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三 安托南·阿尔托生平与作品年表
1896年9月4日
安托南·阿尔托生于马赛市植物园街15号。
安托南·阿尔托全名为:安托尼-玛丽-约瑟夫-保罗·阿尔托(Antoine Marie Joseph Paul Artaud)。父亲是位远洋船长，拥有一家小型海运公司。母亲厄弗拉西·纳尔帕出生于士麦那(Smyrne)市一个富裕的批发商家庭。阿尔托的祖母和外祖母都是修女。阿尔托从小就生长在一个通晓地中海东岸地区多种语言的家庭里:他从母亲、外婆那里学会了希腊语，从奶妈那里学会了意大利语。安托南(根据家庭传统，安托尼缩写为安托南)是长子。母亲另给他取名为“纳纳其”(Nanaqui)。后来全家人都这么叫他。安托尼和欧弗哈希还生了8个孩子，可惜仅有2个存活下来，即妹妹玛丽-安日(Marie-Ange)和弟弟费尔南(Fernand)。
1946年3月29日，阿尔托在致玛尔特·罗伯特(Marthe Robert)的信中写道:“玛尔特·罗伯特，我生命中有一个不解之谜，我根本不是1896年9月4日出生在马赛的，然而我那天从别的地方去到那儿了。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出生过，因此我也不可能会死亡。”
1901—1903年
安托南约5岁时患上脑膜炎综合征，好像没留下什么后遗症。6岁时，他在士麦那过暑假时差点溺水身亡。此时，家人把他描绘成一个有点神经质的孩子(面肌抽搐，轻度口吃)。
1903—1913年
阿尔托进入马赛的圣心学校(le collège du Sacré-Coeur)学习，该学校是由天主教主母会修士管理的。
1943年7月31日，阿尔托在致雅克·拉特雷莫里哀(Jacques Latrémolière)医生的信中写道:“1906年或1907年，马赛有个叫纳纳其的孩子，住在玛德莱娜大道135号……他就读于马赛的一个私立寄宿学校，这个学校名为‘圣心私立寄宿学校’，位于巴尔得雷米街29号。那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学生。然而负责教育他的神甫与修士们赋予他与众不同的天性，认为他智力超群。尽管之前在小学生的日常劳动中，并无人注意到他这超群的智力。”
1905年8月21日，他最喜爱的、仅有7个月大的小妹妹日尔曼娜(Germaine)夭折了。9岁的阿尔托感到非常痛苦。后来，小妹妹以“挚爱的女孩”形象出现在他的文字中。
1910年，阿尔托与学校同学一起创建了一份免费发行的杂志，并担任编辑。在该杂志上，他以路易·德·阿提德(Louis des Attides)的笔名发表了一些创作:包括一些诗歌和短篇小说。这些作品的创作受到了波德莱尔(Baudelaire)、兰波(Rimbaud)或爱伦·坡(Edgar Poe)的启发。
1914年
就读于学校最后一年的阿尔托抑郁症发作。他缺席会考的第二场考试，毁坏了自己写下的所有作品，封闭自我，变得极端虔诚，并考虑去做神甫。
12月9日，他再次到“征兵体格检查委员会”接受检查，希望应征入伍。
1915年
阿尔托家人担心他持续陷入错乱，把他带到蒙彼利埃(Montpellier)，向当时著名的神经官能症专家约瑟夫·格拉塞(Joseph Grasset)医生求助。医生经诊断，认为阿尔托患了急性神经衰弱，建议送他到马赛的胡谷耶尔(Rouguiere)疗养院，该疗养院以治疗神经衰弱和帮助患者康复闻名。1915至1916年间，阿尔托在那儿待过几个月。
1916年
2月，阿尔托在《荷兰杂志》(La Revue de Hollande)上初次发表他的诗作。
8月9日，阿尔托以非正规部队战斗人员的身份编入驻迪涅的第三步兵团。由于健康原因，他于1917年1月20日暂时退役。在父亲的交涉下，他最终于1917年12月正式退役。
1917年
阿尔托到位于安省的迪沃纳矿泉疗养所(Divonne-les-Bains)休养，主要是为了治疗在神经精神紊乱方面的疾病。阿尔托在此地认识了年轻女画家伊凡娜·吉尔(Yvonne Gilles)。其后，两人数年间互有通信往来。格拉塞医生在治疗过程中，发现阿尔托患有遗传性梅毒，于是选用针疗法，采用砒霜、贡、铋入药进行治疗。
1918年
3月，阿尔托发表了一篇散文，收录在地平线(L'Horizon)法美双语出版社出版的《毛胡子法国大兵日记》(Journal des poilus)一书中。
7月—8月。阿尔托辗转于不同的疗养院治病。由于他的病情并没有什么缓解，家人决定秋天时把他送到瑞士纳沙泰尔附近的一个神经科专科门诊治病。
1919年
阿尔托在瑞士夏内(Chanet)待了一年。在此期间，他经常绘画和写作。1932年，他在亨利-鲁塞尔(Henri-Rousselle)医院进行戒毒治疗时，填写的医学问卷表明他于1919年5月首次服用阿片酊。
1920年
3月末。在达尔戴尔医生的建议下，阿尔托的家人决定把他转送到著名的精神病科专家爱德华·图卢兹(
douard Toulouse)医生那里接受治疗。该医生同时是维勒瑞夫精神病院(Villejuif)院长，他对阿尔托的情况颇有兴趣，立刻接收下这位病人，并且任命他为自己的《明天》(Demain)杂志的联合秘书。医生鼓励阿尔托在杂志上发表诗歌、书评、沙龙及演出评论。阿尔托一直履行文学批评的职责，直到1922年杂志停刊。
6月，自青年时代开始就对戏剧情有独钟的阿尔托认识了吕涅-波(Lugné-Poe)——作品剧团(Le Thé
tre de l'Oeuvre)的负责人。早在1893年，吕涅-波就向法国观众介绍了梅特林克、易卜生及斯特林堡等剧作家。同时，他还请独立派的画家朋友们来设计舞台。同年秋天，阿尔托加入“作品剧团”工作，承担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如:配角、提词人、舞台监制。他在“作品剧团”工作了一年。
阿尔托后来在回忆其戏剧生涯时称:“在1920年到1936年间，我参与了对巴黎产生深刻影响的所有演出。但是，我可以说，我已经完全与戏剧的内在生活融为一体了。我融入它的苦痛、它的失败、它的希望、它的困顿，有时也与它的胜利合而为一。”
年末，他离开维尔瑞弗精神病院，迁入帕西(Passy)一个膳宿公寓居住。自此，他开始不停地搬家。
