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托南·阿尔托的生平与创作
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1896-1948)是20世纪法国文坛的一位传奇人物。他拥有诗人、作家、演员、剧作家、导演、戏剧理论家等多重身份，法国出版的《安托南·阿尔托作品全集》(后世共整理了31卷，现已出版26卷)涉及诗歌、小说、宣言、论文、剧本及大量的书信、手稿。与此同时，阿尔托又是一位神秘难懂的作家，他一生饱受病痛与精神疾病的双重折磨，生命中近三分之一的时光在与世隔绝的精神病院里度过。这导致他的叙述往往是非逻辑、非理性和片段式的，文本中不时可见晦涩的隐喻、咒语、预言甚至自创文字。这为解读他的作品带来了极大的障碍。
纵观阿尔托一生，他最大的成就，亦即他对后世最大的贡献主要集中在戏剧领域:他凭借不同于当时西方现行戏剧且极具前瞻性的“残酷戏剧”理论成为对“当代世界戏剧影响最深最广者”[1]。当然，“残酷戏剧”理念的提出与阿尔托本人的人生体验与思想认识不无关系。因此，要研究承载阿尔托戏剧理想的“残酷戏剧”观就必须要了解阿尔托独特的生命轨迹。
1896年9月4日，安托南·阿尔托生于马赛市植物园街15号，全名为安托尼-玛丽-约瑟夫-保罗·阿尔托(Antoine Marie Joseph Paul Artaud)，安托南是根据家庭传统由安托尼缩写而成。其父安托尼-鲁瓦·阿尔托(Antoine Roi Artaud)是位远洋船长，拥有一家小型海运公司。其母厄弗拉西·纳尔帕(Euphrasie Nalpas)出生于士麦那[2]市一个富裕的批发商家庭。阿尔托从小就生长在一个通晓地中海东岸地区多种语言的家庭里:他从母亲、外婆那里学会了希腊语，从奶妈那里学会了意大利语。阿尔托的童年是在东[3]西方多种文化的熏陶下度过的，因此，阿尔托后来一直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坚持将不同文化纳入其理论建构的视野。阿尔托从小体弱多病，有轻度口吃，异常敏感，5岁曾患脑膜炎，少年时期开始患有忧郁症、神经衰弱与精神紊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忧郁症发作，中断学业，开始辗转于不同的精神病疗养院接受治疗，砒霜、汞、铋甚至鸦片等毒品都曾入药以为其镇痛。毒品让他在另一种无法摆脱的苦痛折磨之中越陷越深。在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之下，生性敏感、自闭的阿尔托与周围环境更加格格不入。他时而安静、时而狂躁，时而焦灼、时而迷茫，性格越发孤僻与分裂。他这种异于常人的生理、心理体验是“残酷戏剧”理论产生的重要根源之一。1910年，阿尔托与学校同学一起创建了一份免费发行的杂志，并担任编辑。他在该杂志上，用笔名发表了一些诗歌和短篇小说，其创作灵感来自于阅读波德莱尔、兰波及爱伦·坡等作家的作品。这是阿尔托最早的文学创作。此时的阿尔托对象征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深深影响了他日后的创作。
1920年，阿尔托的家人决定把他转送到著名的精神病科专家爱德华·图卢兹(
douard Toulouse)医生那里接受治疗。该医生也是巴黎维勒瑞夫精神病院(Villejuif)院长和一名文化人，他对阿尔托的情况颇有兴趣，立刻接收下这位病人，并鼓励阿尔托在半学术、半文学的杂志《明天》(Demain)上发表诗歌、书评、关于沙龙及演出的评论。就这样，阿尔托从马赛来到巴黎，开启他生命中的新旅程——走进戏剧世界。他结识了在当时最具有革新精神的一群戏剧人，他曾加入吕涅-波(Aurélien Lugné-Poe)创建的“作品剧团”(Le Thé
tre de l'Oeuvre)，追随查理·杜兰(Charles Dullin)并在其“戏剧工间”(Le Thé
tre de l'Atelier)进一步深造。之后，阿尔托还与庇托耶夫(Geoges Pitof)合作，饰演其作品中的一些小角色。这一系列的活动为阿尔托积累下颇为丰富的戏剧经验，为他日后全面了解戏剧舞台、多方位思考戏剧这一艺术形式奠定良好的基础。
