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发展动态
一、国外研究现状与发展动态
1.关于规模经济的研究
规模经济的古典解释源自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1776）指出大规模生产有助于产业分工和专业化，而这是提高效率的源泉，其原因在于社会分工降低了劳动转换的时间、提高了个人的熟练程度、提供了劳动者改进工具的可能性，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规模经济可以在资源既定的基础上，生产更多的社会财富。穆勒（1848）基于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从节约生产成本的角度阐述了大规模生产的优点。马歇尔（1890）第一次用“规模经济”的概念并系统地阐述了规模经济理论。斯拉法（1925）分析了规模收益递增与递减的原因。规模收益递增的原因在于资本积累与技术改进，规模收益递减的原因在于土地供给的有限性。科斯（1937）认为企业的规模取决于企业能否承担市场交易成本、企业组织成本。威廉姆森（1985）从效率角度分析企业发展规模经济的重要性，认为规模大的企业可以将资本市场调节资金流量、提供奖惩激励的两项功能内部化。派恩（1993）指出随着科技的进步与企业竞争战略实施，企业在把大规模生产转变为大规模定制前提下，就能实现同时兼容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集成经济。钱德勒（1999）则明确地界定了规模经济的内涵，指出当生产或经销单一产品的单一经营单位因规模扩大而降低了生产或经销的单位成本时，就产生了规模经济。
2.关于海水养殖业的研究
随着世界范围内水产养殖业成为渔业生产的支柱产业，很多国家将海水养殖业的发展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将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作为重要的目标。近年来，海水养殖的发展对海洋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Tenore等（1973）研究了三种经济贝类（紫贻贝、美国牡蛎和硬壳蛤）的生物性沉积物，发现养殖贝类能够增加底质有机物的沉积，提高了底栖无脊椎动物的生物量。David Lewis（1997）指出孟加拉国现有发展海水养殖业政策对渔民增收作用的有限性。E.Neiland，Neill Soley，Joan Baron Varley，David J.Whitmarsh（2001）认为加强对海水养殖业产业化各个环节管控，注重养殖水域的环境保护，可实现海水养殖业产业化的可持续发展。Joachim Scholderer，Torbjorn Trondsen（2008）通过对挪威水产品需求者消费行为的研究，指出定价和产品开发是海水产品市场质量管理安全性、消费方便性方面现实考量应该重视的主要参数。John Bostock，Brendan McAndrew，Randolph Richards等（2010）阐述了海水养殖业增大产量需要优化新环境以及提高效率。保护越来越少的资源和提高海水养殖业产业化的政策将会促进海水养殖业的发展。
在海水养殖的可持续发展方面。Smith（2004）认为贝类养殖对环境的影响十分重要。Raillard和Ménesguen（1994）通过对法国Marennes－Oleron湾的牡蛎放养量研究发现，随着放养量的增加，生长率呈下降趋势。Dame和Prins（1997）与Ferreira等（1998）分别提出了估算海区养殖容量的NPZ模型和盒式模型。Kirkley等（2003）认为应科学制定海水养殖发展规划，加强对海水养殖业的管理，提升水产养殖效益。Yang等（2004）提出传统海洋养殖业对海洋生态平衡构成危害，需要改变这种粗放式养殖模式，完善海水养殖业发展规划。Hansen等（2008）指出应在海洋资源承载力的范围内健康发展海水养殖业。Jacquet等（2010）认为以需求为导向的海水养殖业规模化发展计划必将威胁海水养殖业的可持续性。
二、国内研究现状与发展动态
1.关于规模经济的研究
国内研究方面，王旭章（1996）分析了苏南行业规模经济优势；张德茗（1999）认为我国铅锌冶炼产业规模经济水平较低；荣朝和（2001）提出运输业的网络经济由其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以及它们的转化形态运输密度经济和幅员经济共同构成，又各有多种表现形式；杨国亮（2005）分析了规模经济、范围经济、集聚经济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规模经济主要是指由于横向规模扩大导致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的降低；而范围经济是规模经济的拓展，二者的相容性表现为基于核心竞争力的相关多元化；集聚经济则是规模经济的深化：集群内企业横向规模扩大引致规模经济，纵向规模收缩规避规模不经济。