1921年
阿尔托对达达主义产生兴趣，开始接触到安德烈·布勒东、路易·阿拉贡、菲利浦·苏泊(Philippe Soupault)的早期作品。7月，他认识了马科斯·雅格布(Max Jacob)，雅格布建议他去看看查理·杜兰(Charles Dullin)的演出作品。随后，他结识了雅格布的好友们。
10月，查理·杜兰的剧社接受了阿尔托。此时杜兰刚刚组建起一个演员新学校，这便是后来的“戏剧工间”(Le Thé
tre de l'Atelier)。
该月，阿尔托在致马科斯·雅格布的书信中写道:“听杜兰授课的时候，会觉得重新发现了那些古老的秘密，一种在演出时被遗忘了的神秘主义。这既是一个剧团，也是一所学校……演员演出的时候倾注内心深处的感受，手、足、肌肉、全身上下都参与演出。演员感受到客体(对象、物体)吮吸它，触摸它，注视它，倾听它，然后什么都不复存在了，没有任何附属品。日本人可做我们直接的老师，我们的启发者，还有爱伦·坡。这是非常令人赞赏的。”
同时，他在剧团里认识了希腊裔的罗马尼亚青年女演员杰妮佳·阿塔娜希尤(Génica Athanasiou)。阿尔托疯狂地爱恋着杰妮佳，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一直对其激情不退。
11月，《行动——哲学与艺术手册》杂志刊登了阿尔托的两首诗歌。该杂志12月号刊登了阿尔托其他几篇诗作、一篇摘录及一篇书评。同年最后一季度期间，阿尔托经常在《新纪元》杂志上发表文章与书评。
1922年
阿尔托参演“戏剧工间”排演的莫里哀《吝啬鬼》一剧。与此同时，他积极参加该剧团内的所有表演。自4月起，登上老鸽巢剧院(le Thé
tre du Vieux-Colombier)的舞台。
据《巴黎战后戏剧》(Le thé
tre d'après-guerre)记载:“戏剧工间的初次演出具有非凡的意义。查理·杜兰想要重现中世纪古剧团的精神，让演员既是创造者、诗人、作者、乞丐，又是冒险家的巡演剧团复活。在他的剧团中，所有人都干活，既动手又动脑。演员们转变成建筑工人、置景工、行政管理者、即兴演奏者、裁缝。这是一种工作的狂热。工作第一，食物其次。而且我们常会因这种对戏剧的热爱而废寝忘食。”
3月，阿尔托与杰妮佳一起出演亚历山大·阿尔诺(Alexandre Arnoux)的剧作《莫莉亚娜与伽尔文》(Moriana et Galvan)。阿尔托在雷尼亚(Regnard)的《离婚》(Le Divorce)一剧中饰演索提奈(Sottinet)。
4月—6月，阿尔托为佛朗西斯科·德·卡斯特罗(Francesco de Castro)的作品《客栈》(L'H
tellerie)设计布景与服装。他同时还在该剧中扮演一个盲人。在卡尔德隆(Calderon)的《哀悼》(Visites de Condoléances)中扮演唐·吕(Don Luis)。6月20日，他在西班牙剧作家的《人生如梦》(La Vie est un songe)中扮演葡萄牙国王巴意勒，还负责该剧的布景与服装设计。他在该剧中的表现赢得评论界的高度赞誉。
7月—8月，阿尔托返回马赛与家人团聚。其间，他观看了殖民地博览会。在印度尼西亚馆，他看到一场柬埔寨舞蹈表演。这场表演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并对他的戏剧观产生较大影响。
9月—12月，阿尔托参加“戏剧工间”在蒙马特剧院(le Thé
tre Montmartre)的多场演出。尽管他的健康状况不是很好，但是他仍然扮演了多个角色。这段时间，阿尔托生活较为拮据，几乎靠父亲的资助生活。
阿尔托后来回忆道:“在戏剧舞台上，我早期扮演的角色是最后一幕最后一场戏中的人物。这一幕戏是平庸的、自得其乐的，没什么活力，空洞的、富于戏剧性的，又排得满满的。我所扮演的人物总是用错位的语气说:‘能进来么?能进来么?’能进来么?之后，幕布合上。可是，为什么要进入现实呢，为什么要通过把现实归于生活的方式向这种满是污秽的生活致敬呢?”(《不合适宜的死亡与阿尔图尔·阿达莫夫的倾诉》(L'Intempestivemort et l'Aveu d'Arthur Adamov)，1946年10月10日)
同时，阿尔托与西蒙画廊(Simon)签约，出版文集《天空的棋盘》(Tric Trac du Ciel)，其中包括8首诗歌。次年，阿尔托认识了安德烈·马松(AndréMasson)，并经常去他的画室，在那里结识包括米罗(Miro)在内的多位艺术家。
1923年
2月，阿尔托自费出版第一期杂志(Bilboquet)，该杂志4页皆出自阿尔托之手。包括2首诗《心醉神迷》(Extase)与《夜之节日》(Fête nocturne)。
3月1日，阿尔托出演亚历山大·阿尔努(Alexandre Arnoux)的剧作《波尔多的胡安》(Huon de Bordeaux)，他在戏中扮演查理曼大帝一角。然而杜兰、剧作家本人与部分评论家认为阿尔托的表演过于极端。月底，阿尔托放弃了该角色并离开戏剧工间。但是，他与杜兰仍然有密切联系。
5月，阿尔托重返乔治剧团(la compagnie Georges)，与柳德米娜·庇托耶夫(Ludmilla Pitoff)在香榭丽舍喜剧院重逢。此后，他仅仅在剧团扮演些小配角。5月1日，他收到《新法兰西》杂志主编雅克·理维埃尔的来信，得知他所投的2首诗作未被录用。18日，阿尔托来到杂志社与理维埃尔会面。当天晚上，阿尔托写了后来收入《雅克·理维埃尔通信集》的第一封信。
6月8日，阿尔托参演由匈牙利作家斐朗斯·莫勒纳尔(Ferenc Molnar)创作的《利力姆》(Liliom)一剧，该剧由庇托耶夫(Pitoff)导演在香榭丽舍剧院演出。阿尔托在剧中分饰一位侦探与一位警察。此时，阿尔托正经历着财政与健康的双重危机。
10月，阿尔托撰写《舞台布景的发展》(L'
volution du décor)一文，该文章是他在戏剧方面的第一篇宣言。
1924年
3月—6月，28岁的阿尔托开始他在电影方面的尝试。他在片长15分钟的前超现实主义电影《杂闻》中扮演2号先生，一位被盛怒的丈夫慢慢掐死的情夫。在此期间，他还继续在庇托耶夫的剧团饰演一些小角色。直到6月，他对电影的兴趣日益浓厚，且有志把电影当作他的事业。他与已成为电影小说公司艺术总监的表亲路易·纳尔帕(Louis Nalpas)取得联系，由此出演电影。
