盖尧命羲和仲叔分宅四方，羲仲、羲叔、和叔，则以隅夷、南交、朔方为限，独和仲但曰‘宅西’，而不限以地，岂非当时声教之西被者远哉?至于周末，畴人子弟，分散西域，天方诸国接壤西陲，非若东南有大海之阻，又无极北严寒之畏，则抱书器而西征，势因便也。”[24]
从客观的角度来说，上述多人描述过的所谓中学西传的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在尧帝至周朝这一时段，实在没有多少相关的文字记载，就是成书于汉代的《史记》对这些事情都语焉不详，何况是事隔两千多年的清代学者呢?因此，这些描述更多的是个人的推论和臆想，佐以一些传说故事，无法用史料和事实证明，当然也经不起推敲。至于康熙颁令编写的《数理精蕴》中所言西方传教士们都证明西学“皆本中土所传”，从史料看，只是部分传教士为了更好地进行传教活动，所采用的权宜策略罢了，实在当不得真的。
从黄宗羲、方以智到梅文鼎祖孙等人，只提到西方数学和历法源于中国;陈杰所说“比例”实际源于中国的《九章算术》，更是就事论事;《明史·历法》和《数理精蕴》也是针对算术和历法而言。所有的讨论范围都只局限于数学和历法。然而，更有学者将其无限拓展，认为所有西法皆出于中国。如清人阮元就曾持此论:“元尝博观史志，综览天文算术家言，而知新法亦集合古今之长而为之，非彼中人所能独创也。如地为圆体，即曾子十篇已言之;太阳高卑，与考灵曜地有四游之说合;蒙气有差，即姜岌地有游气之论;诸曜异天，即肴萌不附天体之说。凡此之等，安知非出于中国，如借根方之本为东来法乎?”[25]传教士蒋友仁于1760年向清廷献《坤舆全图》，其中提到哥白尼的“日心说”，阮元虽并不认同此论，但他却认为西方的“日心说”可能源于东汉张衡的地动仪:“元且思张平子有地动仪，其器不传，旧说以为能知地震，非也。元窃以为此地动天不动之仪也。然则蒋友仁之谓地动，或本于此，或为暗合，未可知也。”[26]以严谨著称的一代乾嘉学术大师，发此高论，实在令人惊讶。
在机械工艺和医学方面，此论居然也有市场。西方有自鸣钟，阮元也认为西洋自鸣钟的原理和中国古代刻漏之理并无二致，所以仍是源出中土。[27]毛祥麟把西医施行外科手术说成华佗之术的“一体”，而且因未得真传，“犹似是而非”，所以成功率不高。[28]
邹伯奇撰有《论西法皆古法所有》，可看作当时的一种代表性思想，他认为墨子乃是西法始祖，西人“尽其伎俩，犹不出墨子范围”。在他看来，西方的数学、重学、视学，甚至西方所奉上帝等，均是“祖其遗法”，“故谓西学源出墨子可也”。[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