刘明辉和徐正刚（2005）认为在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四大”在大客户市场上表现出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本土事务所则呈现出规模不经济的状态；成刚（2006）从影响中国高校的成本结构的因素分析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既存在总体规模经济，也存在各种产出的规模经济；叶生洪（2007）探讨了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如果市场交易成本和需求刚性约束一定的情况下，企业如何确定最优经济规模；张小民和吴群琪（2008）认为公路规模与经济产出之间具有广义的分形性质及分维数；朱英明（2009）分析了产业集聚所引致的共有集聚经济、城市化与规模经济之间的相关性，认为共有集聚不经济、城市化经济与规模经济的增长显著正相关，共有集聚经济、城市化不经济与规模经济的增长显著负相关。许庆等（2011）实证研究表明，在考虑土地细碎化的影响后，我国粮食生产总体而言规模报酬不变，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对单位产量、生产总成本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2.关于海水养殖业的研究
（1）海水养殖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在总结海水养殖业的成效的同时，理论界开始关注海水养殖业对海洋环境的负面影响，主要的研究成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海水养殖业的发展造成了海岸和海洋环境污染，董双林等（2000）、杨卫华等（2006）、计新丽等（2000）和宇文青（2008）分别认为海水养殖迅速发展给近岸海域环境和海洋造成了严重污染；其次是海水养殖对环境的影响途径多样化，崔毅等（2005）探讨了投饵和非投饵两种养殖方式自身污染对海洋环境的影响，虽然与人类其他活动向海洋排污量相比，水产养殖的排污量所占比重还不算大，对于某些局部水域，特别是海水养殖密集区，将对海洋环境的影响产生叠加作用；最后是海水养殖业的发展影响了生物多样性，许忠能等（2002）认为水产养殖对养殖海区浮游动植物的种类数目与总个体数均无显著影响，但影响了生物多样性，并对某些浮游生物种类有促进作用或抑制作用。
在海水养殖业可持续发展对策探讨方面，刘丛力、刘世禄（2001）提出：发展集约化养殖提高养殖产量；加快品种改良提高养殖效益；开展健康养殖，控制病害发生；开发优质饲料提高饵料效率。孙娟、杨德利（2011）在分析阻碍海水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因素的基础上，从选择优质饲料与科学的饲养方法、明晰海洋环境资产的所有权、降低包含环境成本在内养殖成本、完善排污收费制度和排污权交易制度等方面提出加强政府干预、完善管理制度的对策。
在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水养殖管理方式提出之后，人们逐渐发现了海水养殖的环境友好性。齐占会等（2012）从物质量评估和价值量评估两方面对广东省2009年贝、藻养殖的碳汇贡献进行了定量评估，发现基于贝、藻养殖的碳汇渔业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岳冬冬和王鲁民（2012）分析了2006～2010年海水养殖贝类产量与其形成碳汇量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不同地区和海水养殖贝类品种形成的碳汇量差异较大；海水养殖贝类产量每增加1个单位，其碳汇量相应增加0.092个单位；李昂等（2013）采用系统综合法对河北省2010年海水养殖贝类与藻类的碳汇能力进行评估，发现通过收获海水养殖贝类与藻类可以实现显著的碳汇作用。
学者们进而评价了海水养殖业的生态系统。朱顺乐（2006）针对海水养殖环境决策支持系统的特点与要求，提出了基于J2EE规范的海水养殖环境决策支持系统的设计策略和体系结构；蔡惠文等（2009）对国内外养殖环境容量的研究方法以及数值模型在水产养殖环境预测及管理中的应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归纳和评述，并对当前养殖环境容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蒲新明等（2012）构建了基于指标体系法和层次分析法的海水养殖生态系统健康综合评价的方法与模式，为养殖海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估和适应性管理提供科学工具；李京梅、郭斌（2012）建立了养殖业生态预警的指标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并使用各个指标的实际观测数据进行初步模拟分析，建议调整我国海水养殖的发展规模、降低海水养殖密度、加强海洋生态环境管理；苏艺等（2012）通过对河北省昌黎县养殖区内监测站位数据的分析，比较了不同密度养殖区水环境因子，评价了大面积的海水养殖给海洋环境带来的影响。
（2）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业态的研究。雷霁霖（2006）曾指出，目前我国海水鱼类养殖产业发展呈现以下特点：传统养殖周期长，规模化养殖开发滞后；养殖理念提升缓慢；消费和营销习俗特殊；投资观念陈旧；工业化和规模化水平较低。