9月1日，《新法兰西杂志》刊登了阿尔托的一封来信，但他的名字由3颗星替代。
10月—12月，阿尔托结识安德烈·布勒东，当时布勒东对阿尔托发表的来信非常欣赏。阿尔托在给友人图卢兹夫人(Toulouse)的信里提及，长久以来，他自己非常清楚何为超现实主义，他本人一直都遵循这套思想与世界体系。10月15日，安德烈·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发表。阿尔托与安德烈·马松一起参加超现实主义运动，并正式参加《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的工作。
1925年
阿尔托积极参与超现实主义运动，且撰写多篇文章与宣言，被委派负责《超现实主义革命》第三期的筹备工作。开始参加影片《拿破仑》的拍摄，饰演马拉一角(Marat)。同时还在编写电影剧本《18秒》。
4月15日，《超现实主义革命》第三期出版，题名为《1925:基督教时代的终结》。该期多篇文章与宣言皆出自阿尔托之手。
5月28、29日，出演路易·阿拉贡《在墙角下》(Au pied du mur)的几个片段。该演出是罗伯特·阿隆(Robert Aron)的讲座《普通法国人与文学》(Le Fran
aismoyen et la littérature)的形象说明。第一场讲座和演出在法兰西学院(le College de France)进行。第二天，他们来到老鸽巢剧院演出，超现实主义者们的起哄令主讲人的讲座一度中断。
6月—8月，阿尔托到意大利拍摄电影。他在超现实主义的多篇宣言上签字，宣言均发表在《人道报》上。
7月23日，由阿尔托创作、安德烈·马松绘作者像的《虚幻中心》(L'Ombilic des Limbes)被新法兰西杂志出版社纳入《一部著作，一幅肖像》系列丛书出版。
8月1日，《神经测量仪》(Pèse-nerf)入选由路易·阿拉贡主持的《献给您美丽的眼睛》(Pour vos beaux yeux)系列丛书。
阿尔托与罗杰·维特拉克(Roger Vitrac)建立友谊，两人分别于8月和9月结伴到芒什省的卡特雷短暂出游。与杰妮佳(Génica)的关系恶化，生活非常窘迫，阿尔托整个人常处于焦虑状态。
这一时期，他给多本杂志写稿，包括比利时的《绿盘》(Le Disque vert de Bruxelle)，《超现实主义宣言》，《明澈》(Clarté)，《新法兰西杂志》等。
1926年
《商业》杂志发表阿尔托的《地狱日记摘录》。阿尔托开始投身电影《漂泊的犹太人》的拍摄工作。
9月—11月，与罗杰·维特拉克、罗伯特·阿隆(Robert Aron)一起成立了阿尔弗雷德·雅里剧团(le Thé
tre Alfred Jarry)。11月1日，《新法兰西杂志》上刊登剧团的第一宣言《阿尔弗雷德·雅里剧团》的部分内容。不久，《阿尔弗雷德·雅里剧团》的宣传册发行，内印1926年到1927年度剧团的剧目表，并接受预订。
11月底，阿尔托正式被超现实主义团体除名。阿尔托的戏剧计划被认为具有不断被神秘主义吸引的倾向，他的戏剧活动令人与之迅速拉开距离。
12月，阿尔托继续参与电影的拍摄。
1927年
阿尔托继续推进组建雅里剧团的计划。杰妮佳开始疏远他。
4月7日，《拿破仑》在巴黎国家歌剧院首演并取得巨大成功。阿尔托结识基督教哲学家雅克·马里丁(Jacques Maritain)。
4月16日，他向电影演员协会(Association des Auteurs de Films)递交剧本《贝壳与牧师》(La Coquille et le Clergyman)。布勒东、阿拉贡等人在宣传册《献给伟大之日》(Au grand jour)中宣称将阿尔托从超现实主义团体中开除，并且措辞激烈地攻击阿尔托。阿尔托的反驳文题为《献给伟大之夜与超现实主义的虚张声势》(la grandenuit ou le bluff surréaliste)，于该年6月自费出版。
6月1日、2日，阿尔弗雷德·雅里剧团的首轮演出在格勒内勒戏院(le Thé
tre de Grenelle)上演。这些剧目在杜兰的戏剧工间排练。这一轮演出的剧目主要源于剧团的3位主创人员:罗杰·维特拉克的《爱情的奥密》(Les Mystères de l'Amour)，阿尔托的音乐小品《燃烧的腹部或是疯狂的母亲》(Ventre br
léou la Mère folle)，罗伯特·阿隆的《季戈涅》(Gigogne)。评论界与公众都反响热烈。但剧团仍然入不敷出。
7月，阿尔托开始拍摄电影《贞德的激情》(La Passion de Jeanne d'Arc de Carl Dreyer)，在影片中饰演马休修道士。在伊翁那·阿兰迪的鼓动下，电影明星杜拉克(Germaine Dulac)对阿尔托的剧本《贝壳与牧师》产生兴趣并且加入拍摄。但阿尔托在摄制过程中的监场让两人关系紧张。
8月，阿尔托与乔治·理本蒙-德赛尼(Georges Ribemont-Dessaignes)、安德烈·巴尔萨鲁(AndréBarsalou)合作，自费出版《句点》(Point Final)。
10月，阿尔托参加电影《凡尔登，历史的眼光》(Verdun，visions d'Histoire)的拍摄，在其中扮演一名知识分子。
11月，在《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电影剧本《贝壳与牧师》。31岁的阿尔托退出剧组，进行心理分析治疗。
1927年12月—1928年1月间，阿尔托在《自由纸张》上发表《明亮的阿伯拉尔》。同年，他还在其他报刊如《南方文学》、《新法兰西杂志》、《艺术手册》、《插图世界》上发表不少文章。
1928年
1月14日，阿尔弗雷德·雅里剧团的第二轮演出在香榭丽舍喜剧院上演。演出开场时先放映普多夫金(Poudovkine)据高尔基作品改编的《母亲》。影片未通过法国方面的审查。之后是阿尔托导演的《正午分界》(Partage du midi)第三幕，该幕剧被认为违背了作者的初衷。阿尔托在戏末登上舞台，当众评判时任法国驻美国大使的克罗岱尔是“可耻的叛徒”。这场演出导致阿尔托与让·波朗心生芥蒂，但也促成阿尔托与超现实主义者们和解。
2月9日，《贝壳与牧师》在于尔絮勒会工作室(Ursulines)举行首次公演。
