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重视海洋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养护方面的产业发展
一、海洋渔业资源养护方面
针对我国近海生态环境恶化、渔业资源生物栖息地退化、渔业生产力下降、生态荒漠化日趋严重、资源严重衰退等问题，开展养护和修复海洋渔业资源与环境等行动已刻不容缓。为了遏制海洋渔业资源衰退趋势，实现渔业资源良性、高效循环利用，国家和有关主管部门高度重视，陆续颁布实施了《渔业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农业部配套制定了《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渔业法实施细则》、《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水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水生野生动物特许利用办法》等规章制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我国保护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法律法规体系。此外，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等纲领性文件中，海洋渔业资源的养护及可持续利用已被确定为国家战略任务。2013年2月6日，国务院讨论通过了《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将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不断提升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作为今后一段时期的主要任务，提出“强化渔业水域生态环境监测，加强水生生物资源养护，改善水域生态环境”。
这些行政制度的颁布和实施为我国近海生物资源养护行动和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支撑，并对生物资源恢复和可持续利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在渔业资源养护管理制度建设方面，我国与其他渔业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不十分明显。
就具体的行动而言，我国沿海各省份在近海开展了鱼、虾、蟹、海蜇等苗种放流和贝类底播增殖；开展了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建设和濒危水生野生动物救助等行动计划。各级环保、林业、水利、建设等部门开展了重点水域污染治理、自然保护区建设、水土流失治理、湿地保护等有利于水生生物保护的行动。
增殖放流作为渔业资源养护的最主要的有效措施已被世界各国所证实和采用，并形成规模化产业。例如，日本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迄今在其近海共放流80余种水生经济动物，并建立了较好的放流效果评价技术，形成了规模化的资源增殖放流产业。美国和加拿大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开展鲑鱼增殖放流活动，近年来每年都使用多种标记技术放流30亿尾的鲑鱼，回捕率高达20%，是增殖放流研究和产业化的著名成功案例之一（NWT，2005）。韩国从20世纪90年代起陆续在其近海建立了多处国立水产种苗培育场和大型海洋牧场示范基地，放流38个水产品种以增殖渔业资源。我国海洋生物资源增殖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对虾放流，之后在政府资助和监管下，在近海系统开展真鲷、梭鱼、牙鲆、黑鲷、大黄鱼、中国对虾、乌贼、梭子蟹、魁蚶、海蜇等多物种增殖放流，其中中国对虾、海蜇、牙鲆、黑鲷等增殖放流已具产业化规模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同时，针对增殖放流过程中存在管理体制不够健全、资金投入相对不足、科学研究相对薄弱等问题，农业部下发了《全国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总体规划（2011—2015年）》，规范和细化了黄渤海、东海及南海具体的增殖放流种类、任务。“十五”以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水生生物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的养护制度和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如中国对虾、大黄鱼、“四大家鱼”、鲷科鱼类、贝类及海珍品等经济种类的大规模增殖放流和底播增殖取得了明显效果，有效补充了重要渔业资源群体数量，增加了捕捞产量，促进了渔民增收和渔业增效；伏季休渔制度不断完善，休渔海域覆盖了我国管辖的全部四个海区，涉及沿海11个省份，休渔渔船约10万艘，上百万渔民上岸休渔。