就每个省的情况而言，海水养殖业的发展也是不一样的。车斌（2007）利用投影寻踪模型对我国沿海省份的海水养殖产业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首先，从海水养殖概况入手，简要介绍了我国海水养殖的基本现状；其次，介绍了投影寻踪模型，该模型应用一般要经过五个步骤；再次，阐述了投影寻踪模型在区域海水养殖产业竞争力综合评价中的应用，并结合评价结果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沿海养殖各省份中海水养殖竞争力综合能力强弱的顺序依次是山东、福建、辽宁、广东、浙江、江苏、海南、广西、河北、上海和天津。毛振鹏、慕永通（2012）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实地调研为基础，从青岛、汕头两地存在较明显差异的海域使用权属管理、海域使用规划、行业管理、产业转移成本等方面，对地方政府关于海水养殖产业制度安排的演进过程和趋势进行比较，分析地方政府制度安排在不同层次的产业转型中所发挥的作用。李权昆、张岳恒（2012）指出了广东海水养殖业的发展迅速，空间扩散的特点。孙建富、王一夫、张大鹏（2013）指出了2011年海水渔业主导品种在辽宁海水养殖业利用情况。高学文（2013）分析了山东和辽宁两省的刺参养殖产业发展情况。
在海水养殖业发展问题方面，于晓清等（2010）分析海水养殖业发展对近岸海域的生态环境、微生物生态分布、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曾少东（2012）认为，海水养殖用地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非法占用海域、擅自从事海水养殖活动破坏和影响了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影响了沿海城市发展的系统性与科学性；二是简单、粗放的海水养殖浪费周边的资源，污染周边的环境，不利于海水养殖业的长远发展。
沿海地区发展海水养殖业问题各异，宁岳等（2011）指出了对福建海水养殖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存在威胁的一些问题：养殖空间日趋萎缩；养殖品种结构不合理，局部海域超负荷养殖；水产苗种繁育体系建设滞后，苗种生产、流通管理不规范；养殖技术粗放，养殖病害频繁发生；养殖产品质量有待提高；养殖生产组织化程度低，产业竞争力弱。王小龙（2011）认为，制约京津地区海水养殖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缺乏良好的法律环境。贺勤志（2013）分析了北部湾海水养殖业在生态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粗放经营、用药缺乏严格管理、加工工艺落后等方面问题。
海水养殖业发展对策方面，宁修仁等（2007）认为海水养殖业可持续发展不仅要以良好的海岸带生态环境作为支撑前提，更重要的是在严格执行海水养殖业规划的基础上，养殖规模要适度，推广先进的养殖技术，降低乃至消除养殖对海洋环境的污染，从而实现海水养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李权昆（2008）提出构建海水养殖产业安全体系的具体对策。许罕多、罗斯丹（2010）通过分析智利鲑鱼养殖产业的发展和产业升级路径，提出中国海水养殖产业升级路径的对策。任光超、杨德利（2011）从海水养殖业灾害保障的基本认识出发，探讨了以多元化为特征的海水养殖业灾害保障体制构建。赵晟、曾玉华、吴常文（2011）论述了高校重点实验室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重要的科学研究基地，在海水养殖业振兴战略中如何发挥人才、技术和科研优势，为振兴海水养殖业发挥作用。陈雨生、房瑞景、乔娟（2012）提出了新形势下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战略措施：海水养殖业的发展要基于科学的发展规划，实行适度规模经营；在改善海水养殖环境的基础上，重视海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管理；重视海水养殖相关技术、工艺的研发与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优化养殖品种结构，提高海水养殖业的产业高度；大力发展深海网箱、工厂化等利于规模经营的养殖模式；构建病灾风险预警的技术支持体系；加大政策扶持，提高海水养殖户生产积极性。孙兆明（2012）认为海水养殖业发展应围绕低碳养殖的目标，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以陆基工业化和海基牧业化为支撑，促进海水养殖业从依赖资源发展向依靠技术进步发展转变，使海水养殖产业发展呈现出兼顾生态与质量、区域统筹发展，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的态势。
章薇婷（2013）总结了浙江省财政支持海水养殖规模化经营的主要做法：实施现代渔业发展工程，重点扶持对虾类、海水蟹类、海水贝类等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主导产品；实施水产种子种苗工程，培育良种原种场；支持开展养殖生产设施和装备建设；支持加强水产品质量监管；支持深化体制机制创新。何晶、杨林（2013）认为，加强财政政策的助推作用，应当成为当前山东省推进海水养殖业转型升级的正确选择，要做到：增加财政投入，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继续推进科技兴海战略，加大财税政策支持科技开发与推广力度；加快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为养殖业的转型升级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载体；加大海水养殖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力度；调整财税政策，完善渔业风险保障机制。
