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炳音乐采录问世之相关背景[1]
1950年录《二泉映月》等曲的钢丝录音机
2006年元宵佳节，在灯彩缤纷的浓郁节日气氛中，由文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个部门共同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等承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隆重开幕了。中央大厅里杨荫浏当年采录阿炳的录音机和录有《二泉映月》等乐曲的钢丝录音带，成了展览会的亮点，吸引着众多热情的观众。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的1950年，时任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教授的杨荫浏和曹安和，带着这件当时尚属稀罕之物的进口录音机，从天津回家乡无锡，采录锡派道教音乐和阿炳的二胡、琵琶曲。采访并非偶然，作为著名民族音乐学家的杨荫浏先生，与道教音乐结缘深厚。据杨先生自述：“我最初对音乐发生兴趣，是六七岁时结识了颖泉道士，受到他的感染而后逐渐浓厚起来的，他教我吹笛、吹箫、拉二胡、吹笙，我每天晚上都同他泡在一起，我学的大都是曲牌，后来知道这些牌子曲实际就是十番锣鼓音乐……大约在我十二三岁时，颖泉道士离开无锡走了。在此之前，我就知道有位叫阿炳的盲道人，十分精通各种民族乐器的演奏。于是我又转而向阿炳学习琵琶和三弦，曲子仍是丝竹曲牌，只是我父亲不喜欢阿炳，认为他没有礼貌，处世随便。当然父亲也知道，如果不向阿炳学习乐器，我会更调皮，这他也不高兴，所以，还是勉强同意我拜阿炳为师。”从上自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1）杨荫浏最初的音乐启蒙是受益于道士，是道士教会他各种民族乐器的演奏；（2）杨荫浏自幼接触了大量的道教曲牌和民间音乐，民族音乐的传承和熏染给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他日后对中国音乐的搜集、整理、研究开创了良好的工作条件；（3）杨荫浏早在学童时期，就与年长他六七岁的阿炳有过密切交往，阿炳杰出的音乐才能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杨荫浏对无锡道教音乐有意识地搜集和整理始于1937年，他利用假期回无锡，对道人阚献之、朱勤甫、邬俊峰、王云坡等进行采风，收集手抄本《梵音》《锣鼓谱》两册，收集鼓谱十二阕。其中散曲80首、杂曲18首，还有《十八六四二》《马上加官》等多首。1947年、1950年杨荫浏与曹安和两次回锡，对当时盛名于苏南道教界由阚献之、谢濂山、王云坡、朱勤甫、尤墨坪、支廷桢、王士贤、赵锡钧、惠胡泉、田琴初等组成，素有“十不拆”之称的道教乐队，进行了采集，组织了演出，并在上海大中华唱片厂灌制了三张78转唱片。两次采访曲目计有《将军令》《满庭芳》《吓西风》《青鸾舞》《寿亭侯》《十八拍》《雁儿落》《翠凤毛》《甘州歌》《万花灯》《醉仙戏》《香袋》《山坡羊》《琴锣》《花半只》快、慢鼓段等。
杨荫浏
又据杨荫浏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中国音乐研究所研究生授课时曾谈及，1949年，著名二胡演奏家教育家储师竹的学生，当年在南京车站当职员的黎松寿先生，向他介绍过黎自己在无锡老家的近邻阿炳，其高超的二胡、琵琶才艺，更使杨荫浏先生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为此，杨荫浏、曹安和是肩负着发掘、保护、研究民间音乐的重任，来为阿炳录音的。杨荫浏录音后，十分喜欢阿炳的音乐，甚至在返回天津的途中，反复听《龙船》等乐曲，致使钢丝录音原声带产生了噪音。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么一次普通的采录，会于不久即轰动中国乐坛，成为今日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发掘、保护之经典。会让一个默默无闻，已经败落却极具音乐天才的雷尊殿道士华彦钧一举成名而蜚声中外！
1984年夏，笔者在京就阿炳的一些情况，请教过曹安和先生，曹先生说：“从无锡给阿炳录音回到天津以后，我们非常喜爱阿炳的音乐，有次在放录音时，吕骥同志走过来，他边听边问‘这是谁拉的，功力不凡啊！’我们告知了原委，吕骥同志了解了阿炳的有关情况，看了资料，他问杨荫浏先生：‘这些录音可否借我听听？’事后一直没消息，大约过了半年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阿炳的音乐，阿炳的录音已被灌成唱片”（唱片编号为51189甲乙78转）。
曹安和
1909年出生在湖南湘潭的吕骥，1930年后曾三次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作为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教育家的他，几十年来对民族音乐研究和中国音乐史都做过大量的工作。他曾撰写过我国第一篇论述继承民族音乐遗产问题的专著，写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当时吕骥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和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
吕 骥
左起杨荫浏、李元庆、谭抒真、贺绿汀、李凌、吕骥，1954年摄
吕骥本人在《关于阿炳的回忆》一文中说：“听了之后，才知道这不是一般的民间音乐，也不是一般的二胡音乐，而是我国当代最杰出的音乐作品之一。”[2]
当他得知音研所仅把阿炳的音乐当作“这只是我们收藏的民间音乐”之后，便即刻提出：“像这样的作品，不能看作一般的民间音乐，应该立即向唱片社介绍，请他们制成唱片，广泛发行，使大家知道我们有这样优美的民间音乐。”[3]他还说，“特别是《二泉映月》，它是震撼人心的作品，不应该只是当作一般民间音乐资料珍品，收藏在资料室。”[4]
吕骥的态度，对阿炳音乐的问世，产生了关键性的作用，而他所处的位子，更为介绍阿炳音乐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曹安和先生所讲录音带借了半年多亦没有消息，原来是吕骥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吕骥还曾有通过杨先生聘请阿炳来学院工作的打算，后因阿炳有抽大烟的不良习惯，杨先生表示不便介绍。
关于阿炳录音之后，杨荫浏先生也谈起过，“有次约在1951年年初，放阿炳演奏录音，听的人说气魄太大了，吕骥、马可在外间屋子听到，说好得不得了。可惜这个人死了，不然可以请到学校来教二胡”。
王汝霖捐赠的1947年无锡正一派道士在上海大中华唱片厂录制的梵音、锣鼓曲唱片
1993年11月阿炳铜像揭幕瞬间（此铜像立于无锡市锡惠公园内，中央美术学院钱绍武教授作品）
阿炳的身世是不幸的，但他奉献给人类音乐珍品的艺术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我们在赞颂阿炳非凡的音乐才能时，在聆听他不朽的作品时，不能忘记发现、抢救、保护、推广、研究阿炳的杨荫浏、曹安和、吕骥三位我国杰出的民族音乐家。
1987年10月钱铁民（左一）参加中国音乐史学会会议，参观工厂时与钱仁康（左二）合影
【注释】
[1]此文发表于无锡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无锡市史志办公室、无锡市锡惠公园管理处，等编：《道教音乐传人——民间音乐家华彦钧》，《无锡史志》编辑部出版，2006年，第228页，此处略有改动。
[2]吕骥：《关于阿炳的回忆》（代序），阿炳艺术成就国际研讨会组委会编《阿炳记——民间音乐家阿炳研究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第1页。
[3]吕骥：《关于阿炳的回忆》（代序），阿炳艺术成就国际研讨会组委会编《阿炳记——民间音乐家阿炳研究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第1页。
[4]吕骥：《关于阿炳的回忆》（代序），阿炳艺术成就国际研讨会组委会编《阿炳记——民间音乐家阿炳研究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