3月，阿尔托与维特拉克的名字重新出现在《超现实主义革命》的目录上。与此同时，阿尔托开始参与根据左拉同名小说《金钱》拍摄的影片，饰演马佐(Mazaud)秘书一角。
3月12日，阿尔托在索邦大学举行了一场题为《艺术与死亡》(L'art et la mort)的演讲。席间，他朗读了自己的文章与诗作。
6月2日、9日，阿尔弗雷德·雅里剧团的第三轮演出在林荫道剧院上演。该轮演出斯特林堡的作品《一出梦的戏剧》。该剧在演出时引发超现实主义者们的激烈反应。布勒东被捕，随后很快被释放。阿尔托与超现实主义者们再次决裂。
9月，阿尔托继续忙于拍摄《金钱》一片。阿兰迪医生试图将阿尔托的剧本推荐给美国制片方，未果。
12月24日、29日，阿尔弗雷德·雅里剧团在伊翁那·阿兰迪的资助下开始第四轮演出:上演罗杰·维特拉克的《维克多或掌权的孩子们》。
1929年
1月5日，阿尔弗雷德·雅里剧团第三次演出《维克多或掌权的孩子们》。阿尔弗雷德·雅里剧团四轮演出，总共只演了8场戏。17日，阿尔托向电影演员公司提交了他的第二个剧本《32人与太阳飞机》(Les32 et L'Avion solaire)。
2月—4月，阿尔托在电影上投入较多心血。
4月17日，《艺术与死亡》(收录阿尔托在不同杂志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出版。26日，阿尔托向电影演员公司提交根据斯蒂文森(Stevenson)的作品改编而成的剧本《巴朗特拉的大师》(Ma
tre de Ballantrae)。
6月22日，在28号工作室举行《关于有声电影之可能性与不可能性》(Sur les possibilités et les impossibilités du film parlant)的讲座。
1930年
3月，阿尔托草拟2份导演计划，一份是斯特林堡的《鬼魂奏鸣曲》，另一份是罗杰·维特拉克的《特拉法尔加的打击》(Le Coup de Trafalgar)。但最终决定终止阿尔弗雷德·雅里剧团的实践活动。
阿尔托同时草拟了一份成立电影公司的计划:《成立一个资金能够迅速回笼的专门拍摄短片的电影公司》(Projet de constitution d'une firme destinéeàproduire des films de court métrage d'un amortissement rapide et s
r)，主要是为了拍摄他的最后一部电影剧本《屠夫的反抗》(La Révolte du boucher)，该剧本于1930年6月1日刊登在第201期的《新法兰西杂志》上。
6月，推出合成摄影展。阿兰迪医生向在意大利电影圈内颇有影响力的未来主义头目马里耐提写信推荐阿尔托。
7月—8月，阿尔托在柏林拍摄电影《一夜风流》(La Femme d'une nuit)，出演一个叛徒。
10月—11月，再次到柏林拍摄帕波斯特(Pabst)执导的电影。
1931年
1月—2月，参演雷蒙·贝尔纳(Raymond Bernard)执导的影片《蒙马特郊区》(Faubourg Montmartre)，在片中饰演造反派的一个头目。
1月23日，阿尔托写信给加斯东·伽里玛(Gaston Gallimard)，建议为其选集《杰出人物的人生》(Vies des hommes illustres)撰写阿伯拉尔(Abélard)的生平。
3月，《刘易斯修道士》问世，该书由“阿尔托口述而成”。
4月15日，阿尔托给在香榭丽舍喜剧院就职的路易·日伏去信，询问是否有工作机会。他另附上2份演出计划。两人多次碰面讨论，但未能即刻达成合作。之后，阿尔托考虑创作一部关于巫术与神秘科学的电影。
5月23日—7月10日，在兰斯(Reims)拍摄电影《森林的信仰》(Les Croix de bois)，饰演一名士兵，拍摄条件非常恶劣。
6月，拍摄有声电影《凡尔登，历史的眼光》。
7月11日，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阿尔托观看了巴厘剧团众多演出中的一场。
8月11—12日，给《新法兰西杂志》写了一篇关于巴厘戏剧的评论。
9月23日，在写给让·波朗的信中称:打算开设一门有关戏剧艺术与电影的课程。他请波朗在《新法兰西杂志》上公布这一信息，帮他招生。
10月1日，《殖民博览会上的巴厘戏剧》(Le Thé
tre Balinaisàl'Exposition coloniale)发表在第217期的《新法兰西杂志》上。
12月10日，在索邦大学做题为《导演与形而上学》(La mise en scène et la Métaphysique)的讲座，获得较大成功。阿尔托再次打算将罗杰·维特拉克的《特拉法尔加的打击》一剧搬上舞台，他向茹威(Jouvet)与杜兰提出该建议。
1932年
阿尔托写下多篇文稿，主要包括关于戏剧理论的文章和每月发表在《新法兰西杂志》上的评论。但是，所得稿酬并不能保障他的日常生活，他仍然穷困潦倒。
1月，准备两篇报告:《加拉帕戈斯群岛，世界尽头的岛屿》(Galapagos，les
les du bout dumonde)，后发表在1932年5月第59期与第60期的《这里》(Voilà)杂志上;《爱在上海》(L'amouràChanga
)，1952年12月才得以发表在《这里》杂志上。
构思新的戏剧计划:他想要排演毕希纳(Büchner)的《莱翁斯与莱娜或沃伊泽克》(Léonce et Léna ou Woyzeck)。他将计划告知茹威与杜兰。随后，他担任茹威的助理，排演阿尔弗来德·萨午瓦尔(Alfred Savoir)的《乡村女糕点师》(P
tissière de village)。
2月，尝试多种方法来减轻身体疼痛。他向魔术师、云游者、放射感应探测者及别的各类治疗师求助。他也向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乔治·莫汉求助。此人曾担任法国驻上海领事，精通针灸。阿尔托在莫汉那里接受了多个疗程的针灸治疗。
3月，他向波朗提交一份由赞助委员会支持的戏剧计划。
4月—5月，在柏林拍摄电影《抖手人》，饰演盗匪头目。
8月，在电影《悲哀的女人》(Mater dolorosa)中扮演一个小角色。月底，完成标志他新戏剧事业的宣言。