（3）关于海水养殖业规模经济的研究。周井娟和林坚（2008）采用1949～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海水养殖产品产量的波动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水产品市场价格和技术进步对产量变动影响显著，养殖面积、固定资本和养殖专业劳动力的投入对产量影响不显著。徐忠和李艳红（2013）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分析方法，证明了苗种支出、养殖面积和养殖技术对海水养殖业产出的影响最为显著。蒋逸民等（2013）运用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海水养殖面积与产量之间的相关性。徐忠、李艳红（2013）基于2012年鲆鲽类主产区的分层抽样调查，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分析方法，对半滑舌鳎养殖产业要素投入和产出进行计量分析。李京梅、王磊（2013）基于山东省凡纳滨对虾养殖业的环境影响，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将凡纳滨对虾养殖业中的负外部性内部化，并根据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进一步估算了该省凡纳滨对虾养殖业的最优产量。陈京婷和杨宁生（2013）运用SWOT模型分析发现山东海水养殖业发展中的不足，认为今后的发展应该注重质量安全、发展低碳养殖、完善区域规划和安全监管，实现可持续发展。
（4）关于海水养殖业产业化发展研究。王淼、潘学峰（2003）分析了海洋渔业产业化的发展模式：龙头企业带动型、商品基地推动型、市场辐射型、科技进步示范型、中介组织带动型、加工出口牵动型、“拳头产品”带动型以及渔港依托型。赵晟（2007）通过对“企业＋基地＋农户”的产业化模式中各部分组织形式进行逐一分析，并结合番阳县的实际产业化运作模式，认为“养殖基地”的规模效应突破了传统的渔业养殖面临的资金、技术、销售等“瓶颈”。大规模的养殖提高了农户的议价权，保障农户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合理分配。张耀光、刘锴、刘桂春（2009）研究了“獐子岛模式”，即“公司＋政府＋金融机构＋科研院所＋养殖户”的“五合一模式”。孙吉婷、赵玉杰（2011）分析了碳汇渔业对拉动经济的显著效用，提出了发展碳汇渔业的主要模式：养殖浮游植物、养殖滤食性动物、实行海洋生态系统立体化养殖、实施海洋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等，为海水养殖业产业化模式提供了新思路。韩立民、张静（2013）阐述了海水养殖产业化的三种模式：生态、集约和高效的生产模式，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模式，以企业和产业化组织经营为主体的产业组织模式。
在推进海水养殖业产业化发展对策方面，黄木现、俞永跃、尤永生（1998）指出要从组织形式、发展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等方面推进海水养殖业产业化，重视拓展渔业产业链、建设龙头企业、培育水产业市场、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等方面工作。王淼、权锡鉴（2002）认为适用于海水养殖业产业化的策略有：确立主导产业，发挥特色优势；扩大渔业生产经营规模；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现代渔业；建立服务体系，保障战略实施；健全政策法规，加大政府支持。杨林、马顺（2011）从分析我国海洋渔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入手，提出了适用于海水养殖产业化发展的推进策略。林香红、陈刚、宋维玲（2012）基于“十二五”期间海洋渔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政策、海域安全、质量等制约因素，提出了针对海水养殖业产业发展的策略。徐艳虹（2013）认为我国海水养殖业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科研为先导，调整养殖品种结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提高质量、科学规划、法制管理为目标。
