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第一个戏剧科班“塞光学社”
1.从“六合班”到“塞光学社”
敦煌戏剧随着敦煌历史的发展，有它自身的孕育、出生、成长和兴衰的过程。
20世纪40年代的“六合班”，尽管拥有300多本传统剧目和在群众中颇有声誉的几个有表演特技与舞台艺术精湛的老艺人，但毕竟演员年龄老化，表演程式腐旧，行头破烂不堪，已落后于时代。特别是外来班社频繁地在敦煌舞台上献艺，使“六合班”相形见绌，威信日降，群众中“六十生、七十旦，叫花子打架满台转”的谚语，虽然形容得有些过分，但也近乎实际。“德成荣的点心，六合班的戏，不吃不看不着气”的怨言，流传一时。这种情况深为群众焦急，也为地方上一些爱好戏剧的人士所惋惜和思虑。
1948年秋，敦煌名医兼“济世心”药铺的经理白文卿，同“世兴堂”药房的二掌柜王琳、百货商店的大经理李湑三人从肃州庙看完会戏，在回城的路上，谈及敦煌戏剧面临的危机，“六合班”行将垮台，如不新陈代谢，势将散班，而使秦腔戏剧在敦煌销声匿迹。当时，白文卿提出“设科培新，立本生技”的见解，深得王、李二人的赞同。他们互相契合，商量由白文卿拟订计划，王琳、李湑串联同好，筹捐基金，创办一个培训学员的科班，代替“六合班”，以继敦煌的戏剧事业。
事有凑巧，此时，河西名净张兴三（艺名猫娃子）来搭班，在老君庙三天庙会上，他献演了《取街亭》的老赵云、《老君堂》的程咬金、《上天台》的老马武、《草坡传信》的艾谦。这四出唱念做打俱佳、文武功夫并重的传统折子戏，张兴三表演得有起色、有分量，博得了观众及行家的赞赏。白文卿等找他交谈多次，感到张兴三很有识略。说到创办科班、训练学员之事，张兴三更加热情爽朗，信心百倍，畅谈了他的愿望、设想和具体办法，提出“艺德并重，功戏不离”的训练原则和“三月登台、半年包本，台上看功、戏中见效”的保证，更为大家钦佩。这时已联络到的张显、王寅卿、张志德、黄祥、唐荣贵、殷兆年等人，都愿慷慨解囊，共襄义举。看在钱有着落的前提下，又和张兴三反复协商，初步谈妥双方要求。经费有了着落，办法谈妥，当务之急，就是报请有关方面批准备案了。
2.河西名角张兴三的贡献
戏剧，这个民族遗产，作为民间艺术出现。过去尽管上自皇帝大臣、下至庶民百姓无不喜爱，但在旧社会，并不为当政者所重视。要办戏剧科班，当时只能找县参议会批准备案，为此，白文卿等商议把严显拉入。严显当时是县里的总务，又是县参议员，一向酷爱戏剧，凡遇娱乐场所，必要清唱两句，因而一拍即合，凑成后来有名的十大委员。他们是通过严显的来去搭桥、拉联，取得了县参议会的批准，并备了案。委员会成立后，公推白文卿为主任委员，李湑、王寅卿经管财务，严显书书写写。经过和学界有关人士商酌，认为敦煌素有塞上绿洲之称，将来让戏剧在这块绿洲上大放塞上之光，因而把这个敦煌的第一个戏剧科班誉名“塞兴学社”。它和当时在县城东郊杨家果园兴办的茶园说唱阵地“塞上乐园”并称为“塞外双绝”。
委员会聘任张兴三为社长，会同委员们招收学生，前后验选了二十多人，均按“光”字排名。他们是殷光玉、孔光熙、王光才、刘光林、杨光武、刘光裕、郑光英、陈光阳、王光兰、戴光辉、金光荣、张光太、徐光寿、高光清、李光焕、薛光文、朱光明、刘光成、路光庆、陆光瑶等。又聘请了流落敦煌的蒲剧演员李文选（花脸、胡生、丑都唱）、六合班老艺人宋学成（大净）任练功教练，王银华、郑殿才、胡文举、刘汉文等为老师，板胡师吴秉臣专门练嗓调唱，于农历十月中在火神庙开班训练，开创了敦煌第一个戏剧科班。一切安排妥当，暂交宋学成负责，张兴三于10月20日前后去酒泉取箱接人。11月初，带来了鼓师阎正光（演员出身，能演胡子生，艺名秋连子）、张云亭（艺名麻娃子，是口传师傅）、李正福（艺名大生生，花脸）、王福元（艺名小生生，旦角、小生都能演）、李正华（老旦、武生）等人。这些人和“六合班”的李、宋等组成的教练班子，人才济济，行当齐全，艺技过硬，堪称得力。