通过休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我国海洋渔业资源衰退的趋势，鲅鱼、带鱼、大小黄鱼等一些主要经济鱼类有了休养生息的缓冲，资源总量有所增加，种群结构得到改善。这些措施的实施，对养护渔业资源、保护水域生态、拯救濒危物种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展人工鱼礁和海洋牧场建设技术的研发，1987年，我国建立了23个人工鱼礁试验区。进入21世纪，随着资源与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在近海开始大规模建设人工鱼礁，海洋牧场产业粗具雏形，在生态资源恢复方面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到2011年底，我国从北到南形成了50多处以投放人工鱼礁和增殖放流为主的海洋牧场，包括辽西海域海洋牧场、大连獐子岛海洋牧场、秦皇岛海洋牧场、长岛海洋牧场、崆峒岛海洋牧场、海州湾海洋牧场等。据不完全统计，2000～2010年全国人工鱼礁建设共投入22.96亿元，建设人工鱼礁3 152万立方米。广东省自2002年至2011年，共投资8亿元，建设人工鱼礁100座。北方沿海各省份的各级渔业主管部门也十分重视人工鱼礁建设，辽宁省于2008年5月审议通过了《辽宁省沿海人工鱼礁建设总体规划（2008—2017）》；山东省于2005年出台了“渔业资源修复行动计划”，并通过省财政资金扶持项目，大力推进人工鱼礁建设，到2010 年6月，山东省通过政府财政资金建设的人工鱼礁项目达21处，累计投入建设资金5亿多元。这些行动计划的实施为推进我国渔业资源恢复和养护战略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渔业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国家对海洋渔业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为环保产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快了环保技术的研究步伐，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如“工厂化鱼类高密度养殖设施的工程优化”、“海水贝类无公害养殖环境控制技术”、“浅海规模化贝类养殖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环境生态学研究部分”等。上述研究对于保护养殖水体环境，提高环境的去污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实现长效管理，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新技术和解决方案。
为了充分发挥海草床的水质净化等生态功能，我国创制了海湾养殖水域海草床生态恢复与重建技术，着重开展了海湾养殖水域底部海草床的生态恢复技术研究，创制了针对不同底部环境大叶藻海草的移植、种植和幼苗培育技术。
烟台开发区天源水产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完成了养殖废水生物净化系统，形成了“一级筛滤＋四级藻贝参生物净化”的清洁模式。设计了组合式弧形筛，对其排放水进行筛滤。通过弧形筛的前期筛滤，可有效截留排放废水中的残饵、粪便等大颗粒有机物，显著改善一级藻贝参池易积累大量的有机物导致底质与水质恶化腐败的状况。该套系统投入生产运营后，通过实际运行效果检验，弧形筛去除水中有机物颗粒的效果达60%以上。利用藻贝参池净化鲆鲽类养殖废水，同时进行海参和鲍鱼养殖，其效果显著。四级藻贝参池共计60亩，海参单产400千克/（亩·年），达到国内最好水平，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沿海各地也在积极探索保护海水养殖业生态环境的措施，成效比较显著的是荣成湾生境和生物资源恢复工作与江苏盐城滨海湿地保护活动。
荣成湾位于山东半岛东南侧，属于著名石岛渔场所在海区。该海区是多种经济鱼虾类北上、南下产卵、索饵、越冬洄游的必经之地，既是鱼虾洄游的过路渔场，又是太平洋鲱、大头鳕、大银鱼的主要产卵水域，也是鹰爪虾的主要越冬场，有经济鱼虾类近100种。因沿岸多为岩礁或砾石，适宜于海藻生长，历史上曾经是海带、裙带菜、石花菜、条斑紫菜、大叶藻等的集中分布区。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强烈的人为干扰影响，将原本健康的近海生态系统推向了逆向演替之中。历次调查表明，荣成湾主要海洋生物资源呈现小型化、低龄化特征，生物多样性显著降低，优质、大型经济生物资源种群数量急剧下降，生态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受底拖网、海水养殖和周边海洋工程等因素影响，近岸海藻、海草场退化，导致太平洋鲱、大银鱼等产卵床消失，低质、小型、生命周期短、营养级水平低的种类资源相对上升，并引发多起生态灾难，如有害水母泛滥、海星肆虐等，诸类生态灾难的多发均与生态失衡密切相关。
