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语言观
残酷戏剧理论是一次戏剧语言观的革命。阿尔托在《戏剧及其重影》中反复定义阐释他对戏剧语言的认识,他说:“所谓语言,我不是指从一开始就难以捕捉的方言,而是指戏剧语言,它位于一切口头语言之外,并汇集了大量舞台经验,与它相比,我们那些纯粹对白式的演出未免相形见绌。”[1]从这一引言中,我们首先可以得知,阿尔托所阐述的“戏剧语言”绝非西方传统戏剧中由台词(对白、独白、旁白、画外音等)构成的戏剧语言。西方传统戏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指包括从古希腊到现代派之前的多种戏剧形态,其特点之一是强调文学性,即强调戏剧语言在文字上的雕琢。阿尔托所提倡的“戏剧语言”是一种“物化”的语言,即具体可见、可感知的诉诸视觉形象、听觉等多重感官的语言。这种语言是在剧场空间里凝结的语言,而非传统的线性叙述的语言。其“戏剧语言”的语义场所涵容的要素较之西方传统戏剧语言要丰富得多。
自19世纪以来,非理性主义与直觉主义的迅猛发展对西方哲学、语言学的发展造成了较大冲击。现代西方语言学认为,语言具有多种含义,日常生活语言具有多种用法,若认定每一个语句必有一种确定的意义,则会导致精神的束缚。换言之,语言的表现力是有限的,它能传达人的具体行为与某些心理状态,但是却无法完全反映人的心灵与精神,特别是人的某些体验与感受、人的幻觉与潜意识是难以用语言确指的。这一思想对生活在19、20世纪之交的戏剧人及这段时期涌现出的戏剧流派有着较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戏剧、残酷戏剧和荒诞派戏剧都受其影响,它们在戏剧语言“物质化”的进程中有过不同的探索和实践。最具革命意识的戏剧人巴蒂在阿尔托之前就开始探索戏剧语言:为了实现他所追求的“总体”(或“完全”、“整体”)戏剧的理念,他提出要让戏剧彻底从文学语言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融合其他各种艺术手段如音乐、舞蹈等,用具体事物暗示抽象真理,最终达到以有形世界表现无形世界的目标。他的这一信念强调了戏剧的视觉属性。
阿尔托年轻时代就发觉字词在表达上具有局限性。他在《神经测量仪》中提出:“这很正常,所有人都有词穷之时……尽管您用法语表述得很清楚,但是您过于注重字词了。”[2]的确,字词不能完全言说人微妙的思想感情,“词不达意”、“无法言说”的体验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经历过。更甚者,在阿尔托眼里,表达具有虚假性,即字词会背离原本要表达的情感与思想,会掩饰真正的意图:“一切真实的感情是无法表达的。表达即背叛。表达即掩饰。真正的表达隐藏了它所表现的东西。……有声语言阻碍空虚,也阻碍诗意出现在思想中,因此,形象、寓言、掩饰其意图的象征,其对精神的作用是话语分析的明确性所望尘莫及的。”[3]阿尔托认为字词、话语只能用于表达和分析明确、实在的意思,对于表达精神和思想是无能为力的。应该说,字词、话语不仅能够准确地表达具象的事物,也能准确地表达抽象概念,但正是因其准确性,反而较难甚至无法表达模糊不清的思想、情绪状态。阿尔托所追求的正是向世人呈现流动变化的意识世界,所以倍感文字的乏力,也基于此,他本人贬低字词的作用,终身致力于发明、创造一套新的符号体系来帮助人实现与自然、与超自然力量的沟通。他视戏剧为实现人类灵魂自我拯救的特殊仪式,因此,指向具象事物与部分抽象概念的字词、话语不足以承担如此重要的交流任务,故他急迫地需要建立一套完备的符号体系以实现其戏剧理想。
阿尔托对戏剧语言的反思与拓展不仅来自他本人的体验与戏剧实践,还来自于东方戏剧——主要是巴厘舞剧的启示。“巴厘剧团为我们的启示提供了一个形体戏剧的观念,而非语言戏剧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戏剧应该以在舞台上出现的东西为范畴,独立于剧本之外。”[4]他从巴厘剧团舞蹈演员身上发现了一套由姿态、手势、眼神、动作、呼喊等共同组合而成的表意符号体系。我们将阿尔托所提倡的这套表意符号体系称为“整体戏剧语言”(下文简称为“整体语言”),即剧场空间中一切可用来展开戏剧行动的手段。他认为“整体语言”具有普遍性,超越了世界上任何一门语言,可以弥补现代人内心与肉体尖锐的冲突与分裂,也只有这种整体语言才能表现比生活更真实的戏剧。他的整体语言是一种无拘无束的语言,是回归到语言最初、最物质层面的“前语言”,是一种仪式戏剧的语言。它具有比字词、话语更广阔、更强大的表现力,能够弥合内心与身体的裂缝,能从混沌中创建秩序,借戏剧演出这一精神仪式带领人进入一种更高境界的真实,从而实现剧场的仪式功能。阿尔托虽然仅在自己不太成功的剧作《钦契一家》中稍微实践了一下整体戏剧语言,从评论界的反应来看也并未达到他的预期,但是这种语言观对20世纪中后期的现代派、后现代派戏剧有着较大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