县参议会通知“六合班”将戏箱交塞光社接管，“六合班”由柴兴茂移交，塞光社由委员王寅卿接收，县参议会派助理秘书张友仁监交。“六合班”的烂箱添上张兴三取来的部分衣帽、把子供给塞光社应用。
委员会规定：社长张兴三每月薪粮小麦一石二老斗（约480斤），其余教练老师一老石或八老斗不等，外来家属第一月每人30斤面粉安家，来敦旅费、学员生活及社内一切经费杂支全由委员会负担，其来源皆出于委员自己捐集。十大委员中，九个是当时敦煌的富商，拿得起，掏得出，唯独严显是个穷教师，经济上无能为力，家庭中也无权做主。但委员们仰仗于他的是取得议会的承认和教育界在舆论上的支持，严显对这方面的工作，确实是不遗余力的。
训练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战斗气氛，师生共同过着集体生活，住在火神庙内，搭起公锅，同吃同住同练功。
3.“传艺塞外、留名阳关”
张兴三是河西戏剧界很有影响的艺人，他品行端正，对人温和，生活严谨，无其他嗜好，交人有选择，多不与外人来往，忠于戏剧艺术。他富有教学经验，曾于20世纪30年代末，在酒泉协同蔺耀亭办过一个科班，训练出一批青年演员。这次他更有“传艺塞外、留名阳关”的心愿，对事业、对学员都很负责。其他教师，有的是他的同科弟兄，有的是他的跟班徒弟，有些受他的传统戏规义律，都对他尊敬备至。他言出令行，上下一心，因而工作井井有条，训练日日见功。
学社对学生要求极严，前三个月的基础功训练，不许回家。练功时间，大门上锁。排演剧目到城郊卫户庙、西云观等安静寺院进行。生活规律很强，不仅起居有定时，连小便都有规定（早起练功完才准小便——是他们的传统规矩）。行动整齐划一，每人一套青蛙斜学生装，外出排队，晚上睡在麦草地铺上，一日三餐淡饭。从五更起一天十多个钟头的练功、练唱、走身架、打把子，环环紧套，天天不缺，真够辛苦。但孩子们一天蹦蹦跳跳，却也欢乐。身体不适或生病，由名医白文卿诊治，在“德兴隆”“世兴堂”取药，治疗方便及时，家长都很放心。从此，每天黎明之前，“噢——噢——”的练嗓之声与军营“呜——呜——”的号音遥相对应，给躺在炕上关心戏剧的老人送来阵阵激情，偶尔也于饭后茶余，结伴去火神庙看看孩子们练功的情况，影响不断扩大。
启蒙戏的排演，主要由张兴三亲自导演。他非常重视台词，要求音词定要准确，道白清晰，唱腔入板，一招一式稳准，动作配上铜器（他还能敲鼓），演出时才够规格，表演得力。所以“光”字派的演员不仅能演，而且大部分能抓铜器，陈光阳能成为有名的鼓师，就是当时打下的扎实基础。
三个月过去了，学员们如期实现了敦煌父老的愿望，最早是王光才和王光兰的《别窑》于春节期间在兰厅庙会上演出（这年春节，塞光社已承担庙会演出，学员跑龙套、上杂角）。群众说：“不到百天，真的出台了。”接着《三打店》《柜中缘》《取洛阳》陆续在庙会上出现。农历三月间，在教育馆新生厅正式举行登台仪式，张灯结彩，鸣炮开锣，上演了郑光英和王光兰的《别窑》、王光才和杨光武的《走雪》、刘光裕的《临潼山》、陈光阳的《取洛阳》四折戏，真是一鸣惊人。初露头角，就以王光才的嗓音洪亮、板路稳准，杨光武唱做并茂、刘光裕英武大放、郑光英英俊挺拔、陈光阳勇猛精悍取胜而被挂红，引起各界人士的赞美和关注。一些秦腔爱好者曾撰拟过一副对联：“三月苦练、初露头角，且看这曹夫走雪，平贵别窑，先在台上见功夫；百年大计，方显成效，休管它六合散班，塞关建社，终为关外放异彩”。
