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戏剧的现代转型
残酷戏剧观的形成不是偶然、孤立、一蹴而就的。就历史语境而言，该戏剧观的形成与20世纪初西方尤其是法国的人文、戏剧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当时的法国戏剧处于活跃的变革期，戏剧新人、新观念、新技术的诞生呼唤新型的戏剧;就个体审美视野而言，阿尔托自身矛盾分裂的性格、独特的生命体验、他的戏剧探索之路、他直接与间接接受到的异国文化影响都促使阿尔托迫不及待地寻找“救世”与“自救”的良方。正是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他最终提出了惊世骇俗的残酷戏剧。正如宫宝荣所说:“他那颇具超前意识的‘残酷戏剧’理论在20世纪后半期的欧美剧坛上摧枯拉朽，彻底扫除了陈腐落后的传统观念”[3]。
法国戏剧在很长时间内都显示出丰富的创造力和强大的活力，流派纷呈，大师云集，从古典主义、市民戏剧到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直至19世纪末的自然主义，法国的戏剧创作和理论探讨始终引领着欧洲戏剧艺术的进程，对于欧洲乃至整个西方的戏剧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然而，19世纪中期开始，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法国社会发生巨变，崛起的市民阶层和都市化进程中滋生的娱乐需求，使得巴黎的戏剧舞台为“林荫道戏剧”主宰。所谓“林荫道戏剧”(le thé
tre de boulevard)，即在巴黎旧城的两条林荫道附近上演的以消遣为目的的庸俗商业戏剧，因此剧目的题材十分单一。此外，戏剧明星具有绝对的权威，可以按照自身的意愿篡改台词。这种形式的戏剧无疑大大扼杀了戏剧审美的多样性和戏剧创作的自主性。面对创造力日益萎缩的法国戏剧，一批戏剧家，如安托万、科波、杜兰、茹威、巴蒂等开始自组剧团、办学校，试图寻求新的戏剧发展道路，革新戏剧的表现形式。需要强调的是，1887年，安托万创立的“自由剧团”“不仅首先在法国催生了导演艺术，更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小剧场运动’”[4]。“小剧场”的创办既免去了审查法之累，而且又不为流行趣味所拘束，令剧作家和导演从重重桎梏中解放出来，拥有更多的审美自由。与此同时，小剧场的舞台与大剧院不同，它拉近了观众与演员之间的距离，使观众更能直面舞台，感同身受，产生共鸣。法国现代戏剧的开始正是以安托万创立自由剧团和富尔创建作品剧团为标志。
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现代派戏剧的崛起
现代派戏剧从19世纪末诞生到20世纪初在法国剧坛崛起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科技与经济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随着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改变，人的思想意识开始发生变化;二是非理性思潮的崛起给法国文艺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正处于经济、科技飞速发展，社会较为稳定，物质文化生活繁荣的“美好时代”。工业革命的完成既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又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而打破了传统的思想观念。于是“实证”和“理性”的科学精神自然而然被全社会所接纳推崇。其时，自然主义成为文艺思潮的主流。它主张再现现实生活的片断、以观察到的事实对人物面貌作记录式的描写，并要求精确分析环境和生理遗传对人物性格形成的影响。此时的法国戏剧并未直面社会变迁带来的各种矛盾，仍然沉浸在“林荫道戏剧”的嬉笑逗乐中，以夜夜笙歌、歌舞升平来掩饰思想和创作的虚弱。单调的剧目、设计不合理的剧场、昂贵的票价、良莠不齐的演出团队、观众在剧场中为所欲为等因素严重阻碍了戏剧艺术的发展。针对当时戏剧界存在的时弊，自安托万起，富尔、吕涅-波、科波、“四人联盟”[5]、雅里、阿波利奈尔、阿尔托等，从自由剧团到艺术剧团，再到作品剧团、老鸽巢剧院、戏剧工间、雅里剧团……一批具有历史责任感和艺术使命感的戏剧人开始探索新戏剧的各种可能形式。
与此同时，随着科学研究与哲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自然主义逐渐衰落，实证主义在文化领域中的影响渐微，与之相对立的直觉主义逐渐抬头。直觉主义主要是由柏格森提出的，他否认理性在生命对自身的知觉即认识过程中的作用，阐明直觉才是唯一可靠的认识途径。也就是说，理性与科学并不能帮助人们认识到事物的实质，只有直觉、本能和感情才能帮助人们把握住其实质。他的“生命冲动”学说是一种主观唯心且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哲学观点，该生命哲学也被称为“20世纪非理性主义哲学的滥觞”[6]。尼采对世纪之交的人们最重要的影响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以基督教教义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伦理道德进行反思;二是批判现代理性的局限性。欧洲人两千年的精神生活是以信仰上帝为核心的，人是上帝创造的，因此人的一切都寄托于上帝。