1932年8月29日，阿尔托在致让·波朗的信中写道:“现在我写完了宣言，我开始用打字机输入文稿。输入完毕后，我马上寄给您阅读，以便您可以在10月号的杂志上为宣言安排一个好的版面……我定名为‘残酷剧团’……除非您或者是安德烈·纪德投反对票，否则我将沿用这个名称。”
之后，阿尔托满怀激情地开始寻找资金、场地及各方面的支持。
10月1日，《残酷剧团宣言》发表在《新法兰西杂志》上，但是其反响未达到阿尔托的预期。在波朗的支持下，阿尔托继续在该杂志上不断发表文章。
10月20—22日，在表兄路易·纳尔帕的推荐下，阿尔托参演影片《我姐姐的孩子》(L'Enfant dema soeur)。
11月，爱德加尔·瓦莱兹(Edgard Varèse)建议阿尔托与其合作推出歌剧。阿尔托开始写作《天空不再》(Il n'y a plus de firmament)，但该作品最终未能完成。
12月，阿尔托进入医院，接受戒毒治疗。
1932年12月16日，他在致波朗的信中提及，想要举办公开朗诵会，朗诵赛内克(Sénèque)的悲剧，并邀请听众发表对残酷戏剧的看法。
1933年
1月，完成残酷剧团的第二宣言。22日，他写信告知波朗，第一部剧本《征服墨西哥》已创作完成，该剧将是残酷剧团的首场演出。
2月，成立“残酷剧团公司”，该公司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目的是募集不同的资金，代理人为贝尔纳·斯泰勒(Bernard Steele)。由于缺乏资金，该计划很快破产。出版《残酷剧团第二宣言》，该宣言是一本16页的小册子。
3月，阿尔托结识了女作家安娜伊斯·讷(Ana
s Nin)，后者开始资助阿尔托的戏剧事业。
4月6日，阿尔托在索邦大学举行题为《戏剧与鼠疫》的讲座。
5月—9月，继续撰写有关戏剧理念的文章。同时，加强对外联系，以便争取到资金，但最后无功而返。
11月—12月，参与影片《利力姆》(Lilim)的摄制。参加录制广播剧《幽灵悲歌》，阿尔托为幽灵配音，并且负责该广播剧的戏剧效果。这一时期，阿尔托还参演了很多广播小节目。
1934年
1月6日，举办专场朗诵会，其目的在于引起公众关注、评论残酷剧团。阿尔托朗诵了改编自莎翁的《理查德二世》(Richard II)，之后是他还未发表的剧作《征服墨西哥》。
3月，阿尔托把多篇文章寄给波朗，其中有一篇是关于巴尔蒂斯(Balthus)画作的评论。19日，他向波朗宣布将要排演名为《瓦尔莫尔古堡》(Le Ch
teau de Valmore)的戏，该戏改编自萨德侯爵的作品《欧也妮·德·弗朗瓦勒》(Eugénie de Franval)。但该计划又不了了之。
4月28日，出版《艾里约伽巴勒或戴王冠的无政府主义者》(Héliogabale ou l'Anarchiste couronné)，内附6幅安德烈·德兰(André Derain)的插图。该书获评论界好评，并提名“两个小矮人”奖。
6月8日，工间剧场上演由马尔塞·埃朗导演的维特拉克的剧作。之前阿尔托一直指望上演《特拉法尔加的打击》。阿尔托认为维特拉克背叛了他，随即在第250期的《新法兰西杂志》上撰文表示与之决裂。阿尔托写了一部悲剧，根据赛内克的《蒂耶斯特》(Thyeste)改编而成。《坦塔罗斯的酷刑》(Le Supplice de Tantale)好像是于1935年写完，该剧本目前已遗失。
6月—7月，到阿尔及利亚拍摄电影。这是阿尔托第一次离开欧洲。撒哈拉沙漠边境的景象给阿尔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0月，《戏剧与鼠疫》全文刊登在第253期的《新法兰西杂志》上。纪德给予该文高度评价。
1935年
2月—4月，2月7日，阿尔托与伽里玛出版社签署合同，写作一部名为《撒旦》(Satan)的作品。阿尔托预先获得部分书酬并将其投入到《钦契一家》(Les Cenci)一剧的排演中。最后，《撒旦》并未写完。阿尔托于2月初就已经完成《钦契一家》的文稿，并在朋友圈中办过小型的朗诵会，纪德与杜兰都曾出席。阿尔托积极地与不同剧院的经理协商该剧的演出，茹威拒绝了该剧。最终，在饰演贝阿蒂斯·钦契的女演员阿布迪夫人的帮助下解决了资金问题。该剧于4月份开始排演，最后在福利-瓦格朗剧场的轻歌剧厅上演。
5月6日，该剧进行彩排。由于缺乏资金，该剧于22日停演，一共演出17场。评论界对此剧的看法褒贬不一。
阿尔托在1935年5月15日写给波朗的信上说:“我想，就像你能感受到的那样，从戏剧的角度来说理念是好的。但是我被实践背叛。我未能把一切安置在应有的位置上，而这是戏剧的忌讳。关于我自己:我被工作搞得筋疲力尽，都没能塑造自己的角色。之所以不成功，一半原因在于此。”
6月，在《黑色野兽》(La Bête noir)上发表《〈钦契一家〉之后》(Après Les Cenci)一文，总结这次排演的经验。
7月，阿尔托开始联系到墨西哥旅行，其主要目的是寻找原始文明。
8月—11月，拍摄莫里斯·图尔讷尔的影片，在里面饰演图书馆的管理员。这是阿尔托参演的最后一部电影。
9月，进医院接受戒毒治疗，以便能恢复正常工作。
10月1日，在《黑色野兽》上发表《戏剧与文化》一文。该篇文章后来收录进阿尔托的戏剧文集《戏剧及其重影》内，并作为前言。
阿尔托不拍戏时，大多时间都消磨在蒙帕纳斯的咖啡馆里。因为经济拮据，他寄居在不同朋友家。此时，阿尔托即将启程到墨西哥。他拿到了墨西哥大学的邀请函，当地的法语培训中心也愿意接受他在墨西哥的培训点举办讲座。出发前，他向朋友借了几千法郎。
11月1日，他在《黑色野兽》上发表文章《雷鸟醒了》(Le réveil de l'Oiseau-Tonnerre)，内容与他的墨西哥之旅有关。15号，朗诵自己的剧本《坦塔罗斯的酷刑》，布勒东也到场。
12月，继续为戏剧论文集撰稿，写作《塞拉凡剧团》、《情感的田径运动》和《东方戏剧与西方戏剧》。在墨西哥时，他随身携带手稿，以作修正。他急切地要求波朗尽快推出他的戏剧著作。
1936年
1月10日，乘船前往阿尔贝城。在客轮上，他接受了强制戒毒治疗。25日，他写信给波朗，告知他的戏剧文集定名为《戏剧及其重影》。与此同时，在朋友的帮助下，他的多篇文章得以在古巴的期刊上发表。
2月7号，前往墨西哥。26、27、29号，他在墨西哥大学进行了3场演讲:《超现实主义与革命》(Surréalisme et Révolution)、《对抗命运的人类》(L'Homme contre le destin)和《戏剧与诸神》(Le thé