（5）关于海水养殖业标准化发展内涵的研究。杨鸣等（2005）认为，海水养殖业标准化的内涵包括技术、产品和环境三个层面，即构建“品种优良、苗种优质、饲（饵）料健康、用药合理”的养殖技术标准化体系，“养殖结构科学、养殖水质生态调控技术和生态防病技术高效”的生态标准化体系与“零排污、无公害”的环境标准化体系。王玮等（2010）认为海水养殖业标准应分布于产前、产中、产后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资源环境、养殖设施、养殖过程、水产品加工整个产业链条，均需要规定严格的行业标准。卢昌彩等（2011）认为海水养殖业标准化是以海水养殖技术和实践为基础，运用简化、统一、协调、优选的原则，把科研成果和先进技术转化成标准，并将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纳入标准生产和标准管理的轨道，在技术和管理两个层面提高海水养殖业产业素质和水平，从而获得最佳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杨军等（2013）结合宜昌市现代水产标准化健康养殖基地建设的实践，认为标准化的水产养殖是指通过制定达成共识、具有合理性、可操作性的共同规则，从环境管控到苗种选用、饲料使用均需要制定相关标准，使养殖生物保持最适宜生长和发育的状态，实现减少养殖病害发生、提高水产品质量的一种养殖方式。
实践中，王立东（2007）认为目前部分省份海水养殖标准化工作仍处于初级阶段，由于各有关部门对标准化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生产者对标准的基本常识理解不透，统一的标准化体系尚未健全等原因，导致海水养殖业在养殖技术、渔饵喂料配方和病害防治用药等方面的不一致，水产品的成品质量差异也很大。宋怿（2009）认为我国海水养殖业标准化发展过程中主要存在海水养殖标准建设队伍发展滞后、经费投入不足、水产养殖标准管理及运行体制不健全等问题，着力完善标准管理体制、建立标准管理人员考评机制、标准与科研相结合机制、标准实施推广激励机制是实现海水养殖业标准化发展的迫切要求。方平（2012）在总结国外海水养殖业标准化发展基础上，提出在海水养殖发展过程中，应高度重视海水养殖业标准化生产体系的建立工作，抓紧制订海水养殖业生产各环节的标准或操作规范，尽快建立既符合我国国情又适应国际市场的标准体系。
（6）关于海水养殖业发展过程中政府行为的研究。葛欣、张小栓、傅泽田（2002）主要分析了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调控者，对海水养殖业产业化的经济信号做出宏观调控反应的行为。主要有战略规划行为；政策、组织和自己支持行为；信息引导和项目示范行为；渔民利益、渔业资源和龙头企业利益的保护行为。刘洪滨、孙丽、齐俊婷、杨凤丽（2007）对中韩两国海水养殖业的历史变迁、政策进行研究、对比，提出中韩两国应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履行《中韩渔业协定》；成立专门渔业外交部门，探索双方沟通新机制，维护渔民合法权益；加强双方技术合作，鼓励发展水产养殖业。
唐议、邹伟红（2009）通过分析海洋渔业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提出了政府加强海洋渔业管理保护生态系统的建议：加强海洋生态系统的基础科学研究；开展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渔业管理理论和方法研究；逐步建立相关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开展多部门合作和国际合作。卢昆（2011）从粮食安全视角，阐述了政府促进海水养殖业发展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并指出对于海水养殖业的经营者而言，注重高端特色品牌、加快专业合作社建设、发展订单渔业、经营模式多样化等是提高海水养殖业市场竞争力的正确途径。
通过对相关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现阶段世界各国都对海水养殖业给予了重视，国内学者对海水养殖业的研究也由浅入深，并逐渐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海水养殖业的发展。但已有研究成果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系统进行海水养殖业规模经济研究相对较少。查阅到的文献资料中，大多为当地的渔政部门工作人员或者当地的研究人员撰写的，其关注的范围不可避免地局限于当地的海水养殖业发展；对全国范围内的海水养殖业进行研究的不多，缺乏系统性与理论深度。二是现代海水养殖业产业发展的定量分析的文献较少，大多数是定性分析海水养殖业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对策，海水养殖业规模经营效率评价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鉴于上述特征，本书拟从规模经济的角度研究海水养殖业可持续高效发展的对策，试图运用生态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分析海水养殖业发展过程中成就，衡量规模效率，发现其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与症结性矛盾，探寻工业化养殖的逻辑机理与现实路径，推进发展现代海水养殖业的产业政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提升我国海水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