与这个时代的许多天才一样，阿尔托并未将自己的活动局限在戏剧界。他笔耕不辍，四处投稿，也曾在杂志上发表诗歌和文章，但并未引起关注。直到1924年，《新法兰西杂志》(Nouvelle Revue Fran
aise)上刊登了阿尔托与杂志主编雅克·里维埃尔(Jaques Rivière)探讨创作理念的11封通信，阿尔托才在巴黎文坛一举成名。安德烈·布勒东(AndréBreton)读后非常欣赏阿尔托，邀请他加入超现实主义团体。阿尔托欣然接受，并负责编辑第三期《超现实主义革命》(La Révolution Surréaliste)，他同时还一手包办了该期刊中的多篇文章与宣言。1926年秋，因为理念上的分歧，他与超现实主义者分道扬镳。
电影，作为新崛起的第七类艺术，吸引了阿尔托的目光。与其他超现实主义者一样，他认为梦境、电影与魔幻之间有着根本联系，而且电影触及到人的潜意识。他的表兄路易·纳尔帕(Louis Nalpas)时任电影小说公司艺术总监。在表兄的帮助下，阿尔托参演了多部影片，还着手撰写电影剧本，试图借以传达内心感受到的现实。然而，随着阿尔托所写电影剧本《贝克与牧师》(La Coquille et leClergyman)被搬上荧幕，他马上意识到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摄制好的影片实际上是由机器连续不断地放映已拍摄好的图像，相对于位于现场和处于现在时间范畴的观众而言，这些图像再现的是已经完成的、属于过去时间范畴的行为，而不是一种在现场正在发生、富有感染力的活动，即影片中的人物与观众分处过去、现在两个不同时空，电影根本无法突破时空界限、唤起无法被肉眼看到的、不可感知的魔力，并作用于当下的现实并同化观众，因此，他把影片看作是一连串已经死亡、没有生命力的图像组合。基于此，阿尔托把拍电影仅看作维持生计的工作而非值得献身的事业，1935年后他再未参加电影拍摄。经由电影得到的经验，阿尔托更加坚信唯有现场演出的戏剧才能实现自身的文化理想与追求。
实际上，他在戏剧上的探索是与他的电影实践同时进行的。1926年秋，他与罗杰·维特拉克(Roger Vitrac)、罗伯特·阿隆(Robert Aron)一起成立了“阿尔弗雷特·雅里剧团”(Le Thé
tre Alfred Jarry)，后简称为“雅里剧团”。11月1日，《新法兰西杂志》上刊登剧团的第一宣言《阿尔弗雷特·雅里剧团》(Le Thé
tre Alfred Jarry)的部分内容。不久，《阿尔弗雷特·雅里剧团》的宣传册发行，内印1926年到1927年度剧团的剧目表，并接受预订。从剧团的名称我们就可以知道阿尔托想要向《乌布王》(Ubu-Roi)的作者阿尔弗雷特·雅里(Alfred Jarry，1873-1907)致敬，其戏剧宗旨是“告别幻觉与把戏，让每一次戏剧演出都成为一次不可思议的行动、一次直接在舞台上表现真实的行动”[4]。不难看出，“雅里剧团”就是后来的“残酷剧团”的前身。四轮演出之后，1930年3月，阿尔托草拟了两份导演计划:一份是关于斯特林堡的《鬼魂奏鸣曲》(La Sonate des spectres)的计划，另一份则与罗杰·维特拉克的《特拉法尔加的打击》(Le Coup de Trafalgar)相关。但他最终决定终止“雅里剧团”的实践活动。除了财政、技术与社会反响等外在原因，最重要的是阿尔托本人在思想上发生了转变。在具体实践中，他觉得象征主义与超现实主义都未能尽述他的理想，他需要更多时间来探索能够真正表达他心声的艺术载体。
1931年到1935年是阿尔托创作生命中最重要、最活跃的阶段，也是阿尔托戏剧思想即“残酷戏剧”理念的成熟期。1930年，阿尔托开始总结“雅里剧团”的经验，更细致、透彻地反思自己的戏剧追求与实践。此外，1931年阿尔托在巴黎殖民博览会上观看了巴厘岛舞剧，深受启发，对戏剧的构想日趋成熟。他动笔写下了一系列表达其戏剧思想的论文、宣言，并与友人频频通信畅谈、阐释他的戏剧理念。这些论文、宣言、书信收入后来对西方乃至世界现代主义戏剧影响最为深远的著名文集《戏剧及其重影》(Le Thé