tre et les dieux)。演讲吸引了大批听众，并获得媒体的赞誉。他还与不少墨西哥知识分子建立了友谊。
3月18日，在墨西哥法语培训中心进行题为《战后的巴黎戏剧》的演讲。
4月—7月，阿尔托在墨西哥撰写了约十五篇文章和一些短评，主要发表在杂志上，同时也发表在大学学报上。他的大部分文章政治立场较鲜明，阿尔托与一位墨西哥编辑商议，想要出本专刊，题名为《革命讯息》。
8月，他前往塔拉乌马拉山脉(SierraTarahumara)。
9月，整个月都住在塔拉乌马拉山脉的印第安人部落里，主要是为了参加他们的节日庆典。与此同时，开始产生仙人球崇拜。
10月—11月，返回墨西哥。他的游记《意山》(La Montagne des signes)和《三王的国度》(Le pays des Rois Mages)发表在当地的杂志上。另外两篇文章在阿尔托离开墨西哥后才刊登出来:《亚特兰提德国王们的仪式》(Le rite des Rois de l'Atlantide)、《起源种族》(Une Race Principe)。他编辑好《墨西哥简讯》内的文章，交于诗人约瑟·高罗齐亚(JoséGorostiza)，由后者负责出版事宜。
10月31日，乘船返回法国。
11月中下旬，他身无分文地回到巴黎。他的朋友们发现此时的阿尔托与一年前相比，好像完全变了个人，特别亢奋，且时常发表预言性的演说。
12月17日，阿尔托与伽里玛出版社签订出版《戏剧及其重影》的合约，该书隶属《变化》丛书。
1937年
1月—2月，回到巴黎，阿尔托忙着筹备玛丽亚娜·伊兹科尔多的水粉画展。由于资金匮乏，他试图通过朋友在电台找些临时演员的工作。在波朗的帮助下，资助作家出版者基金会(La Caisse des Lettres)给了阿尔托一笔资助。阿尔托开始醉心于占星术。
2月4日，他写了封长信给让·波朗，描述他的旅行。返回巴黎后，阿尔托还开始动笔写作《仙人球之舞》(La danse du Peyotl)。
2月25日—3月4日，进入法国外科中心戒毒。他写了篇关于占星术的文章寄给波朗，想在《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但是该文章现已遗失。阿尔托与塞西尔·舒拉玛举行订婚仪式，并计划结婚。
4月14日—29日，再次进入戒毒中心，医疗费用仍然由波朗承担。很可能就在这一时期，阿尔托从画家克里斯蒂安·托尼(Kristians Tony)的妻子那里得到一根拐杖。自此，这根拐杖在阿尔托眼里是一件半戏剧化、半神秘性的物件，他还在拐杖上钉了些铁打，以便拐杖能闪闪发光。他对外宣称这是圣·帕德里克(Saint Patrick)的拐杖。就连睡觉时，他也把拐杖放在自己与未婚妻之间。
阿尔托修订《戏剧及其重影》的清样。月初，他重新撰写前言(即《戏剧与文化》)。
5月，来到布鲁塞尔，住在塞西尔父母家。罗伯特·布莱(Robert Poulet)为阿尔托举办了一场演讲，时间定在18号，地点在艺术之家，题为《巴黎的瓦解》(La décomposition de Paris)，演讲内容涉及他的墨西哥之旅、男同性恋等话题。他的演讲瞬时成为丑闻，且让布鲁塞尔的听众与未婚妻家人蒙羞。20号，他回到巴黎。几天后，结婚的计划正式告吹。27日、28日，他写信给波朗表示绝对不在文稿《塔拉乌马拉山脉国度之旅》上署名。
6月—7月，自墨西哥返回巴黎后，阿尔托一直辗转于不同朋友家寄居。从不同资料来看，他本人有时更喜欢拒绝所有资助，露宿街头，乞讨为生。
他写了《存在的新启示》，该文于7月28日由德诺埃勒出版。文章署名为揭露者。文章具有强烈的预示性风格，根据阿尔托6月15到19日的塔罗牌占卜与星座占卜结果写作而成。其间，他写给朋友的信件都充斥着这一风格:充满隐喻的预言，玄奥的威胁与救世主的口吻。
8月1日，《塔拉乌马拉山脉国度之旅》一文发表在第287期的《新法兰西杂志》上，署名为3颗星。阿尔托决定到爱尔兰旅行。6日，他致信给在巴黎的爱尔兰公使馆阐明他到爱尔兰旅行的目的:在爱尔兰重拾一种古老传统的活的源头。他在墨西哥也做了类似探索。信里，他也申请了经济赞助。考虑到阿尔托的访问属于学术交流类，公使馆秘书还为他开具介绍信，且列出一些可以辅助他的人名。
8月14日—9月29日，阿尔托在爱尔兰四处游览。后人只能通过他写给朋友的信件片段来推断他的行踪。在游历的过程中，一贫如洗的阿尔托多次向家人、法国使馆和领馆求助。9月19日，他返回到都柏林。我们并不清楚后半段旅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从他之后寄出的信件中，我们发现他的情绪极端不稳。他警告朋友有些危险正在逼近，预言世界末日将来临，宣称自己是上帝派来执行特殊、神秘使命的使徒等。9月23日，他在都柏林被监禁，其原因主要是流浪与扰乱公共秩序，直到29日他才被释放，并被遣返回法国。
10月—12月，他的文章《墨西哥与原始精神:玛丽亚·伊姿克耶多》(Le Mexique et l'esprit primitif:Maria Izquierdo)发表在10月第8期《艺术之爱》(L'Amour de l'art)上。整个10月，家人与朋友都没有阿尔托的消息。11月中旬其母与波朗开始向位于都柏林的法领馆求助。直到12月份，他母亲在法国小镇索特维尔-莱鲁昂发现了他的行踪。人们无法得知阿尔托从勒阿弗尔港下船后发生了什么事情。阿尔托后来说有人想要谋杀他，他30号到达勒阿弗尔港，之后被送进警察局，然后又被送入医院，被迫穿上束缚疯子的紧身衣，关在精神病院里。他被鉴定有暴力、危险、幻想被迫害症状。10月16号，经过行政诉讼后，他被安置到小镇上的精神病院，他母亲就是在那里发现了他的行踪。当时，他坚称自己是希腊人，并不认识他母亲。
在该精神病院度过的5个半月里，人们对他的生活知之甚少，只从他一封长达5页的信中有所了解。他在该信件上署名安东尼奥·阿尔拉那皮罗斯(Antoneo Arlanapulos)，继续坚称自己是希腊人，并且要求返回都柏林，找回被人们夺走的笔记与信件。
12月31日，在《这儿》杂志上发表《已消失的种族》，署名为约翰·弗莱斯特(John Forester)。
1938年
2月7日，《戏剧及其重影》由伽里玛出版社出版，印数400册。