尼采宣称“上帝死了”，将人从宗教伦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建立起以人的意志为中心的价值观。尼采对人生价值的积极肯定，引发了人们对人生意义、人生价值的思考，重新定位人生;因此人的感受、人的追求、人的精神困境……人生的一切皆成为这一时期戏剧家们关注的焦点，他们也竭尽可能地采取不同的艺术形式探讨人生。除此之外，尼采对现代理性所持的批判态度也大大影响了几代戏剧人。批判理性是因为认识到理性的种种局限，而非全盘否定理性。人的精神活动是极为复杂的，理性或意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的精神活动中很大一部分是无意识发生的;理性并不能成为判断人的生活真实与否以及人的行为是善或恶的标准。尼采要建立的新哲学，是将生命意志置于理性之上的哲学，是非理性的哲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传入法国并迅速得到回应，该学说强调人的意识包括反映人的本能的潜意识层面，“这就从心理学的角度与柏格森的哲学相呼应，肯定了人的感情和行为的非理性因素”[7]。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以理性和科学为特征的传统价值观，柏格森、尼采与弗洛伊德的学说正好迎合了这种反思的需要，形成了抛弃理性、抛弃逻辑推理、信奉直觉、信奉神秘的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并对整个20世纪的欧美现代文学与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国现代派戏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受到了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启发，尽管各种流派层出不穷，戏剧创作更为多样，理论探索更为大胆，但是仍然呈现出一些基本的共同特征:题材上关注人的潜意识，通过对人的潜意识层面的关注，探讨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审美上强调颠覆和震惊效果;以反传统、反日常生活为核心的表演元素的整合;反对传统的写实性舞台，打破舞台营造出来的“真实的幻觉”。通过夸张、变形、抽象等多种表现手段来呈现世界的无序和非理性的生存状态。
二、新技术、新戏剧人与新探索
1846年，巴黎歌剧院首次使用电弧光源，并连续运用五个不同的灯光来表现日落到日出的舞台形象。之后，发起“小剧场运动”并明确导演地位的戏剧家安托万全面、充分地采用科技带来的新技术——电源，从而使得剧场里的照明、音响甚至幕后工作人员、幕前观众观演方式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电出现在舞台上之前，筹备一场演出有三个重要的参加者:剧本作者、演员、剧团负责人。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一人同时兼任这三个角色，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莫里哀。这种排演模式变相地强调了剧本与演员的重要性，而大明星们自我炫耀式的演出不仅无视剧本，也大大损害了戏剧的艺术性。随着科技的进步，电的产生与广泛运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舞台上使用电替代烛火来进行照明，增强了演出的可视性与能见度:光源可以拓展或缩小表演空间，演员的肢体更清晰可见，如有需要，动作还可以被聚焦强调，而且灯光明、暗、冷、暖色调的转变也让舞台场景更富有意义，可以说从视觉上改变了戏剧;使用电来营造声音、音响的变化，虽然并未从听觉上改变戏剧，但是各种录音片段、人工合成的声响大大丰富了听觉的层次，更有助于剧情的推进与烘托整场演出的氛围。电的使用还重新定义了剧团工作人员的职责范围。因为使用电，就必须有负责整个演出的导演来综合协调光、声、演员动作与台词等，掌握全程表演;因为使用电，剧团里就需要新的技师如灯光师、音效师、舞美师等人的配合以期达到较好的演出效果。这时，筹备演出的参与者就得加上幕后技术工作人员，整个演出就变成分工更为精细且缺一不可的团队合作成果了。这样，剧本与演员就不再占据最核心的地位了，导演与整个剧团的集体创作变得更具意义。电源的使用还有助于建立新的剧场秩序。大幕拉开时，观众席的照明被及时熄灭，只有舞台上才有光亮，观众自然而然就会将注意力聚焦在舞台上，更专注于欣赏演出，而不是把剧场当作炫耀身份的地方。除此之外，新技术广泛地运用在戏剧舞台上也让戏剧越发具有能力去进行“仿真”，进一步拓宽了戏剧的可能性。
电的使用这一富有革新性的探索影响了之后所有的戏剧人，阿尔托也不例外。它启发了阿尔托对于戏剧语言的思考，拓宽了阿尔托对戏剧语言的认识，即戏剧语言不仅仅局限于以台词为主的话语，还包括音调、音响效果、演员形态、光的色调变化。这一对戏剧语言认识的转型，对于阿尔托重新思考戏剧的形式，建构新的戏剧理论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继安托万之后，剧团、戏剧人不断涌现，他们是:以象征主义戏剧为目标的富尔、吕涅-波及其艺术剧团与作品剧团，以复兴古典戏剧为己任、热衷戏剧教育的科波及其老鸽巢剧院，采纳丰富表演手段的杜兰及其“戏剧工间”，舞台艺术革新家茹威，实验戏剧先驱巴蒂，此外还有庇托耶夫、雅里、阿波利奈尔和强调动作、反对“话剧”的科克多。他们的戏剧探索或多或少启发、影响了阿尔托的戏剧理念，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节详加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