针对荣成湾海水养殖业规模化发展面临的自身污染导致的环境恶化和资源衰退等问题，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山东省海水养殖研究所、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和中国海洋大学在荣成湾开展了生境与重要经济生物资源修复技术集成及示范。调查了荣成湾海域的主要污染物、环境因子和生物资源，建立了基于POM的水动力学模型和环境容量模型，构建了人工藻（草）床和人工鱼礁，研究了大叶藻种植、移植栽培技术，研制和投放了牡蛎壳海珍礁、三层组合式海珍礁、石头礁、A字形水泥礁、三角水泥礁、船礁、水泥管礁、混凝土构件藻礁、扇贝壳藻礁和方形钢筋水泥礁10种人工鱼（藻）礁，进行了关键生物种类刺参、魁蚶、长蛸、许氏平鲉、鼠尾藻和海黍子苗种繁育技术研究及刺参、魁蚶、皱纹盘鲍、长蛸、菲律宾蛤仔、许氏平鲉、褐牙鲆、鼠尾藻、海带和龙须菜资源增养殖，与山东俚岛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马山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高绿水产有限公司和山东鸿洋神集团等单位合作，建立核心示范区26 442.5亩，推广示范221 600亩，综合经济效益提高15%～35%，有效促进了荣成湾生境和生物资源的恢复，为我国海洋环境保护和资源恢复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初步为我国海洋渔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探索出一种生态、高效、稳定的发展模式，同时增加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盐城滨海湿地位于江苏省沿海中部地区，是中国最重要的湿地资源，其东临黄海，海岸线南北长约582千米，东西最大宽度约20千米，总面积4 553平方千米，约占全国涂总面积的1/7，其中潮上带1 673平方千米，潮间带1 613.3平方千米，辐射沙洲1 267平方千米。土壤类型主要为沼泽滨海盐土，拥有面积广大的淤进型海岸滩涂[1]。
该区是中国生物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根据资料统计，盐城滨海湿地共有高等植物111科346属559种，各类动物计1 665种，其中Ⅰ级保护动物14种、Ⅱ级保护动物84种[2]。植物资源以盐生植物为主，按经济用途可分为香料植物、药用植物、纤维植物、饲草、油脂及树脂植物等；动物主要有鸟类、浮游动物、潮间带动物、鱼类、两栖动物、哺乳动物等。
盐城滨海湿地是中国最大的海岸带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区域内有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和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大国家级保护区的建立，使该区域基本上保持了天然湿地的生态结构和功能，并有独特的资源价值、生态价值和人文价值。作为海陆交界过渡生态系统，滨海湿地是海洋资源最丰富、最集中的区域，依托当地资源优势，盐城滨海湿地产业呈现出多方位立体化的发展结构与趋势，主要特色产业有盐业、水产养殖业、滩涂采集业、盐土种植与加工业、旅游业等。盐业是该区传统产业，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之首；以丰富的鱼虾贝等海洋生物以及耐盐蔬菜资源为依托，以水产养殖业和滩涂采集业为代表的“海洋农业”基础雄厚，并形成了从优质种苗培育、高效人工养殖到初级与次级产品加工的较为完备的产业链条；旅游业发展快速，以湿地生态游为主体，包括科普与研究（观鸟、观兽、观潮、观赏植物、标本采集等）、自然观光、休闲度假（享受森林浴、泥浴、垂钓、拾贝、泛舟、野营等）、历史文化（海盐文化、滩涂垦殖史等），游客以学生、科研人员及城镇观光客为主，盐城湿地旅游正在向集动物保护、生态旅游、科研培训于一体的科普宣传教育基地方向发展。
据2012年统计资料显示[3]，盐城湿地区域内盐业生产面积22万亩左右，年产量达40多万吨，产值2.4亿元；旅游业年接待各类人员70万人次，旅游年收入1 500万元；滩涂养殖面积69.394 5万亩，产量15.050 2万吨，实现年产值25亿元；滩涂采集业年产量10.075 0万吨，产值17亿元，从业人员人均年收入可达4.2万元；耐盐蔬菜种植与加工业发展迅速，培育出一批优秀的盐土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盐土农业产业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