4月，他母亲通过各种办法终于把他转到巴黎的圣-安娜精神病中心。诊断结果依旧，他的转院证明上提到“文学抱负也许已达极限，只有用妄想来唤起灵感”。他在圣-安娜精神病中心度过了11个月，人们甚少了解他的生活。他拒绝所有的探访，特别是拒绝家人的探访。
1939年
1939年2月22日—1943年1月22日，被关入维勒-埃伏拉德(Ville-
vrard)精神病院长达3年零11个月。
2月，阿尔托42岁了，他被认为无药可医。在近四年的时间里，他未接受过任何治疗。他经常换病房，其他病人都抱怨他的叫声与驱魔咒声特别吵，让人无法睡觉。他写下了大量的信件，有给家人、朋友的，有给医生及世界政要名流的。
4月，《书友新闻》上发表了阿尔托写于3月4日的《致阿德莉亚娜·莫尼的一封信》。该书信被认为是阿尔托在1938到1942年期间唯一问世的文字。
5月，早在阿尔托旅居爱尔兰时，他就开始自制一些具有魔法的信物，并寄送给朋友。这些信物上面有彩绘，混杂了文字与图画，纸张上面打了空，且还有烧过的痕迹。有时候是护身符，有时是驱魔咒，这些是阿尔托后来在罗德兹精神病院所写大量“字画”的雏形。
1940年
在德占时期里，精神病院的生活条件更加恶劣。他的母亲与朋友定期给他寄送些钱物。阿尔托常常写信要求朋友寄送些海洛因来镇痛和激发幻觉。从他这段时期的信件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末期写作的主题:不间断地重新监禁，在肉体欲望的纠结中沦为受害者，与魔鬼的抗争。
1941年
12月，他开始在信件末尾署名为“安托南·纳尔帕”，这是他最小的妹妹的名字。
1942年
11月，罗德兹精神病院的主治医生费尔德里耶尔(Ferdière)决定接纳阿尔托。经过准备，1943年1月22日，在两位护士的陪同下，他转院到罗德兹。从1943年2月11日至1946年5月25日，他在罗德兹精神病院度过了3年。49岁那年才得以出院。
1943年
2月，经过几个月的精心治疗后，阿尔托的情况有了显著改善。他可以在有人陪伴的情况下出门散步。
3月29日，阿尔托给费尔德里耶尔医生写了一封长信，主要是关于龙沙的《魔鬼颂》(Daimons)的随想。这封信是阿尔托回归文坛的标志之一。
6月，他开始接受电击疗法。在电击疗法的第二个疗程中，他的脊柱第九椎骨折，不得不卧床2个月。夏末，接受费尔德里耶尔医生的艺术治疗法，阿尔托根据李维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作品改写了2篇文章:《关于主题的变化》(Variationsàpropos d'un thème)和《马特－塔皮骑士》(Le Chevalier Mate-Tapis)。
9月17日，他不再署名为安托南·纳尔帕，改回安托南·阿尔托。这标志者他对自身“身份”的重新确定。月底，他改写了李维斯·卡罗尔《穿过镜面》(La Traversée du miroir)的第六章。
10月7日，他给波朗寄去一篇长达16页，题名为《KABHAR ENIS-KATHAR ESTI》的文稿。文稿中还附言:“6年停止工作后，我在您的煽动下再次重新拾笔开始写作。这就是我刚写完的文章(共16页)。”
10月25日—11月22日，接受第二阶段的电击治疗。
12月14日—19日，写作《塔拉乌马拉山脉山区的仙人球仪式》。
1944年
1月17—24日，费尔德里耶尔医生给阿尔托安排了一间单人间。他写作《塔拉乌马拉山脉山区旅行补记》，整篇文章都呈现出他后来强烈否认的宗教神秘主义风格。从这一时期他所写的信件及文稿都可以看出，自他搬入罗德兹精神病院以来，他整个人一直沉浸在一种充满仪式感的神秘狂热中。
2月—6月。2月初，在医生的鼓励下，他慢慢开始画素描并提到想要画水粉画。4月，他改写了罗伯特·苏斯怀(Robert Southwell)的作品《火婴》(Le Bébéde feu)。几个月后，该改写作品发表于《诗歌44首》(Poésie 44)上。5月，他根据爱伦·坡的诗歌写作《Israfel》。这两次改编的作品都属于费尔德里耶尔医生艺术治疗法的成果。
5月10日，《戏剧及其重影》再版，发行1 525册。
5月23日—6月16日，接受共12次的电击疗程。
7月—12月。7月，他写作《张开的嘴》(La Bouche ouverte)一文。同年，他很有可能还完成了2篇文章:《反抗诗歌》(Révolte contre la poésie)与《法国人中的安提戈涅》(Antigone chez les Fran
ais)。
8月与12月，他分别再次接受点击疗程。8月25日，他第一次在信中向母亲提及自己肠出血。
1945年
1月—2月，他开始绘制彩色图画。从2月开始，他坚持每天在小学生练习本上写作，直到生命尽头才停笔。2月中旬，他给波朗寄去了一首简单的梦幻诗歌:《牲口棚里的母亲们》(Les Mèresàl'étable)。该诗次年发表在《新时间》(L'Heure nouvelle)上。
4月1日，阿尔托宣布彻底与基督教决裂，也表明拒绝任何一种宗教。
7月—12月。7月6日，亨利·帕里索(Henri Parisot)向阿尔托提议负责出版《在塔拉乌马拉山脉的国度旅行》，阿尔托同意了该项提议。8月初，他告诉罗杰·布兰自己即将从罗德兹精神病院出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他多次向友人提到出院，并且越来越抗拒电击治疗，频繁要求朋友们来探望他。此时的阿尔托，已经被允许可以独自离开罗德兹。9月15日，《在塔拉乌马拉山脉的国度旅行》一书印刷完毕。
9月17日—12月9日，与亨利·帕里索保持通信。10月7日，亨利·帕里索建议阿尔托出版这些信件。这就是翌年出版的《罗德兹通信集》(Lettres de Rodez)。
1946年
2月26—27日，波朗、马尔特·罗伯特、阿达莫夫等都在为阿尔托出院一事奔走。阿达莫夫组织了一个拍卖会(画作与手稿)来为阿尔托募款。5—6月时，“阿尔托的朋友”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由波朗、阿达莫夫、巴尔图斯、让-路易·巴洛、纪德、毕加索、亨利·托马斯等领导，其他朋友则为协助阿尔托寻觅合适的安身之所而奔走。
3月19日—4月10日，阿尔托暂时离开罗德兹精神病院。他给雅克·普雷维尔(Jacques Prevel)写信并寄去他的诗集。此事也标志着两人友谊的开始。
