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佗与曹操
华佗与曹操何时结识众说纷纭:《三国演义》把华佗和曹操相见的时间放在曹操临终前,也就是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公元219年)前。而最近一部文学作品却把华佗与曹操相识的背景说成是在官渡之战的前后,也就是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左右,这些结论都只是根据文学作品情节发展的需要安排的,并没有多少史料的依据,因此不足凭信。其实华佗与曹操相识还需从三国时代闻名的政治家陈登说起。《三国志》原文是:“太祖闻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佗针灸,随手而差。”(《三国志·方技传》)是说曹操听说华佗治疗陈登的寄生虫病这件事,才知道有华佗这个人的。从这里我们不难推定,曹操是在陈登死后才与华佗开始最初交往的,也就是说陈登的死期便是华佗与曹操相见的最早时限。那么陈登死于何时呢?据《三国志·方技传》记载,广陵太守陈登患病,华佗为他诊脉后认为,陈登胃里有虫三升,是吃“腥物”引起的,因而给他开了汤药,吃后果然见效,然而华佗又说,陈登的病三年以后还会复发,遇到良医才能救治,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三年后果然不出华佗所料,陈登旧病复发无良医而死。这件事传到曹操耳中,曹操才把华佗召在左右,让他为自己针灸治疗头疼病。很可惜,史书只说陈登年三十九而卒,至于死于何年,却无明确记述。值得庆幸的是在今本《三国志》辑录的《先贤行状》中记载着陈登“年二十五举孝廉,除东阳长,养省育孤,视民如伤。是时,世荒民饥,州牧陶谦表登为典农校尉,乃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杭稻丰积。”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陈登在二十五岁的时候被举为孝廉,任东阳县的长官,极为爱护百姓,上级长官陶谦为此表彰陈登。假若我们知道了陈登在什么时候做为农校尉被上级表彰,也就大致知道了陈登二十五岁时的纪年。这里首要的问题是,陶谦何时作徐州牧。在《三国志》《后汉书》中我们查到了陶谦为徐州牧是在汉献帝“都”长安的时期。《三国志·二公孙陶四张传》中说:“董卓之乱,州郡起兵,天子都长安,四方断绝,谦遣使间行致贡献,迁安东将军。徐州牧封湮阳侯。是时,徐州百姓殷盛,谷米封赡。流民多归之。”《后汉书》与《三国志》所载略同。查汉献帝到西京(长安)的时间是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因此汉献帝升陶谦为徐州牧最早不可能早于公元190年。也不会迟于兴平元年(194年)。因为陶谦死于这一年。再根据史书的记载,董卓在长安以东抵御州郡义兵,“四方断绝”是在初平元年三月至初平二年四月。四月,董卓还长安,秋,袁绍引军去冀州,东禁遂解,因此陶谦为徐州牧应在这段时间内。那么陶谦是在何时任用陈登为典农校尉呢?结合之前的推断,陶谦只是在任用了陈登以后,才出了五谷丰登的富庶景象,才有可能向被围困的汉献帝遣使纳贡,因此州牧陶谦授予陈登典农校尉极大可能是在190年到191年之间的一段时间,这也就是他二十五岁时的那一年。那么史书记载陈登只活了三十九岁,因此他的死期应该在204年至205年之间,也就是建安十年前后,如果我们对《三国志》中记载的曹操是在听闻华佗诊治陈登病后才召华佗到自己身边,这一点不怀疑的话,那么结论必然是曹操与华佗结识大约是在公元205年前后。
华佗由于治学得法,医术迅速提高,名震远近。正当华佗热心在民间奉献自己的精湛医术时,崛起于中原动乱中的曹操,闻而相召。曹操初见华佗,想一探虚实,就给他开了副帖子,实际是首四言谜语诗:“胸中荷花,西湖秋英。晴空夜珠,初入其境。长生不老,永远康宁。老娘获利,警惕家人。五除三十,假满期临。胸有大略,军师难混。医生接骨,老实忠诚。无能缺技,药店关门。”华佗挥笔答出16种药名:穿心莲、杭菊、满天星、生地、万年青、千年健、益母、防己、商当归、远志、苦参、续断、厚朴、白术、没药。
在《三国演义》里,第七十八回是“治风疾神医身死”的故事。原来,曹操独揽大权,专横跋雇。自赤壁之战败后,恼羞成疾,得了一种头风病,每次发作都是头痛难忍。请了很多医生治疗,都不见效,御医也不能医治。小说中写曹操在洛阳埋葬关公之后,“每夜合眼便见关公”,由此更加惊恐成疾,旧病复发,“头脑疼痛不可忍”。文武百官都十分忧虑,遍寻良医终“不能痊愈”。正当危急之时,有华歆荐举华佗。华歆道:(华佗)医术之妙,世罕见:但有患者,或用药,或用针,或用炙,随手而愈,若悲五脏六腑之疾,药不能效者,以少林肺(沸)汤饮之,令病者晕。醉死,开其腹,以药,光其月压腑,病人略无俘痛洗毕,然后以药线缝口,用药敷之;或一月、或二月,即平复矣其神妙如此,罗贯中在这里用画家的“三染”法,层层加色,以突出华佗医术之神妙。
