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国古代中医学，有记载试开始于轩辕氏时期的昉，从《左传》开始有记载医人缓、和的事迹，是一种巫医并存的现象。后来又有神医扁鹊的故事，但都记述简略，其生平和医术都已经无法探究了。

东汉末年在我国诞生了三位杰出的医学家，史称“建安三神医”。其中，董奉隐居庐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杏林佳话；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理法谨严，被后世誉为“医圣”；而华佗则深入民间，足迹遍于中原大地和江淮平原，在内、外、妇、儿各科的临证诊治中，曾创造了许多医学奇迹，尤其以创制使用麻沸散（临床麻醉药）、施行剖腹手术闻名于世。华佗虽然也是我国最伟大的医学家之一，但由于是一介布衣，晚年又惨遭杀戮，故对其生平事迹，即便前有陈寿《三国志》，后有范晔《后汉书》，在方技列传中专门立传，载入史册，但所载均略而不祥。华佗的事迹，最初见于陈寿的《三国志·魏志》，是此书中所记的医家传记中较为易懂的一篇。华佗生活的时代，当是东汉末年三国初期。那时，军阀混战，水旱成灾，疫病流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一位著名诗人王粲在其《七哀诗》里，写了这样两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这就是当时社会景况的真实写照。目睹这种情况，华佗非常痛恨作恶多端的封建豪强，十分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华佗本是文人出身，一身书生意气，性格爽朗刚强，不图名利，对那些耽于功名利禄之人疾之如仇。他曾先后婉言拒绝太尉黄琬征招他做官和沛相陈珪举荐他做孝廉的请求，不追求荣华富贵，而宁愿手捏金箍铃，做一个平凡的民间医生，在疾苦的民间奔走，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医疗事业。行医生涯中，起死回生无数。民间流传着许多他救死扶伤、妙手回春的故事。华佗一生致力于医疗实践，医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由于长期的生活在民间，很注意向人民群众和民间医生学习和总结防治疾病的经验，加上他自己的刻苦钻研，使他获得了丰富的医学知识。他熟练掌握了养生、方药、针灸和手术等多种治疗手段，在内、外、妇、儿各科的临床诊治中，曾创造了许多医学奇迹，尤其擅长于麻醉，曾发明创造了名为“麻沸散”的麻醉药，为病人做大手术，比欧美人发明麻醉药要早一千六百多年。在外科医疗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治病的方法简便、经济，用药“处剂不过数种”，取穴也“不过一两处”，而且疗效都很高。同时倡导革新，反对守旧。在疾病的诊断、治疗和体育保健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和卓越的成就。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大肆宣扬孔孟之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和上流社会大搞炼丹、拜佛求仙，追求长生不死等迷信活动的时候，华佗以剖腹、刮骨等手术治疗疾病，提倡劳动和体育锻炼预防疾病，这不仅说明了他有反潮流的进步思想，而且是对“三纲五常”、“天命论”，最实际、最有力的批判。

华佗在医术上是多面手，并且每一面都达到了相当精湛的境界。他看病不受症状表象所迷惑，用药精简，深深明白身心互通的道理，并不滥用药物。更可贵的是，华佗感悟到行医治病的最高境界——治病不如防病，重视预防保健，强调“治人于未病”，观察自然生态的各种现象，教人调息生命，保持和谐的状态。为后人提供了积极预防疾病的方法。但对于病入膏肓的患者，则不加针药，坦然相告。他的精湛医术或许早已被现代的科技赶上，但这种不贪富贵、看重生命的风范，则永远是历代医师的楷模。几千年来代代相传的华佗故事虽是正史与传说相参，真实与想象互补，史实与艺术交织，医学与文学融合，有血有肉、侠骨柔肠的华佗形象成为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在中国民众的心目中，华佗有神医之技、大医之德、良医之貌，他不仅是一位医生，更是一个文化符号，象征着先进的中国传统医学，象征着中国士人对独立人格的追求，象征着优秀医生的医德风范。后世每以“华佗再世”、“元化重生”称誉医家，足见其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