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华佗之死

“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三国志》的这段记载，描绘了华佗的不愿出仕的“隐士”形象。不过他并不穷居荒山，而是悬壶济世，行迹满天下，算得上“隐于市”的人物。并且华佗“恃能，厌食事”，相信自己可以靠医术生活，而不乐意做拿俸禄的医官。就是这样一个真隐士，曹操杀了他。

据《三国志》记载，华佗医术高超，又热心为百姓诊治，因而在民间享有很高的声望，声名远扬，曹操患头疼病，后来因亲自处理国事，病情更加严重，“太祖闻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佗针鬲，随手而差。”曹操听说后，派人将华佗召去，令其守候在左右专门为自己治病。因为他有“头风”（可能是三叉神经病），“每发，心乱目眩”，苦不堪言，多方治疗不愈”。但是，华佗对当时做御医的状况并不满意，本是读书人，却被人看成是以医术为职业的，心里常感懊悔。他感到此病很难断根，要拖很长时间，“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后因思念家室，请假探亲，但到家以后，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太祖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佗持能厌食事，犹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检：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其虚诈，便收送之。于是传付许狱，考验首服。”期间谋士荀勖请求曹操说：“佗术实工（指医术确实高明），人命所县（悬），宜含宥之。”要求他宽容处置。但曹操不听，说：“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又看临行前献给曹操的药方，乃中药8味：木贼、寄生、乌头、防风、恶实、当归、天冬、滁菊各3钱。曹操颇为了解医术，仔细研究，乃祛风养血之品，最初深信不疑。后来病情发作，以方试之，初获小效，久服反觉无功。曹操天资聪明，细思方药，终大悟，怒杀华佗。《三国志》中的这一史实告诉我们——华佗死了，是曹操杀死了华佗。

荀彧向曹操求情说：“华佗的医术确实高明，关系着人的生命安危，应该宽容赦免他。”曹操说：“不用担心，天下会没有这种无能鼠辈吗？”终于判决了华佗死罪。华佗临死前，拿出一卷医书给守狱的官吏，说：“这书可以用来救人。”狱吏害怕触犯法律不敢接受，华佗也不勉强，讨火来把书烧掉了。东汉末年的著名医学家华佗被曹操杀害，已成定案。对此，曹操亦不否认，多次公开承认华佗是他杀害的，如《三国志·华佗传》就记载有：“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及后，仓舒病困，太祖叹曰：吾侮华佗，令此儿强死也”。但曹操为何要害华佗？却值得分析。

曹操为何要杀掉华佗呢？《三国演义》对此的解释可谓深入人心。在该书的第七十八回中，罗贯中详细地描写了曹操杀华佗的经过。曹操为了造建宫殿，亲自挥剑砍伐跃龙祠前的梨树，得罪了梨树之神，当晚就做了个噩梦，惊醒之后便得了头痛顽症，遍求良医，均不见效。后来，华歆向曹操举荐了华佗，曹操立马差人星夜兼程将华佗请来为他看病。华佗认为曹操头痛是因中风引起的，病根在脑袋中，不是服点汤药就能治好的，需要先饮“麻肺汤”（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麻沸散”，是华佗发明的一种麻醉剂），然后再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才可能去掉病根。多疑的曹操以为华佗是要借机杀他，为关羽报仇，于是命令左右将华佗收监拷问，致使一代神医屈死在狱中，而华佗所著的《青囊书》也因此失传。曹操是因疑心华佗有为关羽报仇之嫌，没有采用华佗“开颅取涎”的治疗方案，反将华佗投置狱中，拷打至死。华佗被处死后，曹操头风病犯了的时候，无人医治，就越来越重，十分痛苦，但他仍在怨恨华佗，说华佗明明能根除他的病，却不一次治好，借此来抬高自己，就算不杀他，他也不会为自己治好病的。直到他的爱子仓舒病危时，才叹息道：“我后悔把华佗杀死了，否则我的孩子也不会死了。”