听说华佗医术高明,曹操就请他医治。华佗在曹操胸椎部的鬲俞穴进针,只给他扎了一针,片刻便脑清目明,头痛立止。曹操大喜,封官赏银,华佗都没有接受。并如实相告:“您的病,乃脑部痼疾,近期难于根除,须长期攻治,逐步缓解,以求延长寿命。”曹操听后,以为华佗故弄玄虚,因而心中不悦,只是未形于色。他不仅留华佗于府中,还允许他为百姓治病。公元208年,曹操操纵朝政,亲自处理国事,并自任丞相,总揽军政大权,曹操怕自己的病再发,就强要华佗留在许昌做自己的侍医,便要求华佗放下其他的事情,长留府中,专门做他的侍医。这对以医济世作为终身抱负的华佗来说,要他隔绝百姓,专门侍奉一个权贵,自然是不愿意的。华佗禀性清高,不爱慕功利,又本是读书之人,却被人看成是以医术为职业的,心里常感懊悔,不愿做这种形同仆役的侍医。何况,曹操早年为报父仇,讨伐徐州的陶谦,坑杀徐州百姓数万人,尸体壅塞,泗水为之不流,接着又连屠取虑、夏丘诸县,所过“鸡义亦尽,墟邑无复行人”。徐州是华佗后期行医和居住之地,与那里的百姓休戚与共,内心岂不愤慨!因而决心离开曹操。华佗长期远离家乡,想回去看看,就对曹操说:“刚才收到家中的来信,想准备回家一趟呢。”临行前献给曹操一剂药方,是中药八味:木贼、寄生、乌头、防风、恶实、当归、天冬、滁菊各3钱。曹操对医学较为熟悉,最初看,知道是祛风养血之品,深信不疑。后来病情加剧,服用华佗给的这剂药方,却不大见效,时间久了一点作用都没有。
等了些日子,曹操几次写信要华佗回来,又派地方官吏去催。华佗到家后,以妻子有病为借口来推托,多次请求延长假期不肯回来。华佗自恃有才能,厌恶吃侍候人的饭,又推说妻子病得厉害,还是不上路。曹操很生气,派人前往查看,并告诉前去催促的官吏:如果他妻子确实生病,就赐赠四十斛小豆,放宽假期;如果他虚假欺骗,就逮捕押送他回来。不久,华佗就被抓回许昌,继续为曹操治病。华佗诊断之后,说:“丞相的病已经很严重,不是针灸可以奏效的了。这个病其实除根并不难,就看丞相怕不怕?”曹操一听,哈哈大笑,说:“老夫带兵多年,出生入死,如小儿游戏一般,何时有半个‘怕’字,哈哈哈!”华佗还是认真地说:“丞相,这治病和打仗可是两码事儿,两个理儿,事先我得和您提醒啊!”曹操急了:“你就别和我绕弯子了,干脆点说吧。”华佗说:“丞相这偏头痛,是因为脑子里有了‘风涎’,如果不及时取出来,是会有生命危险的。这病用药、针灸都不会除根,我想还是给你服用麻沸散,然后剖开头颅,施行手术,取出‘风涎’。只有这样才能除去病根。”曹操一听,勃然大怒,指着华佗厉声斥道:“头剖开了,人还能活吗?”华佗赶紧补充道:“丞相别担心,前一阵子,我在襄阳替关羽疗伤,就类似这种疗法,叫‘刮骨疗毒’,丞相这叫‘刮液疗脑’。”本来,曹操就疑心华佗要谋害他,脑子切开人还能活吗?他想到两军对垒,一刀劈下半个脑袋,人就栽倒在地,一命呜呼。华佗的补充,不仅没有使他放心,反而让曹操更加怀疑。想起华佗刚刚从蜀地回来,就更加不高兴,说:“哪有这样治法的,难道你是西蜀派来的奸细?”华佗一听哈哈大笑道:“丞相,别怪老夫放肆,刚才担心你怕,你不信,现在果然是怕了。医生志在救人,可不管哪一方那一派的。再说,你们两方都志在统一,为国为民。想不到丞相如此英雄,心胸竟这么狭窄?俗话说得好,‘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不治,你就让我走吧。可不能冤枉我是奸细啊。”这一席话,讲的曹操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的。他一向带兵理政,发号施令惯了,何曾有人敢对他这样讲话的?立时恼怒起来,叫道:“住嘴,你不是奸细是什么?岂能让你走,来人啊,把他抓起来押下去!”
曹操天资聪明,再次仔细的思考华佗上次临行前留下的药方,竟是一首藏头诗,终于大悟,更加怒气冲天。
华佗被递解交付到许昌监狱,严刑拷打要他服罪。华佗坚贞不屈,矢志不移。这时荀彧向曹操求情说:“华佗的医术确实很高明,是世间少有的啊,关系着人的生命安危,应该宽容赦免他。”曹操一意孤行说:“不用担心,天下会没有这种无能鼠辈吗?”终于判决了华佗的死罪。华佗临死之前,仍旧不忘济世救民,将已经写好的《青囊经》取出来,交给狱吏说:“这书可以用来救活人。”狱吏害怕触怒曹操不敢接受,华佗也不勉强,便讨火来把书烧掉了。可惜,曹操疑心太重,不仅没有采用华佗的“开颅取涎”的治疗方案,反而将华佗“拿下狱中”拷问,终至华佗屈死狱中,一代神医遭逢如此不幸,令人悲愤不已!华佗死了以后,曹操脑神经痛仍旧没有好。曹操说:“华佗本来能够治好这种病。这小子有意留着我的病根,想借此来抬高自己的地位,既然如此,如果我不杀掉他,他最终也不会替我断掉这病根的。”直到后来他的爱子仓舒病危,曹操才感叹地说:“我后悔杀了华佗,使这个儿子活活地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