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阴阳观

阴阳，是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最初作为哲学概念的提出，是在《易经·系辞》上：“一阴一阳谓之道”，把阴阳的存在及其相互间的运动变化规律视为自然界的基本运动规律。《内经》继承和发扬了先秦诸子和《周易》的阴阳学说，不仅把天地万物及人看做阴阳二气的生成物，而且认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在中医学看来，人体就是一个充满阴阳对立的有机整体，人体的一切组织结构，既是有机联系的，又可以划分为阴阳对立的两部分，人身的阴阳，背为阳，腹为阴；人身之腑脏中阴阳，脏为阴，腑为阳；肝、心、脾、肺、肾五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皆为阳。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的重要价值，就是提出了人体健康的标准以及维系健康的方法和原则。人体的健康状态就是阴阳双方在运动中既不偏盛，也不偏衰，二者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和状态。但由于各种外因和内因的作用而导致阴阳失调，出现阴阳偏盛或偏衰就会发生疾病。

在“天人合一”思想的主导之下，华佗认为，只要自然界阴阳二气保持相对的平衡，人是不会发病的。所以，他说：“阴阳平则天地合，而人气宁。”反之，自然环境中阴阳二气失去平衡，人体阴阳二气同时亦会失衡，造成上下否格，不能互济的局面从而使人发病。因为人体阴阳变化是与自然界同步的。这一道理，华佗已经明确指出：“阴阳逆，则天地否而人气厥……阴气下而不上曰断格，阳气上而不下曰绝经。”形象生动地论证了由于阴阳不相交感所产生的一系列发病机理，并且进一步阐明“否格者，谓阴阳不相从”的病理观点。华佗还认为疾病的轻重与阴阳盛衰的不同有着密切联系。所谓盛衰，实指阴阳之变化。由于阴阳盛衰是按一定时间而变化，如一年之中的春、夏、秋、冬之分，一日之中又有晨、午、昏、夜之别等等。这些不同时的阴阳之变，对疾病的影响亦不同。华佗根据这一客观事实提出了“阳病则旦静，阴病则夜宁……阳虚则暮乱，阴虚则朝争。朝暮交错，其气厥横”的见解。

对于机体因不能适应自然界气候变化而导致的病变，应如何治疗？华佗认为，仍应从“天人相应”这一基本观点中，积极地探求病源，采取适应自然界变化的措施，才能达到“形体有可救之病，天地有可去之灾”的目的。至于怎样才能使“形体有可救之病”，他认为，既然“人者，成于天地，败于阴阳，由五行从逆而生”那么“顺逆之法”亦应“从乎天地，本乎阴阳”。即是说从阴阳盛衰入手，使“阳阳济等，各有攀陵”，而达到“明阳相应，方乃和平”的目的。

阳尊阴卑，原是《周易》之基本观点。《周易》以乾阳为首，论乾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论坤曰，“至哉坤元，万物滋生，乃顺承天。”《系辞》亦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也”。这就定下了阴阳贵贱的基调。对于这一观点，《内经》亦受其影响，在论述明阳时，阳贵阴贱的思想亦时有显现。贵阳贱阴是华佗学术思想的又一特点。华佗认为，无论是自然界或人体，阳位总是大于阴位的。这一思想的形成对于认识人体生理病理以及辨证论治起着指导性的重要作用。“阳始于子前，末于午后，阴始于午后，末于子前”之说，则是华佗的对阳位大于阴位的具体描述。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华佗在人体生理方面认为：“阳者生之本，阴者死之基……得其阳者生，得其阴者死”，“顺阴者多消灭，顺阳者多长生”。在病理上，华佗则指出“阴之病，来亦缓而去亦缓；阳之病，来亦速而去亦速”，“阳候多语，阴证无声；多语者易济，无声者难荣”，“阴中之阴者，一生九死，阳中之阳者，九生一死。阴病难治，阳病易医”。所以，华佗强调要维护人之阳气，提出“阴常易损、阳常易盈”的治疗原则。从而反映了“有一份阳气，就有一份生机”的哲理。华佗这种贵阳贱阴思想，实质是对《易经》“天尊地卑”学说在医学上的一大发展，从而形成自己别具一格的学术特点，以致对后世影响很深。如：宋金时期的张元素，就是在继承发展华佗这一学术观点的基础上，主张治病要多用温补，少用寒凉，以免伤及阳气，并在其所著《医学启源》一书中，完整地引用了华佗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内容。李东垣师承张元素，尤其重视脾胃阳气的升发功能，曾撰《脾胃论》等专著，强调脾胃阳气的重要性，“补中益气汤”则是其学术主张的代表方。还有以温肾著称的王好古以及其他有关医学名家，无一不是前后相承这一学术观点的，只是各有侧重而已。

总观华佗对疾病的产生、变化机理的认识，充分体现了《易经》阴阳交感思想。从而极大地丰富了阴阳五行、脏腑气血辨证的内容，为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深入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