5月25日，阿尔托在费尔德里耶尔医生的陪伴下正式离开罗德兹精神病院。
5月26日—12月，在朋友的欢迎下，阿尔托在德尔马斯医生的健康中心安顿下来。几个月后，他在公园里拥有单独的住所。
6月7日，撒拉·贝尔纳剧院举办了向阿尔托致敬的活动。布勒东做了揭幕演讲，阿达莫夫介绍并朗读了阿尔托的多篇文章。8日，他在电台的实验俱乐部录制《病人与医生》(Les malades et les médecins)，节目于9号播放，文稿于1947年发表在第8期的《四面八方》(Les Quatre Vents)杂志上。
7月—8月，他在电台的实验俱乐部录制《疯癫与黑色魔力》(Aliénation etmagie noire)。
8月1日，他与伽里玛出版社签约，出版《钦契一家》。与此同时，出版商还表示了出版阿尔托全集的意愿，阿尔托也计划重新为第一卷写致词，该致词发表在第3期的《超现实主义革命》上。他还编写了序言。此外，阿尔托还写了:《蔑视无约束的人》(Insulteàl'inconditionné)、《父母的诅骂》(L'exécration du père-mère)、《愤世嫉俗的傻瓜——阿尔托的回归》(Le retour d'Artaud le M
mo)。
阿尔托出院后恢复了很久以前的习惯:逛咖啡馆。他经常去蒙帕纳斯咖啡馆或圣-日尔曼的“花神”咖啡馆。头顶“疯子诗人”或是“被诅咒的诗人”名号，他在很多人眼里变成为自由而战的斗士。很多资料都显示，阿尔托在咖啡馆的时候，身边常围绕着他的朋友、作家、年轻人、诗人、杂志读者等。
9月6日，阿尔托与伽里玛出版社签署出版全集的合约(计划先出4卷)。
11月6日，皮埃尔·波尔达斯预付了阿尔托5首诗作的稿费，这就是之后的《愤世嫉俗的傻瓜——阿尔托的5首诗》(5 poèmes d'Artaud le M
mo)。12日，他写作《叛徒柯勒律治》(Coleridge le tra
tre)。25日，他写作《长眠于此》(Ci-G
t)，文稿前是《印第安文化》(La Culture indienne)一文(次年7月15日，他与K出版社签订出版合约)。同时，他开始口述《帮凶与酷刑》(Supp
ts et Suppliciations)。
12月7日，与皮埃尔·勒布(Pierre Loeb)签订合约，出版《为了可怜德波波卡特佩特火山》(Pour le pauvre Popocatepete)，该作品即后来的《帮凶与酷刑》。
1947年
1月13日，老鸽巢剧院举办《愤世嫉俗的傻瓜——阿尔托所亲历的历史——与阿尔托面对面》(Histoire vécue d'Artaud-M
mo)活动。自阿尔托返回巴黎后，该剧院经理一直邀请阿尔托举办一场演出。阿尔托曾经想过排演欧里庇得斯的《女祭司》(Les Bacchantes)，但最后还是选择在剧院里作一场讲座与诗歌朗诵。在挤满人的大厅里，阿尔托讲述他在疯人院的日子，在都柏林的争斗，他与邪恶力量的抗争。他试图想要读自己的文章，但是突然停了下来。坐在第一排的纪德心里百感交集，走上舞台，拥抱阿尔托。很多人都认为该讲座既让人印象深刻，又让人难以忍受。
2月，阿尔托开始写《梵高，社会的自杀者》(Van Gogh le suicidé de la société)，为时一个月。在此期间，他去橘园博物馆(Musée de l'Orangerie)观看梵高的作品展。皮埃尔·勒布建议阿尔托在他的画廊里举办画展。阿尔托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4月，戒毒计划破灭。自返回巴黎后，阿尔托再次开始吸毒，借以镇痛。
5月，米歇尔·德·雷(Michel de Ré)想创办一本戏剧杂志。在他的邀请下，阿尔托写了好几篇关于戏剧的文章，其中包括《异化演员》(Aliéner l'acteur)。
6月，他写作《反对通灵魔法之信》(Lettre contre la Cabbale)，该文以小册子的形式于1949年出版。22日，他与马克·巴伯扎(Marc Barbezat)签订两份出版合约，出版《阿尔沃河与欧姆》(L'Arve et l'Aume)与《在塔拉乌马拉山脉的国度旅行》。
7月4日—20日，皮埃尔画廊举办《肖像与图画》(Portraits et dessins)的展览。在揭幕与闭幕酒会上，阿尔托多篇文章被朗诵。其中《戏剧与科学》(Le thé
tre et la science)由友人科莱特·托马斯(Colette Thomas)、马尔特·罗伯特和阿尔托本人朗诵。之前，阿尔托为此撰写了多篇关于戏剧的文章。
8月—9月，阿尔托计划撰写一些戏剧论文，之后想写作《基督耶稣的真实历史》(Histoire vraie de Jésus-christ)，并想在此基础上创作剧本《最后的审批》(Le Jugement dernier)。
10月，写作《毒品法诉讼》(Procédure contre la loi sur les stupéfiants)，《黑日仪式》(le Rite du soleil noir)．
11月，电台戏剧文学节目负责人邀请阿尔托为其制作节目《诗人之音》，这就有了后来的《与神的审判决裂》。阿尔托为节目撰写了不少关于残酷戏剧的文字。他还写了《巴黎－华沙》。
12月15日，《愤世嫉俗的傻瓜——阿尔托》与《梵高，社会的自杀者》问世。
1948年
1月，阿尔托就魔法与麻醉剂写下不少评论文章。16日，他凭借《梵高，社会的自杀者》一书获“圣-波午”(Saite-Beuve)奖。同日，他与罗杰·布兰到电台完成节目音响效果的录制。30—31日，他创作《谋杀魔法的50幅图画》(50 dessins pour assassiner la magie)。
2月，《巴黎—华沙》发表在第3—4期的《84》杂志上。月初，一系列医学检查证实阿尔托患有无法进行手术治疗的直肠癌。
3月4日，园丁发现阿尔托坐在床角，已停止呼吸，极有可能是注射了过量的镇痛麻醉剂。
8日，他葬于伊芙里小镇(cimetière communal d'Ivry)公墓。1975年4月，他的遗物被转到马赛的圣-皮埃尔墓地(cimetière Saint-Pierre de Marseil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