tre et son Double)。文集中的文章均于1931年到1935年期间完成，此外还收入了一些演讲稿。在汇编成册时，阿尔托本人重新修订了文章，并按照文章的内容逻辑关联重新排序，由伽里玛出版社于1938年2月出版。1935年5月，阿尔托自编、自导、主演的戏剧《钦契一家》(Les Cenci)登上了巴黎的戏剧舞台，财务赤字、评论界褒贬不一的评价使得该剧在第17次演出后就停演了。《钦契一家》的停演，也标志着阿尔托一生最为活跃的创作期结束。此后，阿尔托的生命在旅行、演讲、精神病院、写作、病痛中逐渐消逝。
1935年至1948年，即从阿尔托离开欧洲到墨西哥旅行直至其生命尽头的这段时期是阿尔托一生中最孤独、最神秘的岁月。1935年底，阿尔托离开欧洲到墨西哥去，他在那里停留了将近一年，举办了多场演讲，发表多篇文章。他走入居住在塔拉乌马拉山脉里的印第安人部落，参加他们的节日庆典仪式。当他于1936年底返回巴黎时，他的朋友们发现此时的阿尔托好像完全变了个人，特别亢奋狂热且时常发表预言性的演说。此时，阿尔托的生活比戏剧更加曲折离奇:徒劳无功地数次强制戒毒，突如其来又随风而逝的婚约，充满玄奥预言的文风，具有“神性”的拐杖……1937年他到布鲁塞尔讲学招致恶名，之后他满腔狂热地去爱尔兰寻找圣迹。在游历的过程中，一贫如洗的阿尔托多次向家人、法国使馆和领馆求助。9月，他在都柏林被监禁，其原因主要是流浪与扰乱公共秩序，直到29日他才被释放，并被遣返回法国。人们无法得知阿尔托从勒阿弗尔港(Le Havre)下船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他30号到达勒阿弗尔港后被送进警察局，然后又被送入医院，被迫穿上束缚疯子的紧身衣关在精神病院里。他被鉴定有暴力、危险、幻想被迫害等症状。10月16号，经过行政诉讼后，他被安置到小镇上的精神病院，他母亲就是在那里发现了他的行踪。当时，他坚称自己是希腊人，并不认识他母亲。这一时期，他在自己的手稿上署下不同姓名，也许是他本人故意否认自己的身份，也许是他彻底遗忘了自我，也许是他活在臆想的身份与另外的人生中。从此，阿尔托在家人朋友的帮助下，不断辗转于不同的精神病院，直到1946年病逝。此时的阿尔托已经为文字疯狂，他给家人、朋友、医生及世界政要名流写下了大量的信件。这些信件是他自制的魔法信物，上面有彩绘，混杂了文字与图画，纸张上面打了孔，且还有烧过的痕迹。有时是护身符，有时是驱魔咒，这些是阿尔托后来在罗兹精神病院所写大量“字画”的雏形。1943年，转院至罗德兹精神病院的阿尔托情况稍有好转，他在所写的文稿、书信上重新使用安托南·阿尔托的署名，并且陆续发表文章。从这一时期他所写的文字可以看出，自他搬入罗德兹精神病院以来，他整个人一直沉浸在一种充满仪式感的神秘狂热中。1937年到1946年，阿尔托都是在监禁中度过的。一方面，他远离二战，幸运地避免了死于饥寒交迫;但另一方面，他在生存条件恶劣的精神病院内被迫接受电击疗法，生理上遭到极大摧残，未老先衰。1946年5月，在众多知名知识分子朋友的奔走帮助下，阿尔托终于离开罗德兹精神病院，开始了自由的生活。朋友们的募捐保障了阿尔托的日常生活，他在世的最后两年一直安心地享受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作生活:逛咖啡馆，发表文章，同出版社签约，办讲座，到电台录制节目。1946到1948年间，阿尔托有大量书稿、文章问世，他还有很多写作计划，遗憾的是饱受病痛精神摧残的阿尔托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医生诊断出他患有直肠癌。疼痛折磨得他无法握笔，只能口授书稿。1948年3月4日清晨，园丁发现阿尔托坐在床角，已停止呼吸，极有可能是注射了过量的镇痛麻醉剂。他身后留下了丰厚的遗稿:自他1948年离世至今的60多年里，法国伽里玛出版社一直在整理他的遗稿，并自1956起至今陆续结集出版和再版了厚厚的26卷《安托南·阿尔托作品全集》;除此之外，还整理出版、再版他的许多重要单本著作。
阿尔托的一生比舞台上的戏剧更具有曲折离奇的戏剧性，比他那看不见摸不着、晦涩的“残酷戏剧”更让人倍感生命之残酷。长期的病痛与精神折磨吞噬了他的正常生活，他狂热反叛的情感与做派也让人难以理解接受。但这位孤寂的社会边缘人所提出的戏剧理念却深深地影响和改变了、甚至还正在改变着后世的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