此后，《界山口》《阴会》《世王府》《传信》《藏舟》《背鞭》不断上演。半年后，排出了《游西湖》《串龙珠》两个本戏，在端阳节的庙会上演出，获得了强烈反响。同时从舞台表演中看出了演员行当是：王光才（文绺子），刘光裕（武绺子兼丑），杨光武（文武花旦），王光兰（小旦），李光焕（青衣），郑光英（小生），刘光林（武生），陈光阳、张光太（花脸），金光荣（丑），陆光瑶（老旦），薛光文（武旦），其他均为杂角。并培养了段光玉敲铜锣梆子，孔光熙管大衣箱。学员们开始抬大梁、包大本，不断排演剧目，深入农村庙会演出，完全继承取代了“六合班”在敦煌的戏剧任务。
在排演传统剧目上，除张兴三排导之外，阎正光老师传授了《春秋笔》《太湖城》《秦晋借粮》等胡生重角大本戏，通过演出培养了刘光裕在胡生方面的发展，获得气度、台架的表演技能，奠定了他舞台艺术的基础。其他学员也在各位师傅按行当分别培育下，各有成就，如王光才的《劈门》《斩信》《打馆》等戏确是实学真功，唱做倶佳，犹以《世王府》吸收蒲剧戏路的色彩，唱、念、做俱佳，曾被挂过双红面而一度扬名。陈光阳的《传信》《芦花荡》《刺秦》《取洛阳》得张兴三、宋学成、李正福老师的真传，当年曾多次得彩获赏。郑光英的文武小生，一直担任着塞光社以至鸣沙剧团的重担，扮演过的周瑜、田玉川、裴生、子都、罗通等角色，到现在还挂在老年人的口上。刘光林的《闹龙宫》《三岔口》武功过硬，出手利落。杨光武一出台就获得观众的喝彩，曾经红极一时，可惜当时的达贵们场场要点他的戏，一个台时，他连演过三回旦角重头戏，造成喉干声竭，再加上个人对饮食卫生不够注意，致使他“演技未熟声先岔”，刚享红运，声遭不测（有人说是被害的），艺术上惨遭夭折，深为观众惋惜。
4.“誉满河西、名驰陇上”
总之，20世纪50年代初，“光”字派学员已成为塞光社支柱，承担起“六合班”老艺人卸下的重担，活跃着敦煌城乡群众的文化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受到解放军随军文工团的启迪，于1950年春节排演了城区张守信区长编写的秦腔《鸣沙镇》，以当地实材，演出了新中国成立前夕，敦煌人民惨遭反动政权及马匪蹂躏的血泪史，激发群众进一步热爱共产党，积极投入各项斗争，起到了一定的宣传鼓舞作用。这出戏也深深地教育了演员本身，他们逐步转变思想、提高认识，投入革命，转化为党的宣传队伍。塞光社亦改为“人民秦剧社”，这时“光”字派的出师戏已有五十多本了。
“光”字派的佼佼者刘光裕，在党的大力培养下，经过个人虚心学习、刻苦钻研，在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获得了很高的成就，后来成为名家。他的《杀庙》曾于1980年在兰州市连演七场，场场满座，并在省广播电台播出，真是“誉满河西、名驰陇上”。提起“捣蛋”盛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确实绽放出艺术的光彩，不仅为“光”字派争气，也为敦煌戏苑增光不少。
至于委员，以后也有所增加，如张继祖、贾秉王、温吉昌、韩富礼、王贵卿、张恩等，都为塞光社出过力、献过资，因而委员之多竟有十五六人。新中国成立后主要由严显负责，但习惯上仍称“十大委员”。
塞光社这个纯属群众自生自养的戏剧科班，它是敦煌戏剧的中心，不仅继承了“六合班”的遗产，而且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戏剧文艺宣传事业提供了人才资源，打下了技术基础。追本溯源，委员们热心戏剧、慷慨好义、兴办地方公益事业的精神，更值得我们追述和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