对于华佗的被杀，历来都以为华佗医德高尚，没有过失，责任全在曹操。根据史书，华佗确实有高尚的医德，死前还希望通过狱吏把自己写下的医疗经验公之于世，救人活命。他不幸被杀，也一直为人们所痛惜。《三国演义》把华佗被诛杀的原因归为曹操的多疑，毕竟属于艺术虚构，不足为据，自然不会被大多数人所认可。近几年来关于曹操为何诛杀华佗，中外学者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观点：最主要的一种观点认为曹操诛杀华佗的原因在于华佗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入仕做官才是其人生目标，有弃医从政的欲念，而且他“为人性恶”，因此就利用为曹操治病的机会，两度要挟，但曹操看他没有为官的才能没有加封，华佗对于此耿耿于怀，就故意延误曹操的病情，辞家不归，触怒曹操，结果被杀。华佗冒犯并触怒了曹操，而曹操并没有把华佗当成一个“人”来看待，更没有尊重华佗的人生选择。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华佗才气大，颇为自负，认为陈珪、黄琬荐举的官职都不大，不肯为之；二是他已经迷恋上医学，不愿为此小官而抛弃所喜好的医学。而这两点原因归根到底就是华佗嫌官位太低。但是其实这是站不住脚的，东汉时期，除世袭之外就是举荐制，而且都是从孝廉做起。华佗如果热衷于仕途，他怎能错过这样的机会。由此可知华佗对功名利禄是不屑一顾的，绝不是那种企踵权贵、投机钻营、图谋仕途之人。对待曹操，态度也是如此，可以为其治病，但不愿长期服侍左右。所称华佗“厌食事”，即他不愿混迹于达官显贵之间，受人指使，为其效力。因此，说“华佗原想通过给曹操看病，接近曹操，指望他这位权力很大的同乡封他一个官位”，是立不住脚的。

我认为曹操之所以诛杀华佗一方面是他的政治权威遭到了华佗的否定，另一方面他认为华佗对于他没有使用价值。华佗并不愿在乱世为官。在封建社会里，读书人大多以出仕为荣。而华佗则不然，其终身以医为业，矢志不移。社会环境正是其放弃仕途的重要原因，东汉桓帝、灵帝之际，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朝纲不正，政出私门，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人民陷入了深重的苦难之中，华佗立志弃绝仕途，以医济世。华佗少时“游学徐土，兼通数经”，对儒家学说颇有研究，但无意仕途，“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华佗并没有弃医从政的思想。陈寿《三国志·华佗传》说华佗“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因此便有学者认为华佗有弃医从政的思想。但是，“佗之绝技，皆此类也。为人性恶，难得意，且耻以医见业”这句话在范晔《华佗传》中是在“曹操闻而召佗，常在左右”之后。陈寿《华佗传》中“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句也是在“太祖闻而召佗，佗常在左右”之后。显然，华佗引以为耻的，并不是从医这个职业，而是“常在曹操左右之侍医”。侍医供人使唤，形同仆役，何况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的华佗对曹操为报父仇杀了徐州全城百姓自然不满，曹操要华佗专侍，华佗自然不肯依从。虽能依附权贵，却非华佗理想。士人追求的是精神上的通达，而非声名、地位的显赫，遭受胁迫，这些是华佗以为可耻的。华佗无意于仕途而专事医药，不愿做官，愿为良医，华佗“常自悔”的是不能作为一个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医生，后悔只能困于曹营被蔑视为桀骜不驯的“小人”、“鼠辈”。所以不能从“以医见业，意常悔之”，就盲目断定华佗有弃医从政的思想。

华佗辞曹归乡的真正原因一方面是不愿当侍医，另一方面是思乡心切。封建社会是一个专制的社会，封建统治者非常注重自己的绝对权威，常常要求属下对自己绝对服从。当他们的权威受到属下否定时，除非在政治需要的情况下，会采取宽容的态度，否则，往往会采取轻重不同的方式进行制裁，甚至不惜剥夺对方的生命，来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尊严。官渡一战之后，曹操平定了北方，成为当时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朝中的大臣劝他晋封为魏王。这使曹操的自尊心和权力欲得到了极大满足。他和多数封建统治者一样，在自己位高权重的时候，就想在各个方面来突出显示自己的威严。虽说曹操效仿周文王没有称帝，但在他的内心，自己就是皇帝，下属就是臣子，他的号令、他的意见就是铁律，下属必须无条件执行，否则就必须受到严惩。正因为如此，他的属下绝大多数对他是尽心尽力、尽忠尽勇，久而久之，他的实际地位远远超过了汉献帝。华佗从小饱读经书，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作为一名医生，他身怀济世救民的理想。在曹操成为实际统治者之后，就驾空了汉献帝，华佗自然就会有不愿与曹操为伍的想法，在曹操“使佗专视”的情况下，他就以“妻病”为由，返回家乡。即使是曹操多次下诏催促，华佗仍不理会。因此，华佗违抗了曹操的命令，欺骗了曹操，使曹操的政治权威受到了否定，使曹操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这对于曹操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华佗犯了“不从征召罪”和“大不敬罪”，即便是荀彧以“佗术实工，人命所县，宜含宥之”来为华佗求情，但曹操还是依据汉律处死了华佗。曹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在曹操的身上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一种实用主义精神。他注重的是收获、效果和事实，用曹操自己的话可以概括为：“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

曹操自身有时也体现着矛盾的双重性格。他有时嗜杀成性，有时又悲天悯人；他既宽容仁让，又睚眦必报。他为报父仇，征伐陶谦，死者数万；为保全自己，杀掉了吕伯奢全家。同时他又对百姓极其体恤，“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他能够宽容写檄文辱骂他的陈琳，又容不下对其立过汗马功劳的荀氏叔侄。这看似矛盾的性格事实上很好解释，其实曹操做事的一个准则就是实用。一个简单的法则就是对我有用则留，无用则诛。曹操是一个很关心民生疾苦的人，无论从《对酒》“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德广及草木昆虫”，《蒿里行》“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这些感人肺腑的诗句还是他体恤百姓的诏令里，都能让我们感受到曹操对百姓的体恤和关爱。但是一旦是触及到了自己的利益，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员，曹操是绝对不会不留情的。所以死在曹操手下的人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但是曹操“留”和“诛”的标准就是“对自己有用还是没用”。他为了平定北方，扩张自己的领土，并不怜惜百姓的生命，大肆屠杀。“术走襄邑，追到太寿，决渠水灌城”；“太祖征（陶）谦。攻拔十余城，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五月，毁土山、地道，作围堑，决漳水灌城，城中饿死者过半”。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他可以不计前嫌，重用有杀子之仇的张绣，将反复无常的张鲁一家封为列侯。当他认为一个人危及自己的利益，又对自己没有“使用价值”的时候，便毫不留情，他处死了边让、袁忠、杨修、孔融等，逼死荀彧、荀攸。但他在杀死杨修之后又带着重礼去探望其父杨彪；逼死荀彧、荀攸之后又下令褒奖他们，厚待他们的后人。这些行为也只不过是出于大局和政治上的需要。

传说华佗在被曹操监禁之后，在狱中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妻子。妻子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便带着干粮，连夜步行到许昌去探望华佗。谯郡离许昌有五百多里地远，当她还没有赶到许昌的时候，华佗就已经遇害死了。可是他的妻子哪里知道啊，她还是走啊走啊，走了好多天。这一天，走到已经离许昌三十多里的一个小村庄上，她向村民讨杯水喝，顺便问道：“大爷，这里离许昌还有多远啊？”“不远，就三十里地了。”村民回答。“从哪里走？”“从村西官道向南一直沿着大路走，就可以到许昌了。”村民问她：“大嫂，你不是此地人吧？”“我是谯郡人呢。”“那这么远一个人到许昌干啥啊？”“是去看望我丈夫的。”“你丈夫叫啥名字？”“他是医生，名字叫华佗。”“呀，华佗！”村民们一听是华佗的妻子，都止不住哭出声来。华佗妻子问道：“你们哭什么啊？”村民用手指着庄西头沙丘上的新土堆，对华佗妻子说：“华佗已经死在狱中了，那就是他的坟墓啊！”华佗妻子听说丈夫已经死了，如五雷轰顶般呆立在那里。过了有一阵，才放声大哭起来。她连着哭了三天三夜。全村的人都被她感动，也都十分怀念华佗，一起皆哭。哭出的声音，连许昌城都听得到！最后，华佗的妻子哭死在丈夫的坟前。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她，就把这个小村庄改名叫“哭佗村”。

总之，曹操诛杀华佗，既有华佗的不谙时事，更多的则是出于曹操个人的私利。在中国的文化理念中，曹操是奸臣，“挟天子以令诸侯”、“宁可我负天下人”的否定性形象也早就已经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因此，站在曹操对立面的上华佗自然地具有了正义的色彩、英雄的气质。在人们的心目中，华佗是以生命为代价与强权和邪恶进行着抗争。这很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在“强与弱”、“善与恶”、“正与邪”的二元对立中，彰显了历史的悲壮，唤起了民众对历史主人公的钦慕、仰敬。别林斯基曾经说过：悲剧“强烈地控制了我们的灵魂，以如此不可抗拒的魅力，使我们心向神往，给我们如此高度的享受。……我们深深同情斗争中牺牲的或胜利中死亡的英雄，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没有这个牺牲或死亡，他就不成其为英雄，便不能以自己个人为代价实现永恒的本体力量，实现世界的不可逾越的生存法则了。”在此，“华佗之死”的事件已超越了“实证主义历史”的客观真实性，而具有的审美学和伦理道德上的价值与意义，并在民众的集体意识中形成了种种永恒性的“观念”。华佗是集美善于一身的具有历史超越性的精神象征，他已经凝固成了一个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守望健康的理想寄托。历史中的华佗究竟怎样已经不再重要，因为人类的意识已经超越了历史实证主义的局限性，我们需要在一个具体可感的历史形象中赋予自己的理想人格和价值。华佗的意义不在于他是否是一位好医生，而在于他是中国医学发达领先的代表。华佗的形象象征着人类追求自由的精神诉求，同时也是人类美好理想的寄托。